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谭五十出头，他有个很响亮的名字叫汉武，方脸盘，中等偏魁梧的身个，是首届电大生，走起路来老远能听见他“咚咚”的脚步声。按他后些年失意时自嘲地说，我是“名字大，名气小。”历史上的秦皇汉武和他的名字沾上了边，给他心里增加了些许光彩。
他是一家商业公司的经理，他也曾有过春风得意的时候。八十年代末九十年代初，也曾是他那个小城里呼风唤雨的人物。那时还是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过渡年代，公司掌握着关系人民群众生活必需的日常物资。供应和计划调拨都是公司操作着，找他的人和单位自然就多，请吃请喝的排着班等，每每八两酒下肚，人就觉得飘飘然，走起路来好象脚没沾地样。进入九十年代后，市场经济在古老的土地上萌发着新芽，公司的经营受到了市场的冲击，生意每况日下，再也没有往日的辉煌，再也没有往日的车水马龙场面，公司就象一个拄着拐杖的垂暮老人已走向了夕阳。
就在那时他陷人了人生的低谷。该往上提拔没提上去，而他手下的同事成了他的上级，这对他无疑是个嘲弄，由此他就消沉了下去。成天把自己泡在酒的乾坤里，酒后的花步是轻飘飘的，说起话来也没过去那么响亮，带着酒后语无伦次的戏言，时常闹出些笑话。
公司经营不景气再也呆不下去了。那年的腊月有几个退休的老同志拄着拐杖到办公室质问他：“你把好端端的公司搞成这样，看你满脸长的横肉，就知道你不是个好东西！”退休人员咬牙切齿的发泄是有道理的，毕竟他们是从那正统年代走过来的人，看不惯现在这些经理的所作所为，最关键的是没按国家政策落实应该补发给他们的退休待遇。骂归骂，发泄归发泄，老谭只有委屈地听着。作为老谭应该承认他还是有能力的，当六年经理早些年还是做了大量的工作，当然这里面也有政策的因素。由于后期他没被提上去所以背上了沉重的思想包袱，工作根本没怎么去抓，管理出现了松懈，工资发不出，所以造成了很多的怨气。为逃避公司面临的困境，经常借故去出差游玩，以消磨萎靡不振的情绪，这让那些知道内情的退休人员心里很是窝火。
就这样在那年后的四月他调离了公司，去了上级的业务部门搞机关创收。他以为这一调是个解脱，可留下口碑并不好。普通职工说他“原来是昂着头走路，现在是低着头走路。”对他的闲言碎语不绝于耳。但他也有他的裙系，被他提拔过的中层干部自然会念他的好处，时不时带上几瓶酒去安慰他，在他生日时也有去捧捧场。
到了机关其实不是老谭想的那么会事，上下级关系并不好处理，处事为人就象生在石缝里的苗子，经不起风雨的摧残。说话也要格外小心，一不留神得罪了人自己还不知道。他分管的创收也并不好做，市场开放了，做任何业务需要很雄厚的资金和信息作保障。联系上业务要求之于银行，银行不再是凭着大红印就轻易放款给你，还必须有抵押才给你贷款。货进来又要去推销，推销往往又有赊欠，资金回不了笼银行要逼，这就带来了很大的经营风险。生意场中有这样的说法“烧香买磕头卖。”那几年老谭有都体会到了。机关创收其实就是为机关制造个“油盐罐，”赚了钱上上下下自然高兴，可以在他那里开支些不能做明路的费用，或赞佩你有能力，有板眼。亏了自然有人闲言碎语，说你是大吃大喝瞎掰。开初几年的生意也还红火，是赚了些钱。那年刚时兴砖头式“大哥大”一下子买进两部。自己用一部，送给分管的领导一部。赚了钱别人只有羡慕的份，暗地里难免有说三道四。机关工作人员也时常被他请吃，吃不仅仅是为了添饱肚子，在人际关系中吃有着更深刻的内涵。吃了人家的嘴软，你好我好，大家都好，办事也就顺趟。
后几年情况急转直下，帐收不回，银行经常来逼还贷，他不得不溜出去躲债。他又再次陷入了这样的困境，分管的局长也拿不出主意，他也无计可施。他原来以为是“粥锅跳到了肉锅，”没想到还不如当经理时风光。他又回到酒的乾坤里来麻木自己。后来不得已，通过上级把原来他公司的业务科长借调到他那里，以为就有了回天之力。业务科长是个办事稳重精细、言语不多的人，共事多年他是很了解他。他还有个好习惯不是吹牛拍马屁、阿谀奉承的那种人，更不是播风弄雨的人。
