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王，正名也，是为恢复周礼之制，以求天下大同。正人亦为重中之重！”
孔丘正色道：“人何以正？丘以为，当为政以德。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 齐之以礼，有耻且格！”
“夫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共之。”
“今天下治国之政，是恃强力或凭德教？众说纷纭矣。”
“刑者以强力，惩罚罪徒，使人莫敢犯法，却不可令人为善。德为礼教, 依仗自觉善诱，使人知耻，羞于犯法，免刑事于无形中。”
“二者孰优孰劣，吴王一目了然。”
闻言，庆忌暗自思衬了一下，心中不以为然！
原本只是想敷衍一下孔丘，让后者留在吴国效力的。
没成想，孔丘居然居然搬出了是非善恶的这一套理论！
庆忌若不跟孔丘掰扯掰扯，如何征服得了心高气傲的孔夫子？
“如此说来，孔子倡德教，而不行法治？”
“然。法治伤人, 不能予人向善，势必惯犯！德教则可循循善诱, 引人深省！是故, 德教治国当优于刑法治国。”
听到这话，庆忌只是不置可否的笑了笑，示意孔丘说下去。
孔丘旋即缓声道：“吴王，正人者，正人先正己。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
“苟正其身矣，于从政乎何有?不能正其身，如正人何？”
“善。”
对于孔丘的这一“正人先正己”的说法，庆忌无疑是深表赞同的。
倘若上位者都不能以身作则，如何能要求底下的人遵纪守法？
简而言之，就是身教重于言教！
庆忌基本上能理解孔子的一些治国理念，不外乎民风之正，在于君子之风。
君子之风正，则民风正；君子之风不正，则民风衰。
上梁不正下梁歪，在位者自身不正，下面的风气自然就歪！
如此可见，孔子有救世之志，而他救世的理念，由正名开始。
为政之本在正名，正名之本在正人，正人之本在正己, 最后落到人的“正”。
庆忌想试探一下孔丘的才识，便又问道：“孔子，寡人欲国富民强，子何以教寡人？”
“甚矣！”
孔丘正色道：“夫大国也，不外乎庶、富、教。既庶矣，又何加焉？既富矣，又何加焉?教之。”
“天下贫，则从事乎富之；人min寡，则从事乎众之；众而乱，则从事乎教之！”
孔丘的这一番话，可谓是文绉绉的。
若是一个习惯于日常白话文的人与之交流，即便是知识分子，怕是都倍感打脑壳，遭不住！
幸而庆忌属于魂穿，王族出身，知书达理，故而能知道孔丘究竟在表达的什么。
庶，即庶人、人口之意，富教不必赘言！
这是孔子的政zhi纲领，第一要使人口增长，第二使人们富裕，第三对人们进行道德教化。
在这个时代，地广人稀，生产力低下，物产匮乏的情况下，要富国强兵，抵御外来的侵犯，首先要增长人口，有足够的数量。
所以孔丘的这一主张没毛病！
“若民生者何？”
庆忌继续问道。
“丘闻之，有国有家者，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贫而患不安。”
“大富则骄，大贫则忧；忧则为盗，骄则为暴，此众人之情也。”
“圣者则于众人之情，见乱之所生，故其制人道而差上下也，使富者足以示贵而不至于骄，贫者足以养生而不至于忧。”
“以此为度而调均之，是以财不匮而上下相安，故易治也！”
庆忌又问道：“国何以恒强？”
“足食，足兵，民信之矣。”
“若迫不得已，三者去其一，去何？”
孔丘回答道：“去兵。”
若唯足食、民信者去其一，去何？”
“去食。自古皆有死，民无信不立！君子信而后劳其民，未信，则以为厉己也。”
“自天子以至于庶人，壹是皆以修身为本。”
自古以来谁都免不了死亡，但是一定要保持民信；若是百姓对国家没有信任，国家是不能立足的。
对于孔丘的这一观点，庆忌亦是赞同。
