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局部化。国家强大之时，我们有居弱理念，有收敛意识，使我们能够保持相对的清醒。外敌入侵之时，我们有独到的战争理念，有不畏任何强敌的战争艺术水准。和平来临，我们有坚实的实业生计传统，勤劳自立，和平崛起。我们既不畏惧战争，也不欺侮邻邦。
从五千年的历史长河看，尤其从秦帝国统一文明之后的两千余年历史看，中国文明之所以绵延相续，天不能死，地不能埋，其生命根基，正深深埋藏在两千余年之前原典思想大爆炸的那个伟大时代。
秦国政治危机
1 战国末期的华夏世界格局
在对抗动荡的岁月里，战国社会进入了末期阶段。
依据标志性重大事件，战国末期阶段开始于公元前258年，截止于公元前221年秦统一中国，历时37年。从前258年开始，秦昭王杀死白起，攻赵连遭三次大败，秦国开始从战略进攻态势被迫转为战略防守态势，进入了商鞅变法后从未有过的低谷时期。与此同时，山东六大战国也进入全面衰落阶段。
在统一战争风暴来临之前，七大战国突然同时跌入低谷，这是极其罕见的历史现象。从表面看，这一历史现象似乎只能用“天数”来解释。但是，只要深入其中，解析各国危机的真实内涵，我们就会发现这种巨大的“历史巧合”并不是偶然的。首先，让我们看看战国末期的开始十年，山东六大战国的各自状况。
赵国，赵孝成王后期，实力大为衰落；悼襄王即位，持续下滑。
楚国，楚考烈王后期，国力萎缩，都城南迁寿春；幽王即位，持续下滑。
齐国，齐王建初期，国力大衰，偏安自保；丞相后胜掌权，政局淤塞。
魏国，魏安釐王后期，政局混乱，国力大衰；景湣王即位，持续下滑。
燕国，燕王喜前期，国力萎缩，又连番挑衅赵国，不断遭致失败。
韩国，韩桓惠王后期，国政混乱，大衰；韩王安即位，下滑更为严重。
从总体上看，山东六大战国在长平大战后的十年之内，都陷入了大衰落。最主要的实际表现，是山东六大战国的政治环境普遍恶化，内政、邦交、军事、经济，都陷入了毫无头绪的混乱淤塞状态，民生艰难，社会普遍丧失活力。从具体因素方面看，这种大衰落有三个最主要的荒诞奇迹：
其一，战国末期前十年之内，山东六国出现了普遍的权力交接。令人惊讶的是，六国继任的新一代君主，竟然没有出现一个明君，齐刷刷一茬昏聩之辈走上历史前台。赵悼襄王、楚幽王、齐王建、魏景湣王、燕王喜、韩王安，一个比一个昏聩，一个比一个偏狭，一个比一个荒诞。这种昏聩君主大集合，是历史上从来没有过的“奇迹”。
其二，与庸君大集合同步，山东六国都出现了“恶政”现象，或饭桶当政，或大奸掌权。赵国的郭开集团，楚国的李园集团，齐国的后胜集团，燕国的栗腹集团，魏国的腐朽王族集团，韩国的腐朽世族集团，举凡六国之领政，不是无能腐朽之辈，就是臭名昭著的乱政大奸。这种饭桶奸恶大集合，更是历史上从来没有过的“奇迹”。
其三，山东六国的栋梁能臣，急剧地萧疏零落。或遭杀害，或遭贬黜，或遭排斥，几乎无一例外。赵国后期支柱如名将李牧、庞煖，均遭杀害；楚国的最后栋梁春申君，遭受政变杀害；魏国中流砥柱信陵君，遭罢黜排斥，最终酒色自毁，绝望地烧毁兵法著作自杀式死去；韩国的韩非子，遭韩国世族多方排斥，仅仅被用来做了乞求秦国“存韩”的特使，逼韩非死于秦国；燕国名臣剧辛，遭受排挤，最终死于战场；齐国更是堵塞贤路，能臣名士尽皆被排斥，庙堂全面淤塞。这种能臣名士集中陷落，又是一个令人心悸的“奇迹”。
总体上说，这种普遍性的庙堂昏暗，恶政当国，英才陷落，在战国历史上是绝无仅有的。这种极其罕见的、几乎是高山瀑布式的大跌落，给我们的探索提出了严重挑战。
2 秦国进入低谷的多维透视
这时的秦国低谷，处于什么样的历史状况？
