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十一章 通货擅
朱由校此时有一种被人耍了的感觉，但他又没有证据，只是用着一股“幽怨”的眼神看着毕自严。
毕自严他本来是想通过人口记载问题，来和皇帝解释税收基础的，但现在看来自己是多此一举了；而且好像还让皇帝有了一丝不切实际的错觉，并产生了些不靠谱的期望。看着皇帝的目光，他也是面色讪讪，将头转了过去，作喝茶状掩饰。
“陛下，”毕自严放下茶杯，重新调整面色，说道，“如今黄册上的户籍人口与现实相距甚远，各地田产、马匹等等皆是如此。”
鱼鳞图册一类的问题，朱由校也是知道的，这在前世的历史讨论区并不算太冷门；在此时的大明朝，这也是一个公开的秘密。
鱼鳞册，是中国古代的一种土地登记簿册，将房屋、山林、池塘、田地按照次序排列连接地绘制，表明相应的名称，是民间田地之总册。宋代出现，明代完善普及。鱼鳞图册制度，是中国封建社会时期最科学的土地赋税管理办法，至民国、解放初年，仍然有具册之举。
但是这种制度，完全受到这中央统治的深度与地方吏治的直接影响：在此时的大明朝，上面的记载内容就已经彻底地失真了，当地人看了也只能惊呼‘这是那个平行时空？’，总之就是几乎毫无参考价值。
朱由校听着毕自严的发言，点头以示赞同。
一句话说完，毕自严顿了顿，似乎是在权衡着什么，眉头紧锁，右手放在腿上、握紧成拳；朱由校看出了他正处于一种焦灼矛盾的状态，朱由校并没有说话，而是静静地等待着他思考的结束，他相信毕自严会做出正确的选择。
一丝空气流入鼻腔的声音打破了空气的寂静，宽大的衣服这不住胸口的浮动，毕自严眉头舒展开来，手也放松开来——他已经做出了抉择。其实这个决定并不艰难，他是一个正直的人，尤其是在一位年轻、掌握权力而且又有想做一番事的皇帝希望他正直时一一要知道，一个不懂政治的是没办法活着坐到这个位置的；而且得罪了不少人，还能过得不错，靠得可不是书本与良善。
“陛下，大明每年的地方田产、马政的数据您了解多少？”
朱由校沉默不语，在心中盘算着，毕自严似乎本来也没打算让他回答，直接自顾自地继续说道：“这些我是看过的。”他又顿了一顿，在思索着恰当的用词，“可以说惨不忍睹，”然后又补了一句，“简直是不忍直视。”
朱由校觉得自己今天是别想从这位‘耿直’的老爷子嘴中听见一句好话了。
“陛下，我用陕西一地的马政来举个例子吧。自从嘉靖以来，陕西地区所报的马匹数量几乎就没怎么变过了，每年差不多就是把去年的数据重新抄录一遍，在末尾的数字修改一下罢了。今年，陕西报上来的马场马匹数量是两万匹有余，但按照我与一些同僚推演、计算的数量，真实情况恐怕……不足两千。”
“情况比这个糟多了，你们还是太保守，”朱由校摆摆手，说道：“陕西现在可用的马匹，一匹也没有。”
这回震惊的轮到毕自严了，也不知道这是什么奇怪的攀比心，不过朱由校却开心不起来。毕自严并没有问什么，皇帝自有他得知消息的方法，不该问不要问；他猜测在不就的将来会有许多人的政治生命提前结束，而朱由校想和他差不多，只不过会顺便结束他们的生物学意义上的生命，通过物理的方式。两人很有默契，都没有继续这个话题。
连着两次的尴尬，毕自严在思考自己应该引导什么话题。财务不过‘开源、节流’两事罢了，节流易，开源难：节流，其实只要整治一下贪腐、削减一下宗室、裁剪不必要的皇室开销，就能缓解许多了，但着‘妄议宗室’不是一个臣子该做的。
不过朱由校没有让他纠结太久，他也有自己的打算。
“老大人，海贸的事你怎么看？”
明代海禁，与清“闭关锁国”完全不是一个性质的东西，其本质上是为了压制限止私人海贸，是为了将海贸官营化、进行国有制垄断。
宋、元两朝都曾尝试过海禁，却因为政府控制力不强而作罢，直到明朝，才具备实施海禁的能力。
不过官营贸易也有其弊端，到永乐朝后期，就因为进入市场的蕃货过多，导致蕃货贬值。
