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蛮夫，任你道心强大，一拳可击倒矣！”
名可秀的这个譬喻让人失笑之余，也觉得深有道理——当然，程学不这么认为。
新学是最先跳出来支持的。
在格物致知上，新学与理学并没有太多矛盾。
新学是经世致用的学派，与程学、温学的认知取向本就不同，但他们同样存在着格物理如何致知天理的困惑。名可秀完善的“格物致知”说，则让他们耳目一清，久困于心的矛盾解决了。
因此，新学最先跳出来表态，当然，这与名可秀如今在儒林的地位也大有关系。
二程和司马光对格物致知都有释义，名可秀的释义与之相去远矣，程学和温学自是发文反对。
但是，对于普通学子来说，名可秀的释义却是比程学的释义更清晰明确，也更容易理解；与温学对比，则兼顾了人性之私，而不是完全的“抵御外物”，更能让人接受，即使不是理学派的，也认为这种认知论更有益于学习。
名可秀的儒宗地位，也使她提出的各种学说多了一顶名为“权威”的帽子。对普通的读书人来讲，争论学问那是学者们的事，他们还处在“学习、认知”的层次，谁的学问有权威，他们就信谁的，这使名可秀的“格物致知”说在普通学子中接受面很广。
这对理学的发展，影响无疑很大。
自从学派重新定义后，理学没有了“格物之理”这个“拖后腿”的，就好比轻装上阵，如今又有儒宗的东风，其发展势头正是疾风蓬勃无可挡，欣欣向荣的前景又如“满院东风，海棠铺绣”，学派大盛指日可待。
大宪三十年，理学成为大宋第一学派。
大宪四十年，理学成为大周第一学派。
此起，理学成为华夏南北的儒学主流。
新学、程学、温学、关学、蜀学等诸学派的地位虽有变化，但仍然各有发展，在学派的碰撞中扬弃、完善自己的学说，逐渐转向专长领域，各有鲜明特色，同样是儒学的明珠。
大宪四十八年，礼部作过一个官员学派的统计，发现近二十年来士大夫为官的学派分布颇有领域集中的特点，比如：工部、军器监、司农寺、天文台等部署的官员多是出自理学；谏议官员、监法官员、廉政官员、御史台官员多是出自温学、程学二派；治政能臣、经济能臣多是出自新学、理学、蜀学这三派；政事堂宰执多是出自新学、理学二派；而政事堂首相从苏行冲起，都是擅长中庸之道的理学派出身。
这个数据从某种层面上，反映了大宋儒家诸学派的特色。
“百木秀，方为林。”
这是大宪三十年，理学成为大宋第一学派时，名可秀说的一句话。
作者有话要说：新的理学，终于定义完成~~以后就是名氏理学，程朱理学神马的木有了
☆、伊本游记（一）
这是大宪二十三年的二月,今年的春天来得比较早，二月初京城的春风就有融融的暖意了。
钱塘江从正月初八以后,就又进入了繁忙的季节。随着帝国商贸的繁盛，便带来了航运业的繁盛，作为集天下物阜的京城，又依着钱塘江这等连通江河与海路的水利条件,航运自然是更加繁盛，每年都是过年的那段日子才会清减一些。
京城设在钱塘江的港口共有四个,其中名为永兴的港口是出海港，进出的船队规模最为壮观气派，尤其是远航三个大洋的船舰，至少也得是五千料、可载五六百人的海舶，像“神舟”这种载重达一千一百吨的两万料巨舶已经不算是稀有的罕见货了,而一万料的海舶则是海商船队的主要配置，属于十分常见的了。
是以，在一支庞大船舰组成的南洋海商船队中，一艘只有三千六百料的飞剪式风帆船着实不起眼。它的主桅上同样悬挂着“中国”旗和“宋”字旗，但次桅上多了一面“驿”字旗，标示了它官驿船的身份，但外观太“瘦小”了，夹在高大上的海商船舰中一点都不打眼。
不过，这种飞剪式风帆船向来是以快捷闻名，官驿船承担了传递朝报和公务函件的任务，必是要求速度的，至于载客量则是其次。因为乘客只有官员或有官身的士籍，或有前二者担保的随行者，当然乘坐官驿船不是免费的——只有出公差的官员才能报销——不过船资比起商船要便宜三四成，毕竟官驿船的目的不是赢利。
