列位看官，清廷为什么要将铁路收归国有？为什么让外国人来修铁路？
原来，前四川总督锡良，通过各种办法，先后筹集了铁路股金约一千六百七十万两白银。
但是，锡良调出四川后，接任川督的赵尔巽对修路并不积极。磨磨蹭蹭搞了两年，花费三四百万两白银，仅在宜昌附近修建了一条三十余里长的窄轨运料铁路。
清廷铁路高官大肆挥霍川汉铁路的集资款，不仅贪污川汉铁路的资金，还将从民间募集到的修筑铁路的现款，偷偷拿去上海炒股。
当时西方国家的汽车需求量大量增加，生产汽车轮胎的橡胶价格猛涨，导致橡胶股票疯涨。
上海新成立的橡胶公司多达四十余家，这些公司的股票发售后，在短短几个月内就上涨了好几倍。
因此，不仅上海的洋人和富商都去疯抢橡胶股票，甚至一些富家小姐也把首饰卖掉，到处托关系去抢购橡胶股票。
在一些投机分子的炒作下，橡胶股票仿佛成了让人一夜暴富的神票。
铁路高官当时手中握有巨额的筑路现款，他们看到橡胶股票不断疯涨，眼睛发红，心里发慌。
怀着侥幸的心理，违规满仓杀入，用全部现款去抢购橡胶股票。
可是几个月后，美国突然收紧闸口，宣布大幅度减少橡胶的进口。
此消息一出，伦敦和上海的橡胶股票立马一泻千里，橡胶股票顿时变成了一张废纸，结果造成了铁路公司五百五十万两白银的巨额亏损。
为了弥补铁路款的巨额亏空和增加投资，清廷邮传部大臣盛怀宣，以出让川汉铁路的修筑权，以及铁路干线两边的路政权益为代价，与美、英、法、德四国银行签订了借款合同。
合同规定撤销原来民间商办的川汉铁路公司，由朝廷统一收回铁路干线，交给美、英、法、德四国修筑。
由于四川在筹办川汉铁路之初，一些西方国家就千方百计想插手铁路。
四川的士绅们为了防止外国势力掠夺路权，集股章程规定：川汉铁路完全由中国人集股修建，不招外股，不借外债，非中国人概不准入股。
当时有一首歌谣唱道：
来日难，来日难，
要顾来日莫顾眼前，
自从光绪二十八年把路办，
银子凑了万万千。
也有官的商的款，
也有土药烟灯捐。
最可怜的庄稼汉，
一两粮也出这项钱。
要办铁路因为那一件？
怕的外国占路权。
……
因此，股东们认为，川汉铁路是光绪皇帝允许四川人民“商办”的，现在却突然收归国有，这是朝廷出尔反尔。
借外债让洋人来修路，赚取国人的钱，这是卖路卖国。
朝廷既要将川汉铁路收归国有，却又不退还股民的血汗钱，这是谋财害命。
五月二十日，邮传部大臣盛怀宣不顾四川人民的强烈反对，奉旨与英、德、美、法四国银行签订借款合同，共计借铁路资金六百万英镑。
当清廷向洋人借款修路的“四国借款合同”寄到成都后，就像在装满炸药的铁桶内投入了一把火。四川各界民众被炸开了锅，震惊后是奋起反抗。
全川股东纷纷跑到各地衙门公所去请愿和抗议，坚决反对借债修路，要求朝廷毁约和收回“上谕”。
四川省咨议局的蒲殿俊和罗纶代表广大股东，写成《请愿书》，马上去总督府见“护理总督”王人文，表达全体股东的诉求和愿望，要求清朝政府还四川人民一个公道。
各位看官，咨议局是一个什么机构？
原来在清朝末年，朝廷迫于国内外的政治形势，模仿西方立宪制，在各省建立审议机构——咨议局，其议员和议长由民意代表选举产生。
因此，咨议局在一定程度上代表了民意，具有西方议会的性质。
蒲殿俊和罗纶是什么来头？
蒲殿俊，四川广安人，自幼受传统文化教育，赴京应试中了进士，被官费选送到日本留学。
由于蒲殿俊的口才和文笔俱佳，在留日学生中有很强的号召力。
