闵更灿先生执意要带我们去仁川，几天来不断打电话发出邀请。我们也很愿意和闵先生作这次旅行，今天终于如愿以偿。下午3点，闵先生驾车来饭店接我们。像初次见面一样，闵先生还是自己驾车，驾驶着他那辆属于“现代”系列的最新款“双龙”越野吉普。在车上，闵先生向我们介绍说，这是他来韩国定居后第六次换车了。我认为十几年里六次换车，已经很能代表闵先生的性格。我在国外见到的老年人开车，大都是开老车。而年近七旬的闵先生对车的选择仍有超前意识，也使我觉得眼前的闵先生越来越接近从前父亲对他的介绍——闵先生是一个有着侠义志士意味的风度翩翩的传奇人物。
闵先生开车在京仁高速公路上急驶，他的“双龙”车中的自动提示器不断提示他要注意速度，前边不远处的电子记速器正记录着他的超常车速。但闵先生还是把提示置之度外。从汉城到仁川大约50多公里，半个小时后我们到达仁川。仁川是韩国毗邻西海岸的一座海港城市，街道多是狭窄弯曲、七上八下，有些陡峭得宛若悬挂在半空中的瀑布。因为晚上还要赶回汉城，我们没有从容的时间步行逛街，所以仍由闵先生开车带我们在七上八下的街道上穿行。仁川的老街是如此狭窄弯曲、险陡多变，致使闵先生的开车变成了杂技般的驾车表演。看着他顺利穿梭在几乎无法穿过的街道上，欣赏着他娴熟的车技，一位年轻的侠义之士再次在我心中复活。说实话，初见闵先生的那天，我很有些失望，因为眼前的闵先生与父亲从前的形容相去甚远。那天我不想用“老态龙钟”来形容闵先生，但眼前的闵先生分明是一位最最平常且有几分中国风的老者。车技娴熟的闵先生迫不及待地要把我们领向一个地方，便是上世纪50年代朝鲜战争时，美军司令麦克阿瑟登陆之处。此地对闵先生个人而言，还有着另外的特殊意义：上世纪40年代，一个10岁的小男孩，由于不能忍受父亲对他的暴虐，离家出走，只身一人由此登上一艘美国运输舰，来到中国。之后，这位男孩随着中国的风云变幻，在中国一住就是40年。直到上个世纪的80年代，他才携着中国妻子回到他的祖国。这就是闵更灿。那时他第一件事就是到仁川来寻找他的故地。可惜他的住所已不复存在，暴虐的父亲也早已不在人世。只有那个港口还在，一个规模不大的港口公园和一个高入云天的麦克阿瑟塑像，使这里变成了游人必到之地。而仁川，有了麦克阿瑟的仁川登陆，就像英国的诺曼底一样闻名于世了。
我站在海港公园问闵先生：原来您的家离这里远吗？闵先生向北方一指说：不远，就在坡下面。
现在连一点痕迹也找不到了吗？我问。
找不到了。闵先生说，街道早就变了样子。
闵先生用流利的中文和我交谈，语调带有浓重的南方口音。在中国时，闵先生一直生活、工作在杭州。那时他是浙江话剧团的美工师，自学成才。由于他为人爽直热情，人缘好，和浙江许多画界名家都有着极好的关系。名家当中除与本文有关的g先生外，还有于长拱、曹思明、肖峰等各位。父亲和闵先生的认识，也始于那个画家群体之中。70年代，闵先生那个轰动全国的替“师傅”g先生报仇的侠义之举，也是和这个群体相联。
我站在海港公园向南望，南边即是朝鲜的西海，和仁川相接的海岸线现在是一片灰褐色的浅滩。我问闵先生：您能指出您当时离家出走的地点吗？闵先生向前一指说：就在100米开外的地方。
您是怎么上船的呢？
