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孙隆把书送到万历皇帝的寝宫时已是大中午，但万历皇帝还在睡觉。
弘德殿中弥漫着一股刺鼻的罂粟气味。
孙隆在殿外候了一个时辰，万历皇帝才迷糊醒来。
“孙大伴，有什么事吗？”
孙隆拿出王文龙的书稿，道：“王建阳的书已经写完了。”
“哦，”万历皇帝还处在睡觉刚醒的疲惫中，思考了一会儿，想起王文龙的这本书，道：“朕晓得了，放下吧。”
万历皇帝的慢性病越发严重，每天若不使用麻醉药物，几乎无法入睡。
因为病痛折磨，他对什么事情也提不起兴趣。
王文龙的书稿就放在眼前，万历皇帝却愣了一刻钟才叫太监拿来凭几，在榻上看起书稿。
万历皇帝一生最痛恨的人是张居正。
但他的政治思想却又几乎完全是当年张居正教授的。
传统儒家认为统治者应该“效法先王”，学习古代的三皇五帝、周公伊尹的作为，但张居正却强调“法后王”。
张居正认为三皇五帝的记载不够详细，而且和此时的时代相差太久，已经难以学习。
统治者应该学习的是近世的治理经验。
张居正最推崇的就是朱元璋和朱棣两人的治理手段。
只看这两位就知道张居正对于制度建设不会有啥好印象。
事实上，张居正能够进行改革，最重要的就是他通过一系列的政治斗争夺得了权力，有了自己的执政班底强力推行改革措施。
在改革之中，政治制度给张居正带来的往往不是帮助，往往是掣肘。
万历皇帝亲政之后虽然各种批判张居正，但他的政治思想和张居正一样，主张“省议论”“强实干”，至于制度建设，只要“便民就俗”即可。
而《中国历代政治得失》正是一本讨论中国制度史的书籍。
万历皇帝对这书的内容本来就不太可能认同。
在万历皇帝看来，《中国历代政治得失》写的太宽泛了。
王文龙对于历代政治的分析虽然有其独到之处，但是和万历皇帝执政的感受大相径庭。
比如《中国历代政治得失》强调制度和人事的配合，在万历皇帝看来就完全是纸上谈兵。
“制度有何用？若无党派权势，徒法不足以自行。”
他执政之初也想通过“摄事”，即从上层用皇帝的权限，掌控全天下政务运行的方向。
但实际执行过程中官僚集团、朝廷朋党，却通过同样的制度手段把万历的改革推了回去。
后来万历皇帝就摆烂了，自己也开始利用祖宗成法当做武器，跟官员互相拆台。
幸亏《中国历代政治得失》是议论文集合，阅读门坎很低，看起来挺轻松，万历皇帝这才没把书放下。
但读完秦汉这一章，万历皇帝对此书的评价并不算高。
直到第二章讲唐代考试制度的建立，王文龙叙述李唐王朝之所以使用科举制，乃是为了培养一个士大夫阶级去对抗魏晋以来的门阀。
万历皇帝才感觉有些意思。
看到第三章宋代的制度详述，万历皇帝终于明白王文龙想要讲什么：
汉唐宋三朝的制度变化，并不是开国君主想要建立一个什么样的国家，所以设计了什么样的制度？
而是历朝历代的君王为了处理当时面临的问题，所以不断的往制度之上打补丁。
这些制度不是为了匡正国家，而是实实在在的政治斗争。
统治者将斗争的结果制定成制度，可说是在斗争中取胜的关键！
“制定制度的权力也是皇权的一部分。”万历皇帝越看越觉得眼前发亮。
亲政几十年，万历皇帝觉得自己和文官集团什么样的斗争手段都使过了，但却还真没怎么使过制度制定之权。
因为这权力早就被文官集团夺去了。
一句“祖宗成法”，保护的可不是皇帝，反而是限制了皇帝发动改革、重建制度的权力。
万历皇帝越看越觉得有启发。
他从中午一直读到下午，将书稿读完一遍之后，又从头阅读。
《中国历代政治得失》这本书的骨架出自王文龙前世的近代史学。近代人文社科学科的底层逻辑都是相通的，先进的史学思想配合的是一系列社会学政治学理念。
王文龙想写的只是一本制度书籍，放在此时，眼中却能看出许多其他收获。
就比如《中国历代政治得失》分析每一个朝代都从行政、经济、军事、人才选拔、司法监察五个方面进行。
这其实是近代政府职权划分的常见方法，但看在万历眼里却是震聋发馈。
他发现用这五个角度去分析一朝的政治，远比他过去习惯的用三省六部或是九卿制度去分析一个朝代的行政水平，更加清楚。
同时近代的人文社科学分析框架大量引入了理科的逻辑思维，理性程度远比此时的政论文章要高。
