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要紧，不要紧。”
他淡化着狗的伤情，试图减轻我内心的负疚感。他反复地抚摩着小狗的头，以给这只遭此横祸的狗以抚慰。
他是一个好人。
我对小狗说：“小狗，你要吃什么？酸奶，面包，还是火腿肠？我给你买。”
这时，一个吊眼的妇女像救火似地来了“怎么了？！怎么了？！谁把我家的狗给轧了？！”
我说：“是我。”
“哎呀我的小狗哇！这是一个朋友送的，我们家的孩子最疼它了，整天和他玩！”她又冲向了我“你怎么开的车？！我家的狗好好的，你凭什么给轧？！”
“我不是”
“你还想抵赖？！”
“是我轧的，我没想抵赖。”
“你还有理了？！”
“我”
桑林说：“这院子又是车，又是人的，你咋不把狗栓起来？”
“栓了！这不栓了吗？”她理直气壮地把狗链子的这头搂到了那头，栓的那头却早就开了，狗可以带着链子到处跑，这有些让吊眼妇女泄气。
桑林说：“你这叫栓了？栓了，狗咋还跑车底下了呢？”
中年男人加重了语气，用安徽方言说了他老婆几句，又对我说：“没事了没事了，你们走吧。”
桑林说：“正好我们要上班，怕晚了，回来再说吧。”
我对事故原因进行了分析：在动车前，没有认真看；车身高，车头大，看得远处，看不得近处；往前移车时，车里正放着音乐，我把它放到了最大，以至于小狗连叫了几声，我都没听见，还在往前开；地面太乱，到处是他们堆放的木板条子，即使有一条狗在地面上走，也很难辨认；没有把狗栓到安全位置。
出了院后，我向桑林说：“我上小卖部买些吃的吧，给小狗补补。”
“你先别买了。你买了，小狗也吃不着，你没看见他们家的两个孩子在院子里玩呢吗？买回去，那女的也得把东西给她的孩子吃。”
也是。
晚上回来时，我找到了他们家。吊眼妇女正在做饭。
“你丈夫在家吗？”
“不在。”
“他什么时候回来？”
“打酒去了，快了。”
“我和你说吧。狗的事，你们看，怎么处理？”
我的兜里揣了一百块钱，我事先想好的是：如果在一百块钱之内，能把这事解决了，我就自己掏这个钱了，不声张了。平时，我们在外面出事故的钱，伊江都给报。
她犹豫地说：“怎么处理我老公没来呀，等他来了再说吧。”
旁边的一位很壮实的妇女和吊眼妇女像是老乡，她们操着相同的口音。壮实妇女插了一句，我没听清，请她再说一遍，只听她说：“给一百块钱！”
“给一百块钱行吗？”我征求着吊眼妇女的意见，她是狗的主人嘛。
吊眼妇女说：“二百块钱！你给二百块钱吧！”她说的铿锵有力，字字入耳。
“二百块钱？”这个数超过了我的预想。
“来了，我老公来了！”吊眼妇女说。
我走上前去，和他说：“你媳妇说要二百快钱！”
他没说“可”也没说“不可”
我说：“我兜里的钱不够，我取钱吧。”
我回去就和大伙说了这事。
桑林说：“你去问问她，要不要拳头？讹谁呢？给啥钱？不给！”
伊江说：“一只小狗，又不是什么名犬，值二百块钱吗？”
我说：“要不，我和他们说说，给一百？”
桑林说：“一百块钱也不给！你给她钱，她能给狗花呀？狗本身就有治愈能力，磕磕碰碰的，好得快着呢！”
我想起了派出所在小区贴的通知，详细内容我没看，大概是各家养狗要办狗证，否则就是非法的。一般的宠物狗，要花五百块钱，档次高的还贵。公安局正在查处非法养狗的事。
