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一年后，我与成了一级厨师的冯结巴冯飞扬在火车上邂逅相遇。他又白又胖，穿着一身呢子制服，手腕上戴着一块足有三两重的大手表。
通过简短交谈，我知道他后来在舅舅的安排下，去了滨海油田，成了正式工人，先当炊事员，又进烹饪技校，去过香港、新加坡，回来评上一级厨师，娶了党委书记的女儿，生了一个胖儿子。话题自然转到棉花加工厂，他说：
“那时过的真是狗都不如的日子，想想过去，看看现在，我很知足。你不知道我们家当时有多么穷。别人还从家背点玉米面投到食堂里，正儿巴经地拿着粮票打几个窝窝头吃，我们家里连地瓜干子都吃不上。背着人，啃点菜团子，喝点开水，就算一顿饭。看到那些正式工吃馒头，馋得我呀，他妈的，眼泪鼻涕一块儿流。不瞒你说，有一次，实在饿极了，我跑到榨油车间去喝过棉籽油，一次喝一铁瓢。肚子受不了，肛门没了约束，不知不觉就流了油”
我们一起笑了。
这小子现在是头发乌黑，像在油里浸过一样。我们忆着苦，思着甜，话题自然转到方碧玉身上。
“她死得好惨”我说“那么好的一个人，落了个粉身碎骨的下场”
“你认为她死了吗？”冯结巴问我。
“怎么？难道她没死？”我惊异地问。
“她死在什么时候，你还记得吗？”
“永远不会忘记！”我说“她死于那一年的一月二十五号，那天正好是腊月二十三，‘辞灶日’，过小年。”
“我认为方碧玉没死。”冯说。
“她的身子都被清花机给打烂了，你还说她没死。”
“她没有死，像她这样的女人决不会自杀！”“别说梦话了。”我说。
“你还记得那个被皮辊绞死的女工吗？”
“记得。”
冯说：“问题就在这里。”
深秋的夜晚，天很凉了。我感到浑身哆嗦。
站在车间里，郭麻子手指着那一片皮辊机，对我和李志高说：
“你们俩负责供应这三十台车的棉花，误了找你们。”
柴油机轰鸣起来。地沟里，镶着铜牙的柴油机工孙师傅拿着铁撬棍往主传动轴上挂皮带。几十个身穿白围裙、头戴白帽、嘴上捂着白色大口罩的女工各就各位，面对着自己的轧花机。我毫不费力地认出了方碧玉。车间里灯光明亮，胜过白昼，她那两只黑色大眼在雪白衣帽和四周棉花的映衬下，蓝幽幽地放光，像狸猫一样。我看到她在注视着我和李志高。我认为她在对我们表示同情和关注。她在鼓励我们。她一定在为能与我们上一个班感到高兴。你的高兴就是我们的高兴呀，方碧玉。我在心里大声说。
传动皮带猛然抽紧，并发出尖利的摩擦声。传送轴轰轰转动，几十部轧花机皮辊旋转，除籽栅前后推拉，巨大的噪声立即充满车间。姑娘们抱起棉花，放在机前平板上，然后左右开弓，双手抓花甩动，让棉花均匀地落在两只皮辊之间。方碧玉的动作最迅速、最准确、最优美。
“还不快去抬棉花！”郭麻子对着我们大声吼叫。
机器的力量使人兴奋，我和李志高一前一后抬着大篓子，向棉花垛跑去。
另外两个抬大篓子的老手，看着我们笑。其中一个对另一个说：
“这俩小子是热锅上的蚂蚱，蹦达不了多会儿。”
他们笑得有道理，他们说得更准确。
垛在一起的棉花，竟然变得如此坚硬，这是我始料不及的。从垛上往篓里装棉花，其实是非常艰苦的过程，棉花挤压在一起，纤维粘连，拽着如同胶皮，插手难进。要想使棉花松软能抱，第一是用铁钩子把棉花扯下来，第二是爬到垛上去，坐下，用两个脚后跟找到层次，把棉花像揭饼一样蹬下来，这是抬大篓子的伙计们艰苦摸索后得到的经验。当时，我们在那儿扯呀，撕呀，有货装不到篓子里去，仅装了半篓，就气喘吁吁，汗流浃背了。
“你们俩小子，要磨洋工是不是？”郭麻子跑到垛边来骂我们“几十台车等着吃！你们知不知道两个班在比着干？”
“主任，不是我们不急，是干着急拽不下来。”李志高说。
“笨蛋，用钩子往下抓，上去用脚往下蹬！”郭主任告诉我们。
