果，秦军大胜，斩首24万。这次大战，双方三国，皆以举国兵力参战。同时，辅以魏韩联军的战死人数为评估参照，则秦军参战兵力，至少在40万至50万之间，魏韩两国的联军人数，至少在60万之上。总体上说，两军参战总兵力，已经超过了100万。这是战国时代第一次聚百万兵力的超大型会战。
其二，公元前262年至260年的长平大战。这次超大型会战，因秦国与赵国争夺战略要地上党郡而起。战场之广阔，从黄河北岸的河内地区，一直深入到太行山腹地的长平关谷地，也就是今天的山西省高平县谷地。这次大战，历经3年对峙，秦赵双方直接参战的总兵力，远远超过了100万。若连带计算双方的后援民力，全部战区容纳的总人数，至少在500万至600万之间。此战，赵军惨败，仅被秦军坑杀的降兵，就有40万之多。
其三，公元前284年至279年的五国破齐之战。这次破齐之战，分为两大阶段。第一阶段，以燕军为轴心的五国联军，对阵齐国主力大军。第二阶段作战，是击溃齐军主力之后的攻占齐国，全部由燕军承担。我们所说的大会战，指第一阶段作战。此战，五国联军的总兵力超过了80万，齐军应战兵力则在50万上下；双方参战总兵力，已经远远超过了100万。此战结局，齐军大败溃散，导致燕军6年攻齐，几乎占领齐国全境。
其四，公元前251年，燕国集中全部兵力发动的攻赵之战。此战，燕军两路攻赵，共出动兵力60万。赵军两路应战兵力，至少在40万之上。双方总兵力，也超过了100万。此战，燕军大败。此后再无大规模攻赵战事。
其五，公元前229年，秦国发动的灭赵之战。此战，秦军以王翦为统帅，出动40余万兵力。赵军以李牧为统帅，举兵50余万应战。双方总兵力，同样超过了100万。此战结果是，双方在太行山地区的井陉关相持年余，赵军战败，赵国灭亡。
其六，公元前226年，秦国发动灭燕之战。此战，秦军仍以王翦为统帅，出兵40余万；燕国与赵国流亡政权代国结成联盟，组成了50余万联军应战。双方总兵力，接近或超过100万。此战结果，燕代联军大败，燕国实际灭亡。
其七，公元前225年，秦国发动第一次灭楚之战。此战，秦军以李信为统帅，出兵20万南下。燕军以项燕为统帅，出动40余万大军应战。双方总兵力，接近70万。此战结局，秦军大败，被楚军追击七天七夜，死伤十数万，战死七都尉。此次大会战，是秦统一中国进程中惟一一次重大失败，是山东六国末期抗秦战争的最大一次胜利，影响极大。
其八，公元前224年，秦国再次发动灭楚之战。此战，秦军以王翦为统帅，出动大军60万南下淮水流域。楚军以项燕为统帅，同样出动60余万大军应战。双方总兵力，远远超过了100万。若连带双方后援民力，淮水两岸战区容纳的涉战人数，将近或超过1000万。此战结局，双方相持一年余，楚军大败，楚国灭亡。
上述8次超大型会战，既没有包括秦军灭齐的和平迫降之战，也没有包括秦帝国建立后的两次超大型战役——30余万秦军在河套阴山地区反击匈奴的大战，50万秦军南下平定百越的分路作战。这8次大战，都是典型的战国大会战。
从总体上说，如此大规模用兵的战争，在整个人类的冷兵器时代，其余任何地区与国家都是难以望其项背的。
（3）第三个指数：战争方式的发展程度
所谓战争方式，是指特定时代军事基础手段与作战基本样式结合所形成的战争活动的特定形态。具体地说，华夏族群自从进入国家时代，战争方式的发展经过了三个大的历史阶段。
第一阶段，夏、商、周三代千余年的青铜车战时代。
战车作为一种最基本的战争手段，开始于公元前2000年左右的夏王国时代。那时，世界各地区的国家文明还在形成发展阶段，世界大多数地区还没有迈进国家时代。当代历史研究的种种成果已经表明，那时的战争方式，基本上还是各族群之间操持各种杂乱兵器的初期混战状态。那一时期的巴比伦文明，虽然领先跨入了国家时代，已经有了人类最早的法典——《巴比伦法典》。但是，巴比伦的战争方式，却没有留下任何历史遗迹。根据其对周边文明后续影响力所带来的痕迹看，古巴比伦的战争方式并没有超时代的表现。也就是说，大体上也是操持铜兵器进行步战的方式。
