还是被长官送去厨房做感恩节烤火鸡了。
说起来感恩节也快到了。最后维布建议我，试试做红菜汤，除了牛肉再放点牛椎骨，会让你感觉好很多。
我挂了电话，又想起他说他超过了三十五岁。在许多人的人生计划中，在三十五岁时取得一定的事业成就和稳定的地位已经算是非常理想了，然后他们才开始考虑要个孩子。青年时的迷茫和辛劳才过去，生活终于在他们面前铺展开一幅更明朗开阔的画面。但对于维布来说，平稳地度过这个年龄，好像是一件无与伦比的壮举。
突然门被打开了，道格拉斯走进来，一只手握着两个马克杯。我想接过他手上的瓷杯，他说：这是热巧克力，我们一人一杯。
说完，他捧着马克杯在壁炉边的沙发上坐下，你以前打球受过的伤会疼吧，洛杉矶的冬天的确不好过。
还好，去到哪里都会疼的。
我以前被日本人打过几枪，来到洛杉矶之后冬天总是会肩膀疼。
我喝了一口热巧克力，味道非常浓郁。我还不知道热巧克力能过缓解旧伤。
不能啊，只是很好喝而已。
我不禁莞尔，是啊，的确很好喝。
噢，这木珠链子很漂亮。
它绕在我的左手腕上，似乎这样会保护我骨折过得手腕不受疼痛侵扰。这是维布格雷格送给我的。
维布，是我认识的那个维布吗？
我想是的，他有时会提到你。
道格拉斯看着那串手链，沉默了半饷，叹息道：是吗他过得不算太坏吧？
比预期中的好很多，这是他亲手做的。我脱下手链，递给道格拉斯，刚才我们通了电话，他大概比他的父辈们情况好得多。
他举起手链，仔细地观察了一会儿，他很用心。
我很抱歉，道格拉斯，但我的确非常好奇，为什么你会帮助他？
你不用道歉，这不是什么秘密。道格拉斯把它还给我，我不知道你认识他，所以我以为你不感兴趣。在珍珠港遇袭时，我在大学读二年级，那时我非常讨厌家里的环境他们只关心怎么在这场战争里赚钱。于是我休学去参军了，我起初是在航空母舰上做后勤，在那儿我认识了比尔格雷格。
我点点头。他就是迪梅克格雷格所说的那位死在二战中的士兵，那个最正当的发疯理由。
道格拉斯继续说了下去：后来去瓜达尔卡纳尔岛上作战，他发现了好几次日本人的埋伏真是不可思议，第一次我们的长官差点因为他违纪而枪毙了他。然后有天晚上，他跟我说，他快要发疯了，他眼里都是血，他家里每个人都会发疯。然后如果你和维布是朋友，你会明白和比尔做朋友的感觉，我知道他能洞察人心、洞察一切，但我选择去相信他。于是他向我说出了他们家族的故事。是的，我相信他，但我无法拯救他，第二天我们和日本人作战时，他突然丢下了枪。
他救过我几次，但我根本没有想过去帮助他。我只觉得，我们睡在潮湿的帐篷里、随时可能遇袭，每天都在行军、作战，准备好去死，那样的环境当然会让每个人都感到快要发疯。我没有严肃地对他的问题，我本来可以救他，送他去做个精神检查但我什么都没有做。
我想要安慰道格拉斯，但我发觉他脸上一片平静。那是七十多年前的事情了，他是个智者，自己懂得开导自己。我现在已经不会觉得愧疚了，我放下了这些。我回到美国后，读完了大学。在我父亲死去之后，我得到了我的那笔遗产，我把它全给了格雷格家人。然后我离开纽约，来到了洛杉矶。我知道那笔钱不可能彻底解决他们的问题，但我选择不去想它。直到一九七零年，阿尔伯特莱特来向我求助，我才知道我实在低估了格雷格们的厄运。
噢，我听说过他。
他的妹妹，丽塔莱特是我的妻子。道格拉斯握着那串手链，缓缓地摩挲着。格雷格家人接受了巴比伦计划的实验，他的儿子，小阿尔伯特逐渐意识到那个计划糟透了，它毁了每一个格雷格家人，它还可能毁了更多人。由于资金不足，巴比伦计划被停止了，但小阿尔伯特知道它迟早会被重启，于是他销毁掉所有封存的资料。他被指控叛国，他还解决掉了一个来暗杀他的特工。最后我托一个朋友，把他装在货船上，送去了阿根廷。
他还活着？我一直以为他已经去世了，如果他活到现在，是个七十多岁的老人。天，那些都是非常遥远的年代了。
也许吧。我从来没和他联系过，我并没有打算邀请他来和我们一起过感恩节。
