刘远桥他是认定了一点,那就是大明朝这些官员的风气,是非常的扭曲,非常的变态的,已经失去了纲理伦常,已经把皇权都挤兑到了墙角的地步,所以是时候,对这方面进行整顿的时候了。
当然在这方面的时候,他也是面临巨大的压力的,所谓的仕林,就是由读书人组成,是中土各地乡绅的领导人物,无论是谁当皇帝,都不可能把这些人一网打尽,把他们都给忽略了。
这也就是为什么在过去的两千年之中,孔家一直都稳坐钓鱼台,无论是谁人当了皇帝,都必须礼遇孔家,给他们以功名利禄,否则就得不到仕林的支持。
据说当年的孔家,在朱元璋当了皇帝以后,朱元璋是给了他们很大的赏赐,很多的封赏,但是他们硬是看不起朱元璋这放牛娃出身的人,硬是对皇家爱理不理的,可见他们身上的优越性,已经达到了极点的时候。
刘家跟孔家之间的关系,也是及其的密切,这也是孔家跟朝廷最为关系最为密切的时候,孔家的嫡女嫁给了当今的皇帝,作为当今的皇后,母仪天下,是在许多读书人的眼里,这是非常振奋的,他们认为以后的朝廷,就改姓孔家,很多人都为此而欢欣雀跃,却不知道,这几乎就是盛极而衰的时候。
刘远桥表面上对于孔家和仕林十分的尊敬,十分的礼遇,但是他却是对这些人害怕到了极点,也都知道如果信任这些人的话,他辛苦打下来的天下和江山,很快的也会走向灭亡。
在朱明朝,这些人已经成为了朝廷的一部分,他们枝盘错节,势力根深蒂固,就连皇帝面对这些人,都得退避三分,想要做出一点有利的事和自救的事情,都做不到。
只要皇权与仕权发生冲突的时候,都会被无情的击退,都会被所有全体大臣的反对,大明朝的体制,就决定了大臣们反对,皇帝都做不了事。
比如说皇帝想开海禁,想向乡绅们收税,根本就做不到,因为皇帝这是触犯了大臣们和乡绅们的利益,他们集体反对之下,就是皇帝你再坚持,也都没有用,即使皇帝坚持的下了旨意,广发天下,但是也都执行不了。
像当年的万历皇帝,他知道乡绅们有钱,想向他们收税的时候,他可是在官员们的强烈反对之下,坚持的往天下派出了大量的太监,去各地收税,结果这只是皇帝向乡绅们收税的一种做法,硬生生的就扭曲成皇帝向老百姓们收税的一种做法了。
相信那时候的万历皇帝是泪流满面的,本来想的只是是劫富济贫而已,最后却变成了去打劫乞丐,从石头里面榨油,钱是弄到了一丁点,但是也都弄到了一身的骚味,他的名声也都臭到了极点,这估计也就是他看透了这些臣子们的本质,二十八年不上朝的原因。
但是现在,刘远桥最大的优势就是,已经改朝换代了,以前大明官场上奉为金科玉律的那一套,是证明是不行的。
最简单一点,如果能够证明是行的,大明为什么会灭亡?所以刘远桥它控制了朝廷,有军队和官员们的支持,反而可以绕过仕林,来重新实行自己心中的理想和计划了。
比如说刘远桥轻易的就改漕运为海运,通过海运把南方的大多数钱粮和赋税运往北方。
同时整个大明朝是禁海的,因为这是朱元璋定下来的,这是祖宗家法,同时也因为他们符合这些东南大海商们的利益,让他们可以垄断海上的贸易,独占这方面的好处,所以没有人可以反对。
即使朝廷之中有许多有识之士,认识到其中的巨大利益,也有人提出必须开海禁,必须向乡绅们收税,但是终究因为巨大的利益集团的反扑,变得无疾而终。