宣德之后，明政府控制力不断下降，已经难以有组织有规划地大规模进行官营贸易，所以被迫放开私人海贸，走私贸易不断蓬勃发展。正德朝放开了对于东南亚海贸的限制；隆庆年间，更是正式进行了开关；而本时空，朱由校在去年就更进一步，彻底解开了限制。
明代民间海上（走私）贸易辐射的范围非常广泛，东起日本，中经菲律宾群岛和南洋群岛，直至阿拉伯半岛，非洲东海岸，到处都是中国海商的船队。到了现在（1622），侨居日本的明朝商人，就已多达几千户，南洋更是不计其数。
在明中后期，中国海商已经完全的控制了爪哇、日本九州等地的海上贸易，就算是葡萄牙，西班牙、荷兰等西方人在南海、东海等地航行时，也需要向这些海商（海盗）交税，否则就会被击沉；而这种垄断地位一直持续到清朝初期，明郑衰落之后。
而且明代海上贸易是极度昌盛的：嘉靖26年，明军对沿海的海盗发起主动进攻，占领了双屿岛（重要的海上走私节点），随后在5月、6月两月间共计有超过1200艘船支试图来双屿贸易。（海商们还不知道双屿已被攻陷，自首了属于是。）
当然，贸易所带来的商品化，也有一定的负面影响，南方大片良田改种植经济作物，改稻为桑、甘蔗。这让当地地主商人赚取了巨大的商业利益，但也导致明代后期的耕地突破了红线：农业抗打击能力产生了极大的退步，在明末北方发生天灾导致粮食歉收后，南方已经无力再像以往的朝代那样提供大量的粮食支援。
有历史学者统计，在明朝灭亡前的72年间，海外输入中国的银元至少在一亿元以上。（西班牙、墨西哥银元）
而对于每一年的流入量，各个学者看法不同：
全汉昇认为50吨；艾维四57-86吨；弗林125吨。
不过无论从哪个数目来看，这都是一笔巨款，朱由校自然不可能放过。
事实上，从隆庆开关之后，一直到万历，海关税收税收一直节节攀升：隆庆时3000两，万历末有3万两。而去年，在朱由校执行开海，重组海关司等政策的影响下，天启元年那海关收入近十万两。
但这还远远不够，朱由校心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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毕自严他本来是想通过人口记载问题，来和皇帝解释税收基础的，但现在看来自己是多此一举了；而且好像还让皇帝有了一丝不切实际的错觉，并产生了些不靠谱的期望。看着皇帝的目光，他也是面色讪讪，将头转了过去，作喝茶状掩饰。
“陛下，”毕自严放下茶杯，重新调整面色，说道，“如今黄册上的户籍人口与现实相距甚远，各地田产、马匹等等皆是如此。”
鱼鳞图册一类的问题，朱由校也是知道的，这在前世的历史讨论区并不算太冷门；在此时的大明朝，这也是一个公开的秘密。
鱼鳞册，是中国古代的一种土地登记簿册，将房屋、山林、池塘、田地按照次序排列连接地绘制，表明相应的名称，是民间田地之总册。宋代出现，明代完善普及。鱼鳞图册制度，是中国封建社会时期最科学的土地赋税管理办法，至民国、解放初年，仍然有具册之举。
但是这种制度，完全受到这中央统治的深度与地方吏治的直接影响：在此时的大明朝，上面的记载内容就已经彻底地失真了，当地人看了也只能惊呼‘这是那个平行时空？’，总之就是几乎毫无参考价值。
朱由校听着毕自严的发言，点头以示赞同。
一句话说完，毕自严顿了顿，似乎是在权衡着什么，眉头紧锁，右手放在腿上、握紧成拳；朱由校看出了他正处于一种焦灼矛盾的状态，朱由校并没有说话，而是静静地等待着他思考的结束，他相信毕自严会做出正确的选择。
一丝空气流入鼻腔的声音打破了空气的寂静，宽大的衣服这不住胸口的浮动，毕自严眉头舒展开来，手也放松开来——他已经做出了抉择。其实这个决定并不艰难，他是一个正直的人，尤其是在一位年轻、掌握权力而且又有想做一番事的皇帝希望他正直时一一要知道，一个不懂政治的是没办法活着坐到这个位置的；而且得罪了不少人，还能过得不错，靠得可不是书本与良善。
“陛下，大明每年的地方田产、马政的数据您了解多少？”