自商鞅变法开始，到战国末期开端，秦国已经经历了三代四任君主：秦孝公、秦惠文王、秦武王、秦昭襄王，历时百年有余。这三代四任的秦国，始终坚持了秦孝公商鞅时期奠定的两大政治传统——尊奉法治，广纳人才，从而保持了历史上极其罕见的长期的政治稳定，实现了国力持续增长。其间，虽然也有过小的交接期动荡，但远不足撼动大局。
在此基础上，秦国在百余年之中，结结实实地完成了三大阶段的历史跨越：第一阶段，秦孝公一代变法崛起，收复河西高原及整个秦东地带；第二阶段，秦惠文王一代推行连横战略，成功突破山东六国的合纵封锁，大出山东，投身于实力大争的天下洪流；第三阶段，秦昭襄王一代推行“远交近攻”的战略原则，全力发动对山东六国的军事进攻，扎实地扩展了领土，成功摧毁了最强大的赵国军事势力。
秦昭王末期，天下格局已经非常清楚——秦国一强独大，六国全面衰落。
显然，秦国在变法崛起后的百余年，一直保持着强大的上升势头，一浪高过一浪。但是，从秦昭王末期开始的收缩防守，到秦王嬴政亲政之前的乱象危机，大体二十年上下，是秦国变法崛起之后百余年出现的第一个全面低谷时期。历史地看，也是秦国自变法崛起，直到秦帝国建立的一百五十余年中，惟一的一次强国困境。
这一特异的历史困境，秦国是这样一步一步走进去的。
第一步，退兵失机。长平大战进入尾声时，丞相范雎接受山东纵横家鲁仲连游说，向秦昭王提出了撤退秦军以养息的战略。秦昭王接受了范雎主张，否定了武安君白起连续攻赵的战略。由此，秦军从上党高地全面退兵，错失一举破赵甚或灭赵的战略机遇。
第二步，刻舟求剑。全面退兵之后，秦军开始了整军养息。事实上，伤亡重大的秦军也确实需要一番大规模的补充休整。若秦昭王、范雎能够坚持养息战略，也是一种不失为明智的决策。但是，情况恰恰相反，退兵之后的秦昭王心血来潮，突兀地提出要再度大举攻赵。丞相范雎也以默认的方式呼应了。此时的武安君白起，从秦军的实际出发，反而坚持军队休整，强烈反对疲兵攻赵，拒绝担任攻赵统帅。秦昭王不听，一力坚持，任命大将王龁统率秦军大举进攻赵国邯郸。结果，遭遇魏国信陵君发动山东六国合纵救赵，秦军遭致空前大败。
第三步，谬杀白起。攻赵失败，秦昭王非但不思决策失误，反而在丞相范雎支持下，以“抗命”之罪，将武安君白起贬黜为老卒，流放陇西。方出咸阳，又迫令白起自杀。此举非但引起了秦国社会的普遍震荡，而且使秦国失去了对山东六国最具威慑力的一位超一流军事家。
第四步，攻赵再败。错杀白起后，秦昭王任命王陵为统帅，再度发动攻赵之战。秦军遭遇赵国名将李牧的伏击大战，再次大败。秦昭王迁怒诿过，罢免了大将王陵。
第五步，攻赵三败。秦昭王失去理性，固执己见，接受丞相范雎的举荐，任命范雎旧交恩人郑安平为大将，率军第三次攻赵。结果，完全不通军事的庸才郑安平，撞进了李牧赵军的埋伏圈，秦军战死两万余。郑安平投降赵国，同年在赵国被杀。此战，首开秦军将领战场降敌的先例，是秦军历史上最为耻辱的一次战役，国人情绪普遍不满。
第六步，收缩盘整。至此，秦昭王终于冷静下来，开始盘整国政。首先，查出了丞相范雎举荐的另一个恩人王稽，曾经在长平大战期间私通楚国。秦昭王依法治罪，杀了王稽，开始疏远范雎。此后，范雎称病不出，以举荐燕国名士蔡泽继任为善后，请辞丞相。秦昭王准许范雎辞职，任用蔡泽为丞相，开始收缩战线。
自此，秦国进入了低谷困境阶段。
此后，秦昭王为了挽回尊严，接连对洛阳周室与韩国发动了一些小型进攻，也取得了几次胜利。同时又对赵国发动了边缘战役，也取得了一次胜利。但是，秦国由于连番战略错误，艰难的困局已经很难立即摆脱了。
首先，人才凋零。范雎离开之后，总揽国政者第一次出现了缺乏大政治家的乏力状态，恢复国力一时没有坚实的计划与举措；其次，将领层普遍老化，后继乏人。秦军将星如云的强大气象，一时大为萧疏；三则，军力严重损耗，兵员伤亡巨大，急需补充重建。秦昭王病逝之时，秦军可战兵力一度只有二十余万了。