上去一试，果然有效。很快满了篓。一抬，不起，再一挺，起来了。李在后，我在前，互相看不见。脊梁杆子弯曲，腿哆嗦，不准拿，一路歪斜，扭秧歌一样。顾不上说话，听到郭麻子郭主任在我耳旁说：
“小子，尝尝滋味吧！你们以为一天一块三毛五分钱就那么好挣？！”
进了车间，地上棉花绊脚，正扭着，感到后边猛一沉，李志高没招呼就扔了杠子。全身骨节一阵嘎吧，脸一仰，我一腚就坐在地上。幸好有些棉花垫着，没跌坏尾巴骨。姑娘们哧哧地笑我们，因为我们俩算公认的秀才。我也不知怎么就糊糊涂涂地成了秀才。站起来，哥俩顾不上埋怨，喊声号子，去倒大篓子，忘了抽杠子，倒不出来，又翻过来抽掉杠子，再翻回去，像屎壳郎翻屎蛋，狼狈透了。正想喘口气，郭麻子又吼：“快去抬呀，操你们二大爷！没看到在跑空车吗？”顾不上回操郭麻子的三姑或二姨，抬起篓子就跑，现在李在前我在后，跑急了篓子碰腿。磕磕碰碰，到了垛前，手刨脚蹬，死活不顾，装满一篓，速度大提高。抬起来一溜小跑，在运动中求平衡，实践出真知。郭麻子说：
“这样干还差不多！”
一个小时过去，跑了十趟，抬进去十篓，汗流干了，浑身酸软，想歇歇，坐下就起不来了。躺在棉花上，什么也不想就想死。感到只躺了不到一分钟，车间里又告了急。郭麻子拿着小竹竿抽打着我们的屁股，脏话像吐鲁番的葡萄，一串一串的。没法子，强挣着爬起来，死干吧，干死吧，往死里干吧。感到像干了一个世纪似的。夜怎么会这么长？问李大哥几点了，李大哥几点了？李大哥从腰带上摘下手表，凑到鼻子尖上看了看，说十二点不到，就算到了十二点才算一小半，我的亲娘，什么时候才能熬到下班。车间里的轰鸣声好像把地球都震动了，那几十台皮辊机像几十只张着大口的巨兽，贪婪地吞食着，吞食着棉花，吞完了棉花就吞食我们车间里白雾蒙蒙，细小的绒毛飞舞着，白炽灯泡上沾满花绒，像白色的猴头蘑菇。尘土和细绒已经改变了方碧玉她们的模样，她们的工作服和口罩变厚了，她的眼睫毛上沾满了花绒毛，像结满了冰霜的树枝。她们在拿着小竹竿的郭主任的催促下，机械地重复着那些动作，郭主任用小竹竿抽打着她们的屁股，催促着：快点，快点，薄撒，均匀，宋春花，你睡着了吧？大个子邹，你想把机器噎死？室外星光灿灿室内尘绒弥漫。起初我还感到鼻孔发痒，直打喷嚏，现在我连喷嚏都打不动了。我们再也不敢停止手脚的运动了，而且事情正在起变化，感情正在起变化，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肢体的疼痛和疲倦消逝了，感觉迟钝，伟大的麻木状态开始。这时候人的思维十分节约，我不知道我的李大哥如何，我只知道我自己的脑袋里只有黄豆粒那么大小一块明亮的地方，其他的部分都混混沌沌，处于半休眠状态。就是在那一点黄豆大小的明亮里，装着一只竹编的大篓子，一根大杠子和又白又硬又凉丝毫也不松软也不温暖的像毒蛇一样无情地纠缠在一起的棉花。直到十几年后的今天，一想起棉花，立刻便有那又白又硬又凉的感觉像蛇一样爬进我的脑海，使我万分地惊悚。
郭麻子吹响下班哨子时，红色的霞已经满了天。柴油机工孙师傅熄了机器，天地间突然安静，这安静产生了巨大的压力，压迫着每个人的耳膜，肉体，甚至是灵魂。我的耳朵嗡嗡地响着，突然感到眼前的一切都丧失了原来的模样。霞光怎么会是这样？晨风怎么会是这样？路面上的石块为什么会是这样？
我们哥儿俩扔掉大篓子，栽到垛旁凌乱冰凉的棉花上，我想应该说一句：“同志们，永别啦！”然后悲壮地合上眼睛。
方碧玉毫不客气地踢着我的屁股：
“马成功，起来，起来，这样睡下去是要落病的！”
“李志高，老李，起来，起来，这样睡下去是要落病的！”
“李志高，老李，起来，起来，回宿舍去睡！”
