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70章 前线
刘家炬说：“余切同志，我以前从来没和你讲过，我也是个川省人，而且是万县的，我完整的经历了第五次朝鲜战争。”
“从1951年4月22日开始的，到6月10日结束，历时50天，中间只给我们补给了一次干粮，就是说有36天缺粮！”
“我们生存凭借些什么?有人说是我军思想政治工作的巨大威力，我说是人在死里求生时本能的发挥，太苦了……在那种情况下，什么主义，什么思想都不作用了……”
“我们一边骂朝鲜那边的领导愚蠢乱搞，害我们去送死，有天我们路过孔夫子的庙，发现庙里面的木盆有长霉了的糯米糍粑，这是孔夫子的贡品……我管什么孔夫子呢？揭开霉衣，立刻把里面的糯米茸分来吃了。”
“唯一稍微温暖一些的，是我遇见了一个被绊倒了的女护理员小冯，她是个十来岁的小姑娘，正大骂绊倒她的石头是‘帝国主义坏蛋’，我一边发笑她的年纪太小，一边出于关爱拉了她一下……赶上大部队后就分别了，我这辈子再也没有和那个女护士见过面。”
刘家炬没有再回忆下去了，而是对余切道：“为什么你的小说，能在前线流行呢？因为你的主义不多，主义自然有人要去给战士们讲——我们不要样板戏，要的是真情实感。”
“我渴望在你去前线慰问的路途中，你能创作出另一篇比拟《未婚妻的信》的小说。”
回忆完自己激情燃烧过的岁月，刘家炬等人就离开了，只剩下连环画还在余切手里。
哦，还剩下了一副墨宝——李铎写的。
一摊开来：五个遒劲有力的字，“未婚妻的信”，还盖了李铎本人的印！这就是一副书法作品了。
显然刘家炬不仅没有忘记余切心心念的事儿，还让李铎加了料。李铎后来凭借书法作品《心经》卖了快一亿人民币，不知道这几个字以后能值几个钱。
不过，那也等到四十年后了，现在只能屯着。
————
《未婚妻的信》讲这么一个故事：
对越反击战初期，我军计划穿过谅山，在越南以北长驱直入到河内附近。
然而，战役开始后不久，我方付出了较大伤亡，其中一位高干母亲失去了三个儿子。前线指挥官得知这一悲情事件后，出于某种考虑，派出了由排长率领的小分队，在执行既定特战任务的同时，带上其未婚妻寄来的信件，前往寻找并保护这位母亲唯一的儿子……
历经千辛万苦，终于找到目标后，却发现他因为战友陷入苦战而不愿离去，与此同时，后方写来的信件被打开，竟是一张要求分手的诀别信，众人决定，一起加入那最后一场的战斗——他们最后大多数是死了的，也包括那个被营救的高干子弟。
只剩下俩刚进来的新兵活着——文学上的戏剧性嘛。
这俩新兵，也成为了新的可经考验的战士，形成一个轮回。
被营救的人名字是“秦云”，当时前线有个十分出名的将门子弟也姓秦，有点碰巧，让很多人以为余切是有意为之。
这个小说最初是2月份上的《红岩》，那会儿《十月》刊刚发表了余切的《大撒把》，后者当时的影响力更大，平台也更大，一时间掩盖了《未婚妻的信》的光彩。
3月份，《未婚妻的信》转载到了《军文艺》，投放给特定的人群看，事情就了不得了。前线雪一样的信件寄给了《军文艺》，战士们表达了对这个故事、对作家余切的喜欢。
川省电视台有记者去前线采访，回来说“在前线，凡是看过了《军文艺》的，没有人不知道秦云，没有人不知道‘我和他们在一起’的口号！”
“忽然间，前线只有两类人，一类人看过了《未婚妻的信》，一类人还没来得及看《未婚妻的信》。”“我来到了位于前线的营地，战士们把那句口号简化为‘我们在一起’，是的，我们在一起，多么简朴的话语？只要我们在一起，众志成城，无论天大的困难，都必将被我们克服！”
《十月》编辑部。
王世民把余切的小说拿给编辑张守任看。
张守任就是指导李存宝写《高山下的环》的编辑，也是《十月》的创刊人之一。