朱由校沉默不语，在心中盘算着，毕自严似乎本来也没打算让他回答，直接自顾自地继续说道：“这些我是看过的。”他又顿了一顿，在思索着恰当的用词，“可以说惨不忍睹，”然后又补了一句，“简直是不忍直视。”
朱由校觉得自己今天是别想从这位‘耿直’的老爷子嘴中听见一句好话了。
“陛下，我用陕西一地的马政来举个例子吧。自从嘉靖以来，陕西地区所报的马匹数量几乎就没怎么变过了，每年差不多就是把去年的数据重新抄录一遍，在末尾的数字修改一下罢了。今年，陕西报上来的马场马匹数量是两万匹有余，但按照我与一些同僚推演、计算的数量，真实情况恐怕……不足两千。”
“情况比这个糟多了，你们还是太保守，”朱由校摆摆手，说道：“陕西现在可用的马匹，一匹也没有。”
这回震惊的轮到毕自严了，也不知道这是什么奇怪的攀比心，不过朱由校却开心不起来。毕自严并没有问什么，皇帝自有他得知消息的方法，不该问不要问；他猜测在不就的将来会有许多人的政治生命提前结束，而朱由校想和他差不多，只不过会顺便结束他们的生物学意义上的生命，通过物理的方式。两人很有默契，都没有继续这个话题。
连着两次的尴尬，毕自严在思考自己应该引导什么话题。财务不过‘开源、节流’两事罢了，节流易，开源难：节流，其实只要整治一下贪腐、削减一下宗室、裁剪不必要的皇室开销，就能缓解许多了，但着‘妄议宗室’不是一个臣子该做的。
不过朱由校没有让他纠结太久，他也有自己的打算。
“老大人，海贸的事你怎么看？”
明代海禁，与清“闭关锁国”完全不是一个性质的东西，其本质上是为了压制限止私人海贸，是为了将海贸官营化、进行国有制垄断。
宋、元两朝都曾尝试过海禁，却因为政府控制力不强而作罢，直到明朝，才具备实施海禁的能力。
不过官营贸易也有其弊端，到永乐朝后期，就因为进入市场的蕃货过多，导致蕃货贬值。
宣德之后，明政府控制力不断下降，已经难以有组织有规划地大规模进行官营贸易，所以被迫放开私人海贸，走私贸易不断蓬勃发展。正德朝放开了对于东南亚海贸的限制；隆庆年间，更是正式进行了开关；而本时空，朱由校在去年就更进一步，彻底解开了限制。
明代民间海上（走私）贸易辐射的范围非常广泛，东起日本，中经菲律宾群岛和南洋群岛，直至阿拉伯半岛，非洲东海岸，到处都是中国海商的船队。到了现在（1622），侨居日本的明朝商人，就已多达几千户，南洋更是不计其数。
在明中后期，中国海商已经完全的控制了爪哇、日本九州等地的海上贸易，就算是葡萄牙，西班牙、荷兰等西方人在南海、东海等地航行时，也需要向这些海商（海盗）交税，否则就会被击沉；而这种垄断地位一直持续到清朝初期，明郑衰落之后。
而且明代海上贸易是极度昌盛的：嘉靖26年，明军对沿海的海盗发起主动进攻，占领了双屿岛（重要的海上走私节点），随后在5月、6月两月间共计有超过1200艘船支试图来双屿贸易。（海商们还不知道双屿已被攻陷，自首了属于是。）
当然，贸易所带来的商品化，也有一定的负面影响，南方大片良田改种植经济作物，改稻为桑、甘蔗。这让当地地主商人赚取了巨大的商业利益，但也导致明代后期的耕地突破了红线：农业抗打击能力产生了极大的退步，在明末北方发生天灾导致粮食歉收后，南方已经无力再像以往的朝代那样提供大量的粮食支援。
有历史学者统计，在明朝灭亡前的72年间，海外输入中国的银元至少在一亿元以上。（西班牙、墨西哥银元）
而对于每一年的流入量，各个学者看法不同：
全汉昇认为50吨；艾维四57-86吨；弗林125吨。
不过无论从哪个数目来看，这都是一笔巨款，朱由校自然不可能放过。
事实上，从隆庆开关之后，一直到万历，海关税收税收一直节节攀升：隆庆时3000两，万历末有3万两。而去年，在朱由校执行开海，重组海关司等政策的影响下，天启元年那海关收入近十万两。
但这还远远不够，朱由校心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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