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二个基本点，是国家要广纳人才。这就是众贤厚国理念。墨子说：“国有贤良之士众，则国家之治厚；贤良之士寡，则国家之治薄；故大人之务，在于众贤而已！”也就是说，一个国家不能仅仅只有个别人才，而必须广泛容纳人才。
第三个基本点，是国家要将崇尚贤士确立为根本理念。墨子云：“尚贤，为政之本也……贤者为政，则饥者得食，寒者得衣，乱者得治，此安生生！尚贤者，天、鬼、百姓之利，而政事之本也！”纵览战国历史，秦国的不断强大，正是国家人才战略获得极大成功的典型。
魏国不断衰落，以至最终毫无波澜地灭亡，恰恰是国家人才战略失败的典型。
自魏文侯任用李悝变法起，魏国一时人才济济，有李悝、乐羊、吴起、西门豹四个大政治家；有儒家名士卜子夏、田子方、段干木；有故旧能臣翟璜、魏成子等。当时的秦国要进攻魏国，有人便劝阻说：“魏君贤人是礼，国人称仁，上下和合，未可图也。”
可是，魏文侯开创的这种“众贤厚国”的风气，到了第二代魏武侯时期，就渐渐变形了。
魏武侯在做太子的时候，就有着浓厚的贵族“骄人”心态，曾经因遭受名士田子方冷遇，愤然讥刺说：“富贵者骄人乎？且贫贱者骄人乎？”——富贵者可以骄人，贫贱者怎么也能骄人！这种贵族式傲慢，遭到了田子方的有力驳斥。在贵族式的傲慢心态下，魏武侯自然不会像魏文侯那样求贤聚贤，而是对人才采取了类似于放任自流的态度。其间，最大的人才失误，是逼走了吴起。
吴起离开魏国的直接原因是两个：其一，没有被重用，既没有做成上将军，也没有做成丞相；这两个职务，都是吴起公开追求的。结果是，吴起在魏国一直只是个战无不胜的河西守，无法施展才华，无法实现变法志向。其二，吴起没有接受魏国公主嫁给自己，引起魏武侯猜忌疏远，吴起因此辞官去了楚国。
第三代魏惠王，在位51年，前期虽然也曾经短暂任用了白圭这样的政商能臣，但更主要的方面，则是以非常特异的精明敬贤的方式，开始了魏国的人才大流失。自魏惠王开始，魏国流失的超一流人才先后有：孙膑、商鞅、乐毅、张仪、范睢。流失的大量实用人才，更是不计其数。
这种现状一直在魏襄王、魏昭王、魏景湣王三代持续着。直到魏王假的灭亡时期，魏国都始终没有涌现过一个大政治家执政。仅有的王族天才巨星信陵君魏无忌，又被反复猜忌，反复排斥，终究自杀式地毁灭了生命，空留下对魏国的亡国预言。魏国的人才大流失，要害是敬迂腐虚名，排斥真正的人才。魏惠王所奠定的国家人才传统是：敬重享有名望的学问大师，但却排斥猜忌真正的有用人才；对于潜在的尚未成就功业的年轻人才，魏国更是一律拒绝。也就是说，魏国君主决策层既没有自觉发掘人才的意识，也缺乏发掘人才的辨识能力。这种敬贤，实际目的是博取自己的为政声望，而不是基于国家的真实需要。
魏国式的人才意识，具有历史的迷惑性，是最值得警惕的国家人才误区。
分治绝唱：灭楚之战
1.灭楚之战的先期筹划
公元前225年，秦国的统一战争开始向南中国发展，灭楚之战提上了日程。
在秦统一中国的六次战争中，见诸史料的具体筹划决策过程，只有灭楚之战这一次。筹划决策所针对的问题，主要有三个基本方面。
第一个基本方面是确定战争次序的先后。
韩、赵、燕、魏四国统一战争结束后，山东战国只剩下齐、楚两个国家。关于对两国进军的次序，《太平广记》引严尤的《三将论》，记载了一则未曾在《史记》中出现的史料：灭燕主战场胜利之后，燕国残余势力逃奔辽东，燕国战场基本没有大的作战任务了。这时，秦王发动了对下一战役的筹划，首先征询群臣意见，“齐、楚何先？”——齐国楚国，先打哪一场战争？大将李信回答：“楚地广，齐地狭；楚人勇，齐人怯；请先从事于易。”李信将两国的国土与士气作了比较，认为灭齐容易，应该先对齐国用兵。
