息完全保密，所有的支部会议都是暗中进行的，也没有固定的场所2。所以李文昇是直接找到副村长办公室的，而那时候碰巧秋穆在跟王元品商量拨款修建小学的事情。
王元品看到李文昇进来，不禁有些诧异：“啊，李文昇，你找我有什么事儿？”
李文昇直截了当地说道：“我要申请入党。”
“啥？”王元品惊讶地挑起了眉，就像是听到了什么不可思议的事儿似的。
“是……”李文昇看了一眼秋穆，有些犹豫地说，“是秋主任让我来找的。”
王元品惊讶地看向秋穆。秋穆心里对李文昇有些不满，她是让李文昇想好了先去找她，又不是让她直接找党支部书记。可是她却不能直接这么说，因为她作为副支部书记本不应该私自审查一个申请者是否有资格入党——但在那时候丘阳党支部还没有建立好呢。
“是我让的。”秋穆对李文昇问道，“你想好了吗？”
李文昇点了点头，把一个什么东西放在了桌上。秋穆和王元品这才发现她之前手上一直握着一个被卷成一团儿的小本子，封面是黑乎乎的一片，也看不出究竟是什么。
李文昇说道：“我读过了《共产|党宣言3》。这是我写的申请书。”
秋穆把那个小本子拿过来，翻开之后便看到里面密密麻麻的全都是字。虽然写得略有些潦草，但看得出来还是很有内容的，至少看起来不像是满篇废话。
秋穆和王元品对视了一眼，都觉得这个事儿真是麻烦了——尤其是赶在现在村里还有其他许多人申请入党的时候。
王元品对李文昇说道：“李文昇，我们会仔细讨论你的申请书，你先回去吧。”
李文昇没说什么，便直接离开了副村长办公室。而秋穆和王元品先是估算完了修建村里小学的费用，才连忙各自看了一遍李文昇写的申请书。
令人惊讶的是，李文昇的申请书中体现出了较为深刻的认识，尤其是她对于《宣言》中描绘的共产主义理想和当下丘阳党支部的任务，都具有相当清晰的概念。这恐怕要归功于李文昇从前所受的教育，使得她能够比那些没上过几天学甚至是大字不识的普通群众更快地理解共产主义和共产|党的目标4。
然而秋穆和王元品私下讨论了一番，还是认为现在不能让李文昇加入丘阳党支部。不管她的认识有多么深刻，她都是一个曾经的地主，而且还是被清算过的地主。如果一个受到过群众的清算的地主都能够转眼儿就入党了，那群众还会相信共产|党是代表群众利益的吗？
可是就这样拒绝李文昇，似乎对她也并不公平。秋穆和王元品私下商量着，对于李文昇这样要求入党的原地主分子，应当采取《党章》中对待“其他社会成分”的方式，得经过两年的“候补期”之后才能决定是否允许她入党。
这两年不光是让党支部考察她是否符合了入党的标准，也是给她一段时间改变自己在村里的其他群众心目中的印象。如果她真的有心“为人民群众服务”，人民群众也会对她有所改观。
注释：
1尽管中|共七大党章中规定“工人、苦力、雇农、贫农、城市贫民、革命士兵入党，须有正式党员二人介绍，经过党的支部大会的决定，经过区委或相当于区委之党委的批准，并须经过六个月的候补期，方能转为正式党员”，但根据《翻身》记载，在实际操作中这个候补期在一些情况下是被省略的。
2参考《翻身》中的记载，在1946年4月建立张庄党支部时，张庄所有党员的身份均为完全保密的，甚至连支部书记和副支部书记是谁都完全保密。而本文中设定丘阳受到地下反|革命组织的威胁较弱，所以仅保密普通党员的身份，支部书记和副支部书记还是公开的，以便于有意愿入党者与党支部取得联系。
3《共产|党宣言》：马恩为共产主义者同盟起草的纲领，于1848年在伦敦问世。
4事实上，由于旧社会知识分子的文化水平较高，在解放乃至建国之后，那些旧知识分子家庭出身者相比于普通工农家庭出身者都具有相当大的优势。
☆、番外二：被滥用的名义
作者有话要说： 这是一篇番外，是对“李森科事件”的继续展开，以及对在下之前错误认识的纠正。