中国族群则不同，在公元前3000年左右的黄帝时期，就已经发明了车辆，并使车辆第一次进入了战场实用，这就是著名的战场指南车。其后，殷商时期又普及（一说发明）了牛拉车、马拉车。也就是说，中国族群在迈入国家时代的门槛之后，马拉车已经出现了。马拉车的出现，为战车的出现创造了现实条件。大禹之后，启开创建立了夏王国。国家中央政权体系中已经有了专门管理车辆制造的官员，当时称为“车正”。中国兵器史研究专家普遍认为，这时的车辆已经是战车了。
一则鲜明的历史事实是，夏启讨伐有扈氏，作《甘誓》，也就是下达战场动员令，要求每辆战车上的“车左、车右、御手”，都要恪守职责，勇敢作战，否则，要处以严刑。可以说，这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被史料记载的正式车战。如果说，夏初的战车作战方式仅仅是史料记载，还缺乏田野考古发掘的支持。那么，其后出土的大量殷商时期与西周时期的战车，则明确肯定了中国在夏商周三代千余年的车战方式。
自马拉战车被大规模地应用于战争，中国就进入了车战时代。
到了公元前1000年左右的周王国时代，这种车战方式已经发展到非常发达的程度了。一个基本的历史现象是，周王国中央政权的兵力编制，及其对所封诸侯国的军力编制规定，都是以兵车的数量为依据的，中央王国是万乘之国——万辆兵车，大诸侯是千乘之国——千辆兵车，小诸侯是百乘之国——。一百辆兵车。
需要说明的是，那时的兵车不是孤立的战车，而是配属一定数量步卒的一个作战单元。西周初期的军制规定，一辆战车配属步卒25名，这就是最基本的作战单元——两（辆）。这样，一个战车作战单元就是28人——战车3人（御手、车左甲士、车右甲士），步卒25人。这个作战单元的统领，是战车上的三人之一，一般而言，是车左甲士或车右甲士。车战展开的方式是所有战车单元列成有间距的庞大方阵，待统帅战车发出号令，便隆隆冲锋向前。这样整肃庞大的战争方式，在当时的世界上是绝无仅有的。
第二阶段，春秋时代的非经典车战时期。
所谓非经典车战，是指两个方面的历史事实。一则，这个时代仍然是以车战为战争基本方式的；二则，战车方式在不断淡出时代，战争方式在不断向前发展，呈现出一种过渡期形态。所以如此，在于春秋时代的社会变化。其时，中央王权的衰落与社会多元变化的发展，引发了诸侯国之间空前频繁剧烈的实力竞争大冲突。对战争的应对，成为所有诸侯国必须面对的关乎国家存亡的急迫问题。
车战方式具有重大历史缺陷。
其一，战车是很难打造的重型兵器。一辆战车的制造成本，大约是数十户农家一年的劳作收入。一次大战消耗之后，任何国家都很难立即补充大量战车。
其二，战车作战单元的形成，需要长期的严格训练。驾车马匹的训练、御手的驾车技术训练、战车甲士的动态格杀本领与动态射箭本领的训练、战车两甲士之间的配合训练、战车甲士与御手的配合训练、战车配属步卒的跑步训练、追随战车的冲杀训练等，都绝非一日之功。因而，要训练成一支具有强大战斗力的战车队伍，其难度是非常大的。
其三，战车作战方式，非常缺乏灵活性，无法弥补多样化地区的冲突需要。战车驰骋的最基本条件，是平原战场或丘陵战场，而水网交织的地区或山地关隘地区，战车基本上无法作战。春秋前期的争霸战争，所以是一战决胜负，之后便是战胜一方的多年称霸，其根本原因，正在于车战方式本身的局限，决定了大规模战争不可能频繁多发。
基于上述三方面基本缺陷，春秋中期开始的战争方式，出现了多样化特点。
一方面，战车保有量仍然是各国军事实力的标志，大战基本方式，仍然是战车之争。另一方面，山地战中的步兵作战方式，也在日渐发展，步兵的独立化开始形成。再一方面，具有快速机动性的骑兵，也在各种策应作战的过程中逐渐发展，骑兵的独立化也开始形成。春秋后期，各个诸侯国几乎都拥有数量不等的骑兵。