但是这些强大的势力,在新朝的时候,就显得没有那么的强大了,他们一直以为倚仗的祖宗家法和朝廷的律令,在这一刻都变成了一张废纸,什么作用和威严都没有了,刘远桥就可以在这一相当于白纸的基础上,重新的书写自己的字画。
以刘远朝的为人,自然就是务实主义,他就知道如果开海禁了,从事海上贸易,可以为国家带来多少的赋税,带来多少的收入。
而且天下间最有钱的,依旧还是这些乡绅,他们垄断了大多数的生意和贸易,只有向他们收税,才能够真正的搞到钱。
想当年的宋朝和明朝,国家一年的收入,可是动不动的就上千万和上亿,而大明倒好,居然敢拿出一个这么少的数字,这简直就是侮辱别人的智慧了,刘远桥一直就知道这方面巨大的问题,所以在制定新的规定的时候,他可就是死抓死扛这一点了。
所以在华夏帝国成立的时候,国税局基本上是与户部同时的展开工作,国税局的出现,是划走了户部很大一份的职责。
在以前的大明朝,流行清谈,流行于清贵和道德君子,大多数的官员,只会谈他自己有多么有理想,多么有抱负,文章做的多么的好,而不会讨论他们搞到了多少的赋税,很多官员都以自己收到了多的税为耻,认为这是向民间横征暴敛,徒令自己名声不好。
在这种风气之下,自然是人人公开的少声称少收税,暗地里则拼死的压榨百姓。
而在华夏帝国,这种风气却是进行了扭转,该收多少税,就是有明文的规定,税务方面是由国家进行的拟定,收税的就是由国税局来负责,基本上已经不由当地的官府负责,当然,当地的官府,只是起监督的作用,达到某种限制上的作用而已。
刘远桥有一件事是始终明白的,刘家能够崛起,是因为他们有钱,拥有足够多的资源。
没大明灭亡,那是因为其财政的崩溃,虽然拥有庞大的国家,广阔的国土,但是却因为整个行政体制的腐败和崩溃,根本就收不上税来,却就要承担这个国家所有的支出,这样子不崩溃才怪?
刘远桥他很明白,令国家不亡的原因,所以对于税收这一块和行政体制这一块,他是抓得很严的,总而言之就是,这些明朝的官员和京城的老百姓,首先就感觉到了新朝与前朝,根本上的不同。
前朝不会有这些道德和各方面的限制,但是新朝他丝毫的没有以收税为耻,也都丝毫的不会顾及自己的虚名,而是把务实的作风发挥到了极点。
在前朝,如果当官的在做生意,这是十分丢脸的事情,虽然很多官员都在暗地里面做生意,大捞特捞,但是他们公开是不会承认的,因为他们认为这是贱业,十分丢脸的事情。
但是华夏帝国则没有这方面的问题,他们认为只要是能赚钱的,都值得提倡,就连他们的官府,也都在组织贩卖各地的商品,为国家增添更多的收入,他们认为这是好事情,这一种风气的改变,令所有的老百姓都感受到一种希望。
这就是,你可以通过自己的努力,就获得足够多的粮食,还有住的地方,也就是因为这种风气的巨大改变,弄得整个社会都发生某种改变。
在此之前,大多数老百姓都是躲在家里面,他们不清楚华夏军的政策,不明白新的朝廷该会怎么样,虽然他们一再发出了安民告示,声称会绥靖地方,整顿治安,善待百姓。
但是哪朝哪代,哪个当官的,不是这么说的?真正能做到的又有几个?