这一艘官驿船是专门来往于京城和南洋瑞宋、华宋、金华三州的官驿船。船上有因公出行“海内”的官吏，也有三州的官身士籍人员。华宋州的司学参军陆游就在其中，他是三年任期已满，考绩优等迁升回“海内州”任职，需得先回帝京赴吏部报到，拿了新的告身才能上任。与他同行的还有他的好友范成大，和陆游是同科进士。
但范成大中了进士后并没有做官，而是领了散官阶，退身经营书肆，做起了儒商——现今是大宋第一书坊、古今书坊南洋总掌事。
范成大除了随从外，担保同行的还有一名外国人和一名宋籍异族人。
那名外国人年约三十七八，头上系着长头巾，身上穿着白色的长袍，一看就是宋人熟悉的大食商人——但这位可不是商人，而是出身于伊斯兰统治下的格拉纳达王国（西班牙）的贵族，是闻名格拉纳达王国并在巴格达扬名的“哈基姆”（穆斯林通才），姓名很长，简称伊本·路西德。
另外那位宋籍异族人是位二十一二的青年，长得很英俊，穿着青色的圆领襕衫，气质温和文雅，看起来就是一位大宋士子。但仔细一看，可以看出他的眉目轮廓较宋人略深，肤色也略深，如果是去过南洋故临国行商或游历的，一眼就能看出他是天竺人——如今叫印度了。这位青年正是来自于华宋州所辖的、位于印度大陆的竺夏县——这个大宋海外县是注辇国战败后低价卖给大宋的土地，位于印度大陆东南部海岸，方圆约六百里，尚是一片荒芜之地，人烟稀少，只有一个渔村——拉吉夫·卡拉姆就是从这个渔村出来的孩子，后来进入华宋州的共济学堂读书，加入了大宋籍，中国名叫安吉夫，二十岁行冠礼时，老师为他取字明德。
这两位都是头回来帝国京城，尽管已经见识过大宋海外州的繁荣，对这个强大帝国的繁荣已经有了领略，但是从进入杭州湾起，一沿所见的景象就不断刷新他们的见识，令人惊叹。事实上，那些初入钱塘江的藩商们，都会心生
名可秀的这个譬喻让人失笑之余，也觉得深有道理——当然，程学不这么认为。
新学是最先跳出来支持的。
在格物致知上，新学与理学并没有太多矛盾。
新学是经世致用的学派，与程学、温学的认知取向本就不同，但他们同样存在着格物理如何致知天理的困惑。名可秀完善的“格物致知”说，则让他们耳目一清，久困于心的矛盾解决了。
因此，新学最先跳出来表态，当然，这与名可秀如今在儒林的地位也大有关系。
二程和司马光对格物致知都有释义，名可秀的释义与之相去远矣，程学和温学自是发文反对。
但是，对于普通学子来说，名可秀的释义却是比程学的释义更清晰明确，也更容易理解；与温学对比，则兼顾了人性之私，而不是完全的“抵御外物”，更能让人接受，即使不是理学派的，也认为这种认知论更有益于学习。
名可秀的儒宗地位，也使她提出的各种学说多了一顶名为“权威”的帽子。对普通的读书人来讲，争论学问那是学者们的事，他们还处在“学习、认知”的层次，谁的学问有权威，他们就信谁的，这使名可秀的“格物致知”说在普通学子中接受面很广。
这对理学的发展，影响无疑很大。
自从学派重新定义后，理学没有了“格物之理”这个“拖后腿”的，就好比轻装上阵，如今又有儒宗的东风，其发展势头正是疾风蓬勃无可挡，欣欣向荣的前景又如“满院东风，海棠铺绣”，学派大盛指日可待。
大宪三十年，理学成为大宋第一学派。
大宪四十年，理学成为大周第一学派。
此起，理学成为华夏南北的儒学主流。
新学、程学、温学、关学、蜀学等诸学派的地位虽有变化，但仍然各有发展，在学派的碰撞中扬弃、完善自己的学说，逐渐转向专长领域，各有鲜明特色，同样是儒学的明珠。