我们在爱的催动下，拼着最后一丝力气，回到了宿舍，爬上我的三层铺，如同攀登珠穆朗玛峰。
通过简短交谈，我知道他后来在舅舅的安排下，去了滨海油田，成了正式工人，先当炊事员，又进烹饪技校，去过香港、新加坡，回来评上一级厨师，娶了党委书记的女儿，生了一个胖儿子。话题自然转到棉花加工厂，他说：
“那时过的真是狗都不如的日子，想想过去，看看现在，我很知足。你不知道我们家当时有多么穷。别人还从家背点玉米面投到食堂里，正儿巴经地拿着粮票打几个窝窝头吃，我们家里连地瓜干子都吃不上。背着人，啃点菜团子，喝点开水，就算一顿饭。看到那些正式工吃馒头，馋得我呀，他妈的，眼泪鼻涕一块儿流。不瞒你说，有一次，实在饿极了，我跑到榨油车间去喝过棉籽油，一次喝一铁瓢。肚子受不了，肛门没了约束，不知不觉就流了油”
我们一起笑了。
这小子现在是头发乌黑，像在油里浸过一样。我们忆着苦，思着甜，话题自然转到方碧玉身上。
“她死得好惨”我说“那么好的一个人，落了个粉身碎骨的下场”
“你认为她死了吗？”冯结巴问我。
“怎么？难道她没死？”我惊异地问。
“她死在什么时候，你还记得吗？”
“永远不会忘记！”我说“她死于那一年的一月二十五号，那天正好是腊月二十三，‘辞灶日’，过小年。”
“我认为方碧玉没死。”冯说。
“她的身子都被清花机给打烂了，你还说她没死。”
“她没有死，像她这样的女人决不会自杀！”“别说梦话了。”我说。
“你还记得那个被皮辊绞死的女工吗？”
“记得。”
冯说：“问题就在这里。”
深秋的夜晚，天很凉了。我感到浑身哆嗦。
站在车间里，郭麻子手指着那一片皮辊机，对我和李志高说：
“你们俩负责供应这三十台车的棉花，误了找你们。”
柴油机轰鸣起来。地沟里，镶着铜牙的柴油机工孙师傅拿着铁撬棍往主传动轴上挂皮带。几十个身穿白围裙、头戴白帽、嘴上捂着白色大口罩的女工各就各位，面对着自己的轧花机。我毫不费力地认出了方碧玉。车间里灯光明亮，胜过白昼，她那两只黑色大眼在雪白衣帽和四周棉花的映衬下，蓝幽幽地放光，像狸猫一样。我看到她在注视着我和李志高。我认为她在对我们表示同情和关注。她在鼓励我们。她一定在为能与我们上一个班感到高兴。你的高兴就是我们的高兴呀，方碧玉。我在心里大声说。
传动皮带猛然抽紧，并发出尖利的摩擦声。传送轴轰轰转动，几十部轧花机皮辊旋转，除籽栅前后推拉，巨大的噪声立即充满车间。姑娘们抱起棉花，放在机前平板上，然后左右开弓，双手抓花甩动，让棉花均匀地落在两只皮辊之间。方碧玉的动作最迅速、最准确、最优美。
“还不快去抬棉花！”郭麻子对着我们大声吼叫。
机器的力量使人兴奋，我和李志高一前一后抬着大篓子，向棉花垛跑去。
另外两个抬大篓子的老手，看着我们笑。其中一个对另一个说：
“这俩小子是热锅上的蚂蚱，蹦达不了多会儿。”
他们笑得有道理，他们说得更准确。
垛在一起的棉花，竟然变得如此坚硬，这是我始料不及的。从垛上往篓里装棉花，其实是非常艰苦的过程，棉花挤压在一起，纤维粘连，拽着如同胶皮，插手难进。要想使棉花松软能抱，第一是用铁钩子把棉花扯下来，第二是爬到垛上去，坐下，用两个脚后跟找到层次，把棉花像揭饼一样蹬下来，这是抬大篓子的伙计们艰苦摸索后得到的经验。当时，我们在那儿扯呀，撕呀，有货装不到篓子里去，仅装了半篓，就气喘吁吁，汗流浃背了。
“你们俩小子，要磨洋工是不是？”郭麻子跑到垛边来骂我们“几十台车等着吃！你们知不知道两个班在比着干？”
“主任，不是我们不急，是干着急拽不下来。”李志高说。
“笨蛋，用钩子往下抓，上去用脚往下蹬！”郭主任告诉我们。
上去一试，果然有效。很快满了篓。一抬，不起，再一挺，起来了。李在后，我在前，互相看不见。脊梁杆子弯曲，腿哆嗦，不准拿，一路歪斜，扭秧歌一样。顾不上说话，听到郭麻子郭主任在我耳旁说：