自从“庚子国变”之后，国人出于对列强的愤恨与恐惧，全国的舆论导向都是呼吁由国人自己来办铁路，“不借洋款”成为爱国的标志。
再加上官办铁路垄断资源，又容易产生腐败，因此兴起了一股民间商办铁路的热潮。
蒲殿俊与进步学生组成“川汉铁路改进会”，从日本上书清廷，揭露“租股”和官办铁路公司的弊端，要求四川铁路实行“商办”，得到光绪皇帝的允许。
消息传到日本，蒲殿俊兴奋之情溢于言表。
他写道：“伟大之业，三年晦暗胶扰垂破之局，得此临岩一转，岂惟本与全体股东之幸，亦吾国路政之一大纪念矣。”
蒲殿俊旋即由日本回国，与四川亲友一起集资，带头认购铁路股款三十余万两。
蒲殿俊作为立宪派的代表，在四川省咨议局成立大会上，他被选为议长。因此，为民请命是他的职责。
罗纶，四川西充人，幼时被人称为神童，十四岁考入成都尊经书院。
学成后应聘回乡，任顺庆府中学堂国文、历史教习兼斋务长。
其父是当地袍哥舵爷，他受父亲的影响，积极支持学生参加立宪运动。
因他曾亲率学生及绅、商、工、农各界代表两千余人赴督府请愿，要求速开国会，而名声大振。
后来，罗纶被西充原籍选举为议员。四川咨议局成立时，罗纶被选为副议长，与议长蒲殿俊一起，领导四川省的立宪运动。
王人文听了蒲殿俊等人的诉求后，接受了股民向朝廷递交的《请愿书》。
他对股民的遭遇表示同情，主张川汉铁路所存七百多万两白银的现款，应尽快全部退还给川人。
为了安抚股东，平息民众的怒火，王人文答应立即向朝廷上奏《请愿书》。
四川“护理总督”王人文在奏章中强调：川汉铁路关系到本省权利存废，川人对于铁路，所受痛苦本深，希翼路成或有取偿之望。一闻改归国有，群情自多疑虑。因此，希望朝廷收回铁路国有的“上谕”，维持铁路商办的原案。
清廷接到王人文如实反映川民正义要求的奏章后，不仅对其奏请政府收回“上谕”的主张置若罔闻，反而认为王人文软弱无能，加以严厉斥责。
紧急任命端方为川汉铁路督办大臣，负责处理相关事务。
袁世凯为了讨好清廷，亲自给端方写信，敦促他迅速实施铁路国有政策，铁腕压制股东的诉求。
邮传部大臣盛怀宣和铁路大臣端方，共同签署“歌电”传给王人文，断然拒绝了奏章中四川股东代表的所有要求。
声称坚决执行铁路国有政策，川汉铁路公司已用之款和现存未用之款概不退回。
就这样，清廷不仅剥夺了四川商办铁路的权利，甚至连铁路公司的股金现款也要吞并，因而更加激怒了川汉铁路的股东。
由蒲殿俊和罗纶控制的《蜀报》，主编邓孝可发表文章，以“卖国邮传部！卖国奴盛怀宣”为题，大骂盛怀宣：
“既夺我路，又夺我款，又不为我造路……有生物以来无此情，有世界以来无此理，有日月以来无此黑暗，有人类以来无此野蛮。”
号召群众马上行动起来，“坚持铁路商办，死中求生。”
在广大铁路股东的强烈要求下，咨议局议长蒲殿俊、副议长罗纶、议员张澜牵头，在成都岳府街川汉铁路总公司召开临时股东大会。
蒲殿俊与护理总督的私交不错，经过蒲殿俊的再三邀请，王人文答应亲临会场听听民声。
来参会的股东代表两千四百余人，各界学生代表及市民数千人闻讯赶来旁听。
罗梓舟和廖春雷接到参会通知后，分别带领川西和川北的哥老会代表，星夜兼程赶去岳府街参加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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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来，前四川总督锡良，通过各种办法，先后筹集了铁路股金约一千六百七十万两白银。