起因是我打了一个日本孩子，回家后父亲就打了我。他是怕我惹恼了日本人，家里会跟着倒霉。当时我非常痛恨父亲，一心要逃离他，只觉得不管什么样的生活，只要是没有父亲的生活就是好生活。我家附近的港口停着一艘美国军舰，我就爬上去躲了起来。
船离开港口时您知道开往哪里吗？
不知道，也没想那么多。
他们对您怎么样？船上的那些人。
那些美国兵对我很好，可能他们太寂寞了吧，都是些大人，现在多了一个孩子，他们都乐意和我玩。除了我，船上还有一只猴子、一条狗。
您和他们相处多长时间呢？
6个多月。这期间他们教我说英语，船到中国南京时，我已经可以用英语和他们简单对话了。
我发现您的一生和4个国家关系密切：韩国、日本、美国、中国。
你说得对，但是我最想念的还是中国。
当年是什么原因使您留在中国了呢？
船到南京后，那些美国人本想带我去美国的，但好像这一切都缺乏合法手续。再说，带着一个孩子继续长途旅行，也许有很多不方便吧。我呢，也没有选择生活的能力，所以他们就把我放在了南京，托付给一个教会的牧师夫妇。但我要说那些美国军人真不错，他们通过教会每个月从美国给我寄生活费，一直到我中学毕业。
闵先生像答记者问一样回答着我的问题。
最后我们来到麦克阿瑟像前。这位将军在此显得格外神气，他身着美式夹克军服，一手习惯地攥着他的烟斗，目光也投向西边遥远的海面。在雕像洁白的基座上，不断有人摆放鲜花。韩国人对这位美国将军有着特殊的感情。我和闵先生站在这里，我想听听他的看法，但闵先生对那段历史却另有所思。他只对我说，当时他在中国，曾几次要求参加中国人民志愿军，但领导几次驳回他的申请。原因是，他是一位朝鲜人。现在看来，这像是一个戏剧性的怪圈。但闵先生所以能够在中国生存，显然也是因了他的朝鲜人身份，而不是韩国人。仁川人闵更灿，口袋里揣着朝鲜人在中国的居住证，从一个少年变成一位头发斑白的老者。
今天下午多是我和闵先生交谈，父亲一直在旁边画他的速写。他画下了麦克阿瑟，还在一旁写下了一段关于美军仁川登陆的背景的文字。他写着说着，要说清朝鲜战争太不容易了。
因为当晚我们要请闵先生吃晚饭，便谢绝了闵先生请我们在仁川吃海鲜的计划。闵先生不情愿地带我们回汉城，一路上只是遗憾地描述着他所谓的仁川海鲜是怎样的海鲜，大约是
举世无双了，并动员我们安排时间再去仁川。
回到汉城已是晚间7时，我们在下榻的饭店请闵先生吃饭。在三楼的韩餐厅里，我请闵先生点菜，闵先生还是点了海鲜：一只肥嫩的生醉蟹，上面浇着红通通的辣椒浓汁。因我们都不喝酒，闵先生又独自点了韩国米酒。闵先生很内行地吃着生蟹、就着米酒，和父亲谈论着杭州的往事。按常情，酒过三巡，喝酒的人喜欢讲话的时刻就到了。我观察着闵先生微微泛红的脸和他怡然的神情，像个心怀鬼胎的探子一样，终于要求闵先生讲他那次轰动全国美术界的侠义之举了。这次来韩国，亲自听闵先生讲他的传奇故事，是我暗藏的一个计划。从前都是些道听途说，连父亲也是道听途说。道听途说的故事是这样的：年轻画家闵德卫（闵更灿在中国时名叫闵德卫）决心替他的老师，身居杭州的画家g先生报仇雪恨，只身一人把g的仇人某某绑架到杭州六公园的一间厕所里（也有说公园树丛），割掉了他的双耳（也有说割掉一个者）。仇人某某是该省某厅官员，长期插足于g的家庭之间。