命的力量——它不仅团结了受剥削压迫的工人、农民，也团结了家境尚可的知识分子，甚至是那些出身上层社会的进步人士。
尽管所有这些人身上都还脱不开旧社会的烙印，但他们对于革命却充满了热情。他们可能对于革命的理论和现实还存在不少错误的理解，但这并不妨碍他们坚定地要为革命而献身。
☆、第一百三十八章：重组农会
第二天，工作队员们就来到了高家村的村公所，宣布高家村党支部要解散，所有党员和非党员干部都要接受审查。
这个消息对于高家村的干部们可是个重磅炸|弹，之前除了说国民党可能要打回来的时候，还从没有人讨论过要解散党支部呢！有些干部不理解工作队的做法，觉得这就是在胡闹。
可是工作队毕竟是区里下派的，按理来说高家村的干部们也要配合工作队的工作。而且在听了刘绪峰对于新政策的解释之后，高家村的干部们也很快就相信了高家村是个三类村，高家村的贫农没有“翻身”，是因为干部里面出了问题。
是人就不可能做到完美，干部里面毫无疑问会出问题。可是关键在于问题的严重性，到底是有问题的干部占多数，还是大体上没问题的干部占多数？总得看一个比例。秋穆个人认为高家村干部的问题还不足以达到非得解散党支部的程度，但是其他工作队员似乎默认了三类村就要重组革命组织的观点，而高家村的干部们也没有对此进行反驳。
尽管有几个干部对于工作队有些不满，但解散党支部几乎没有遇到任何实际上的阻力。而后，高家村所有的干部们都被命令回到自己家里，暂时不能参加任何村里的工作。然而由于高家村的日常管理事务还得有人来办，工作队便接管了村公所的工作，由周晟然和另外两个学生干部主要负责。
因为秋穆是工作队里最擅长跟农村群众交流的，所以被安排去给村里的群众重新划分阶级，由此组织新的农会。之前的农会也被解散了，而新的农会则是在工作队员们之前划出的贫农团的基础上组建起来的。
农会被解散，也让高家村的群众们迷惑了好一阵儿。因为之前村里很多重要的事儿都是农会商讨决定的，农会俨然已经成了高家村的村苏维埃，工作队一来反倒解散了农会，在普通群众看来是有点儿难以理解的。
不过，很快群众们就发现这也没什么大不了的，因为重新组建起来的农会选举出的委员和之前的也没有什么变化，那些在个别的人选上的改变也是大家比较认同的。就像丘阳一样，高家村的农会委员里也有个别人有以权谋私的嫌疑，这回重新组建时那个人就没有再当上委员。
而后在农会的基础上，又组建了高家村的代表大会1。群众们一开始不知道“代表大会”是什么，因为实际上，在高家村根本没有除了农民以外的其他职业人士，不管怎么选举出来的代表肯定都属于农民的某个阶层。这样一来，代表大会和农会委员会又有什么区别呢？
负责组建代表大会的林馨玥向乡亲们解释说，农会委员只能出自中贫雇农，而代表大会里也要有富农阶级的代表。
这个说法是正确的2，却在群众中引起了轩然大波。不少人不同意让富农的代表进入代表大会，他们纷纷说道：“怎么能让富农代表我们？工作队怎么能走富农路线？”
林馨玥也被弄糊涂了，工作队既然要走贫农路线，又怎么能让富农进入代表大会呢？他不仅跟群众没法解释，连对自己都说服不了。
秋穆替他对高家村的群众们解释道：“乡亲们，工作队不是要走富农路线，也不是要让富农代表大家。只是说代表大会跟农会委员会是不一样的，农会委员会是从农会里选举出来的，投票的也是农会会员。而代表大会则是从全村选举出来的，所有人都可以投票。咱们一人一票，贫农能投，富农也能投。大家也不用担心，因为贫农数量比富农多，最终投票选出来的代表，肯定也会是代表多数人的利益。”
她这么一解释，大部分来听工作队员开大会的群众便放下心了。现在高家村还有几个富农？怕是连一只手都数得过来。要是全村人一起选，尽管又可能选出来富农的代表，但也显然不可能最终选出来完全代表富农利益的代表大会。
于是高家村选举出了第一届新的代表大会，代表的人选倒是和农会委员有惊人的重合度。不过由于代表的人数比农会委员要多得多，代表之中有一部分是农会委员这倒也没什么。