他知道他和业务科长是两个类型的人，他不看重名利，擅长做实事。而他适合在领导岗位上呼风唤雨的那类人。尽管是两个类型的人，他相信他们有兼容性。他们再次共事在一起，也有了个可交心的同事。有次他们到乡下收帐，在路上他好奇地问：“你好好的个副经理不当，干吗要辞职？”那业务科长一笑了之，心想这他就没明白，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人生观，也有着他的行为坐标。他还带有埋怨地说：“你这人就是太中庸了！”业务科长没去和他解释什么。这事说来话长，在老谭当公司经理时他就是业务科长，只要交给他的办的事就不会有出入，办事很让人放心，唯一的是觉得他中庸不求上进，这话早年就对他私下也说起过。后来他在公司搞不下去调机关去创收，业务科长在不知情的情况下被上级一纸文书提为副经理，上级万万没想到他死活不愿意干。局长亲自登门做工作，而他有意去躲避。后来一直等到夜深回来见上面，局长说：“文件也下了，大会又宣布了，不干怎么去向上面领导解释？”虽然他们是好意，但违背了他的意愿。业务科长觉得这样僵持下去，对上面领导确实没台阶下。后来他和那局长约定，只干两年。这件事在当时几千号人的系统还引起了不小的议论。天下还有这等的奇事！有些人不择手段想往上爬，可现在竟然有人提拔他还不干。
老谭是知道这趟水的，对这事也一直是迷惑在心，顺便就问起那已成为过去多少年的事。
那业务科长其实是个心知肚名的人，对老谭工作上和为人上的事一清二楚。他错就错在太看重个人的前途，没想到矛盾的焦点，没有主动去化解矛盾，也可以说是他自己造成的。他所走过的路象个抛物线，最高点已经过去了。想当年门庭若市，而今门庭冷落车马稀，风光不再。后来他不无感叹地唱若着：“笑看庭前花开花落，”其实他不俱有那样的心境，他没有宠辱不惊、云展云舒的境界。
有次他对业务科长说：“假如还有来生，他不会再是这样。”人真的有来生吗？不是常说世界上没有后悔药可买。所以在后来日子表现出的无奈和失落，只有酒精能帮他。他的老婆对他有些变态的心理很是反感，也不知吵过多少回，经常把他的酒瓶子给藏了起来，看着他酒后跌倒时留下的印疤，他那颓废的样子想来就心凉。酒是他存在的能源，是驱动他走下去的动力。在家里喝不成，他就在上班路上的酿酒铺来上一碗，让那燃烧的液体给他振奋，抹去嘴角残留的酒液，世界在他眼里还是五彩斑阑的。然后摇摇晃晃走在街上，遇上打招呼的人半天没有省悟，支支唔唔地畅游在酒后的麻木中。
机关创收由于亏损严重，债务缠身，后来不得不留下那副乱摊子各奔东西，老谭去了个新的公司挂了个闲职。
他是一家商业公司的经理，他也曾有过春风得意的时候。八十年代末九十年代初，也曾是他那个小城里呼风唤雨的人物。那时还是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过渡年代，公司掌握着关系人民群众生活必需的日常物资。供应和计划调拨都是公司操作着，找他的人和单位自然就多，请吃请喝的排着班等，每每八两酒下肚，人就觉得飘飘然，走起路来好象脚没沾地样。进入九十年代后，市场经济在古老的土地上萌发着新芽，公司的经营受到了市场的冲击，生意每况日下，再也没有往日的辉煌，再也没有往日的车水马龙场面，公司就象一个拄着拐杖的垂暮老人已走向了夕阳。
就在那时他陷人了人生的低谷。该往上提拔没提上去，而他手下的同事成了他的上级，这对他无疑是个嘲弄，由此他就消沉了下去。成天把自己泡在酒的乾坤里，酒后的花步是轻飘飘的，说起话来也没过去那么响亮，带着酒后语无伦次的戏言，时常闹出些笑话。
公司经营不景气再也呆不下去了。那年的腊月有几个退休的老同志拄着拐杖到办公室质问他：“你把好端端的公司搞成这样，看你满脸长的横肉，就知道你不是个好东西！”退休人员咬牙切齿的发泄是有道理的，毕竟他们是从那正统年代走过来的人，看不惯现在这些经理的所作所为，最关键的是没按国家政策落实应该补发给他们的退休待遇。骂归骂，发泄归发泄，老谭只有委屈地听着。作为老谭应该承认他还是有能力的，当六年经理早些年还是做了大量的工作，当然这里面也有政策的因素。由于后期他没被提上去所以背上了沉重的思想包袱，工作根本没怎么去抓，管理出现了松懈，工资发不出，所以造成了很多的怨气。为逃避公司面临的困境，经常借故去出差游玩，以消磨萎靡不振的情绪，这让那些知道内情的退休人员心里很是窝火。
就这样在那年后的四月他调离了公司，去了上级的业务部门搞机关创收。他以为这一调是个解脱，可留下口碑并不好。普通职工说他“原来是昂着头走路，现在是低着头走路。”对他的闲言碎语不绝于耳。但他也有他的裙系，被他提拔过的中层干部自然会念他的好处，时不时带上几瓶酒去安慰他，在他生日时也有去捧捧场。