虽然，这则史料没有呈现其他大臣将军的意见。但是，依据后来的实践，秦国事实上是先对楚国用兵。这就是说，秦王嬴政与秦国决策层，这次没有采纳李信先灭齐国的意见，而是采用了另外的意见——先灭楚国。合理推断，这一意见的提出者，应当是王翦，或者是王贲。因为，后来的大朝会商讨表明，秦军老统帅王翦即或不说话，秦王也要点名征询王翦意见。李信说话之后，很可能王翦就直接提出了不同看法，或者在秦王征询之后说了看法。王贲，则是秦军高级将领中几乎与蒙恬齐名的具有冷静思考的统帅之一，后来也是灭齐主将，对灭国战役的思索必然相对自觉。
先南下进军楚国，是秦国庙堂朝会的第一个重大决策。后来的实践证明，灭楚之战结束后，巨大的震慑效果，对压迫齐国很快投降具有直接意义。先下楚国，事实上起到了一战两胜的巨大效用，是非常具有洞察力的一个战略决断。
第二个基本方面，是确定灭楚之战的用兵数量。
关于每次灭国之战的用兵数量，其余四次战争，并没有举行大朝会商。从战争实践看，灭韩之战大约在十万兵力之内，灭赵之战大约在四十余万兵力，灭燕之战大约在三十余万兵力，灭魏之战大约不超过十万兵力。这四次灭国之战的用兵数量，应该是按通常的法定程式决定的——统兵主帅提出，秦王批准实施。
但是，灭楚之战的重要性，却使用兵数量问题提上了朝会共商的层面。
据《史记·王翦列传》记载：朝会之上，秦王嬴政征询意见，第一个对象是李信，第一个问题是用兵多少。“吾欲攻取荆（楚），于将军度，几何人而足？”——现在，我下决心要攻灭楚国了，以将军谋划，需要多少兵力才够呢？李信自信满满地回答：“不过用二十万人！”——不多，二十万人够了。或许秦王有些疑惑，又或许秦王基于朝会共商的必要，也或许王翦的威望资历使然。总之，秦王又回过头来问了王翦同样的问题。王翦的回答是平静的，但却渗透着不可动摇的坚持性：“（灭楚，）非六十万人不可。”
显然，这两个基数的差距太大了。于是，显然已经骄傲起来的秦王嬴政，大笑着感慨起来：“王将军老矣！何怯也。李将军果势壮勇，其言是也！”——王将军已经老了！胆子小了。李将军果然壮勇，他的说法可行！在秦王大笑感慨之后，其余的大臣将军没有不同主张。王翦素来明智，也不再说话了。于是，在一个接连胜利的历史时刻，一个极其严重的错误决策作出了——以二十万兵力进行灭楚之战。
第三基本方面，是确定灭楚之战的统帅。
以统一战争在此前的进行过程看，秦军此时备选的主将至少有六个：王翦、蒙恬、王贲、李信、辛胜、杨端和。其中，王翦、蒙恬自不待言，几乎是毫无争议的第一层面人选。可是，严守九原预防匈奴，是秦统一中国的战略决策之一，此时的蒙恬无法替换。王翦则由于要求兵力过大，也就不在备选之列了。辛胜、杨端和两人是第三层面人选。因为，这两人在此前的赵、燕两场大战中都曾经担任过副统帅，但都没有表现出过人的才具。所以，这两人在两战之后，事实上已经退出了秦军正选统帅的层面。
王贲、李信两人，可说是第二层面人选。具体说，王贲、李信已经在此前的燕赵大战中崭露头角。李信追击燕军辽东残部，逼杀太子丹，剽悍勇猛，声誉大增，几近名将之列。王贲奇袭楚国、平定韩乱、攻灭魏国，更在事实上已经成为赫赫名将。就实际状况而言，灭楚统帅以王贲最为合适。
但是，秦王仍然选择了李信。为什么？
以秦王嬴政大政治家的素质，其间原因可能有两个。
一个是政治原因，要保持战功的相对平衡。在整个战国时代，秦国最崇尚军功。在如此大环境之下，王翦王贲父子已经连灭三国，其功勋之大，无人可比。当此之时，作为秦王的嬴政，不可能不考虑到政治上的全局平衡问题。在此前事实已经证明了李信将才非凡的情况下，任命李信为灭楚统帅，是一种妥当的政治抉择。