然而农会是组织起来了，代表大会也选举出来了，要重新选举村公所干部的时候却出了岔子。因为工作队首要的目的还是要让高家村的贫农“翻身”，可是在这么多贫农都没“翻身”的基础上，却找不出来再分给他们的财物的来源了。
之前贫雇农“翻身”是要清算地主富农，可是通过对整个村子的人重新进行阶级划分，工作队只找出了一户富农，一共才只有三个人。要想通过剥夺这三个人的剩余财产来满足全村两百多户贫农的需要，显然是不可能的。
那些——在秋穆看来并不存在的——本应分给贫农的剩余财产，现在看来唯一的去路就是被那些组织清算的干部们贪污了。
当工作队对新农会委员会的委员们宣布这一推断的时候，新委员们都感到十分震惊：如果这是真的，那么那些贪污的干部实在是罪大恶极！
然而也有人对此质疑，例如给工作队员们提供食宿的民兵队员高五福，那姑娘也是新选出的农会委员之一。她有一次私下跟几个工作队员说道：“我看并不存在这么大数额的贪污。如果真有哪个干部贪污了这么多剩余财产，那她家怎么可能不因此而富裕起来呢？但是我们村的干部们都没有一个能算得上富裕中农的，大多数可能连下中农都谈不上是。”
杨成林对她的解释是，贪污的剩余财产很可能被藏匿起来了，或者是在外村进行了消费。这个解释倒也有道理，因为假使有人贪污了那么多财产，肯定也不敢明目张胆地在村里显摆。但是从另一方面讲，假使高家村的干部里面没有泼留希金3那样的极端守财奴，贪污任何东西本质上都是为了提高自己的生活水平。而既然是为了提高自己的生活水平，也就完全没有贪污之后藏着不用的道理。要知道村里一些分到了好地的贫农已经成为了新中农，如果真的有干部贪污了剩余财产，也完全没有不让自己家也成为新中农的道理。
注释：
1从理论上，代表大会中要具有社会各阶层的代表，而不只是中贫雇农的代表。
2这符合解放初期的“三三制”，即在代表大会中地主富农和大资产阶级、中农
尽管所有这些人身上都还脱不开旧社会的烙印，但他们对于革命却充满了热情。他们可能对于革命的理论和现实还存在不少错误的理解，但这并不妨碍他们坚定地要为革命而献身。
☆、第一百三十八章：重组农会
第二天，工作队员们就来到了高家村的村公所，宣布高家村党支部要解散，所有党员和非党员干部都要接受审查。
这个消息对于高家村的干部们可是个重磅炸|弹，之前除了说国民党可能要打回来的时候，还从没有人讨论过要解散党支部呢！有些干部不理解工作队的做法，觉得这就是在胡闹。
可是工作队毕竟是区里下派的，按理来说高家村的干部们也要配合工作队的工作。而且在听了刘绪峰对于新政策的解释之后，高家村的干部们也很快就相信了高家村是个三类村，高家村的贫农没有“翻身”，是因为干部里面出了问题。
是人就不可能做到完美，干部里面毫无疑问会出问题。可是关键在于问题的严重性，到底是有问题的干部占多数，还是大体上没问题的干部占多数？总得看一个比例。秋穆个人认为高家村干部的问题还不足以达到非得解散党支部的程度，但是其他工作队员似乎默认了三类村就要重组革命组织的观点，而高家村的干部们也没有对此进行反驳。
尽管有几个干部对于工作队有些不满，但解散党支部几乎没有遇到任何实际上的阻力。而后，高家村所有的干部们都被命令回到自己家里，暂时不能参加任何村里的工作。然而由于高家村的日常管理事务还得有人来办，工作队便接管了村公所的工作，由周晟然和另外两个学生干部主要负责。
因为秋穆是工作队里最擅长跟农村群众交流的，所以被安排去给村里的群众重新划分阶级，由此组织新的农会。之前的农会也被解散了，而新的农会则是在工作队员们之前划出的贫农团的基础上组建起来的。
农会被解散，也让高家村的群众们迷惑了好一阵儿。因为之前村里很多重要的事儿都是农会商讨决定的，农会俨然已经成了高家村的村苏维埃，工作队一来反倒解散了农会，在普通群众看来是有点儿难以理解的。
