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卷阅读41
"啊！好了好了我回去！"我不满地把被子甩在他身上，回到自己的被窝。我闭上眼听着他整理被子的"沙沙"声，老旧铁床的"嘎吱"声，头发和枕巾摩擦的"悉唆"声，夹杂着几声令人揪心的咳嗽，最后听到他均匀的呼吸声，才使我稍微舒心。
"晚安，泰雅，明天见。"
"睡吧，别废话啦。"
托尔斯泰说幸福的家庭总是一个样子，而不幸的家庭各有各的不幸。看来以上言论仅适用于家庭，对于说不上家庭的两个人，能带来"幸福"感觉的经历几乎达到了人类所能达到的多样化的最大程度。有人快活地结伴在冰封千里的南极大陆上泡沫塑料搭的小房子里一住就是整个冬天，每天为了看不见摸不着的科学数据冻掉鼻子还乐此不疲。也有人锦衣玉食，广园深宅，吟诗作画，焚香拨弦，过着神仙样比翼双飞的优雅生活。而我和泰雅的生活呢？
不错，我们住得很挤。但那能使我们之间的距离充分接近。为了省一些钱买到7：00以后打折的面包，在超市里翻看杂志消磨时光等待打折时间的来临。看到大家都喜欢的文章或者图片，会心地相视一笑，让那灿烂温暖的笑容填满我心中每一处无因的空虚。
泰雅不上班的夜里，我们各做各的。通常，我背书，他做头发。我痴迷于他打理头发的过程，包括他自己和别人的头发。他手指和手肘的动作是那么优美有致，我常常疑惑那是不是来源于舞蹈。我常常忍不住从书脊上方偷眼看他，细致轻柔地绕起一束束头发挽在手指上，一层层盘卷上去，耐心地把套在人头模特儿上的假发盘成复杂的发髻，或者用指缝拈起发梢轻轻地剪。有时，他的头发里有那么一小撮逃脱了发绳的束缚，俏皮地垂落在他的脸颊边，他会敏捷地下意识般随手把它捋向脑后，这时他的手指关节就会勾画出迷人的脸颊的轮廓。
每次痴痴地盯着泰雅而被他发现督促我读书时，目光回到书页上的我，想到的第一个问题无外乎：我和泰雅究竟是什么关系？朋友吗？显然是，好象又不仅仅是，我也不甘心仅仅是。同居吗？字面上看似乎是，但按照社会上普遍的定义，同居者应该有性关系，而泰雅完全不接受任何人任何形式的肉体亲昵，所以也不确切。我上大学时听到过港台籍的留学生称呼同寝室同学"我的同屋"，也许这才是对我们关系比较正确的描述词语吧。
管它呢！总之，这自然而然、琐碎平常的日子，是我一生中最最幸福的时光。我是如此沉溺于幸福之中，以至于以后别人叹起考研究生复习功课的苦经时，我几乎完全回忆不起一点苦涩绝望焦虑的味道来。尽管我上大学时的成绩并非出类拔萃，通过在职申请学位同等学历资格考试笔试和面试的过程顺利得令人难以置信。也许，那是因为每天都可以看到泰雅无意中给了我神秘的力量吧。
这天一上班，我就觉得不对劲。严威没有来。本来我们组就缺少人手，现在更是只能等待杨向东一组开完刀，由师傅和杨向东带领我们住院医生完成推脱不掉的手术。其他能拖延的就拖延一些。师傅对严威意外的缺席没有加以任何批评或解说，仿佛这个位置天然就是空缺的。
开刀时，我本以为给杨向东做助手，他会讲些轻松的话题，就象他平时那样。可是今天他比平时的严威还要沉默。病房里，从丁非和方和不断快速交换的无声的眼神中，我看出问题好象很复杂。好几次和丁非擦身而过，他看着我，似乎欲言又止，马上掉头又离开。我踏进治疗室取换药包、棉球、纱条什么的时候，莉莉、良良等一堆护士凑在一起悄声而激烈地说着什么。露露看到我，正要开口说什么，只来得及"哦"一声，就被她们拽开。就象摩西在红海前祈祷过一样，护士们自动在我面前分成两列，空出地方给我走路，而我所走过的地方，在我刚步出治疗室，又迅速地被她们凑在一起的身体和脑袋填满。
该死！不会是有谁看到了我外套口袋里的化验报告，做出什么特别丰富的联想吧？当然，换了我，如果在别人口袋里瞥见了这么一样化验报告单，不免也要瞎想八想一阵子。因为，那是一张化验有无hiv感染的化验单，说白了就是看有没有爱滋病。而送检人的名字，赫然写着："朱夜"。