孔丘的治国理念，咋一看是十分合理的！
除却政者正也、为政以德这两个主张外，庶、富、教是说为政的次序。
庶为第一要务；富与教之间，先富后教！
民富，百姓无后顾之忧，才乐于接受教化；所以为政必先富后教。
庶之，富之，教之乃为政次第三步骤。
去食、去兵，民无信不立，则是讲的国家稳定的基础、根本何在？
民信重于足食、足兵。
民信为本；足食、足兵为末。
前者所说是先后，后者所说在本末。
而庶、富、教说的是正常情况下的安排，去兵、去食是在特殊情况下的处理。
正常情况下，应以先后次序，按庶、富、教的次第施政；特殊情况下，则应以维护根本为要，宁可去兵、去食，不可失信！
对此，庆忌认同孔丘四项主张中的礼义教化，但也知道如此施政纲领，并不适用于吴国。
“听君一席话，胜读十年书！”
庆忌缓缓的站起身，朝着孔丘宛如弟子一般作揖道：“孔子，寡人欲拜子为客卿，地位俸禄等同九卿，愿常闻子授业解惑也！”
在吴国，客卿的地位极高，跟卫尉、治粟内史等等九卿一样，但只是虚衔，并无实权。
孔丘也知道自己在吴国寸功未立，庆忌也没有采纳自己的治国主张，心中落寞之余，并未放弃，所以跟着起身，朝着庆忌回礼道：“谢大王！”
不多时，孔丘告辞离去。
庆忌则是为了妥善安置孔丘，特别吩咐左右赏赐孔丘一百金，仆役十名，在吴都城置一座大宅，供给孔丘及其一众弟子暂时落脚。
对于孔丘的关照，庆忌可谓是无微不至的。
若是这样，孔丘都要悻悻而去，可怨不得庆忌招待不周！
儒家的治国之法，显然并不适用于这个大争之世！
大争之世，强则强，弱则亡！
若跟孔丘的治国之法一般，恢复周礼，实行所谓的仁政，怕是吴国富足起来，结果不修武备，让庆忌落得身死国灭的下场！
周礼的那一套，早已经过时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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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丘正色道：“人何以正？丘以为，当为政以德。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 齐之以礼，有耻且格！”
“夫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共之。”
“今天下治国之政，是恃强力或凭德教？众说纷纭矣。”
“刑者以强力，惩罚罪徒，使人莫敢犯法，却不可令人为善。德为礼教, 依仗自觉善诱，使人知耻，羞于犯法，免刑事于无形中。”
“二者孰优孰劣，吴王一目了然。”
闻言，庆忌暗自思衬了一下，心中不以为然！
原本只是想敷衍一下孔丘，让后者留在吴国效力的。
没成想，孔丘居然居然搬出了是非善恶的这一套理论！
庆忌若不跟孔丘掰扯掰扯，如何征服得了心高气傲的孔夫子？
“如此说来，孔子倡德教，而不行法治？”
“然。法治伤人, 不能予人向善，势必惯犯！德教则可循循善诱, 引人深省！是故, 德教治国当优于刑法治国。”
听到这话，庆忌只是不置可否的笑了笑，示意孔丘说下去。
孔丘旋即缓声道：“吴王，正人者，正人先正己。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
“苟正其身矣，于从政乎何有?不能正其身，如正人何？”
“善。”
对于孔丘的这一“正人先正己”的说法，庆忌无疑是深表赞同的。
倘若上位者都不能以身作则，如何能要求底下的人遵纪守法？
简而言之，就是身教重于言教！
庆忌基本上能理解孔子的一些治国理念，不外乎民风之正，在于君子之风。
君子之风正，则民风正；君子之风不正，则民风衰。
上梁不正下梁歪，在位者自身不正，下面的风气自然就歪！
如此可见，孔子有救世之志，而他救世的理念，由正名开始。