都过去了，我好像错过了很多。温妮会给我讲许多六十年代的故事，但这才像个传奇。
道格拉斯低头摇晃着他的热巧克力，在壁炉边，它依旧散发出一种幽微的甜味，像是窗外从树叶上随风滑落的雨水。六十年代，那时我已经四十多岁了，我看到的时代和她所经历的，是完全不同的。对我来说，只是些吵吵闹闹的却又留不下什么印象的日子，我只记得莎朗蒂被害。我见过她好几次，真可惜。但那时比起惋惜，我更多地担心我的妻子和孩子们，那时扎克和莉薇只有四五岁啊，好了，我继续不该破坏你对你外祖母黄金年代的好印象了。
尽管如此，道格拉斯还是和我说了很多。六十年代的嬉皮士们，他早慧天才的长子雷蒙德，在六八年到旧金山参加秋季计算机联合会议，他反复叮嘱雷蒙德不要相信任何传教者所说的爱。他还讲到年轻时，大萧条时代之后他经常在电影院里过夜，还有战前的纽约。
他很少向我提起往事，因为他说自己不想做个无聊的爱唠叨的老年人。但我喜欢听他讲过去的年代，最终引起了我一阵无名的惆怅。那些话好像不是对我说的，他只是借助我，重新梳理一遍他的人生，准备好与自己道别。
道格拉斯在感恩节第二天的深夜里去世，在安宁的睡梦里。整座大宅都陷入了一种无声无息的悲伤中，没有人恸哭哀嚎，我们沉默地坐在大厅里，偶尔抬头看一眼彼此，又一言不发。
有两百多人参加他的葬礼。我见到了小阿尔伯特莱特，他衰老的脸被大衣衣领遮去了一半，但我知道那是他。他因为我的注视而错愕了片刻，但我别人口中见证了他一生的传奇，却无意去向他搭讪。对于我而言，那个故事已经伴随道格拉斯的去世而落幕。
维布也参加了道格拉斯的葬礼，有些人认出了他，但乔舒亚扶过他，让他为道格拉斯献上花。
葬礼之后，维布找到了我。洛杉矶湿冷的天气让他的行动更为困难。抱歉，这里真是太让我难受了。
我不知道他是指刚下过雨、潮湿冰冷的空气让他的那条腿疼得要命，还是指那些人。我不敢想象走过那两百
说起来感恩节也快到了。最后维布建议我，试试做红菜汤，除了牛肉再放点牛椎骨，会让你感觉好很多。
我挂了电话，又想起他说他超过了三十五岁。在许多人的人生计划中，在三十五岁时取得一定的事业成就和稳定的地位已经算是非常理想了，然后他们才开始考虑要个孩子。青年时的迷茫和辛劳才过去，生活终于在他们面前铺展开一幅更明朗开阔的画面。但对于维布来说，平稳地度过这个年龄，好像是一件无与伦比的壮举。
突然门被打开了，道格拉斯走进来，一只手握着两个马克杯。我想接过他手上的瓷杯，他说：这是热巧克力，我们一人一杯。
说完，他捧着马克杯在壁炉边的沙发上坐下，你以前打球受过的伤会疼吧，洛杉矶的冬天的确不好过。
还好，去到哪里都会疼的。
我以前被日本人打过几枪，来到洛杉矶之后冬天总是会肩膀疼。
我喝了一口热巧克力，味道非常浓郁。我还不知道热巧克力能过缓解旧伤。
不能啊，只是很好喝而已。
我不禁莞尔，是啊，的确很好喝。
噢，这木珠链子很漂亮。
它绕在我的左手腕上，似乎这样会保护我骨折过得手腕不受疼痛侵扰。这是维布格雷格送给我的。
维布，是我认识的那个维布吗？
我想是的，他有时会提到你。
道格拉斯看着那串手链，沉默了半饷，叹息道：是吗他过得不算太坏吧？
比预期中的好很多，这是他亲手做的。我脱下手链，递给道格拉斯，刚才我们通了电话，他大概比他的父辈们情况好得多。
他举起手链，仔细地观察了一会儿，他很用心。
我很抱歉，道格拉斯，但我的确非常好奇，为什么你会帮助他？
你不用道歉，这不是什么秘密。道格拉斯把它还给我，我不知道你认识他，所以我以为你不感兴趣。在珍珠港遇袭时，我在大学读二年级，那时我非常讨厌家里的环境他们只关心怎么在这场战争里赚钱。于是我休学去参军了，我起初是在航空母舰上做后勤，在那儿我认识了比尔格雷格。
我点点头。他就是迪梅克格雷格所说的那位死在二战中的士兵，那个最正当的发疯理由。