余切之前答应过，要每个月写一篇小说交给《十月》发，发完三篇为止。所以必须得有个对接、改稿的编辑。骆一禾既然调去了诗歌组，现在就换了一个人来对接。
其实，以骆一禾在小说上的水平，已经无法承担起当余切编辑的任务——编辑需要有不低于作者的审美水平，有时会促成一部小说的进化。
于是，王世民让张守任多熟悉余切的作品，尤其是他最近的《大撒把》和《未婚妻的信》，已经成为他的新代表作。
一个代表“新现实”，一个代表军旅文学。这么搞下去，横跨多个类别，余切也快要有“黄金左脸”了。
张守任很激动：“余切确实是我一直在关注的作家，没想到居然有机会和他合作。这些作品，我当然都是看过的。”
“李存宝当时写完《高山下的环》初稿时，我总觉得那个故事还有些重要部分意犹未尽，需要重彩浓墨补笔，尤其是雷军长在大会上抒发的一段感情激烈的台词，以及婆媳两人在还清梁三喜生前欠账之后，孤凄地返回沂蒙山老家……”
“然后我看完李存宝改过的稿子……我是在凌晨看完的，就立刻撰写了审读报告，要求刊登在《十月》头条位置，可见我还是有点水平的，也有点资源的。”
王世民哈哈大笑：“你别自卖自夸了。这些话，你拿去给余切说，看他喜不喜欢你。”
下午，余切蹬自行车来了编辑部。燕京的雪老早就化了，他自行车蹬飞快。
简单认识过后，张守任看起了余切新写的稿子，这是“新现实”的第二部，叫《我们俩》。
讲述了一位在四合院里生活的孤单老人与一个来燕京上学的女孩之间的故事。老人将房子出租给女孩，两人从最初的矛盾到最后的相依为命。
很朴实的一个故事。艺术性和故事性确实都不如《大撒把》，整部小说五万多字，余切了两三天就写完了，也没什么可供他改编的。
但是，这依然是一个完整的，有水准的故事。
张守任看了会儿，汗出来了，抓耳挠腮想了一阵子。他心道：完了，这小说怎么没什么可改的？
那我这把老骨头，还有什么用？
(本章完)
刘家炬说：“余切同志，我以前从来没和你讲过，我也是个川省人，而且是万县的，我完整的经历了第五次朝鲜战争。”
“从1951年4月22日开始的，到6月10日结束，历时50天，中间只给我们补给了一次干粮，就是说有36天缺粮！”
“我们生存凭借些什么?有人说是我军思想政治工作的巨大威力，我说是人在死里求生时本能的发挥，太苦了……在那种情况下，什么主义，什么思想都不作用了……”
“我们一边骂朝鲜那边的领导愚蠢乱搞，害我们去送死，有天我们路过孔夫子的庙，发现庙里面的木盆有长霉了的糯米糍粑，这是孔夫子的贡品……我管什么孔夫子呢？揭开霉衣，立刻把里面的糯米茸分来吃了。”
“唯一稍微温暖一些的，是我遇见了一个被绊倒了的女护理员小冯，她是个十来岁的小姑娘，正大骂绊倒她的石头是‘帝国主义坏蛋’，我一边发笑她的年纪太小，一边出于关爱拉了她一下……赶上大部队后就分别了，我这辈子再也没有和那个女护士见过面。”
刘家炬没有再回忆下去了，而是对余切道：“为什么你的小说，能在前线流行呢？因为你的主义不多，主义自然有人要去给战士们讲——我们不要样板戏，要的是真情实感。”
“我渴望在你去前线慰问的路途中，你能创作出另一篇比拟《未婚妻的信》的小说。”
回忆完自己激情燃烧过的岁月，刘家炬等人就离开了，只剩下连环画还在余切手里。
哦，还剩下了一副墨宝——李铎写的。
一摊开来：五个遒劲有力的字，“未婚妻的信”，还盖了李铎本人的印！这就是一副书法作品了。
显然刘家炬不仅没有忘记余切心心念的事儿，还让李铎加了料。李铎后来凭借书法作品《心经》卖了快一亿人民币，不知道这几个字以后能值几个钱。
不过，那也等到四十年后了，现在只能屯着。
————
《未婚妻的信》讲这么一个故事：
对越反击战初期，我军计划穿过谅山，在越南以北长驱直入到河内附近。