不过，很快群众们就发现这也没什么大不了的，因为重新组建起来的农会选举出的委员和之前的也没有什么变化，那些在个别的人选上的改变也是大家比较认同的。就像丘阳一样，高家村的农会委员里也有个别人有以权谋私的嫌疑，这回重新组建时那个人就没有再当上委员。
而后在农会的基础上，又组建了高家村的代表大会1。群众们一开始不知道“代表大会”是什么，因为实际上，在高家村根本没有除了农民以外的其他职业人士，不管怎么选举出来的代表肯定都属于农民的某个阶层。这样一来，代表大会和农会委员会又有什么区别呢？
负责组建代表大会的林馨玥向乡亲们解释说，农会委员只能出自中贫雇农，而代表大会里也要有富农阶级的代表。
这个说法是正确的2，却在群众中引起了轩然大波。不少人不同意让富农的代表进入代表大会，他们纷纷说道：“怎么能让富农代表我们？工作队怎么能走富农路线？”
林馨玥也被弄糊涂了，工作队既然要走贫农路线，又怎么能让富农进入代表大会呢？他不仅跟群众没法解释，连对自己都说服不了。
秋穆替他对高家村的群众们解释道：“乡亲们，工作队不是要走富农路线，也不是要让富农代表大家。只是说代表大会跟农会委员会是不一样的，农会委员会是从农会里选举出来的，投票的也是农会会员。而代表大会则是从全村选举出来的，所有人都可以投票。咱们一人一票，贫农能投，富农也能投。大家也不用担心，因为贫农数量比富农多，最终投票选出来的代表，肯定也会是代表多数人的利益。”
她这么一解释，大部分来听工作队员开大会的群众便放下心了。现在高家村还有几个富农？怕是连一只手都数得过来。要是全村人一起选，尽管又可能选出来富农的代表，但也显然不可能最终选出来完全代表富农利益的代表大会。
于是高家村选举出了第一届新的代表大会，代表的人选倒是和农会委员有惊人的重合度。不过由于代表的人数比农会委员要多得多，代表之中有一部分是农会委员这倒也没什么。
然而农会是组织起来了，代表大会也选举出来了，要重新选举村公所干部的时候却出了岔子。因为工作队首要的目的还是要让高家村的贫农“翻身”，可是在这么多贫农都没“翻身”的基础上，却找不出来再分给他们的财物的来源了。
之前贫雇农“翻身”是要清算地主富农，可是通过对整个村子的人重新进行阶级划分，工作队只找出了一户富农，一共才只有三个人。要想通过剥夺这三个人的剩余财产来满足全村两百多户贫农的需要，显然是不可能的。
那些——在秋穆看来并不存在的——本应分给贫农的剩余财产，现在看来唯一的去路就是被那些组织清算的干部们贪污了。
当工作队对新农会委员会的委员们宣布这一推断的时候，新委员们都感到十分震惊：如果这是真的，那么那些贪污的干部实在是罪大恶极！
然而也有人对此质疑，例如给工作队员们提供食宿的民兵队员高五福，那姑娘也是新选出的农会委员之一。她有一次私下跟几个工作队员说道：“我看并不存在这么大数额的贪污。如果真有哪个干部贪污了这么多剩余财产，那她家怎么可能不因此而富裕起来呢？但是我们村的干部们都没有一个能算得上富裕中农的，大多数可能连下中农都谈不上是。”
杨成林对她的解释是，贪污的剩余财产很可能被藏匿起来了，或者是在外村进行了消费。这个解释倒也有道理，因为假使有人贪污了那么多财产，肯定也不敢明目张胆地在村里显摆。但是从另一方面讲，假使高家村的干部里面没有泼留希金3那样的极端守财奴，贪污任何东西本质上都是为了提高自己的生活水平。而既然是为了提高自己的生活水平，也就完全没有贪污之后藏着不用的道理。要知道村里一些分到了好地的贫农已经成为了新中农，如果真的有干部贪污了剩余财产，也完全没有不让自己家也成为新中农的道理。
注释：
1从理论上，代表大会中要具有社会各阶层的代表，而不只是中贫雇农的代表。
2这符合解放初期的“三三制”，即在代表大会中地主富农和大资产阶级、中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