在我的个人利益将要受到大的损失时，我把我看到的通知向他们说了，我想争取到更多的、能够辅佐我的、对我有利的证据。
瑾儿像抓住了他们的小尾巴“不给他们钱！你看他们那样，也不像是能舍得花五百块钱给狗办证的人！”
我们正说着，吊眼妇女来了“给钱吧！”
没等我说，瑾儿接上了“你们家的狗办证了吗？”
吊眼妇女说话迟钝了“证证正办着呢。”
瑾儿说：“没证，就是非法养狗！你拿证来吧！拿来证，再和你谈钱的事！”
吊眼妇女像挨了一闷棍“那我问问我老公吧。”
她去了又来了“我老公说了，如果这条狗在几天之内好了，咱们什么也不说了；如果狗死了，你们要给我们买一条，必须是和我们家养的一模一样的！这条狗肯定活不了！它肯定得死！它活不了！”
为了得到另外的狗，她不惜诅咒这条被她的儿子视为宝物的带着伤的狗。她爱的是狗还是别的？
我和他们的争端，全在这条狗的死活上了。
在她的诅咒下，我必须做最差的打算，也就是说，我要想尽一切办法，弄到一条和该狗的外貌完全雷同的狗，弄清狗的来源，我才有地方下手。
于是，我问她：“你们家的狗是从哪弄来的？”
“买的！”
她说话怎么前后不一致？“你不是说是朋友给的吗？”
“谁给呀？是我们买的，花三百块钱呢！”
“在哪儿买的？”
桑林拉开了我说：“你别问她了，狗市上有的是！”吊眼妇女走了，我问桑林：“那条狗能死吗？”
“死不了！”
“你咋肯定呢？”
“我看出来了，伤破点皮，骨头没大事儿。狗的生命力强，养几天就好。”
我等了几天，吊眼妇女没再找我。
小狗在哪儿呢？它咋样了呢？它好了吗？
“桑林，咱们看看小狗吧。”
我们在吊眼妇女家的锯房里找到了小狗，它已被栓在了一个角落里。
那只狗见了我，身上先是触电般地一颤，它认出了我，我的愧疚感在加深。
他淡化着狗的伤情，试图减轻我内心的负疚感。他反复地抚摩着小狗的头，以给这只遭此横祸的狗以抚慰。
他是一个好人。
我对小狗说：“小狗，你要吃什么？酸奶，面包，还是火腿肠？我给你买。”
这时，一个吊眼的妇女像救火似地来了“怎么了？！怎么了？！谁把我家的狗给轧了？！”
我说：“是我。”
“哎呀我的小狗哇！这是一个朋友送的，我们家的孩子最疼它了，整天和他玩！”她又冲向了我“你怎么开的车？！我家的狗好好的，你凭什么给轧？！”
“我不是”
“你还想抵赖？！”
“是我轧的，我没想抵赖。”
“你还有理了？！”
“我”
桑林说：“这院子又是车，又是人的，你咋不把狗栓起来？”
“栓了！这不栓了吗？”她理直气壮地把狗链子的这头搂到了那头，栓的那头却早就开了，狗可以带着链子到处跑，这有些让吊眼妇女泄气。
桑林说：“你这叫栓了？栓了，狗咋还跑车底下了呢？”
中年男人加重了语气，用安徽方言说了他老婆几句，又对我说：“没事了没事了，你们走吧。”
桑林说：“正好我们要上班，怕晚了，回来再说吧。”
我对事故原因进行了分析：在动车前，没有认真看；车身高，车头大，看得远处，看不得近处；往前移车时，车里正放着音乐，我把它放到了最大，以至于小狗连叫了几声，我都没听见，还在往前开；地面太乱，到处是他们堆放的木板条子，即使有一条狗在地面上走，也很难辨认；没有把狗栓到安全位置。
出了院后，我向桑林说：“我上小卖部买些吃的吧，给小狗补补。”
“你先别买了。你买了，小狗也吃不着，你没看见他们家的两个孩子在院子里玩呢吗？买回去，那女的也得把东西给她的孩子吃。”
也是。
晚上回来时，我找到了他们家。吊眼妇女正在做饭。