另一方面，水面争夺的需要，使舟船作战也渐渐形成了水军规模。当时，吴、越、楚三国的舟师规模发展很快，已经成为南方三国的基本作战方式之一了。春秋后期，越国的水军已经达到战船300艘的规模，在当时是最强大的水军。同时，濒临大海的齐国、燕国，以及大河流域的中原新生势力政权魏、韩、赵等，也都有了一定数量的作战舟船，专门用来解决与邻国的水面争夺，兼具战时运输职能。
第三阶段，战国时代的步骑混成编制的运动战方式。
进入战国时代，战争方式的最重大变化，就是以步兵与骑兵为基本兵种，同时辅之以战车、弓弩、舟师水军等兵种混合编制，形成了攻守兼备，同时具有极大灵活性的多元作战军队。这样的混成编制军队，不但能够同时适应所有地形、所有条件下的作战需要。而且，混编军队的作战方式，能使不同兵种的种种战术，同时在一次战争中发挥巨大作用。步兵的正面搏杀与山林伏击，骑兵的奇袭策应与快速冲击，弓弩兵的远程打击与进攻掩护，战车兵的阵地冲击与营地防守，舟师的水面资源争夺与粮草兵员输送，凡此等等战术，相互配合，就成为一种威力极其强大的混成战争方式，大大提高了一个国家在全方位对抗中发动大规模战争的能力。
这种混成军队的多元野战方式，是冷兵器时代最高水平的战争方式。
中国在战国时代的战争方式，远远发达于同时代世界任何其他地区。那时的古希腊、古罗马，虽然也有步兵、骑兵、弓箭兵，也有少量基本不用于战场的战车，但是，当时的西方世界，还基本上没有混成作战的自觉理念，战术相对简单，作战规模也相对较小。就总体上的战争方式而言，还停留在较低水平。
战争方式的发展，推进了国家军队向专业化发展。
在春秋时代之前，高层官员是文武不分的。也就是说，在国家政权中，没有专门的职业化的军事将领，政务大臣在战时就是自然的军事统帅。春秋中后期，大体仍然如此。这样的状况，难以适应混成编制军队复杂的作战需要。
因为，新的战争方式使军队的军事组织与作战行动不断趋于复杂化，不断趋于专业化。一座动辄十万人以上的包括了各个兵种的大军营地，仅仅是保持严格的秩序，就需要一种特殊的管理才能。更何况动态作战，更何况数十万人的庞大混成军队的组织、管理与作战。 在这样的条件下，对军队的组织训练，对作战的指挥，就需要更为专业、更为复杂的学习与训练。这是战时社会一种深刻的历史需求，其结果，直接推动了职业军官阶层的出现，这就是以将、相分离为轴心的将军制的出现。
事实上，从战国初期的各国变法开始，各大战国就出现了专门职司军队建设与作战指挥的将军阶层。其最高职务，除了楚国称为“柱国”，其余六大战国都称为“上将军”或“大将军”，其政治地位与权力地位仅仅次于总领国政的丞相。就一般意义而言，国君、丞相、上将军，是战国时代的国家权力轴心。
就军队而言，在上将军之下，各层级的将军也迅速职业化。高层军官职业化的结果，不但使国家军队的建设与训练迅速提高到了一个新的历史水平，而且，也大大推动了战争方式的高水平发展。
（4）第四个指数：兵器装备的先进程度与杀伤力度 总体上说，战国时代的兵器装备已经发展到了一个新的历史阶段。
这种发展，主要表现为三个基本方面。一则，以青铜战车为轴心的青铜兵器，日渐淡出时代，成为辅助性兵器与礼仪仪仗兵器。精良的铁制兵器，与以铁料为主的种种新型合金兵器，迅速成为主战兵器；二则，铁制兵器的制造，已经发展到标准化制造的水平，形成了相对完整的兵器制造系统，所生产的诸如箭镞、塞门刀车的车刀等铁兵器部件，可以相互置换，大大提高了兵器的使用效能；三则，铁兵器的装备已经普及于各战国军队，发展到了相对系统化的水平，其战场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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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二，公元前262年至260年的长平大战。