就比如《中国历代政治得失》之中分析每个朝代的治理水平，总是就上述的五个方面分开讨论。
评判标准也很明确，比较每个朝代之间军事是否足够强大，经济是否足够发达。
这种理性思维在后世人看来理所应当。
但是在此时的史学评论中却是少有的。
明代的史学还是传统的路子，认为研究历史的目的是“以史为鉴，可以知兴替”。
对于统治者的评判往往是道德标准。
比如哪一朝皇帝是否贤明，是否广开言路，生活是否奢侈，是否关心百姓等等。
但《中国历代政治得失》书稿中却透出一股专业高效的气质。
此书对于治理的讨论唯一标准便是：是否达成“良治”？
政府的工作就是治理天下。
除此之外，王文龙绝不做道德评判。
一个王朝只要能够把天下治理好，让百姓富足，皇帝爱多拿多占，还是爱多娶老婆，那都是他的个人行为。
万历皇帝将自己代入其中，对此论调不禁大感赞同。
掌灯时分，孙隆送来今日折子。
万历皇帝翻开最上面一份，正好是御史马孟祯的折子，他写了一大串文字，批评万历皇帝近二十年来废除了郊县庙讲、召对、面议的制度。
说这是导致天下官员无人管束、结党营私的原因。
万历看完折子就皱眉。
“你等自己结党营私，却来怪朕？”
万历朝的党争，往大了说是统治阶级利益分配不均。
往小了说也是制度问题，制度缺陷导致文官可以结党营私互相攻击。
但党争的各派官员却总爱把党争归结为道德问题。
仿佛换一个有道明君在朝堂上，整天勤劳政务，他们就不会争了。
千错万错，错在万历。
这就有点太甩锅了。
后来换了崇祯，皇帝快把自己累死，党争也没见停……
万历瞬间觉得《中国历代政治得失》写的不错。
虽然他对于其中的论调不完全赞同，但人家王文龙起码是就制度讨论制度。
他丢下折子，又拿起王文龙的书稿扫了两眼，正好见到里面评价本朝军事的一句话：
“虽然本朝做事讲求气节，但我辈不能不承认物质条件之重要。若物质条件不足，单靠精神，如何能够持久……”
万历冷哼：“就是嘛，天天讲求精神，一点实事不做！”
“衮衮诸公，没王文龙一个人看得清。”
他突然觉得应该让东林和三党都看看此书。
(本章完)
弘德殿中弥漫着一股刺鼻的罂粟气味。
孙隆在殿外候了一个时辰，万历皇帝才迷糊醒来。
“孙大伴，有什么事吗？”
孙隆拿出王文龙的书稿，道：“王建阳的书已经写完了。”
“哦，”万历皇帝还处在睡觉刚醒的疲惫中，思考了一会儿，想起王文龙的这本书，道：“朕晓得了，放下吧。”
万历皇帝的慢性病越发严重，每天若不使用麻醉药物，几乎无法入睡。
因为病痛折磨，他对什么事情也提不起兴趣。
王文龙的书稿就放在眼前，万历皇帝却愣了一刻钟才叫太监拿来凭几，在榻上看起书稿。
万历皇帝一生最痛恨的人是张居正。
但他的政治思想却又几乎完全是当年张居正教授的。
传统儒家认为统治者应该“效法先王”，学习古代的三皇五帝、周公伊尹的作为，但张居正却强调“法后王”。
张居正认为三皇五帝的记载不够详细，而且和此时的时代相差太久，已经难以学习。
统治者应该学习的是近世的治理经验。
张居正最推崇的就是朱元璋和朱棣两人的治理手段。
只看这两位就知道张居正对于制度建设不会有啥好印象。
事实上，张居正能够进行改革，最重要的就是他通过一系列的政治斗争夺得了权力，有了自己的执政班底强力推行改革措施。
在改革之中，政治制度给张居正带来的往往不是帮助，往往是掣肘。
万历皇帝亲政之后虽然各种批判张居正，但他的政治思想和张居正一样，主张“省议论”“强实干”，至于制度建设，只要“便民就俗”即可。
而《中国历代政治得失》正是一本讨论中国制度史的书籍。
万历皇帝对这书的内容本来就不太可能认同。
在万历皇帝看来，《中国历代政治得失》写的太宽泛了。
王文龙对于历代政治的分析虽然有其独到之处，但是和万历皇帝执政的感受大相径庭。
比如《中国历代政治得失》强调制度和人事的配合，在万历皇帝看来就完全是纸上谈兵。
“制度有何用？若无党派权势，徒法不足以自行。”
他执政之初也想通过“摄事”，即从上层用皇帝的权限，掌控全天下政务运行的方向。
但实际执行过程中官僚集团、朝廷朋党，却通过同样的制度手段把万历的改革推了回去。