现在我吞吐着问闵先生事情的经过，哪知闵先生毫不掩饰地说：不是在六公园厕所里，是在六公园附近的大街上。我把他的行踪调查了半个多月，掌握了他上下班的必经路线。一天晚上，我带领我的两个徒弟，指示他们先把住街道两端的路口，预防我下手时有人过来。我把自行车靠在墙根，在黑暗处等他过来。一会儿，那小子骑车进入了我控制的地带，那个年代的厅长有时候也骑自行车。我骑车尾随在他后边，猛上前用车前轮把他别倒在地，然后扑上去就是几个耳光，一边劈头盖脸猛打，一边大骂“你娘个x”！在路灯下，我发现他的脑袋立刻肿得像个大瓦罐。他尖叫起来，像猪叫，很吓人。我赶快从兜里掏出预先准备好的剪子，冲着他的耳朵就剪。剪掉一半的时候我嫌太麻烦，干脆就扔了剪刀动手往下撕，没想到那个耳朵开始冒血，弄得手下太滑，我费了很大力气还是撕不下来。真是没经验啊。这时他叫得更厉害了，大喊“救人啊！救人啊！”围观的人也出现了。我想赶快跑吧，抓起我的自行车骑上就跑。那自行车把已经被我撞得歪得变了方向，我顾不上正过车把，就那么骑着歪把自行车，噌噌噌地钻出了人群
这晚我终于听闵先生亲口讲述了这个传奇故事。我发现闵先生讲到耳朵只剪掉半个他就动手去撕，谁知因流血手下太滑，撕又撕不下来时，仍带着几分遗憾。而讲到他是如何骑着歪把自行车冲出围观的人群时，又带出几分得意。这时他放下手中的筷子，一手在前，一手在后，双肩扭动，颠簸着自己做向前冲的姿势。至此，闵先生的故事还没有结束。他说他剪耳朵不成功的根本原因，是没做好事前的准备动作，他应该把准备好的一包石灰先撒向他的脸，然后再上去剪耳朵。可惜因为他过于慌张，竟把装在一个信封里的石灰原封向他投去，石灰不但没有散开发挥作用，他本人也发案于这个信封，因为信封上清楚地印着“浙江省话剧团”所以回团后，尽管他又藏血衣又洗手洗脸，第二天警方还是带着信封登门调查了。
您是被警察带走的？我问闵先生。
不是。闵先生说，我是投案自首的。
您自己？
和g先生一起到的公安局。当时g先生知道了这件事，说，你既是为我报仇，我必须和你一起去自首。
后来呢？
后来公安局一看是g先生来了，都惊呆了。杭州谁不认识g先生？
您被宣布无罪释放了？
不光宣判无罪，公安局的人还说，你应该把他的鼻子割掉，为什么只知道割耳朵？还说要求g先生画一幅画。谁给他们画呀。
再后来，那被割了耳朵的人据说给送去劳改了。
闵先生的故事是发生在中国“文革”后期。“文革”时，公、检、法1已被“砸烂”执行公务者多是临时机构，且存有派性。因此，闵更灿的结局便也成了幸运的偶然。
晚饭结束时，闵先生再次提到请吃海鲜的事，还告诉我们他在家里只听中国歌，我想起他汽车里的cd也都是中国歌曲。但我还是从现有的印象中看出了闵先生骨子里的韩国性格：进攻的，性急的，好打抱不平的。他那讲到兴奋之处扭动着肩膀的样子，还使我忽然想起在一本研究韩国国民的书中读到过，韩国人在日常生活中常说这么一句话，叫做“肩膀刮起神风”意指一个人兴奋时舞动双臂和肩膀的样子。这无疑是一个充满感性煽动力的身体动态，同时也是对韩国人某种外露性格的形象比喻。中国汉族男性是不会用肩膀来表达兴奋的情感的，中国男性的肩膀大多时候是静态的、平稳的——即使面对着一件让他激奋不已的事。
据说，韩国的“肩膀刮起神风”已被上升为一种精神，一种名为“辛巴辣慕”的精神，我想这精神大约和无拘无束、自由自在这样的状态有关吧。