这次超大型会战，因秦国与赵国争夺战略要地上党郡而起。战场之广阔，从黄河北岸的河内地区，一直深入到太行山腹地的长平关谷地，也就是今天的山西省高平县谷地。这次大战，历经3年对峙，秦赵双方直接参战的总兵力，远远超过了100万。若连带计算双方的后援民力，全部战区容纳的总人数，至少在500万至600万之间。此战，赵军惨败，仅被秦军坑杀的降兵，就有40万之多。
其三，公元前284年至279年的五国破齐之战。这次破齐之战，分为两大阶段。第一阶段，以燕军为轴心的五国联军，对阵齐国主力大军。第二阶段作战，是击溃齐军主力之后的攻占齐国，全部由燕军承担。我们所说的大会战，指第一阶段作战。此战，五国联军的总兵力超过了80万，齐军应战兵力则在50万上下；双方参战总兵力，已经远远超过了100万。此战结局，齐军大败溃散，导致燕军6年攻齐，几乎占领齐国全境。
其四，公元前251年，燕国集中全部兵力发动的攻赵之战。此战，燕军两路攻赵，共出动兵力60万。赵军两路应战兵力，至少在40万之上。双方总兵力，也超过了100万。此战，燕军大败。此后再无大规模攻赵战事。
其五，公元前229年，秦国发动的灭赵之战。此战，秦军以王翦为统帅，出动40余万兵力。赵军以李牧为统帅，举兵50余万应战。双方总兵力，同样超过了100万。此战结果是，双方在太行山地区的井陉关相持年余，赵军战败，赵国灭亡。
其六，公元前226年，秦国发动灭燕之战。此战，秦军仍以王翦为统帅，出兵40余万；燕国与赵国流亡政权代国结成联盟，组成了50余万联军应战。双方总兵力，接近或超过100万。此战结果，燕代联军大败，燕国实际灭亡。
其七，公元前225年，秦国发动第一次灭楚之战。此战，秦军以李信为统帅，出兵20万南下。燕军以项燕为统帅，出动40余万大军应战。双方总兵力，接近70万。此战结局，秦军大败，被楚军追击七天七夜，死伤十数万，战死七都尉。此次大会战，是秦统一中国进程中惟一一次重大失败，是山东六国末期抗秦战争的最大一次胜利，影响极大。
其八，公元前224年，秦国再次发动灭楚之战。此战，秦军以王翦为统帅，出动大军60万南下淮水流域。楚军以项燕为统帅，同样出动60余万大军应战。双方总兵力，远远超过了100万。若连带双方后援民力，淮水两岸战区容纳的涉战人数，将近或超过1000万。此战结局，双方相持一年余，楚军大败，楚国灭亡。
上述8次超大型会战，既没有包括秦军灭齐的和平迫降之战，也没有包括秦帝国建立后的两次超大型战役——30余万秦军在河套阴山地区反击匈奴的大战，50万秦军南下平定百越的分路作战。这8次大战，都是典型的战国大会战。
从总体上说，如此大规模用兵的战争，在整个人类的冷兵器时代，其余任何地区与国家都是难以望其项背的。
（3）第三个指数：战争方式的发展程度
所谓战争方式，是指特定时代军事基础手段与作战基本样式结合所形成的战争活动的特定形态。具体地说，华夏族群自从进入国家时代，战争方式的发展经过了三个大的历史阶段。
第一阶段，夏、商、周三代千余年的青铜车战时代。
战车作为一种最基本的战争手段，开始于公元前2000年左右的夏王国时代。那时，世界各地区的国家文明还在形成发展阶段，世界大多数地区还没有迈进国家时代。当代历史研究的种种成果已经表明，那时的战争方式，基本上还是各族群之间操持各种杂乱兵器的初期混战状态。那一时期的巴比伦文明，虽然领先跨入了国家时代，已经有了人类最早的法典——《巴比伦法典》。但是，巴比伦的战争方式，却没有留下任何历史遗迹。根据其对周边文明后续影响力所带来的痕迹看，古巴比伦的战争方式并没有超时代的表现。也就是说，大体上也是操持铜兵器进行步战的方式。