“你丈夫在家吗？”
“不在。”
“他什么时候回来？”
“打酒去了，快了。”
“我和你说吧。狗的事，你们看，怎么处理？”
我的兜里揣了一百块钱，我事先想好的是：如果在一百块钱之内，能把这事解决了，我就自己掏这个钱了，不声张了。平时，我们在外面出事故的钱，伊江都给报。
她犹豫地说：“怎么处理我老公没来呀，等他来了再说吧。”
旁边的一位很壮实的妇女和吊眼妇女像是老乡，她们操着相同的口音。壮实妇女插了一句，我没听清，请她再说一遍，只听她说：“给一百块钱！”
“给一百块钱行吗？”我征求着吊眼妇女的意见，她是狗的主人嘛。
吊眼妇女说：“二百块钱！你给二百块钱吧！”她说的铿锵有力，字字入耳。
“二百块钱？”这个数超过了我的预想。
“来了，我老公来了！”吊眼妇女说。
我走上前去，和他说：“你媳妇说要二百快钱！”
他没说“可”也没说“不可”
我说：“我兜里的钱不够，我取钱吧。”
我回去就和大伙说了这事。
桑林说：“你去问问她，要不要拳头？讹谁呢？给啥钱？不给！”
伊江说：“一只小狗，又不是什么名犬，值二百块钱吗？”
我说：“要不，我和他们说说，给一百？”
桑林说：“一百块钱也不给！你给她钱，她能给狗花呀？狗本身就有治愈能力，磕磕碰碰的，好得快着呢！”
我想起了派出所在小区贴的通知，详细内容我没看，大概是各家养狗要办狗证，否则就是非法的。一般的宠物狗，要花五百块钱，档次高的还贵。公安局正在查处非法养狗的事。
在我的个人利益将要受到大的损失时，我把我看到的通知向他们说了，我想争取到更多的、能够辅佐我的、对我有利的证据。
瑾儿像抓住了他们的小尾巴“不给他们钱！你看他们那样，也不像是能舍得花五百块钱给狗办证的人！”
我们正说着，吊眼妇女来了“给钱吧！”
没等我说，瑾儿接上了“你们家的狗办证了吗？”
吊眼妇女说话迟钝了“证证正办着呢。”
瑾儿说：“没证，就是非法养狗！你拿证来吧！拿来证，再和你谈钱的事！”
吊眼妇女像挨了一闷棍“那我问问我老公吧。”
她去了又来了“我老公说了，如果这条狗在几天之内好了，咱们什么也不说了；如果狗死了，你们要给我们买一条，必须是和我们家养的一模一样的！这条狗肯定活不了！它肯定得死！它活不了！”
为了得到另外的狗，她不惜诅咒这条被她的儿子视为宝物的带着伤的狗。她爱的是狗还是别的？
我和他们的争端，全在这条狗的死活上了。
在她的诅咒下，我必须做最差的打算，也就是说，我要想尽一切办法，弄到一条和该狗的外貌完全雷同的狗，弄清狗的来源，我才有地方下手。
于是，我问她：“你们家的狗是从哪弄来的？”
“买的！”
她说话怎么前后不一致？“你不是说是朋友给的吗？”
“谁给呀？是我们买的，花三百块钱呢！”
“在哪儿买的？”
桑林拉开了我说：“你别问她了，狗市上有的是！”吊眼妇女走了，我问桑林：“那条狗能死吗？”
“死不了！”
“你咋肯定呢？”
“我看出来了，伤破点皮，骨头没大事儿。狗的生命力强，养几天就好。”
我等了几天，吊眼妇女没再找我。
小狗在哪儿呢？它咋样了呢？它好了吗？
“桑林，咱们看看小狗吧。”
我们在吊眼妇女家的锯房里找到了小狗，它已被栓在了一个角落里。
那只狗见了我，身上先是触电般地一颤，它认出了我，我的愧疚感在加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