另一个原因，坚持大胆启用新锐，是秦王嬴政的一贯风格。自嬴政亲政开始，其文武大员骨干几乎全部是新锐发轫。从军事方面说，秦国新军将领几乎是清一色的年轻人。此前三次灭国大战，秦王嬴政更是先后启用了辛胜、杨端和为副统帅，启用了王贲为灭魏统帅。在这种一贯风格下，秦王大胆任用李信，力图为秦国再锤炼出第四个出色的军事统帅，没有任何的突兀之感。秦国的大臣将军们，所以在朝会上未见任何人反对，也是基于大胆任用新锐的做法已经成为秦国创造性的用人传统，没有人觉得不合适。
于是，秦王作出决策，以李信为统帅，蒙武为副统帅，率军二十万南下灭楚。
也许是心有一丝疑虑，也许是确保万全，秦王派出了老将蒙武为副统帅。这个蒙武，是曾经的秦国上将军蒙骜的儿子，蒙恬的父亲，与王翦年岁大体相仿，此时已经六十岁上下。在秦国的战争实践中，蒙武并没有太多显赫战功，但却具有稳健细致的特点。以蒙武为副统帅，显然是要弥补李信有可能因猛勇作战而出现的粗疏之处。从后来的第二次灭楚仍以蒙武为副统帅的事实看，这一配置在人事结构上是非常合适的。
2.李信第一次灭楚之战的大失败
公元前225年，李信蒙武的二十万大军南下了。
李信南下作战的时间很短，大约不超过三个月。因为，王贲灭魏，以及此后的王翦重新出山筹划大军第二次南下，三件大事都在当年。以此推断，王贲灭魏之战，应当是春季准备，夏季结束；李信灭楚之战，则当在夏末秋初，大体两个月有余；王翦出山筹划，则已经进入冬季了。
面对李信大军的攻楚之战，楚国以世族大将项燕为统帅，率军周旋抵御。此前已经在楚国成为名将的项燕，堪称战国末期的天下名将之一。项燕用兵，既慎重周密，又善于果敢决战。这次，项燕所采取的战略是，以节节败退的方式，引诱秦军深入。而后寻觅合适的条件，再突然发起反击，力图最终战胜秦军。
对于两次灭楚之战，史料基本没有从楚军视角的记载。故此，我们只能从史料显示的秦军视角，来看看李信秦军的失败过程。李信的第一次战役，分为四个阶段。
第一阶段是进军淮水北部地区，兵分两路猛攻楚军。
李信部署的两路南下路线是：其一，李信率主力秦军，沿颍水、汝水一路南下，目标是进攻淮水北部地区的军事重镇平舆（今河南省南部的汝南县、平舆县地带）；其二，蒙武率偏师一部，沿东部的鸿沟南下，目标是进攻颍水西南地带的重镇寝城（今日河南省南部的临泉县地区）。两军的东西间距，大体在百余里，都在楚国淮北的腹心地带——陈郡。
因为楚军主动后退，两路秦军在陈郡北部地带攻占顺利，均未遭遇大型作战。楚军在退至陈郡南部时，开始防守作战，这就是对平舆、寝城的两次防御战。这两战，秦军都迅速击溃了楚军，分别占领了两座淮北重镇，获得了很大胜利。
第二阶段，秦军再度兵分两路，虚实配合，直接进逼楚国都城。
占领两大重镇后，李信仍然将秦军分为两路：其一，李信自率主力，从平舆向东南的郢地（楚国都城区域）进攻；其二，蒙武仍率偏师一部，从寝城向鄢陵进攻。
关于焉、郢两地的具体所指，历史多有说法。据已故秦史专家马非百先生考证，楚国六次迁都，都城均叫做郢。这个郢，就是楚国在淮水南岸的新都城寿春（今日安徽省寿县地区）。焉，则是颍川郡的鄢陵城，也就是今日河南省的鄢陵县北部地带。
依据两地的方向与距离，我们可以推断出，李信军南下，直接猛攻楚国都城是实际目标。蒙武军向西北进发数百里，攻取鄢陵地带，则是虚张声势，转移楚军注意力。从战略意图上说，这是虚实结合——将楚军注意力吸引到远远的西北方向，精锐主力却在东南猛攻。
这次作战的实际结果，史料只有“破之”两字。
依据战事的实际发展，这里的“破之”，应当是破军，而不是破城。也就是说，李信军在楚国都城之外的某地，攻破了楚军一部的营垒。但是，没有攻破楚国都城，甚或还没有进逼到寿春（郢都）之下。而蒙武军北上鄢陵，所遭遇的不是楚军主力，而是世族封地的留守兵力，有可能一度攻破了鄢陵，而后又南下与李信会和。