秦国陷入低谷困境的基础原因，是经济基础还远远不够坚实。
三败而衰，说明秦国的基础还经不起大的震荡，还不够坚实。
截至战国中期，秦国有三块富庶之地，可以看做是秦国的三大经济根基。或者可以说，实际上是具有经济发展潜力的三块平原地带。一块是蜀郡平原（今日四川盆地）；一块是函谷关外的河内郡（今日黄河北岸的平原地带）；一块是秦人的根基之地，西起上邽（今日天水地带），东至函谷关的大关中地域。但是，直到战国中期结束，这三块根基之地，还都远没有后来那般富庶，无法为秦国提供巨大的财富支撑。
先看蜀郡平原。秦昭王在位56年，最大的功业，是晚期痛定思痛之后，任用治水大师李冰为蜀郡郡守，修建了都江堰，成功解决了四川平原的严重水患，使蜀郡成为殷实富庶的经济支撑地之一。但是，秦国陷入低谷困境之前，都江堰还没有修建，整个蜀郡巴郡的粮食财货还需关中支持，距离“天府之国”还有很大距离。
再看河内郡平原。这方土地，是秦昭王初期（宣太后摄政时期）新扩张的领地。在长平大战初期阶段，秦昭王曾亲临河内，以“人各赐爵一级”的重赏，发动河内郡15岁以上民众开赴长平战场，作强大后援。其时，河内郡的粮食财货储存，几乎全部被秦军征发。三次攻赵失败之后，秦军收缩战线，重新以函谷关为防守重镇，河内郡又陷入了半拉锯状态，不可能大举恢复生产。因此，这一方土地，对于当时的秦国是远水不解近渴，难有实际的经济支撑功效。
第三块是大关中地区。历经百年经营，大关中地区已经成为秦国最主要的经济根基。但是，连年大战，秦国绝大部分粮食财货都要从大关中征发。大关中的财力纵然能勉力支撑，储存也是很少的。更有一个实际背景，是今天的我们很容易忽视的。当时的关中还不是后来那般富庶，其间要害，是渭水北岸大平原的干旱问题、盐碱地问题，都还没有得到治理。而渭水南岸靠近秦岭，平原地带相对狭窄，又多有林带，当时主要是王室园林与狩猎练兵之地，耕地很少。在此情况下，关中的农业经济，距离后来的秦始皇时期还有很大距离。所以，此时的大关中，也陷入了经济吃紧的状态。
除此三大平原地带之外，秦国的陇西郡、北地郡、上郡，是森林高原地带，主业是狩猎放牧，除了马匹，基本不能提供粮食财货后援。云中、九原两郡，是动荡不定的边地草原。新扩张的长江中游的彝陵地带、河外南阳郡等，或是相对贫瘠的山林，或是动荡不宁的半拉锯地带，无法成为强大的经济后援地。
在这样的经济格局下，秦国连年大战的巨大消耗所以能够支撑，除了本国解决基本部分外，主要依靠不断胜利所掠夺的巨额战利品。古往今来，扩张讨伐战争的基本目标之一，都是土地扩张与财富、人口的掠夺。当今世界，则演变为不需要拿走土地主权的大规模资源掠夺。任何一个农耕经济时代的国家，只要能保持连续的战胜脚步，经济就足以支撑。一旦连续失败，就既失去了财富掠夺的补充，又额外加大了本土的征发，一进一出，经济必然立即吃紧，立即出现困境。这是战争经济的历史常态。
此时的秦国困境，正是这样的基础原因形成的。
3 秦昭王艰难立储：低谷第一次政治危机
储君问题，是君主制时代最基本的政治问题之一。
任何一个国家，权力继承问题解决不好，都是严重的政治危机。长平之战后，储君问题已经成为秦国政局中最为显著、最为重大的政治问题了。为了妥善解决这一有可能从根本上威胁秦国国运的问题，秦昭王必须尽最大努力，必须最大限度地集中最后的精力。为此，只有采取战略守势，以安定大局为上。因此，秦国进入低谷，也有自觉收缩的一面。自觉收缩所以必要，就是要在收缩时期走出权力继承的危机。
秦昭王之储君长期不能确定，问题出在了什么地方呢？