历朝历代,王朝兴亡之中,最为倒霉的,还是这些小老百姓们,可以说,这段时期是百姓对华夏军,进行观望的一段时期。
但是可以这般的说,在观望期间,老百姓对于他们还是相当满意的,因为华夏军所实行的一系列政策,其实都是十分的正面,十分的积极的,主要就是务实,脚踏实地,不会像以前那么流行清谈,那么流行虚的东西,在老百姓的眼里,搞到足够的钱,自己吃得饱,穿得暖,这才是最为重要的事情,新朝的政策,在这方面算是对了老百姓的胃口。
而且更令老百姓感到喜悦的地方,新潮所采取的政策之中,虽然也加大了收税的力度,但是他们大大的减免了农民和小老百姓的税,而加强了当官的和乡绅的税收。
虽然历朝历代的官员,都是这么的自我标榜和吹嘘,富者多收,穷者少收。
但是大明朝硬是折腾成,富的不收,穷的多收,搞得富的逾富,穷的越穷,民不聊生。
但是华夏军现在所推行的政策之中,可真的向富人下手,因为他们跟前朝最大最大不同一点,那就是就连当官的都得收税,就连皇族中人都得交税,这就意味着没有人可以免税,以前的偷税漏税和投献之风,就没有了生存的空间了,这令这些老百姓,感到眼前一亮。
新朝确是与前不同。
当然在这方面的时候,他也是面临巨大的压力的,所谓的仕林,就是由读书人组成,是中土各地乡绅的领导人物,无论是谁当皇帝,都不可能把这些人一网打尽,把他们都给忽略了。
这也就是为什么在过去的两千年之中,孔家一直都稳坐钓鱼台,无论是谁人当了皇帝,都必须礼遇孔家,给他们以功名利禄,否则就得不到仕林的支持。
据说当年的孔家,在朱元璋当了皇帝以后,朱元璋是给了他们很大的赏赐,很多的封赏,但是他们硬是看不起朱元璋这放牛娃出身的人,硬是对皇家爱理不理的,可见他们身上的优越性,已经达到了极点的时候。
刘家跟孔家之间的关系,也是及其的密切,这也是孔家跟朝廷最为关系最为密切的时候,孔家的嫡女嫁给了当今的皇帝,作为当今的皇后,母仪天下,是在许多读书人的眼里,这是非常振奋的,他们认为以后的朝廷,就改姓孔家,很多人都为此而欢欣雀跃,却不知道,这几乎就是盛极而衰的时候。
刘远桥表面上对于孔家和仕林十分的尊敬,十分的礼遇,但是他却是对这些人害怕到了极点,也都知道如果信任这些人的话,他辛苦打下来的天下和江山,很快的也会走向灭亡。
在朱明朝,这些人已经成为了朝廷的一部分,他们枝盘错节,势力根深蒂固,就连皇帝面对这些人,都得退避三分,想要做出一点有利的事和自救的事情,都做不到。
只要皇权与仕权发生冲突的时候,都会被无情的击退,都会被所有全体大臣的反对,大明朝的体制,就决定了大臣们反对,皇帝都做不了事。
比如说皇帝想开海禁,想向乡绅们收税,根本就做不到,因为皇帝这是触犯了大臣们和乡绅们的利益,他们集体反对之下,就是皇帝你再坚持,也都没有用,即使皇帝坚持的下了旨意,广发天下,但是也都执行不了。
像当年的万历皇帝,他知道乡绅们有钱,想向他们收税的时候,他可是在官员们的强烈反对之下,坚持的往天下派出了大量的太监,去各地收税,结果这只是皇帝向乡绅们收税的一种做法,硬生生的就扭曲成皇帝向老百姓们收税的一种做法了。
相信那时候的万历皇帝是泪流满面的,本来想的只是是劫富济贫而已,最后却变成了去打劫乞丐,从石头里面榨油,钱是弄到了一丁点,但是也都弄到了一身的骚味,他的名声也都臭到了极点,这估计也就是他看透了这些臣子们的本质,二十八年不上朝的原因。
但是现在,刘远桥最大的优势就是,已经改朝换代了,以前大明官场上奉为金科玉律的那一套,是证明是不行的。
最简单一点,如果能够证明是行的,大明为什么会灭亡?所以刘远桥它控制了朝廷,有军队和官员们的支持,反而可以绕过仕林,来重新实行自己心中的理想和计划了。
比如说刘远桥轻易的就改漕运为海运,通过海运把南方的大多数钱粮和赋税运往北方。
同时整个大明朝是禁海的,因为这是朱元璋定下来的,这是祖宗家法,同时也因为他们符合这些东南大海商们的利益,让他们可以垄断海上的贸易,独占这方面的好处,所以没有人可以反对。
即使朝廷之中有许多有识之士,认识到其中的巨大利益,也有人提出必须开海禁,必须向乡绅们收税,但是终究因为巨大的利益集团的反扑,变得无疾而终。
但是这些强大的势力,在新朝的时候,就显得没有那么的强大了,他们一直以为倚仗的祖宗家法和朝廷的律令,在这一刻都变成了一张废纸,什么作用和威严都没有了,刘远桥就可以在这一相当于白纸的基础上,重新的书写自己的字画。