诸多文献资料表明，“李森科事件”不能够单纯解读成伪科学利用政治手段打击正统科学观点的事件，事实上李森科和瓦维洛夫两派都有许多当时苏联遗传学界的神级人物支持，而彼时获得性遗传学说并非毫无市场。尤其是李森科的“米丘林学说”（实际上是他借用米丘林的名义创造的，和米丘林本人没有多大关系）可以解释嫁接育种的一些现象，而在当时嫁接育种对于苏联农业具有重要的意义。
关于使用政治手段的问题，事实上李森科和瓦维洛夫两派同样都采用了类似的阶级立场、马列主义等说法以宣传自己理论的“合法”性，甚至美国遗传学界穆勒在莫斯科期间都试图强行用马克思主义理论“包装”自己的研究成果。可以说这是一种已经形成了的恶性竞争手段，双方都在使用，在这方面瓦维洛夫派并不比李森科派清白到哪儿去。
另外，当时斯大林对于李森科报告的批示也表明，斯大林是反对李森科以阶级立场的名义反驳瓦维洛夫派的，认为不能用阶级立场的观点判断科学理论是否正确。斯大林支持李森科的学说很大程度上是因为“米丘林学说”至少在表面上的确能够解释农业育种中的一些现象，使外行（例如斯大林）容易相信。
1946年5月17日，莫斯科。
“……如果双方都真的代表着无产阶级的利益，那么我们又在为了什么而争吵？甚至不惜想方设法将自己的同僚送入监狱？由此可见，苏联遗传学界的双方都在滥用无产阶级的名义，扭曲了马列主义的内容来打击对方，试图以此独霸学界。这是违反唯物主义原则的行为，这不应当是苏联科学研究者做的事情。不仅如此，这还是在浪费共和国联盟的科研经费，也就等于是在浪费人民群众的劳动成果，不光愚蠢，而且可耻……”
站在台上的亚历山大·恩格尔还在讲话，而台下坐席上的诸位遗传学界的专家们已然议论纷纷。几乎没有人关注亚历山大究竟在讲什么，人们反而是旗帜鲜明地坐成了两派，可是无论哪派都在发出反对台上演讲的声音。
原因无他，仅关于“站队”。
无论是站在势头正旺的李森科派，还是站在即使领导者已故但支持者依旧不减的瓦维洛夫派，至少有个地方站，就不算是“异类”。而像是亚历山大·恩格尔这样哪一派都不站的，却是哪一派的人都不愿
王元品看到李文昇进来，不禁有些诧异：“啊，李文昇，你找我有什么事儿？”
李文昇直截了当地说道：“我要申请入党。”
“啥？”王元品惊讶地挑起了眉，就像是听到了什么不可思议的事儿似的。
“是……”李文昇看了一眼秋穆，有些犹豫地说，“是秋主任让我来找的。”
王元品惊讶地看向秋穆。秋穆心里对李文昇有些不满，她是让李文昇想好了先去找她，又不是让她直接找党支部书记。可是她却不能直接这么说，因为她作为副支部书记本不应该私自审查一个申请者是否有资格入党——但在那时候丘阳党支部还没有建立好呢。
“是我让的。”秋穆对李文昇问道，“你想好了吗？”
李文昇点了点头，把一个什么东西放在了桌上。秋穆和王元品这才发现她之前手上一直握着一个被卷成一团儿的小本子，封面是黑乎乎的一片，也看不出究竟是什么。
李文昇说道：“我读过了《共产|党宣言3》。这是我写的申请书。”
秋穆把那个小本子拿过来，翻开之后便看到里面密密麻麻的全都是字。虽然写得略有些潦草，但看得出来还是很有内容的，至少看起来不像是满篇废话。
秋穆和王元品对视了一眼，都觉得这个事儿真是麻烦了——尤其是赶在现在村里还有其他许多人申请入党的时候。
王元品对李文昇说道：“李文昇，我们会仔细讨论你的申请书，你先回去吧。”
李文昇没说什么，便直接离开了副村长办公室。而秋穆和王元品先是估算完了修建村里小学的费用，才连忙各自看了一遍李文昇写的申请书。
令人惊讶的是，李文昇的申请书中体现出了较为深刻的认识，尤其是她对于《宣言》中描绘的共产主义理想和当下丘阳党支部的任务，都具有相当清晰的概念。这恐怕要归功于李文昇从前所受的教育，使得她能够比那些没上过几天学甚至是大字不识的普通群众更快地理解共产主义和共产|党的目标4。
然而秋穆和王元品私下讨论了一番，还是认为现在不能让李文昇加入丘阳党支部。不管她的认识有多么深刻，她都是一个曾经的地主，而且还是被清算过的地主。如果一个受到过群众的清算的地主都能够转眼儿就入党了，那群众还会相信共产|党是代表群众利益的吗？