到了机关其实不是老谭想的那么会事，上下级关系并不好处理，处事为人就象生在石缝里的苗子，经不起风雨的摧残。说话也要格外小心，一不留神得罪了人自己还不知道。他分管的创收也并不好做，市场开放了，做任何业务需要很雄厚的资金和信息作保障。联系上业务要求之于银行，银行不再是凭着大红印就轻易放款给你，还必须有抵押才给你贷款。货进来又要去推销，推销往往又有赊欠，资金回不了笼银行要逼，这就带来了很大的经营风险。生意场中有这样的说法“烧香买磕头卖。”那几年老谭有都体会到了。机关创收其实就是为机关制造个“油盐罐，”赚了钱上上下下自然高兴，可以在他那里开支些不能做明路的费用，或赞佩你有能力，有板眼。亏了自然有人闲言碎语，说你是大吃大喝瞎掰。开初几年的生意也还红火，是赚了些钱。那年刚时兴砖头式“大哥大”一下子买进两部。自己用一部，送给分管的领导一部。赚了钱别人只有羡慕的份，暗地里难免有说三道四。机关工作人员也时常被他请吃，吃不仅仅是为了添饱肚子，在人际关系中吃有着更深刻的内涵。吃了人家的嘴软，你好我好，大家都好，办事也就顺趟。
后几年情况急转直下，帐收不回，银行经常来逼还贷，他不得不溜出去躲债。他又再次陷入了这样的困境，分管的局长也拿不出主意，他也无计可施。他原来以为是“粥锅跳到了肉锅，”没想到还不如当经理时风光。他又回到酒的乾坤里来麻木自己。后来不得已，通过上级把原来他公司的业务科长借调到他那里，以为就有了回天之力。业务科长是个办事稳重精细、言语不多的人，共事多年他是很了解他。他还有个好习惯不是吹牛拍马屁、阿谀奉承的那种人，更不是播风弄雨的人。
他知道他和业务科长是两个类型的人，他不看重名利，擅长做实事。而他适合在领导岗位上呼风唤雨的那类人。尽管是两个类型的人，他相信他们有兼容性。他们再次共事在一起，也有了个可交心的同事。有次他们到乡下收帐，在路上他好奇地问：“你好好的个副经理不当，干吗要辞职？”那业务科长一笑了之，心想这他就没明白，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人生观，也有着他的行为坐标。他还带有埋怨地说：“你这人就是太中庸了！”业务科长没去和他解释什么。这事说来话长，在老谭当公司经理时他就是业务科长，只要交给他的办的事就不会有出入，办事很让人放心，唯一的是觉得他中庸不求上进，这话早年就对他私下也说起过。后来他在公司搞不下去调机关去创收，业务科长在不知情的情况下被上级一纸文书提为副经理，上级万万没想到他死活不愿意干。局长亲自登门做工作，而他有意去躲避。后来一直等到夜深回来见上面，局长说：“文件也下了，大会又宣布了，不干怎么去向上面领导解释？”虽然他们是好意，但违背了他的意愿。业务科长觉得这样僵持下去，对上面领导确实没台阶下。后来他和那局长约定，只干两年。这件事在当时几千号人的系统还引起了不小的议论。天下还有这等的奇事！有些人不择手段想往上爬，可现在竟然有人提拔他还不干。
老谭是知道这趟水的，对这事也一直是迷惑在心，顺便就问起那已成为过去多少年的事。
那业务科长其实是个心知肚名的人，对老谭工作上和为人上的事一清二楚。他错就错在太看重个人的前途，没想到矛盾的焦点，没有主动去化解矛盾，也可以说是他自己造成的。他所走过的路象个抛物线，最高点已经过去了。想当年门庭若市，而今门庭冷落车马稀，风光不再。后来他不无感叹地唱若着：“笑看庭前花开花落，”其实他不俱有那样的心境，他没有宠辱不惊、云展云舒的境界。
有次他对业务科长说：“假如还有来生，他不会再是这样。”人真的有来生吗？不是常说世界上没有后悔药可买。所以在后来日子表现出的无奈和失落，只有酒精能帮他。他的老婆对他有些变态的心理很是反感，也不知吵过多少回，经常把他的酒瓶子给藏了起来，看着他酒后跌倒时留下的印疤，他那颓废的样子想来就心凉。酒是他存在的能源，是驱动他走下去的动力。在家里喝不成，他就在上班路上的酿酒铺来上一碗，让那燃烧的液体给他振奋，抹去嘴角残留的酒液，世界在他眼里还是五彩斑阑的。然后摇摇晃晃走在街上，遇上打招呼的人半天没有省悟，支支唔唔地畅游在酒后的麻木中。
机关创收由于亏损严重，债务缠身，后来不得不留下那副乱摊子各奔东西，老谭去了个新的公司挂了个闲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