但是，锡良调出四川后，接任川督的赵尔巽对修路并不积极。磨磨蹭蹭搞了两年，花费三四百万两白银，仅在宜昌附近修建了一条三十余里长的窄轨运料铁路。
清廷铁路高官大肆挥霍川汉铁路的集资款，不仅贪污川汉铁路的资金，还将从民间募集到的修筑铁路的现款，偷偷拿去上海炒股。
当时西方国家的汽车需求量大量增加，生产汽车轮胎的橡胶价格猛涨，导致橡胶股票疯涨。
上海新成立的橡胶公司多达四十余家，这些公司的股票发售后，在短短几个月内就上涨了好几倍。
因此，不仅上海的洋人和富商都去疯抢橡胶股票，甚至一些富家小姐也把首饰卖掉，到处托关系去抢购橡胶股票。
在一些投机分子的炒作下，橡胶股票仿佛成了让人一夜暴富的神票。
铁路高官当时手中握有巨额的筑路现款，他们看到橡胶股票不断疯涨，眼睛发红，心里发慌。
怀着侥幸的心理，违规满仓杀入，用全部现款去抢购橡胶股票。
可是几个月后，美国突然收紧闸口，宣布大幅度减少橡胶的进口。
此消息一出，伦敦和上海的橡胶股票立马一泻千里，橡胶股票顿时变成了一张废纸，结果造成了铁路公司五百五十万两白银的巨额亏损。
为了弥补铁路款的巨额亏空和增加投资，清廷邮传部大臣盛怀宣，以出让川汉铁路的修筑权，以及铁路干线两边的路政权益为代价，与美、英、法、德四国银行签订了借款合同。
合同规定撤销原来民间商办的川汉铁路公司，由朝廷统一收回铁路干线，交给美、英、法、德四国修筑。
由于四川在筹办川汉铁路之初，一些西方国家就千方百计想插手铁路。
四川的士绅们为了防止外国势力掠夺路权，集股章程规定：川汉铁路完全由中国人集股修建，不招外股，不借外债，非中国人概不准入股。
当时有一首歌谣唱道：
来日难，来日难，
要顾来日莫顾眼前，
自从光绪二十八年把路办，
银子凑了万万千。
也有官的商的款，
也有土药烟灯捐。
最可怜的庄稼汉，
一两粮也出这项钱。
要办铁路因为那一件？
怕的外国占路权。
……
因此，股东们认为，川汉铁路是光绪皇帝允许四川人民“商办”的，现在却突然收归国有，这是朝廷出尔反尔。
借外债让洋人来修路，赚取国人的钱，这是卖路卖国。
朝廷既要将川汉铁路收归国有，却又不退还股民的血汗钱，这是谋财害命。
五月二十日，邮传部大臣盛怀宣不顾四川人民的强烈反对，奉旨与英、德、美、法四国银行签订借款合同，共计借铁路资金六百万英镑。
当清廷向洋人借款修路的“四国借款合同”寄到成都后，就像在装满炸药的铁桶内投入了一把火。四川各界民众被炸开了锅，震惊后是奋起反抗。
全川股东纷纷跑到各地衙门公所去请愿和抗议，坚决反对借债修路，要求朝廷毁约和收回“上谕”。
四川省咨议局的蒲殿俊和罗纶代表广大股东，写成《请愿书》，马上去总督府见“护理总督”王人文，表达全体股东的诉求和愿望，要求清朝政府还四川人民一个公道。
各位看官，咨议局是一个什么机构？
原来在清朝末年，朝廷迫于国内外的政治形势，模仿西方立宪制，在各省建立审议机构——咨议局，其议员和议长由民意代表选举产生。
因此，咨议局在一定程度上代表了民意，具有西方议会的性质。
蒲殿俊和罗纶是什么来头？
蒲殿俊，四川广安人，自幼受传统文化教育，赴京应试中了进士，被官费选送到日本留学。
由于蒲殿俊的口才和文笔俱佳，在留日学生中有很强的号召力。