今天，看上去有着中国风度的闵先生最终还是个地道的韩国人，他的激情和他的动态，都使我越发鲜明地感受到这一点。
1公、检、法是公安局、检察院、法院的简称。
闵先生开车在京仁高速公路上急驶，他的“双龙”车中的自动提示器不断提示他要注意速度，前边不远处的电子记速器正记录着他的超常车速。但闵先生还是把提示置之度外。从汉城到仁川大约50多公里，半个小时后我们到达仁川。仁川是韩国毗邻西海岸的一座海港城市，街道多是狭窄弯曲、七上八下，有些陡峭得宛若悬挂在半空中的瀑布。因为晚上还要赶回汉城，我们没有从容的时间步行逛街，所以仍由闵先生开车带我们在七上八下的街道上穿行。仁川的老街是如此狭窄弯曲、险陡多变，致使闵先生的开车变成了杂技般的驾车表演。看着他顺利穿梭在几乎无法穿过的街道上，欣赏着他娴熟的车技，一位年轻的侠义之士再次在我心中复活。说实话，初见闵先生的那天，我很有些失望，因为眼前的闵先生与父亲从前的形容相去甚远。那天我不想用“老态龙钟”来形容闵先生，但眼前的闵先生分明是一位最最平常且有几分中国风的老者。车技娴熟的闵先生迫不及待地要把我们领向一个地方，便是上世纪50年代朝鲜战争时，美军司令麦克阿瑟登陆之处。此地对闵先生个人而言，还有着另外的特殊意义：上世纪40年代，一个10岁的小男孩，由于不能忍受父亲对他的暴虐，离家出走，只身一人由此登上一艘美国运输舰，来到中国。之后，这位男孩随着中国的风云变幻，在中国一住就是40年。直到上个世纪的80年代，他才携着中国妻子回到他的祖国。这就是闵更灿。那时他第一件事就是到仁川来寻找他的故地。可惜他的住所已不复存在，暴虐的父亲也早已不在人世。只有那个港口还在，一个规模不大的港口公园和一个高入云天的麦克阿瑟塑像，使这里变成了游人必到之地。而仁川，有了麦克阿瑟的仁川登陆，就像英国的诺曼底一样闻名于世了。
我站在海港公园问闵先生：原来您的家离这里远吗？闵先生向北方一指说：不远，就在坡下面。
现在连一点痕迹也找不到了吗？我问。
找不到了。闵先生说，街道早就变了样子。
闵先生用流利的中文和我交谈，语调带有浓重的南方口音。在中国时，闵先生一直生活、工作在杭州。那时他是浙江话剧团的美工师，自学成才。由于他为人爽直热情，人缘好，和浙江许多画界名家都有着极好的关系。名家当中除与本文有关的g先生外，还有于长拱、曹思明、肖峰等各位。父亲和闵先生的认识，也始于那个画家群体之中。70年代，闵先生那个轰动全国的替“师傅”g先生报仇的侠义之举，也是和这个群体相联。
我站在海港公园向南望，南边即是朝鲜的西海，和仁川相接的海岸线现在是一片灰褐色的浅滩。我问闵先生：您能指出您当时离家出走的地点吗？闵先生向前一指说：就在100米开外的地方。
您是怎么上船的呢？
起因是我打了一个日本孩子，回家后父亲就打了我。他是怕我惹恼了日本人，家里会跟着倒霉。当时我非常痛恨父亲，一心要逃离他，只觉得不管什么样的生活，只要是没有父亲的生活就是好生活。我家附近的港口停着一艘美国军舰，我就爬上去躲了起来。
船离开港口时您知道开往哪里吗？
不知道，也没想那么多。
他们对您怎么样？船上的那些人。