为政之本在正名，正名之本在正人，正人之本在正己, 最后落到人的“正”。
庆忌想试探一下孔丘的才识，便又问道：“孔子，寡人欲国富民强，子何以教寡人？”
“甚矣！”
孔丘正色道：“夫大国也，不外乎庶、富、教。既庶矣，又何加焉？既富矣，又何加焉?教之。”
“天下贫，则从事乎富之；人min寡，则从事乎众之；众而乱，则从事乎教之！”
孔丘的这一番话，可谓是文绉绉的。
若是一个习惯于日常白话文的人与之交流，即便是知识分子，怕是都倍感打脑壳，遭不住！
幸而庆忌属于魂穿，王族出身，知书达理，故而能知道孔丘究竟在表达的什么。
庶，即庶人、人口之意，富教不必赘言！
这是孔子的政zhi纲领，第一要使人口增长，第二使人们富裕，第三对人们进行道德教化。
在这个时代，地广人稀，生产力低下，物产匮乏的情况下，要富国强兵，抵御外来的侵犯，首先要增长人口，有足够的数量。
所以孔丘的这一主张没毛病！
“若民生者何？”
庆忌继续问道。
“丘闻之，有国有家者，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贫而患不安。”
“大富则骄，大贫则忧；忧则为盗，骄则为暴，此众人之情也。”
“圣者则于众人之情，见乱之所生，故其制人道而差上下也，使富者足以示贵而不至于骄，贫者足以养生而不至于忧。”
“以此为度而调均之，是以财不匮而上下相安，故易治也！”
庆忌又问道：“国何以恒强？”
“足食，足兵，民信之矣。”
“若迫不得已，三者去其一，去何？”
孔丘回答道：“去兵。”
若唯足食、民信者去其一，去何？”
“去食。自古皆有死，民无信不立！君子信而后劳其民，未信，则以为厉己也。”
“自天子以至于庶人，壹是皆以修身为本。”
自古以来谁都免不了死亡，但是一定要保持民信；若是百姓对国家没有信任，国家是不能立足的。
对于孔丘的这一观点，庆忌亦是赞同。
孔丘的治国理念，咋一看是十分合理的！
除却政者正也、为政以德这两个主张外，庶、富、教是说为政的次序。
庶为第一要务；富与教之间，先富后教！
民富，百姓无后顾之忧，才乐于接受教化；所以为政必先富后教。
庶之，富之，教之乃为政次第三步骤。
去食、去兵，民无信不立，则是讲的国家稳定的基础、根本何在？
民信重于足食、足兵。
民信为本；足食、足兵为末。
前者所说是先后，后者所说在本末。
而庶、富、教说的是正常情况下的安排，去兵、去食是在特殊情况下的处理。
正常情况下，应以先后次序，按庶、富、教的次第施政；特殊情况下，则应以维护根本为要，宁可去兵、去食，不可失信！
对此，庆忌认同孔丘四项主张中的礼义教化，但也知道如此施政纲领，并不适用于吴国。
“听君一席话，胜读十年书！”
庆忌缓缓的站起身，朝着孔丘宛如弟子一般作揖道：“孔子，寡人欲拜子为客卿，地位俸禄等同九卿，愿常闻子授业解惑也！”
在吴国，客卿的地位极高，跟卫尉、治粟内史等等九卿一样，但只是虚衔，并无实权。
孔丘也知道自己在吴国寸功未立，庆忌也没有采纳自己的治国主张，心中落寞之余，并未放弃，所以跟着起身，朝着庆忌回礼道：“谢大王！”
不多时，孔丘告辞离去。
庆忌则是为了妥善安置孔丘，特别吩咐左右赏赐孔丘一百金，仆役十名，在吴都城置一座大宅，供给孔丘及其一众弟子暂时落脚。
对于孔丘的关照，庆忌可谓是无微不至的。
若是这样，孔丘都要悻悻而去，可怨不得庆忌招待不周！
儒家的治国之法，显然并不适用于这个大争之世！
大争之世，强则强，弱则亡！
若跟孔丘的治国之法一般，恢复周礼，实行所谓的仁政，怕是吴国富足起来，结果不修武备，让庆忌落得身死国灭的下场！
周礼的那一套，早已经过时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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