首先，我们必须注意一个基本事实。战国之世的储君遴选，传统宗法制的嫡长子继承制度，仍然是当时奉行的根基理念。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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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五千年的历史长河看，尤其从秦帝国统一文明之后的两千余年历史看，中国文明之所以绵延相续，天不能死，地不能埋，其生命根基，正深深埋藏在两千余年之前原典思想大爆炸的那个伟大时代。
秦国政治危机
1 战国末期的华夏世界格局
在对抗动荡的岁月里，战国社会进入了末期阶段。
依据标志性重大事件，战国末期阶段开始于公元前258年，截止于公元前221年秦统一中国，历时37年。从前258年开始，秦昭王杀死白起，攻赵连遭三次大败，秦国开始从战略进攻态势被迫转为战略防守态势，进入了商鞅变法后从未有过的低谷时期。与此同时，山东六大战国也进入全面衰落阶段。
在统一战争风暴来临之前，七大战国突然同时跌入低谷，这是极其罕见的历史现象。从表面看，这一历史现象似乎只能用“天数”来解释。但是，只要深入其中，解析各国危机的真实内涵，我们就会发现这种巨大的“历史巧合”并不是偶然的。首先，让我们看看战国末期的开始十年，山东六大战国的各自状况。
赵国，赵孝成王后期，实力大为衰落；悼襄王即位，持续下滑。
楚国，楚考烈王后期，国力萎缩，都城南迁寿春；幽王即位，持续下滑。
齐国，齐王建初期，国力大衰，偏安自保；丞相后胜掌权，政局淤塞。
魏国，魏安釐王后期，政局混乱，国力大衰；景湣王即位，持续下滑。
燕国，燕王喜前期，国力萎缩，又连番挑衅赵国，不断遭致失败。
韩国，韩桓惠王后期，国政混乱，大衰；韩王安即位，下滑更为严重。
从总体上看，山东六大战国在长平大战后的十年之内，都陷入了大衰落。最主要的实际表现，是山东六大战国的政治环境普遍恶化，内政、邦交、军事、经济，都陷入了毫无头绪的混乱淤塞状态，民生艰难，社会普遍丧失活力。从具体因素方面看，这种大衰落有三个最主要的荒诞奇迹：
其一，战国末期前十年之内，山东六国出现了普遍的权力交接。令人惊讶的是，六国继任的新一代君主，竟然没有出现一个明君，齐刷刷一茬昏聩之辈走上历史前台。赵悼襄王、楚幽王、齐王建、魏景湣王、燕王喜、韩王安，一个比一个昏聩，一个比一个偏狭，一个比一个荒诞。这种昏聩君主大集合，是历史上从来没有过的“奇迹”。
其二，与庸君大集合同步，山东六国都出现了“恶政”现象，或饭桶当政，或大奸掌权。赵国的郭开集团，楚国的李园集团，齐国的后胜集团，燕国的栗腹集团，魏国的腐朽王族集团，韩国的腐朽世族集团，举凡六国之领政，不是无能腐朽之辈，就是臭名昭著的乱政大奸。这种饭桶奸恶大集合，更是历史上从来没有过的“奇迹”。
其三，山东六国的栋梁能臣，急剧地萧疏零落。或遭杀害，或遭贬黜，或遭排斥，几乎无一例外。赵国后期支柱如名将李牧、庞煖，均遭杀害；楚国的最后栋梁春申君，遭受政变杀害；魏国中流砥柱信陵君，遭罢黜排斥，最终酒色自毁，绝望地烧毁兵法著作自杀式死去；韩国的韩非子，遭韩国世族多方排斥，仅仅被用来做了乞求秦国“存韩”的特使，逼韩非死于秦国；燕国名臣剧辛，遭受排挤，最终死于战场；齐国更是堵塞贤路，能臣名士尽皆被排斥，庙堂全面淤塞。这种能臣名士集中陷落，又是一个令人心悸的“奇迹”。
总体上说，这种普遍性的庙堂昏暗，恶政当国，英才陷落，在战国历史上是绝无仅有的。这种极其罕见的、几乎是高山瀑布式的大跌落，给我们的探索提出了严重挑战。
2 秦国进入低谷的多维透视
这时的秦国低谷，处于什么样的历史状况？
自商鞅变法开始，到战国末期开端，秦国已经经历了三代四任君主：秦孝公、秦惠文王、秦武王、秦昭襄王，历时百年有余。这三代四任的秦国，始终坚持了秦孝公商鞅时期奠定的两大政治传统——尊奉法治，广纳人才，从而保持了历史上极其罕见的长期的政治稳定，实现了国力持续增长。其间，虽然也有过小的交接期动荡，但远不足撼动大局。