那些美国兵对我很好，可能他们太寂寞了吧，都是些大人，现在多了一个孩子，他们都乐意和我玩。除了我，船上还有一只猴子、一条狗。
您和他们相处多长时间呢？
6个多月。这期间他们教我说英语，船到中国南京时，我已经可以用英语和他们简单对话了。
我发现您的一生和4个国家关系密切：韩国、日本、美国、中国。
你说得对，但是我最想念的还是中国。
当年是什么原因使您留在中国了呢？
船到南京后，那些美国人本想带我去美国的，但好像这一切都缺乏合法手续。再说，带着一个孩子继续长途旅行，也许有很多不方便吧。我呢，也没有选择生活的能力，所以他们就把我放在了南京，托付给一个教会的牧师夫妇。但我要说那些美国军人真不错，他们通过教会每个月从美国给我寄生活费，一直到我中学毕业。
闵先生像答记者问一样回答着我的问题。
最后我们来到麦克阿瑟像前。这位将军在此显得格外神气，他身着美式夹克军服，一手习惯地攥着他的烟斗，目光也投向西边遥远的海面。在雕像洁白的基座上，不断有人摆放鲜花。韩国人对这位美国将军有着特殊的感情。我和闵先生站在这里，我想听听他的看法，但闵先生对那段历史却另有所思。他只对我说，当时他在中国，曾几次要求参加中国人民志愿军，但领导几次驳回他的申请。原因是，他是一位朝鲜人。现在看来，这像是一个戏剧性的怪圈。但闵先生所以能够在中国生存，显然也是因了他的朝鲜人身份，而不是韩国人。仁川人闵更灿，口袋里揣着朝鲜人在中国的居住证，从一个少年变成一位头发斑白的老者。
今天下午多是我和闵先生交谈，父亲一直在旁边画他的速写。他画下了麦克阿瑟，还在一旁写下了一段关于美军仁川登陆的背景的文字。他写着说着，要说清朝鲜战争太不容易了。
因为当晚我们要请闵先生吃晚饭，便谢绝了闵先生请我们在仁川吃海鲜的计划。闵先生不情愿地带我们回汉城，一路上只是遗憾地描述着他所谓的仁川海鲜是怎样的海鲜，大约是
举世无双了，并动员我们安排时间再去仁川。
回到汉城已是晚间7时，我们在下榻的饭店请闵先生吃饭。在三楼的韩餐厅里，我请闵先生点菜，闵先生还是点了海鲜：一只肥嫩的生醉蟹，上面浇着红通通的辣椒浓汁。因我们都不喝酒，闵先生又独自点了韩国米酒。闵先生很内行地吃着生蟹、就着米酒，和父亲谈论着杭州的往事。按常情，酒过三巡，喝酒的人喜欢讲话的时刻就到了。我观察着闵先生微微泛红的脸和他怡然的神情，像个心怀鬼胎的探子一样，终于要求闵先生讲他那次轰动全国美术界的侠义之举了。这次来韩国，亲自听闵先生讲他的传奇故事，是我暗藏的一个计划。从前都是些道听途说，连父亲也是道听途说。道听途说的故事是这样的：年轻画家闵德卫（闵更灿在中国时名叫闵德卫）决心替他的老师，身居杭州的画家g先生报仇雪恨，只身一人把g的仇人某某绑架到杭州六公园的一间厕所里（也有说公园树丛），割掉了他的双耳（也有说割掉一个者）。仇人某某是该省某厅官员，长期插足于g的家庭之间。现在我吞吐着问闵先生事情的经过，哪知闵先生毫不掩饰地说：不是在六公园厕所里，是在六公园附近的大街上。我把他的行踪调查了半个多月，掌握了他上下班的必经路线。一天晚上，我带领我的两个徒弟，指示他们先把住街道两端的路口，预防我下手时有人过来。我把自行车靠在墙根，在黑暗处等他过来。一会儿，那小子骑车进入了我控制的地带，那个年代的厅长有时候也骑自行车。