后来万历皇帝就摆烂了，自己也开始利用祖宗成法当做武器，跟官员互相拆台。
幸亏《中国历代政治得失》是议论文集合，阅读门坎很低，看起来挺轻松，万历皇帝这才没把书放下。
但读完秦汉这一章，万历皇帝对此书的评价并不算高。
直到第二章讲唐代考试制度的建立，王文龙叙述李唐王朝之所以使用科举制，乃是为了培养一个士大夫阶级去对抗魏晋以来的门阀。
万历皇帝才感觉有些意思。
看到第三章宋代的制度详述，万历皇帝终于明白王文龙想要讲什么：
汉唐宋三朝的制度变化，并不是开国君主想要建立一个什么样的国家，所以设计了什么样的制度？
而是历朝历代的君王为了处理当时面临的问题，所以不断的往制度之上打补丁。
这些制度不是为了匡正国家，而是实实在在的政治斗争。
统治者将斗争的结果制定成制度，可说是在斗争中取胜的关键！
“制定制度的权力也是皇权的一部分。”万历皇帝越看越觉得眼前发亮。
亲政几十年，万历皇帝觉得自己和文官集团什么样的斗争手段都使过了，但却还真没怎么使过制度制定之权。
因为这权力早就被文官集团夺去了。
一句“祖宗成法”，保护的可不是皇帝，反而是限制了皇帝发动改革、重建制度的权力。
万历皇帝越看越觉得有启发。
他从中午一直读到下午，将书稿读完一遍之后，又从头阅读。
《中国历代政治得失》这本书的骨架出自王文龙前世的近代史学。近代人文社科学科的底层逻辑都是相通的，先进的史学思想配合的是一系列社会学政治学理念。
王文龙想写的只是一本制度书籍，放在此时，眼中却能看出许多其他收获。
就比如《中国历代政治得失》分析每一个朝代都从行政、经济、军事、人才选拔、司法监察五个方面进行。
这其实是近代政府职权划分的常见方法，但看在万历眼里却是震聋发馈。
他发现用这五个角度去分析一朝的政治，远比他过去习惯的用三省六部或是九卿制度去分析一个朝代的行政水平，更加清楚。
同时近代的人文社科学分析框架大量引入了理科的逻辑思维，理性程度远比此时的政论文章要高。
就比如《中国历代政治得失》之中分析每个朝代的治理水平，总是就上述的五个方面分开讨论。
评判标准也很明确，比较每个朝代之间军事是否足够强大，经济是否足够发达。
这种理性思维在后世人看来理所应当。
但是在此时的史学评论中却是少有的。
明代的史学还是传统的路子，认为研究历史的目的是“以史为鉴，可以知兴替”。
对于统治者的评判往往是道德标准。
比如哪一朝皇帝是否贤明，是否广开言路，生活是否奢侈，是否关心百姓等等。
但《中国历代政治得失》书稿中却透出一股专业高效的气质。
此书对于治理的讨论唯一标准便是：是否达成“良治”？
政府的工作就是治理天下。
除此之外，王文龙绝不做道德评判。
一个王朝只要能够把天下治理好，让百姓富足，皇帝爱多拿多占，还是爱多娶老婆，那都是他的个人行为。
万历皇帝将自己代入其中，对此论调不禁大感赞同。
掌灯时分，孙隆送来今日折子。
万历皇帝翻开最上面一份，正好是御史马孟祯的折子，他写了一大串文字，批评万历皇帝近二十年来废除了郊县庙讲、召对、面议的制度。
说这是导致天下官员无人管束、结党营私的原因。
万历看完折子就皱眉。
“你等自己结党营私，却来怪朕？”
万历朝的党争，往大了说是统治阶级利益分配不均。
往小了说也是制度问题，制度缺陷导致文官可以结党营私互相攻击。
但党争的各派官员却总爱把党争归结为道德问题。
仿佛换一个有道明君在朝堂上，整天勤劳政务，他们就不会争了。
千错万错，错在万历。
这就有点太甩锅了。
后来换了崇祯，皇帝快把自己累死，党争也没见停……
万历瞬间觉得《中国历代政治得失》写的不错。
虽然他对于其中的论调不完全赞同，但人家王文龙起码是就制度讨论制度。
他丢下折子，又拿起王文龙的书稿扫了两眼，正好见到里面评价本朝军事的一句话：
“虽然本朝做事讲求气节，但我辈不能不承认物质条件之重要。若物质条件不足，单靠精神，如何能够持久……”
万历冷哼：“就是嘛，天天讲求精神，一点实事不做！”
“衮衮诸公，没王文龙一个人看得清。”
他突然觉得应该让东林和三党都看看此书。
(本章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