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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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个基本点，是国家要广纳人才。这就是众贤厚国理念。墨子说：“国有贤良之士众，则国家之治厚；贤良之士寡，则国家之治薄；故大人之务，在于众贤而已！”也就是说，一个国家不能仅仅只有个别人才，而必须广泛容纳人才。
第三个基本点，是国家要将崇尚贤士确立为根本理念。墨子云：“尚贤，为政之本也……贤者为政，则饥者得食，寒者得衣，乱者得治，此安生生！尚贤者，天、鬼、百姓之利，而政事之本也！”纵览战国历史，秦国的不断强大，正是国家人才战略获得极大成功的典型。
魏国不断衰落，以至最终毫无波澜地灭亡，恰恰是国家人才战略失败的典型。
自魏文侯任用李悝变法起，魏国一时人才济济，有李悝、乐羊、吴起、西门豹四个大政治家；有儒家名士卜子夏、田子方、段干木；有故旧能臣翟璜、魏成子等。当时的秦国要进攻魏国，有人便劝阻说：“魏君贤人是礼，国人称仁，上下和合，未可图也。”
可是，魏文侯开创的这种“众贤厚国”的风气，到了第二代魏武侯时期，就渐渐变形了。
魏武侯在做太子的时候，就有着浓厚的贵族“骄人”心态，曾经因遭受名士田子方冷遇，愤然讥刺说：“富贵者骄人乎？且贫贱者骄人乎？”——富贵者可以骄人，贫贱者怎么也能骄人！这种贵族式傲慢，遭到了田子方的有力驳斥。在贵族式的傲慢心态下，魏武侯自然不会像魏文侯那样求贤聚贤，而是对人才采取了类似于放任自流的态度。其间，最大的人才失误，是逼走了吴起。
吴起离开魏国的直接原因是两个：其一，没有被重用，既没有做成上将军，也没有做成丞相；这两个职务，都是吴起公开追求的。结果是，吴起在魏国一直只是个战无不胜的河西守，无法施展才华，无法实现变法志向。其二，吴起没有接受魏国公主嫁给自己，引起魏武侯猜忌疏远，吴起因此辞官去了楚国。
第三代魏惠王，在位51年，前期虽然也曾经短暂任用了白圭这样的政商能臣，但更主要的方面，则是以非常特异的精明敬贤的方式，开始了魏国的人才大流失。自魏惠王开始，魏国流失的超一流人才先后有：孙膑、商鞅、乐毅、张仪、范睢。流失的大量实用人才，更是不计其数。
这种现状一直在魏襄王、魏昭王、魏景湣王三代持续着。直到魏王假的灭亡时期，魏国都始终没有涌现过一个大政治家执政。仅有的王族天才巨星信陵君魏无忌，又被反复猜忌，反复排斥，终究自杀式地毁灭了生命，空留下对魏国的亡国预言。魏国的人才大流失，要害是敬迂腐虚名，排斥真正的人才。魏惠王所奠定的国家人才传统是：敬重享有名望的学问大师，但却排斥猜忌真正的有用人才；对于潜在的尚未成就功业的年轻人才，魏国更是一律拒绝。也就是说，魏国君主决策层既没有自觉发掘人才的意识，也缺乏发掘人才的辨识能力。这种敬贤，实际目的是博取自己的为政声望，而不是基于国家的真实需要。
魏国式的人才意识，具有历史的迷惑性，是最值得警惕的国家人才误区。
分治绝唱：灭楚之战
1.灭楚之战的先期筹划
公元前225年，秦国的统一战争开始向南中国发展，灭楚之战提上了日程。
在秦统一中国的六次战争中，见诸史料的具体筹划决策过程，只有灭楚之战这一次。筹划决策所针对的问题，主要有三个基本方面。
第一个基本方面是确定战争次序的先后。
韩、赵、燕、魏四国统一战争结束后，山东战国只剩下齐、楚两个国家。关于对两国进军的次序，《太平广记》引严尤的《三将论》，记载了一则未曾在《史记》中出现的史料：灭燕主战场胜利之后，燕国残余势力逃奔辽东，燕国战场基本没有大的作战任务了。这时，秦王发动了对下一战役的筹划，首先征询群臣意见，“齐、楚何先？”——齐国楚国，先打哪一场战争？大将李信回答：“楚地广，齐地狭；楚人勇，齐人怯；请先从事于易。”李信将两国的国土与士气作了比较，认为灭齐容易，应该先对齐国用兵。