我骑车尾随在他后边，猛上前用车前轮把他别倒在地，然后扑上去就是几个耳光，一边劈头盖脸猛打，一边大骂“你娘个x”！在路灯下，我发现他的脑袋立刻肿得像个大瓦罐。他尖叫起来，像猪叫，很吓人。我赶快从兜里掏出预先准备好的剪子，冲着他的耳朵就剪。剪掉一半的时候我嫌太麻烦，干脆就扔了剪刀动手往下撕，没想到那个耳朵开始冒血，弄得手下太滑，我费了很大力气还是撕不下来。真是没经验啊。这时他叫得更厉害了，大喊“救人啊！救人啊！”围观的人也出现了。我想赶快跑吧，抓起我的自行车骑上就跑。那自行车把已经被我撞得歪得变了方向，我顾不上正过车把，就那么骑着歪把自行车，噌噌噌地钻出了人群
这晚我终于听闵先生亲口讲述了这个传奇故事。我发现闵先生讲到耳朵只剪掉半个他就动手去撕，谁知因流血手下太滑，撕又撕不下来时，仍带着几分遗憾。而讲到他是如何骑着歪把自行车冲出围观的人群时，又带出几分得意。这时他放下手中的筷子，一手在前，一手在后，双肩扭动，颠簸着自己做向前冲的姿势。至此，闵先生的故事还没有结束。他说他剪耳朵不成功的根本原因，是没做好事前的准备动作，他应该把准备好的一包石灰先撒向他的脸，然后再上去剪耳朵。可惜因为他过于慌张，竟把装在一个信封里的石灰原封向他投去，石灰不但没有散开发挥作用，他本人也发案于这个信封，因为信封上清楚地印着“浙江省话剧团”所以回团后，尽管他又藏血衣又洗手洗脸，第二天警方还是带着信封登门调查了。
您是被警察带走的？我问闵先生。
不是。闵先生说，我是投案自首的。
您自己？
和g先生一起到的公安局。当时g先生知道了这件事，说，你既是为我报仇，我必须和你一起去自首。
后来呢？
后来公安局一看是g先生来了，都惊呆了。杭州谁不认识g先生？
您被宣布无罪释放了？
不光宣判无罪，公安局的人还说，你应该把他的鼻子割掉，为什么只知道割耳朵？还说要求g先生画一幅画。谁给他们画呀。
再后来，那被割了耳朵的人据说给送去劳改了。
闵先生的故事是发生在中国“文革”后期。“文革”时，公、检、法1已被“砸烂”执行公务者多是临时机构，且存有派性。因此，闵更灿的结局便也成了幸运的偶然。
晚饭结束时，闵先生再次提到请吃海鲜的事，还告诉我们他在家里只听中国歌，我想起他汽车里的cd也都是中国歌曲。但我还是从现有的印象中看出了闵先生骨子里的韩国性格：进攻的，性急的，好打抱不平的。他那讲到兴奋之处扭动着肩膀的样子，还使我忽然想起在一本研究韩国国民的书中读到过，韩国人在日常生活中常说这么一句话，叫做“肩膀刮起神风”意指一个人兴奋时舞动双臂和肩膀的样子。这无疑是一个充满感性煽动力的身体动态，同时也是对韩国人某种外露性格的形象比喻。中国汉族男性是不会用肩膀来表达兴奋的情感的，中国男性的肩膀大多时候是静态的、平稳的——即使面对着一件让他激奋不已的事。
据说，韩国的“肩膀刮起神风”已被上升为一种精神，一种名为“辛巴辣慕”的精神，我想这精神大约和无拘无束、自由自在这样的状态有关吧。
今天，看上去有着中国风度的闵先生最终还是个地道的韩国人，他的激情和他的动态，都使我越发鲜明地感受到这一点。
1公、检、法是公安局、检察院、法院的简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