道格拉斯继续说了下去：后来去瓜达尔卡纳尔岛上作战，他发现了好几次日本人的埋伏真是不可思议，第一次我们的长官差点因为他违纪而枪毙了他。然后有天晚上，他跟我说，他快要发疯了，他眼里都是血，他家里每个人都会发疯。然后如果你和维布是朋友，你会明白和比尔做朋友的感觉，我知道他能洞察人心、洞察一切，但我选择去相信他。于是他向我说出了他们家族的故事。是的，我相信他，但我无法拯救他，第二天我们和日本人作战时，他突然丢下了枪。
他救过我几次，但我根本没有想过去帮助他。我只觉得，我们睡在潮湿的帐篷里、随时可能遇袭，每天都在行军、作战，准备好去死，那样的环境当然会让每个人都感到快要发疯。我没有严肃地对他的问题，我本来可以救他，送他去做个精神检查但我什么都没有做。
我想要安慰道格拉斯，但我发觉他脸上一片平静。那是七十多年前的事情了，他是个智者，自己懂得开导自己。我现在已经不会觉得愧疚了，我放下了这些。我回到美国后，读完了大学。在我父亲死去之后，我得到了我的那笔遗产，我把它全给了格雷格家人。然后我离开纽约，来到了洛杉矶。我知道那笔钱不可能彻底解决他们的问题，但我选择不去想它。直到一九七零年，阿尔伯特莱特来向我求助，我才知道我实在低估了格雷格们的厄运。
噢，我听说过他。
他的妹妹，丽塔莱特是我的妻子。道格拉斯握着那串手链，缓缓地摩挲着。格雷格家人接受了巴比伦计划的实验，他的儿子，小阿尔伯特逐渐意识到那个计划糟透了，它毁了每一个格雷格家人，它还可能毁了更多人。由于资金不足，巴比伦计划被停止了，但小阿尔伯特知道它迟早会被重启，于是他销毁掉所有封存的资料。他被指控叛国，他还解决掉了一个来暗杀他的特工。最后我托一个朋友，把他装在货船上，送去了阿根廷。
他还活着？我一直以为他已经去世了，如果他活到现在，是个七十多岁的老人。天，那些都是非常遥远的年代了。
也许吧。我从来没和他联系过，我并没有打算邀请他来和我们一起过感恩节。
都过去了，我好像错过了很多。温妮会给我讲许多六十年代的故事，但这才像个传奇。
道格拉斯低头摇晃着他的热巧克力，在壁炉边，它依旧散发出一种幽微的甜味，像是窗外从树叶上随风滑落的雨水。六十年代，那时我已经四十多岁了，我看到的时代和她所经历的，是完全不同的。对我来说，只是些吵吵闹闹的却又留不下什么印象的日子，我只记得莎朗蒂被害。我见过她好几次，真可惜。但那时比起惋惜，我更多地担心我的妻子和孩子们，那时扎克和莉薇只有四五岁啊，好了，我继续不该破坏你对你外祖母黄金年代的好印象了。
尽管如此，道格拉斯还是和我说了很多。六十年代的嬉皮士们，他早慧天才的长子雷蒙德，在六八年到旧金山参加秋季计算机联合会议，他反复叮嘱雷蒙德不要相信任何传教者所说的爱。他还讲到年轻时，大萧条时代之后他经常在电影院里过夜，还有战前的纽约。
他很少向我提起往事，因为他说自己不想做个无聊的爱唠叨的老年人。但我喜欢听他讲过去的年代，最终引起了我一阵无名的惆怅。那些话好像不是对我说的，他只是借助我，重新梳理一遍他的人生，准备好与自己道别。
道格拉斯在感恩节第二天的深夜里去世，在安宁的睡梦里。整座大宅都陷入了一种无声无息的悲伤中，没有人恸哭哀嚎，我们沉默地坐在大厅里，偶尔抬头看一眼彼此，又一言不发。
有两百多人参加他的葬礼。我见到了小阿尔伯特莱特，他衰老的脸被大衣衣领遮去了一半，但我知道那是他。他因为我的注视而错愕了片刻，但我别人口中见证了他一生的传奇，却无意去向他搭讪。对于我而言，那个故事已经伴随道格拉斯的去世而落幕。
维布也参加了道格拉斯的葬礼，有些人认出了他，但乔舒亚扶过他，让他为道格拉斯献上花。
葬礼之后，维布找到了我。洛杉矶湿冷的天气让他的行动更为困难。抱歉，这里真是太让我难受了。
我不知道他是指刚下过雨、潮湿冰冷的空气让他的那条腿疼得要命，还是指那些人。我不敢想象走过那两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