那是3个多月以前借机抽了泰雅的血标本，送到市卫生防疫站检查。结果我当然早就知道是阴性，也就是说泰雅还没有感染上这种不治之症。真是谢天谢地。虽然出于保护患者利益、控制爱滋病流行的目的，自愿接受检查的人可以用密码匿名抽血化验。但是我和防疫站的人讲我会自己抽好血送来，所以不得不留下我真实的姓名、职业、工作单位和地址。当时工作人员讲只是为了保证对某个特定的真实存在的有法律可靠性的"个体"送检的血液负责，所以一定要有这些手续，没有别的意思。谁知不知哪个环节出了问题，他们最后又寄了一份化验结果给我。早上打开公务员一早送来的印有"市卫生防疫站"字样的牛皮纸信封后我吓了一跳，紧张地环顾过四周。那时每个人都在忙着自己的事，应该没有人会注意别人在看什么不相关的东西。
为了保险，我没放在白大衣口袋里，因为实习医生到自己的带教老师离开而需要敲处方章的时候，会随意翻找去开刀的医生留在病房的白大衣的口袋。也没有放在我的包里。因为我包里的书常常是全病房住院医生通用的。所以我特地把信封毁掉，把化验单叠成一小块塞在外套夹里的口袋里。本来以为没有什么问题了。
做医生的人一般比较务实，想象力也不丰富，但是我们病房的住院医生除外。护士虽然比通常人们认为的处于爱好幻想的妙龄少女要稍微年长一点，想象力和联想力却是有增无减。也许哪个人看到了我口袋里的化验单，而且化验单上我的名字写得很大，"送检人"的字写得很小，粗粗一看保证会误以为那是我的血标本化验单。她们一定暗暗议论为什么我要去化验hiv抗体，会联想成什么样？难不成我是乱交者？同性恋？
老天！老天！我都干了些什么？为什么我这么倒霉？！
突然，我的手机又响了，在空无一人的值班室里，响得揪心。我拿起手机，看到屏幕上显示的是这几个月来熟悉得不能再熟悉的号码，掌中冷汗顿时冒出，手机的塑料套子变得湿冷腻滑。铃声响了四、五下，我的理智才战胜
"晚安，泰雅，明天见。"
"睡吧，别废话啦。"
托尔斯泰说幸福的家庭总是一个样子，而不幸的家庭各有各的不幸。看来以上言论仅适用于家庭，对于说不上家庭的两个人，能带来"幸福"感觉的经历几乎达到了人类所能达到的多样化的最大程度。有人快活地结伴在冰封千里的南极大陆上泡沫塑料搭的小房子里一住就是整个冬天，每天为了看不见摸不着的科学数据冻掉鼻子还乐此不疲。也有人锦衣玉食，广园深宅，吟诗作画，焚香拨弦，过着神仙样比翼双飞的优雅生活。而我和泰雅的生活呢？
不错，我们住得很挤。但那能使我们之间的距离充分接近。为了省一些钱买到7：00以后打折的面包，在超市里翻看杂志消磨时光等待打折时间的来临。看到大家都喜欢的文章或者图片，会心地相视一笑，让那灿烂温暖的笑容填满我心中每一处无因的空虚。
泰雅不上班的夜里，我们各做各的。通常，我背书，他做头发。我痴迷于他打理头发的过程，包括他自己和别人的头发。他手指和手肘的动作是那么优美有致，我常常疑惑那是不是来源于舞蹈。我常常忍不住从书脊上方偷眼看他，细致轻柔地绕起一束束头发挽在手指上，一层层盘卷上去，耐心地把套在人头模特儿上的假发盘成复杂的发髻，或者用指缝拈起发梢轻轻地剪。有时，他的头发里有那么一小撮逃脱了发绳的束缚，俏皮地垂落在他的脸颊边，他会敏捷地下意识般随手把它捋向脑后，这时他的手指关节就会勾画出迷人的脸颊的轮廓。
每次痴痴地盯着泰雅而被他发现督促我读书时，目光回到书页上的我，想到的第一个问题无外乎：我和泰雅究竟是什么关系？朋友吗？显然是，好象又不仅仅是，我也不甘心仅仅是。同居吗？字面上看似乎是，但按照社会上普遍的定义，同居者应该有性关系，而泰雅完全不接受任何人任何形式的肉体亲昵，所以也不确切。我上大学时听到过港台籍的留学生称呼同寝室同学"我的同屋"，也许这才是对我们关系比较正确的描述词语吧。