“小子，尝尝滋味吧！你们以为一天一块三毛五分钱就那么好挣？！”
进了车间，地上棉花绊脚，正扭着，感到后边猛一沉，李志高没招呼就扔了杠子。全身骨节一阵嘎吧，脸一仰，我一腚就坐在地上。幸好有些棉花垫着，没跌坏尾巴骨。姑娘们哧哧地笑我们，因为我们俩算公认的秀才。我也不知怎么就糊糊涂涂地成了秀才。站起来，哥俩顾不上埋怨，喊声号子，去倒大篓子，忘了抽杠子，倒不出来，又翻过来抽掉杠子，再翻回去，像屎壳郎翻屎蛋，狼狈透了。正想喘口气，郭麻子又吼：“快去抬呀，操你们二大爷！没看到在跑空车吗？”顾不上回操郭麻子的三姑或二姨，抬起篓子就跑，现在李在前我在后，跑急了篓子碰腿。磕磕碰碰，到了垛前，手刨脚蹬，死活不顾，装满一篓，速度大提高。抬起来一溜小跑，在运动中求平衡，实践出真知。郭麻子说：
“这样干还差不多！”
一个小时过去，跑了十趟，抬进去十篓，汗流干了，浑身酸软，想歇歇，坐下就起不来了。躺在棉花上，什么也不想就想死。感到只躺了不到一分钟，车间里又告了急。郭麻子拿着小竹竿抽打着我们的屁股，脏话像吐鲁番的葡萄，一串一串的。没法子，强挣着爬起来，死干吧，干死吧，往死里干吧。感到像干了一个世纪似的。夜怎么会这么长？问李大哥几点了，李大哥几点了？李大哥从腰带上摘下手表，凑到鼻子尖上看了看，说十二点不到，就算到了十二点才算一小半，我的亲娘，什么时候才能熬到下班。车间里的轰鸣声好像把地球都震动了，那几十台皮辊机像几十只张着大口的巨兽，贪婪地吞食着，吞食着棉花，吞完了棉花就吞食我们车间里白雾蒙蒙，细小的绒毛飞舞着，白炽灯泡上沾满花绒，像白色的猴头蘑菇。尘土和细绒已经改变了方碧玉她们的模样，她们的工作服和口罩变厚了，她的眼睫毛上沾满了花绒毛，像结满了冰霜的树枝。她们在拿着小竹竿的郭主任的催促下，机械地重复着那些动作，郭主任用小竹竿抽打着她们的屁股，催促着：快点，快点，薄撒，均匀，宋春花，你睡着了吧？大个子邹，你想把机器噎死？室外星光灿灿室内尘绒弥漫。起初我还感到鼻孔发痒，直打喷嚏，现在我连喷嚏都打不动了。我们再也不敢停止手脚的运动了，而且事情正在起变化，感情正在起变化，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肢体的疼痛和疲倦消逝了，感觉迟钝，伟大的麻木状态开始。这时候人的思维十分节约，我不知道我的李大哥如何，我只知道我自己的脑袋里只有黄豆粒那么大小一块明亮的地方，其他的部分都混混沌沌，处于半休眠状态。就是在那一点黄豆大小的明亮里，装着一只竹编的大篓子，一根大杠子和又白又硬又凉丝毫也不松软也不温暖的像毒蛇一样无情地纠缠在一起的棉花。直到十几年后的今天，一想起棉花，立刻便有那又白又硬又凉的感觉像蛇一样爬进我的脑海，使我万分地惊悚。
郭麻子吹响下班哨子时，红色的霞已经满了天。柴油机工孙师傅熄了机器，天地间突然安静，这安静产生了巨大的压力，压迫着每个人的耳膜，肉体，甚至是灵魂。我的耳朵嗡嗡地响着，突然感到眼前的一切都丧失了原来的模样。霞光怎么会是这样？晨风怎么会是这样？路面上的石块为什么会是这样？
我们哥儿俩扔掉大篓子，栽到垛旁凌乱冰凉的棉花上，我想应该说一句：“同志们，永别啦！”然后悲壮地合上眼睛。
方碧玉毫不客气地踢着我的屁股：
“马成功，起来，起来，这样睡下去是要落病的！”
“李志高，老李，起来，起来，这样睡下去是要落病的！”
“李志高，老李，起来，起来，回宿舍去睡！”
我们在爱的催动下，拼着最后一丝力气，回到了宿舍，爬上我的三层铺，如同攀登珠穆朗玛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