在此基础上，秦国在百余年之中，结结实实地完成了三大阶段的历史跨越：第一阶段，秦孝公一代变法崛起，收复河西高原及整个秦东地带；第二阶段，秦惠文王一代推行连横战略，成功突破山东六国的合纵封锁，大出山东，投身于实力大争的天下洪流；第三阶段，秦昭襄王一代推行“远交近攻”的战略原则，全力发动对山东六国的军事进攻，扎实地扩展了领土，成功摧毁了最强大的赵国军事势力。
秦昭王末期，天下格局已经非常清楚——秦国一强独大，六国全面衰落。
显然，秦国在变法崛起后的百余年，一直保持着强大的上升势头，一浪高过一浪。但是，从秦昭王末期开始的收缩防守，到秦王嬴政亲政之前的乱象危机，大体二十年上下，是秦国变法崛起之后百余年出现的第一个全面低谷时期。历史地看，也是秦国自变法崛起，直到秦帝国建立的一百五十余年中，惟一的一次强国困境。
这一特异的历史困境，秦国是这样一步一步走进去的。
第一步，退兵失机。长平大战进入尾声时，丞相范雎接受山东纵横家鲁仲连游说，向秦昭王提出了撤退秦军以养息的战略。秦昭王接受了范雎主张，否定了武安君白起连续攻赵的战略。由此，秦军从上党高地全面退兵，错失一举破赵甚或灭赵的战略机遇。
第二步，刻舟求剑。全面退兵之后，秦军开始了整军养息。事实上，伤亡重大的秦军也确实需要一番大规模的补充休整。若秦昭王、范雎能够坚持养息战略，也是一种不失为明智的决策。但是，情况恰恰相反，退兵之后的秦昭王心血来潮，突兀地提出要再度大举攻赵。丞相范雎也以默认的方式呼应了。此时的武安君白起，从秦军的实际出发，反而坚持军队休整，强烈反对疲兵攻赵，拒绝担任攻赵统帅。秦昭王不听，一力坚持，任命大将王龁统率秦军大举进攻赵国邯郸。结果，遭遇魏国信陵君发动山东六国合纵救赵，秦军遭致空前大败。
第三步，谬杀白起。攻赵失败，秦昭王非但不思决策失误，反而在丞相范雎支持下，以“抗命”之罪，将武安君白起贬黜为老卒，流放陇西。方出咸阳，又迫令白起自杀。此举非但引起了秦国社会的普遍震荡，而且使秦国失去了对山东六国最具威慑力的一位超一流军事家。
第四步，攻赵再败。错杀白起后，秦昭王任命王陵为统帅，再度发动攻赵之战。秦军遭遇赵国名将李牧的伏击大战，再次大败。秦昭王迁怒诿过，罢免了大将王陵。
第五步，攻赵三败。秦昭王失去理性，固执己见，接受丞相范雎的举荐，任命范雎旧交恩人郑安平为大将，率军第三次攻赵。结果，完全不通军事的庸才郑安平，撞进了李牧赵军的埋伏圈，秦军战死两万余。郑安平投降赵国，同年在赵国被杀。此战，首开秦军将领战场降敌的先例，是秦军历史上最为耻辱的一次战役，国人情绪普遍不满。
第六步，收缩盘整。至此，秦昭王终于冷静下来，开始盘整国政。首先，查出了丞相范雎举荐的另一个恩人王稽，曾经在长平大战期间私通楚国。秦昭王依法治罪，杀了王稽，开始疏远范雎。此后，范雎称病不出，以举荐燕国名士蔡泽继任为善后，请辞丞相。秦昭王准许范雎辞职，任用蔡泽为丞相，开始收缩战线。
自此，秦国进入了低谷困境阶段。
此后，秦昭王为了挽回尊严，接连对洛阳周室与韩国发动了一些小型进攻，也取得了几次胜利。同时又对赵国发动了边缘战役，也取得了一次胜利。但是，秦国由于连番战略错误，艰难的困局已经很难立即摆脱了。
首先，人才凋零。范雎离开之后，总揽国政者第一次出现了缺乏大政治家的乏力状态，恢复国力一时没有坚实的计划与举措；其次，将领层普遍老化，后继乏人。秦军将星如云的强大气象，一时大为萧疏；三则，军力严重损耗，兵员伤亡巨大，急需补充重建。秦昭王病逝之时，秦军可战兵力一度只有二十余万了。
秦国陷入低谷困境的基础原因，是经济基础还远远不够坚实。
三败而衰，说明秦国的基础还经不起大的震荡，还不够坚实。