大宪四十八年，礼部作过一个官员学派的统计，发现近二十年来士大夫为官的学派分布颇有领域集中的特点，比如：工部、军器监、司农寺、天文台等部署的官员多是出自理学；谏议官员、监法官员、廉政官员、御史台官员多是出自温学、程学二派；治政能臣、经济能臣多是出自新学、理学、蜀学这三派；政事堂宰执多是出自新学、理学二派；而政事堂首相从苏行冲起，都是擅长中庸之道的理学派出身。
这个数据从某种层面上，反映了大宋儒家诸学派的特色。
“百木秀，方为林。”
这是大宪三十年，理学成为大宋第一学派时，名可秀说的一句话。
作者有话要说：新的理学，终于定义完成~~以后就是名氏理学，程朱理学神马的木有了
☆、伊本游记（一）
这是大宪二十三年的二月,今年的春天来得比较早，二月初京城的春风就有融融的暖意了。
钱塘江从正月初八以后,就又进入了繁忙的季节。随着帝国商贸的繁盛，便带来了航运业的繁盛，作为集天下物阜的京城，又依着钱塘江这等连通江河与海路的水利条件,航运自然是更加繁盛，每年都是过年的那段日子才会清减一些。
京城设在钱塘江的港口共有四个,其中名为永兴的港口是出海港，进出的船队规模最为壮观气派，尤其是远航三个大洋的船舰，至少也得是五千料、可载五六百人的海舶，像“神舟”这种载重达一千一百吨的两万料巨舶已经不算是稀有的罕见货了,而一万料的海舶则是海商船队的主要配置，属于十分常见的了。
是以，在一支庞大船舰组成的南洋海商船队中，一艘只有三千六百料的飞剪式风帆船着实不起眼。它的主桅上同样悬挂着“中国”旗和“宋”字旗，但次桅上多了一面“驿”字旗，标示了它官驿船的身份，但外观太“瘦小”了，夹在高大上的海商船舰中一点都不打眼。
不过，这种飞剪式风帆船向来是以快捷闻名，官驿船承担了传递朝报和公务函件的任务，必是要求速度的，至于载客量则是其次。因为乘客只有官员或有官身的士籍，或有前二者担保的随行者，当然乘坐官驿船不是免费的——只有出公差的官员才能报销——不过船资比起商船要便宜三四成，毕竟官驿船的目的不是赢利。
这一艘官驿船是专门来往于京城和南洋瑞宋、华宋、金华三州的官驿船。船上有因公出行“海内”的官吏，也有三州的官身士籍人员。华宋州的司学参军陆游就在其中，他是三年任期已满，考绩优等迁升回“海内州”任职，需得先回帝京赴吏部报到，拿了新的告身才能上任。与他同行的还有他的好友范成大，和陆游是同科进士。
但范成大中了进士后并没有做官，而是领了散官阶，退身经营书肆，做起了儒商——现今是大宋第一书坊、古今书坊南洋总掌事。
范成大除了随从外，担保同行的还有一名外国人和一名宋籍异族人。
那名外国人年约三十七八，头上系着长头巾，身上穿着白色的长袍，一看就是宋人熟悉的大食商人——但这位可不是商人，而是出身于伊斯兰统治下的格拉纳达王国（西班牙）的贵族，是闻名格拉纳达王国并在巴格达扬名的“哈基姆”（穆斯林通才），姓名很长，简称伊本·路西德。
另外那位宋籍异族人是位二十一二的青年，长得很英俊，穿着青色的圆领襕衫，气质温和文雅，看起来就是一位大宋士子。但仔细一看，可以看出他的眉目轮廓较宋人略深，肤色也略深，如果是去过南洋故临国行商或游历的，一眼就能看出他是天竺人——如今叫印度了。这位青年正是来自于华宋州所辖的、位于印度大陆的竺夏县——这个大宋海外县是注辇国战败后低价卖给大宋的土地，位于印度大陆东南部海岸，方圆约六百里，尚是一片荒芜之地，人烟稀少，只有一个渔村——拉吉夫·卡拉姆就是从这个渔村出来的孩子，后来进入华宋州的共济学堂读书，加入了大宋籍，中国名叫安吉夫，二十岁行冠礼时，老师为他取字明德。
这两位都是头回来帝国京城，尽管已经见识过大宋海外州的繁荣，对这个强大帝国的繁荣已经有了领略，但是从进入杭州湾起，一沿所见的景象就不断刷新他们的见识，令人惊叹。事实上，那些初入钱塘江的藩商们，都会心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