中国族群则不同，在公元前3000年左右的黄帝时期，就已经发明了车辆，并使车辆第一次进入了战场实用，这就是著名的战场指南车。其后，殷商时期又普及（一说发明）了牛拉车、马拉车。也就是说，中国族群在迈入国家时代的门槛之后，马拉车已经出现了。马拉车的出现，为战车的出现创造了现实条件。大禹之后，启开创建立了夏王国。国家中央政权体系中已经有了专门管理车辆制造的官员，当时称为“车正”。中国兵器史研究专家普遍认为，这时的车辆已经是战车了。
一则鲜明的历史事实是，夏启讨伐有扈氏，作《甘誓》，也就是下达战场动员令，要求每辆战车上的“车左、车右、御手”，都要恪守职责，勇敢作战，否则，要处以严刑。可以说，这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被史料记载的正式车战。如果说，夏初的战车作战方式仅仅是史料记载，还缺乏田野考古发掘的支持。那么，其后出土的大量殷商时期与西周时期的战车，则明确肯定了中国在夏商周三代千余年的车战方式。
自马拉战车被大规模地应用于战争，中国就进入了车战时代。
到了公元前1000年左右的周王国时代，这种车战方式已经发展到非常发达的程度了。一个基本的历史现象是，周王国中央政权的兵力编制，及其对所封诸侯国的军力编制规定，都是以兵车的数量为依据的，中央王国是万乘之国——万辆兵车，大诸侯是千乘之国——千辆兵车，小诸侯是百乘之国——。一百辆兵车。
需要说明的是，那时的兵车不是孤立的战车，而是配属一定数量步卒的一个作战单元。西周初期的军制规定，一辆战车配属步卒25名，这就是最基本的作战单元——两（辆）。这样，一个战车作战单元就是28人——战车3人（御手、车左甲士、车右甲士），步卒25人。这个作战单元的统领，是战车上的三人之一，一般而言，是车左甲士或车右甲士。车战展开的方式是所有战车单元列成有间距的庞大方阵，待统帅战车发出号令，便隆隆冲锋向前。这样整肃庞大的战争方式，在当时的世界上是绝无仅有的。
第二阶段，春秋时代的非经典车战时期。
所谓非经典车战，是指两个方面的历史事实。一则，这个时代仍然是以车战为战争基本方式的；二则，战车方式在不断淡出时代，战争方式在不断向前发展，呈现出一种过渡期形态。所以如此，在于春秋时代的社会变化。其时，中央王权的衰落与社会多元变化的发展，引发了诸侯国之间空前频繁剧烈的实力竞争大冲突。对战争的应对，成为所有诸侯国必须面对的关乎国家存亡的急迫问题。
车战方式具有重大历史缺陷。
其一，战车是很难打造的重型兵器。一辆战车的制造成本，大约是数十户农家一年的劳作收入。一次大战消耗之后，任何国家都很难立即补充大量战车。
其二，战车作战单元的形成，需要长期的严格训练。驾车马匹的训练、御手的驾车技术训练、战车甲士的动态格杀本领与动态射箭本领的训练、战车两甲士之间的配合训练、战车甲士与御手的配合训练、战车配属步卒的跑步训练、追随战车的冲杀训练等，都绝非一日之功。因而，要训练成一支具有强大战斗力的战车队伍，其难度是非常大的。
其三，战车作战方式，非常缺乏灵活性，无法弥补多样化地区的冲突需要。战车驰骋的最基本条件，是平原战场或丘陵战场，而水网交织的地区或山地关隘地区，战车基本上无法作战。春秋前期的争霸战争，所以是一战决胜负，之后便是战胜一方的多年称霸，其根本原因，正在于车战方式本身的局限，决定了大规模战争不可能频繁多发。
基于上述三方面基本缺陷，春秋中期开始的战争方式，出现了多样化特点。
一方面，战车保有量仍然是各国军事实力的标志，大战基本方式，仍然是战车之争。另一方面，山地战中的步兵作战方式，也在日渐发展，步兵的独立化开始形成。再一方面，具有快速机动性的骑兵，也在各种策应作战的过程中逐渐发展，骑兵的独立化也开始形成。春秋后期，各个诸侯国几乎都拥有数量不等的骑兵。