自从“庚子国变”之后，国人出于对列强的愤恨与恐惧，全国的舆论导向都是呼吁由国人自己来办铁路，“不借洋款”成为爱国的标志。
再加上官办铁路垄断资源，又容易产生腐败，因此兴起了一股民间商办铁路的热潮。
蒲殿俊与进步学生组成“川汉铁路改进会”，从日本上书清廷，揭露“租股”和官办铁路公司的弊端，要求四川铁路实行“商办”，得到光绪皇帝的允许。
消息传到日本，蒲殿俊兴奋之情溢于言表。
他写道：“伟大之业，三年晦暗胶扰垂破之局，得此临岩一转，岂惟本与全体股东之幸，亦吾国路政之一大纪念矣。”
蒲殿俊旋即由日本回国，与四川亲友一起集资，带头认购铁路股款三十余万两。
蒲殿俊作为立宪派的代表，在四川省咨议局成立大会上，他被选为议长。因此，为民请命是他的职责。
罗纶，四川西充人，幼时被人称为神童，十四岁考入成都尊经书院。
学成后应聘回乡，任顺庆府中学堂国文、历史教习兼斋务长。
其父是当地袍哥舵爷，他受父亲的影响，积极支持学生参加立宪运动。
因他曾亲率学生及绅、商、工、农各界代表两千余人赴督府请愿，要求速开国会，而名声大振。
后来，罗纶被西充原籍选举为议员。四川咨议局成立时，罗纶被选为副议长，与议长蒲殿俊一起，领导四川省的立宪运动。
王人文听了蒲殿俊等人的诉求后，接受了股民向朝廷递交的《请愿书》。
他对股民的遭遇表示同情，主张川汉铁路所存七百多万两白银的现款，应尽快全部退还给川人。
为了安抚股东，平息民众的怒火，王人文答应立即向朝廷上奏《请愿书》。
四川“护理总督”王人文在奏章中强调：川汉铁路关系到本省权利存废，川人对于铁路，所受痛苦本深，希翼路成或有取偿之望。一闻改归国有，群情自多疑虑。因此，希望朝廷收回铁路国有的“上谕”，维持铁路商办的原案。
清廷接到王人文如实反映川民正义要求的奏章后，不仅对其奏请政府收回“上谕”的主张置若罔闻，反而认为王人文软弱无能，加以严厉斥责。
紧急任命端方为川汉铁路督办大臣，负责处理相关事务。
袁世凯为了讨好清廷，亲自给端方写信，敦促他迅速实施铁路国有政策，铁腕压制股东的诉求。
邮传部大臣盛怀宣和铁路大臣端方，共同签署“歌电”传给王人文，断然拒绝了奏章中四川股东代表的所有要求。
声称坚决执行铁路国有政策，川汉铁路公司已用之款和现存未用之款概不退回。
就这样，清廷不仅剥夺了四川商办铁路的权利，甚至连铁路公司的股金现款也要吞并，因而更加激怒了川汉铁路的股东。
由蒲殿俊和罗纶控制的《蜀报》，主编邓孝可发表文章，以“卖国邮传部！卖国奴盛怀宣”为题，大骂盛怀宣：
“既夺我路，又夺我款，又不为我造路……有生物以来无此情，有世界以来无此理，有日月以来无此黑暗，有人类以来无此野蛮。”
号召群众马上行动起来，“坚持铁路商办，死中求生。”
在广大铁路股东的强烈要求下，咨议局议长蒲殿俊、副议长罗纶、议员张澜牵头，在成都岳府街川汉铁路总公司召开临时股东大会。
蒲殿俊与护理总督的私交不错，经过蒲殿俊的再三邀请，王人文答应亲临会场听听民声。
来参会的股东代表两千四百余人，各界学生代表及市民数千人闻讯赶来旁听。
罗梓舟和廖春雷接到参会通知后，分别带领川西和川北的哥老会代表，星夜兼程赶去岳府街参加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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