虽然，这则史料没有呈现其他大臣将军的意见。但是，依据后来的实践，秦国事实上是先对楚国用兵。这就是说，秦王嬴政与秦国决策层，这次没有采纳李信先灭齐国的意见，而是采用了另外的意见——先灭楚国。合理推断，这一意见的提出者，应当是王翦，或者是王贲。因为，后来的大朝会商讨表明，秦军老统帅王翦即或不说话，秦王也要点名征询王翦意见。李信说话之后，很可能王翦就直接提出了不同看法，或者在秦王征询之后说了看法。王贲，则是秦军高级将领中几乎与蒙恬齐名的具有冷静思考的统帅之一，后来也是灭齐主将，对灭国战役的思索必然相对自觉。
先南下进军楚国，是秦国庙堂朝会的第一个重大决策。后来的实践证明，灭楚之战结束后，巨大的震慑效果，对压迫齐国很快投降具有直接意义。先下楚国，事实上起到了一战两胜的巨大效用，是非常具有洞察力的一个战略决断。
第二个基本方面，是确定灭楚之战的用兵数量。
关于每次灭国之战的用兵数量，其余四次战争，并没有举行大朝会商。从战争实践看，灭韩之战大约在十万兵力之内，灭赵之战大约在四十余万兵力，灭燕之战大约在三十余万兵力，灭魏之战大约不超过十万兵力。这四次灭国之战的用兵数量，应该是按通常的法定程式决定的——统兵主帅提出，秦王批准实施。
但是，灭楚之战的重要性，却使用兵数量问题提上了朝会共商的层面。
据《史记·王翦列传》记载：朝会之上，秦王嬴政征询意见，第一个对象是李信，第一个问题是用兵多少。“吾欲攻取荆（楚），于将军度，几何人而足？”——现在，我下决心要攻灭楚国了，以将军谋划，需要多少兵力才够呢？李信自信满满地回答：“不过用二十万人！”——不多，二十万人够了。或许秦王有些疑惑，又或许秦王基于朝会共商的必要，也或许王翦的威望资历使然。总之，秦王又回过头来问了王翦同样的问题。王翦的回答是平静的，但却渗透着不可动摇的坚持性：“（灭楚，）非六十万人不可。”
显然，这两个基数的差距太大了。于是，显然已经骄傲起来的秦王嬴政，大笑着感慨起来：“王将军老矣！何怯也。李将军果势壮勇，其言是也！”——王将军已经老了！胆子小了。李将军果然壮勇，他的说法可行！在秦王大笑感慨之后，其余的大臣将军没有不同主张。王翦素来明智，也不再说话了。于是，在一个接连胜利的历史时刻，一个极其严重的错误决策作出了——以二十万兵力进行灭楚之战。
第三基本方面，是确定灭楚之战的统帅。
以统一战争在此前的进行过程看，秦军此时备选的主将至少有六个：王翦、蒙恬、王贲、李信、辛胜、杨端和。其中，王翦、蒙恬自不待言，几乎是毫无争议的第一层面人选。可是，严守九原预防匈奴，是秦统一中国的战略决策之一，此时的蒙恬无法替换。王翦则由于要求兵力过大，也就不在备选之列了。辛胜、杨端和两人是第三层面人选。因为，这两人在此前的赵、燕两场大战中都曾经担任过副统帅，但都没有表现出过人的才具。所以，这两人在两战之后，事实上已经退出了秦军正选统帅的层面。
王贲、李信两人，可说是第二层面人选。具体说，王贲、李信已经在此前的燕赵大战中崭露头角。李信追击燕军辽东残部，逼杀太子丹，剽悍勇猛，声誉大增，几近名将之列。王贲奇袭楚国、平定韩乱、攻灭魏国，更在事实上已经成为赫赫名将。就实际状况而言，灭楚统帅以王贲最为合适。
但是，秦王仍然选择了李信。为什么？
以秦王嬴政大政治家的素质，其间原因可能有两个。
一个是政治原因，要保持战功的相对平衡。在整个战国时代，秦国最崇尚军功。在如此大环境之下，王翦王贲父子已经连灭三国，其功勋之大，无人可比。当此之时，作为秦王的嬴政，不可能不考虑到政治上的全局平衡问题。在此前事实已经证明了李信将才非凡的情况下，任命李信为灭楚统帅，是一种妥当的政治抉择。