截至战国中期，秦国有三块富庶之地，可以看做是秦国的三大经济根基。或者可以说，实际上是具有经济发展潜力的三块平原地带。一块是蜀郡平原（今日四川盆地）；一块是函谷关外的河内郡（今日黄河北岸的平原地带）；一块是秦人的根基之地，西起上邽（今日天水地带），东至函谷关的大关中地域。但是，直到战国中期结束，这三块根基之地，还都远没有后来那般富庶，无法为秦国提供巨大的财富支撑。
先看蜀郡平原。秦昭王在位56年，最大的功业，是晚期痛定思痛之后，任用治水大师李冰为蜀郡郡守，修建了都江堰，成功解决了四川平原的严重水患，使蜀郡成为殷实富庶的经济支撑地之一。但是，秦国陷入低谷困境之前，都江堰还没有修建，整个蜀郡巴郡的粮食财货还需关中支持，距离“天府之国”还有很大距离。
再看河内郡平原。这方土地，是秦昭王初期（宣太后摄政时期）新扩张的领地。在长平大战初期阶段，秦昭王曾亲临河内，以“人各赐爵一级”的重赏，发动河内郡15岁以上民众开赴长平战场，作强大后援。其时，河内郡的粮食财货储存，几乎全部被秦军征发。三次攻赵失败之后，秦军收缩战线，重新以函谷关为防守重镇，河内郡又陷入了半拉锯状态，不可能大举恢复生产。因此，这一方土地，对于当时的秦国是远水不解近渴，难有实际的经济支撑功效。
第三块是大关中地区。历经百年经营，大关中地区已经成为秦国最主要的经济根基。但是，连年大战，秦国绝大部分粮食财货都要从大关中征发。大关中的财力纵然能勉力支撑，储存也是很少的。更有一个实际背景，是今天的我们很容易忽视的。当时的关中还不是后来那般富庶，其间要害，是渭水北岸大平原的干旱问题、盐碱地问题，都还没有得到治理。而渭水南岸靠近秦岭，平原地带相对狭窄，又多有林带，当时主要是王室园林与狩猎练兵之地，耕地很少。在此情况下，关中的农业经济，距离后来的秦始皇时期还有很大距离。所以，此时的大关中，也陷入了经济吃紧的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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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样的经济格局下，秦国连年大战的巨大消耗所以能够支撑，除了本国解决基本部分外，主要依靠不断胜利所掠夺的巨额战利品。古往今来，扩张讨伐战争的基本目标之一，都是土地扩张与财富、人口的掠夺。当今世界，则演变为不需要拿走土地主权的大规模资源掠夺。任何一个农耕经济时代的国家，只要能保持连续的战胜脚步，经济就足以支撑。一旦连续失败，就既失去了财富掠夺的补充，又额外加大了本土的征发，一进一出，经济必然立即吃紧，立即出现困境。这是战争经济的历史常态。
此时的秦国困境，正是这样的基础原因形成的。
3 秦昭王艰难立储：低谷第一次政治危机
储君问题，是君主制时代最基本的政治问题之一。
任何一个国家，权力继承问题解决不好，都是严重的政治危机。长平之战后，储君问题已经成为秦国政局中最为显著、最为重大的政治问题了。为了妥善解决这一有可能从根本上威胁秦国国运的问题，秦昭王必须尽最大努力，必须最大限度地集中最后的精力。为此，只有采取战略守势，以安定大局为上。因此，秦国进入低谷，也有自觉收缩的一面。自觉收缩所以必要，就是要在收缩时期走出权力继承的危机。
秦昭王之储君长期不能确定，问题出在了什么地方呢？
首先，我们必须注意一个基本事实。战国之世的储君遴选，传统宗法制的嫡长子继承制度，仍然是当时奉行的根基理念。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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