管它呢！总之，这自然而然、琐碎平常的日子，是我一生中最最幸福的时光。我是如此沉溺于幸福之中，以至于以后别人叹起考研究生复习功课的苦经时，我几乎完全回忆不起一点苦涩绝望焦虑的味道来。尽管我上大学时的成绩并非出类拔萃，通过在职申请学位同等学历资格考试笔试和面试的过程顺利得令人难以置信。也许，那是因为每天都可以看到泰雅无意中给了我神秘的力量吧。
这天一上班，我就觉得不对劲。严威没有来。本来我们组就缺少人手，现在更是只能等待杨向东一组开完刀，由师傅和杨向东带领我们住院医生完成推脱不掉的手术。其他能拖延的就拖延一些。师傅对严威意外的缺席没有加以任何批评或解说，仿佛这个位置天然就是空缺的。
开刀时，我本以为给杨向东做助手，他会讲些轻松的话题，就象他平时那样。可是今天他比平时的严威还要沉默。病房里，从丁非和方和不断快速交换的无声的眼神中，我看出问题好象很复杂。好几次和丁非擦身而过，他看着我，似乎欲言又止，马上掉头又离开。我踏进治疗室取换药包、棉球、纱条什么的时候，莉莉、良良等一堆护士凑在一起悄声而激烈地说着什么。露露看到我，正要开口说什么，只来得及"哦"一声，就被她们拽开。就象摩西在红海前祈祷过一样，护士们自动在我面前分成两列，空出地方给我走路，而我所走过的地方，在我刚步出治疗室，又迅速地被她们凑在一起的身体和脑袋填满。
该死！不会是有谁看到了我外套口袋里的化验报告，做出什么特别丰富的联想吧？当然，换了我，如果在别人口袋里瞥见了这么一样化验报告单，不免也要瞎想八想一阵子。因为，那是一张化验有无hiv感染的化验单，说白了就是看有没有爱滋病。而送检人的名字，赫然写着："朱夜"。
那是3个多月以前借机抽了泰雅的血标本，送到市卫生防疫站检查。结果我当然早就知道是阴性，也就是说泰雅还没有感染上这种不治之症。真是谢天谢地。虽然出于保护患者利益、控制爱滋病流行的目的，自愿接受检查的人可以用密码匿名抽血化验。但是我和防疫站的人讲我会自己抽好血送来，所以不得不留下我真实的姓名、职业、工作单位和地址。当时工作人员讲只是为了保证对某个特定的真实存在的有法律可靠性的"个体"送检的血液负责，所以一定要有这些手续，没有别的意思。谁知不知哪个环节出了问题，他们最后又寄了一份化验结果给我。早上打开公务员一早送来的印有"市卫生防疫站"字样的牛皮纸信封后我吓了一跳，紧张地环顾过四周。那时每个人都在忙着自己的事，应该没有人会注意别人在看什么不相关的东西。
为了保险，我没放在白大衣口袋里，因为实习医生到自己的带教老师离开而需要敲处方章的时候，会随意翻找去开刀的医生留在病房的白大衣的口袋。也没有放在我的包里。因为我包里的书常常是全病房住院医生通用的。所以我特地把信封毁掉，把化验单叠成一小块塞在外套夹里的口袋里。本来以为没有什么问题了。
做医生的人一般比较务实，想象力也不丰富，但是我们病房的住院医生除外。护士虽然比通常人们认为的处于爱好幻想的妙龄少女要稍微年长一点，想象力和联想力却是有增无减。也许哪个人看到了我口袋里的化验单，而且化验单上我的名字写得很大，"送检人"的字写得很小，粗粗一看保证会误以为那是我的血标本化验单。她们一定暗暗议论为什么我要去化验hiv抗体，会联想成什么样？难不成我是乱交者？同性恋？
老天！老天！我都干了些什么？为什么我这么倒霉？！
突然，我的手机又响了，在空无一人的值班室里，响得揪心。我拿起手机，看到屏幕上显示的是这几个月来熟悉得不能再熟悉的号码，掌中冷汗顿时冒出，手机的塑料套子变得湿冷腻滑。铃声响了四、五下，我的理智才战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