以刘远朝的为人,自然就是务实主义,他就知道如果开海禁了,从事海上贸易,可以为国家带来多少的赋税,带来多少的收入。
而且天下间最有钱的,依旧还是这些乡绅,他们垄断了大多数的生意和贸易,只有向他们收税,才能够真正的搞到钱。
想当年的宋朝和明朝,国家一年的收入,可是动不动的就上千万和上亿,而大明倒好,居然敢拿出一个这么少的数字,这简直就是侮辱别人的智慧了,刘远桥一直就知道这方面巨大的问题,所以在制定新的规定的时候,他可就是死抓死扛这一点了。
所以在华夏帝国成立的时候,国税局基本上是与户部同时的展开工作,国税局的出现,是划走了户部很大一份的职责。
在以前的大明朝,流行清谈,流行于清贵和道德君子,大多数的官员,只会谈他自己有多么有理想,多么有抱负,文章做的多么的好,而不会讨论他们搞到了多少的赋税,很多官员都以自己收到了多的税为耻,认为这是向民间横征暴敛,徒令自己名声不好。
在这种风气之下,自然是人人公开的少声称少收税,暗地里则拼死的压榨百姓。
而在华夏帝国,这种风气却是进行了扭转,该收多少税,就是有明文的规定,税务方面是由国家进行的拟定,收税的就是由国税局来负责,基本上已经不由当地的官府负责,当然,当地的官府,只是起监督的作用,达到某种限制上的作用而已。
刘远桥有一件事是始终明白的,刘家能够崛起,是因为他们有钱,拥有足够多的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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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远桥他很明白,令国家不亡的原因,所以对于税收这一块和行政体制这一块,他是抓得很严的,总而言之就是,这些明朝的官员和京城的老百姓,首先就感觉到了新朝与前朝,根本上的不同。
前朝不会有这些道德和各方面的限制,但是新朝他丝毫的没有以收税为耻,也都丝毫的不会顾及自己的虚名,而是把务实的作风发挥到了极点。
在前朝,如果当官的在做生意,这是十分丢脸的事情,虽然很多官员都在暗地里面做生意,大捞特捞,但是他们公开是不会承认的,因为他们认为这是贱业,十分丢脸的事情。
但是华夏帝国则没有这方面的问题,他们认为只要是能赚钱的,都值得提倡,就连他们的官府,也都在组织贩卖各地的商品,为国家增添更多的收入,他们认为这是好事情,这一种风气的改变,令所有的老百姓都感受到一种希望。
这就是,你可以通过自己的努力,就获得足够多的粮食,还有住的地方,也就是因为这种风气的巨大改变,弄得整个社会都发生某种改变。
在此之前,大多数老百姓都是躲在家里面,他们不清楚华夏军的政策,不明白新的朝廷该会怎么样,虽然他们一再发出了安民告示,声称会绥靖地方,整顿治安,善待百姓。
但是哪朝哪代,哪个当官的,不是这么说的?真正能做到的又有几个?
历朝历代,王朝兴亡之中,最为倒霉的,还是这些小老百姓们,可以说,这段时期是百姓对华夏军,进行观望的一段时期。
但是可以这般的说,在观望期间,老百姓对于他们还是相当满意的,因为华夏军所实行的一系列政策,其实都是十分的正面,十分的积极的,主要就是务实,脚踏实地,不会像以前那么流行清谈,那么流行虚的东西,在老百姓的眼里,搞到足够的钱,自己吃得饱,穿得暖,这才是最为重要的事情,新朝的政策,在这方面算是对了老百姓的胃口。
而且更令老百姓感到喜悦的地方,新潮所采取的政策之中,虽然也加大了收税的力度,但是他们大大的减免了农民和小老百姓的税,而加强了当官的和乡绅的税收。
虽然历朝历代的官员,都是这么的自我标榜和吹嘘,富者多收,穷者少收。
但是大明朝硬是折腾成,富的不收,穷的多收,搞得富的逾富,穷的越穷,民不聊生。
但是华夏军现在所推行的政策之中,可真的向富人下手,因为他们跟前朝最大最大不同一点,那就是就连当官的都得收税,就连皇族中人都得交税,这就意味着没有人可以免税,以前的偷税漏税和投献之风,就没有了生存的空间了,这令这些老百姓,感到眼前一亮。
新朝确是与前不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