另一个原因，坚持大胆启用新锐，是秦王嬴政的一贯风格。自嬴政亲政开始，其文武大员骨干几乎全部是新锐发轫。从军事方面说，秦国新军将领几乎是清一色的年轻人。此前三次灭国大战，秦王嬴政更是先后启用了辛胜、杨端和为副统帅，启用了王贲为灭魏统帅。在这种一贯风格下，秦王大胆任用李信，力图为秦国再锤炼出第四个出色的军事统帅，没有任何的突兀之感。秦国的大臣将军们，所以在朝会上未见任何人反对，也是基于大胆任用新锐的做法已经成为秦国创造性的用人传统，没有人觉得不合适。
于是，秦王作出决策，以李信为统帅，蒙武为副统帅，率军二十万南下灭楚。
也许是心有一丝疑虑，也许是确保万全，秦王派出了老将蒙武为副统帅。这个蒙武，是曾经的秦国上将军蒙骜的儿子，蒙恬的父亲，与王翦年岁大体相仿，此时已经六十岁上下。在秦国的战争实践中，蒙武并没有太多显赫战功，但却具有稳健细致的特点。以蒙武为副统帅，显然是要弥补李信有可能因猛勇作战而出现的粗疏之处。从后来的第二次灭楚仍以蒙武为副统帅的事实看，这一配置在人事结构上是非常合适的。
2.李信第一次灭楚之战的大失败
公元前225年，李信蒙武的二十万大军南下了。
李信南下作战的时间很短，大约不超过三个月。因为，王贲灭魏，以及此后的王翦重新出山筹划大军第二次南下，三件大事都在当年。以此推断，王贲灭魏之战，应当是春季准备，夏季结束；李信灭楚之战，则当在夏末秋初，大体两个月有余；王翦出山筹划，则已经进入冬季了。
面对李信大军的攻楚之战，楚国以世族大将项燕为统帅，率军周旋抵御。此前已经在楚国成为名将的项燕，堪称战国末期的天下名将之一。项燕用兵，既慎重周密，又善于果敢决战。这次，项燕所采取的战略是，以节节败退的方式，引诱秦军深入。而后寻觅合适的条件，再突然发起反击，力图最终战胜秦军。
对于两次灭楚之战，史料基本没有从楚军视角的记载。故此，我们只能从史料显示的秦军视角，来看看李信秦军的失败过程。李信的第一次战役，分为四个阶段。
第一阶段是进军淮水北部地区，兵分两路猛攻楚军。
李信部署的两路南下路线是：其一，李信率主力秦军，沿颍水、汝水一路南下，目标是进攻淮水北部地区的军事重镇平舆（今河南省南部的汝南县、平舆县地带）；其二，蒙武率偏师一部，沿东部的鸿沟南下，目标是进攻颍水西南地带的重镇寝城（今日河南省南部的临泉县地区）。两军的东西间距，大体在百余里，都在楚国淮北的腹心地带——陈郡。
因为楚军主动后退，两路秦军在陈郡北部地带攻占顺利，均未遭遇大型作战。楚军在退至陈郡南部时，开始防守作战，这就是对平舆、寝城的两次防御战。这两战，秦军都迅速击溃了楚军，分别占领了两座淮北重镇，获得了很大胜利。
第二阶段，秦军再度兵分两路，虚实配合，直接进逼楚国都城。
占领两大重镇后，李信仍然将秦军分为两路：其一，李信自率主力，从平舆向东南的郢地（楚国都城区域）进攻；其二，蒙武仍率偏师一部，从寝城向鄢陵进攻。
关于焉、郢两地的具体所指，历史多有说法。据已故秦史专家马非百先生考证，楚国六次迁都，都城均叫做郢。这个郢，就是楚国在淮水南岸的新都城寿春（今日安徽省寿县地区）。焉，则是颍川郡的鄢陵城，也就是今日河南省的鄢陵县北部地带。
依据两地的方向与距离，我们可以推断出，李信军南下，直接猛攻楚国都城是实际目标。蒙武军向西北进发数百里，攻取鄢陵地带，则是虚张声势，转移楚军注意力。从战略意图上说，这是虚实结合——将楚军注意力吸引到远远的西北方向，精锐主力却在东南猛攻。
这次作战的实际结果，史料只有“破之”两字。
依据战事的实际发展，这里的“破之”，应当是破军，而不是破城。也就是说，李信军在楚国都城之外的某地，攻破了楚军一部的营垒。但是，没有攻破楚国都城，甚或还没有进逼到寿春（郢都）之下。而蒙武军北上鄢陵，所遭遇的不是楚军主力，而是世族封地的留守兵力，有可能一度攻破了鄢陵，而后又南下与李信会和。
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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