可是就这样拒绝李文昇，似乎对她也并不公平。秋穆和王元品私下商量着，对于李文昇这样要求入党的原地主分子，应当采取《党章》中对待“其他社会成分”的方式，得经过两年的“候补期”之后才能决定是否允许她入党。
这两年不光是让党支部考察她是否符合了入党的标准，也是给她一段时间改变自己在村里的其他群众心目中的印象。如果她真的有心“为人民群众服务”，人民群众也会对她有所改观。
注释：
1尽管中|共七大党章中规定“工人、苦力、雇农、贫农、城市贫民、革命士兵入党，须有正式党员二人介绍，经过党的支部大会的决定，经过区委或相当于区委之党委的批准，并须经过六个月的候补期，方能转为正式党员”，但根据《翻身》记载，在实际操作中这个候补期在一些情况下是被省略的。
2参考《翻身》中的记载，在1946年4月建立张庄党支部时，张庄所有党员的身份均为完全保密的，甚至连支部书记和副支部书记是谁都完全保密。而本文中设定丘阳受到地下反|革命组织的威胁较弱，所以仅保密普通党员的身份，支部书记和副支部书记还是公开的，以便于有意愿入党者与党支部取得联系。
3《共产|党宣言》：马恩为共产主义者同盟起草的纲领，于1848年在伦敦问世。
4事实上，由于旧社会知识分子的文化水平较高，在解放乃至建国之后，那些旧知识分子家庭出身者相比于普通工农家庭出身者都具有相当大的优势。
☆、番外二：被滥用的名义
作者有话要说： 这是一篇番外，是对“李森科事件”的继续展开，以及对在下之前错误认识的纠正。
诸多文献资料表明，“李森科事件”不能够单纯解读成伪科学利用政治手段打击正统科学观点的事件，事实上李森科和瓦维洛夫两派都有许多当时苏联遗传学界的神级人物支持，而彼时获得性遗传学说并非毫无市场。尤其是李森科的“米丘林学说”（实际上是他借用米丘林的名义创造的，和米丘林本人没有多大关系）可以解释嫁接育种的一些现象，而在当时嫁接育种对于苏联农业具有重要的意义。
关于使用政治手段的问题，事实上李森科和瓦维洛夫两派同样都采用了类似的阶级立场、马列主义等说法以宣传自己理论的“合法”性，甚至美国遗传学界穆勒在莫斯科期间都试图强行用马克思主义理论“包装”自己的研究成果。可以说这是一种已经形成了的恶性竞争手段，双方都在使用，在这方面瓦维洛夫派并不比李森科派清白到哪儿去。
另外，当时斯大林对于李森科报告的批示也表明，斯大林是反对李森科以阶级立场的名义反驳瓦维洛夫派的，认为不能用阶级立场的观点判断科学理论是否正确。斯大林支持李森科的学说很大程度上是因为“米丘林学说”至少在表面上的确能够解释农业育种中的一些现象，使外行（例如斯大林）容易相信。
1946年5月17日，莫斯科。
“……如果双方都真的代表着无产阶级的利益，那么我们又在为了什么而争吵？甚至不惜想方设法将自己的同僚送入监狱？由此可见，苏联遗传学界的双方都在滥用无产阶级的名义，扭曲了马列主义的内容来打击对方，试图以此独霸学界。这是违反唯物主义原则的行为，这不应当是苏联科学研究者做的事情。不仅如此，这还是在浪费共和国联盟的科研经费，也就等于是在浪费人民群众的劳动成果，不光愚蠢，而且可耻……”
站在台上的亚历山大·恩格尔还在讲话，而台下坐席上的诸位遗传学界的专家们已然议论纷纷。几乎没有人关注亚历山大究竟在讲什么，人们反而是旗帜鲜明地坐成了两派，可是无论哪派都在发出反对台上演讲的声音。
原因无他，仅关于“站队”。
无论是站在势头正旺的李森科派，还是站在即使领导者已故但支持者依旧不减的瓦维洛夫派，至少有个地方站，就不算是“异类”。而像是亚历山大·恩格尔这样哪一派都不站的，却是哪一派的人都不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