然而，战役开始后不久，我方付出了较大伤亡，其中一位高干母亲失去了三个儿子。前线指挥官得知这一悲情事件后，出于某种考虑，派出了由排长率领的小分队，在执行既定特战任务的同时，带上其未婚妻寄来的信件，前往寻找并保护这位母亲唯一的儿子……
历经千辛万苦，终于找到目标后，却发现他因为战友陷入苦战而不愿离去，与此同时，后方写来的信件被打开，竟是一张要求分手的诀别信，众人决定，一起加入那最后一场的战斗——他们最后大多数是死了的，也包括那个被营救的高干子弟。
只剩下俩刚进来的新兵活着——文学上的戏剧性嘛。
这俩新兵，也成为了新的可经考验的战士，形成一个轮回。
被营救的人名字是“秦云”，当时前线有个十分出名的将门子弟也姓秦，有点碰巧，让很多人以为余切是有意为之。
这个小说最初是2月份上的《红岩》，那会儿《十月》刊刚发表了余切的《大撒把》，后者当时的影响力更大，平台也更大，一时间掩盖了《未婚妻的信》的光彩。
3月份，《未婚妻的信》转载到了《军文艺》，投放给特定的人群看，事情就了不得了。前线雪一样的信件寄给了《军文艺》，战士们表达了对这个故事、对作家余切的喜欢。
川省电视台有记者去前线采访，回来说“在前线，凡是看过了《军文艺》的，没有人不知道秦云，没有人不知道‘我和他们在一起’的口号！”
“忽然间，前线只有两类人，一类人看过了《未婚妻的信》，一类人还没来得及看《未婚妻的信》。”“我来到了位于前线的营地，战士们把那句口号简化为‘我们在一起’，是的，我们在一起，多么简朴的话语？只要我们在一起，众志成城，无论天大的困难，都必将被我们克服！”
《十月》编辑部。
王世民把余切的小说拿给编辑张守任看。
张守任就是指导李存宝写《高山下的环》的编辑，也是《十月》的创刊人之一。
余切之前答应过，要每个月写一篇小说交给《十月》发，发完三篇为止。所以必须得有个对接、改稿的编辑。骆一禾既然调去了诗歌组，现在就换了一个人来对接。
其实，以骆一禾在小说上的水平，已经无法承担起当余切编辑的任务——编辑需要有不低于作者的审美水平，有时会促成一部小说的进化。
于是，王世民让张守任多熟悉余切的作品，尤其是他最近的《大撒把》和《未婚妻的信》，已经成为他的新代表作。
一个代表“新现实”，一个代表军旅文学。这么搞下去，横跨多个类别，余切也快要有“黄金左脸”了。
张守任很激动：“余切确实是我一直在关注的作家，没想到居然有机会和他合作。这些作品，我当然都是看过的。”
“李存宝当时写完《高山下的环》初稿时，我总觉得那个故事还有些重要部分意犹未尽，需要重彩浓墨补笔，尤其是雷军长在大会上抒发的一段感情激烈的台词，以及婆媳两人在还清梁三喜生前欠账之后，孤凄地返回沂蒙山老家……”
“然后我看完李存宝改过的稿子……我是在凌晨看完的，就立刻撰写了审读报告，要求刊登在《十月》头条位置，可见我还是有点水平的，也有点资源的。”
王世民哈哈大笑：“你别自卖自夸了。这些话，你拿去给余切说，看他喜不喜欢你。”
下午，余切蹬自行车来了编辑部。燕京的雪老早就化了，他自行车蹬飞快。
简单认识过后，张守任看起了余切新写的稿子，这是“新现实”的第二部，叫《我们俩》。
讲述了一位在四合院里生活的孤单老人与一个来燕京上学的女孩之间的故事。老人将房子出租给女孩，两人从最初的矛盾到最后的相依为命。
很朴实的一个故事。艺术性和故事性确实都不如《大撒把》，整部小说五万多字，余切了两三天就写完了，也没什么可供他改编的。
但是，这依然是一个完整的，有水准的故事。
张守任看了会儿，汗出来了，抓耳挠腮想了一阵子。他心道：完了，这小说怎么没什么可改的？
那我这把老骨头，还有什么用？
(本章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