另一方面，水面争夺的需要，使舟船作战也渐渐形成了水军规模。当时，吴、越、楚三国的舟师规模发展很快，已经成为南方三国的基本作战方式之一了。春秋后期，越国的水军已经达到战船300艘的规模，在当时是最强大的水军。同时，濒临大海的齐国、燕国，以及大河流域的中原新生势力政权魏、韩、赵等，也都有了一定数量的作战舟船，专门用来解决与邻国的水面争夺，兼具战时运输职能。
第三阶段，战国时代的步骑混成编制的运动战方式。
进入战国时代，战争方式的最重大变化，就是以步兵与骑兵为基本兵种，同时辅之以战车、弓弩、舟师水军等兵种混合编制，形成了攻守兼备，同时具有极大灵活性的多元作战军队。这样的混成编制军队，不但能够同时适应所有地形、所有条件下的作战需要。而且，混编军队的作战方式，能使不同兵种的种种战术，同时在一次战争中发挥巨大作用。步兵的正面搏杀与山林伏击，骑兵的奇袭策应与快速冲击，弓弩兵的远程打击与进攻掩护，战车兵的阵地冲击与营地防守，舟师的水面资源争夺与粮草兵员输送，凡此等等战术，相互配合，就成为一种威力极其强大的混成战争方式，大大提高了一个国家在全方位对抗中发动大规模战争的能力。
这种混成军队的多元野战方式，是冷兵器时代最高水平的战争方式。
中国在战国时代的战争方式，远远发达于同时代世界任何其他地区。那时的古希腊、古罗马，虽然也有步兵、骑兵、弓箭兵，也有少量基本不用于战场的战车，但是，当时的西方世界，还基本上没有混成作战的自觉理念，战术相对简单，作战规模也相对较小。就总体上的战争方式而言，还停留在较低水平。
战争方式的发展，推进了国家军队向专业化发展。
在春秋时代之前，高层官员是文武不分的。也就是说，在国家政权中，没有专门的职业化的军事将领，政务大臣在战时就是自然的军事统帅。春秋中后期，大体仍然如此。这样的状况，难以适应混成编制军队复杂的作战需要。
因为，新的战争方式使军队的军事组织与作战行动不断趋于复杂化，不断趋于专业化。一座动辄十万人以上的包括了各个兵种的大军营地，仅仅是保持严格的秩序，就需要一种特殊的管理才能。更何况动态作战，更何况数十万人的庞大混成军队的组织、管理与作战。 在这样的条件下，对军队的组织训练，对作战的指挥，就需要更为专业、更为复杂的学习与训练。这是战时社会一种深刻的历史需求，其结果，直接推动了职业军官阶层的出现，这就是以将、相分离为轴心的将军制的出现。
事实上，从战国初期的各国变法开始，各大战国就出现了专门职司军队建设与作战指挥的将军阶层。其最高职务，除了楚国称为“柱国”，其余六大战国都称为“上将军”或“大将军”，其政治地位与权力地位仅仅次于总领国政的丞相。就一般意义而言，国君、丞相、上将军，是战国时代的国家权力轴心。
就军队而言，在上将军之下，各层级的将军也迅速职业化。高层军官职业化的结果，不但使国家军队的建设与训练迅速提高到了一个新的历史水平，而且，也大大推动了战争方式的高水平发展。
（4）第四个指数：兵器装备的先进程度与杀伤力度 总体上说，战国时代的兵器装备已经发展到了一个新的历史阶段。
这种发展，主要表现为三个基本方面。一则，以青铜战车为轴心的青铜兵器，日渐淡出时代，成为辅助性兵器与礼仪仪仗兵器。精良的铁制兵器，与以铁料为主的种种新型合金兵器，迅速成为主战兵器；二则，铁制兵器的制造，已经发展到标准化制造的水平，形成了相对完整的兵器制造系统，所生产的诸如箭镞、塞门刀车的车刀等铁兵器部件，可以相互置换，大大提高了兵器的使用效能；三则，铁兵器的装备已经普及于各战国军队，发展到了相对系统化的水平，其战场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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