名;二是平常早对儿子说过了,此刻不说也许反而更好。
历史的价值评判法则是:天赋与性格,本身是无可厚非的。可是,当一个人被镶嵌进国家机器,甚或成为这台机器的决定性部件时,他(她)的天赋与性格就会成为决定国家命运的元素之一,就必须接受历史的评判。君王后的聪明与心机,假如是建立在大力推动富国强兵的基础之上,最终保全了国家,激发了国民精神,自然是非常有价值的。
可是,君王后摄政16年,未见任何富国强兵与激发国民的变法举措。相反,君王后的全部聪明才智,都用在了周旋妥协政策之上。这种由君王后明确下来的“事秦”政策与孤立于山东六国的政策,实质上是一种以追求独家安乐为根基,而左右逢源于剧烈兴亡时代的古典绥靖主义政策。这一政策,在齐国一直延续了近半个世纪之久,极大地弱化、扭曲了齐国的社会精神,使一个曾经强大的国家在面临灭亡的时候,竟然沦落到没有一个人敢于抵抗的境地。
君王后的所谓“贤明”,造成了天下烽火浴血而风景这边独好的怪诞格局。
在山东五大战国与秦国日夜征战的漫长岁月里,只有齐国一家安居大海之滨,远离战火作壁上观。这样的贤明,最终酿成了举国上下无可救药的软骨症,直接导致了国家灭亡。从根本上说,君王后的贤明,只是一种没有多大实际意义的伦理与政治细节方面的聪明应对而已,并不是一个政治家在那个时代大是大非上的贤明。
(3)齐王建时期的昏暗政治综合征
君王后死后,齐王建还有28年的王权时间。
如此之长的时间里,齐王建只用了一个丞相。这个丞相,名叫后胜。
后胜究竟是个什么样的人?史书对其人之出身,以及做官经历,皆无明载。我们也无须考据这些细节。但是,后胜执掌齐国相权之后的作为,在《史记·田世家》中却记载得很明确。这位领国丞相,28年间都做了些什么事?
君王后死,后胜相齐。多受秦间金,多使宾客入秦,秦又多予金。客皆为反间,劝王去从(纵)朝秦,不修攻战之备,不助五国攻秦。秦以故得灭六国。
这段记载明确了两点:其一,后胜多次接受秦国的贿赂,事实上变成了为秦国做事的间谍;其二,后胜又将门下宾客大量派往秦国为使,秦国随即收买了这些人,使之都成为秦国的“间人”,这些人就向齐王大力散布“去从朝秦,不修攻战之备,不助五国攻秦”的舆论,从根本上导致了齐国的混乱。于是,太史公得出概括性结论:“秦以故得灭六国。”
事实上,古往今来的兴亡历史都已经无可辩驳地证明,一个国家灭亡的最深刻原因,绝不仅仅是“间人”干扰了君主或领袖的决断。同样,秦灭六国的根本原因,也绝不会是“间人”力量与“反间”力量起了主导作用。但是,从直接意义上说,秦国利用金钱收买齐国权臣和使者等人作为间谍力量,已经从内部瓦解了齐国的抵抗意志,从而给最后时期的齐国造成了巨大的混乱,严重干扰了齐国的决策。也就是说,从实质上看,在秦国大军压境之前,齐国已经从根本上崩溃了,则正是“间人”力量与“反间”力量的综合作用。
3.灭齐之战的实际进展
公元前221年春,王贲大军从燕南之地向齐国西部边境开进。
面对大兵压境,齐国两个决策人物的反应,是非常矛盾而混乱的。
综合史料的不同记载,灭齐之战主要经历了五个阶段。
第一阶段,齐国准备抵抗秦军,发兵扼守西部边界。在刚刚得到秦军南下的消息时,齐国就派出了数量不详的兵力,扼守在齐国西部边界。而且,同时与秦国断绝了邦交。这就是《秦始皇本纪》记载的:“发兵守西界,不通秦。”后来的突然崩塌证明,这只是齐王建与后胜不得不作出的一个姿态而已,与真正的挽救危局完全不是一回事。
第二阶段,王贲大军快速南下,对西界齐军进行了第一次进攻。这就是《田世家》记载的:“四十四年,秦兵击齐。”这是灭齐之战中惟一的一次战场作战,规模不大,结果只能是齐军溃败,秦军完全突破了齐国的西界防线。事实是,正是这一次不大的作战,给齐国的后胜集团提供了投降秦国的理由。
第三阶段,后胜主张不要再战,军队应该投降。孱弱无能的齐王建,立即听从了后胜的主张,决定投降。之后,残存的西界守军全部放弃抵抗,投降了秦军。这就是《田世家》记载的:“齐王听后胜计,不战,以兵降秦。”
第四阶段,王贲率秦军东进,突然兵临临淄城下,齐王建出降。此后,秦军开进临淄,全城军民没有发生一起抵抗事件。这就是《田世家》记载的:“秦兵卒入临淄,民莫敢格者,王建遂降。”
第五阶段,王贲部善后,齐王建被押送至秦国,囚禁于秦国的共地。
据《水经注》记载,秦国随即在齐国故地设置郡县,建立了齐郡、琅琊郡两郡。另外,依据秦史专家马非百先生考证:囚禁齐王建的“共地”有两处,一是《诗经》中提到的曾经被周文王灭掉的“共”,在今甘肃泾川县地带,也就是秦国的陇西郡内;二是西周大臣共伯封地的“共”,在今河南辉县。齐王建被囚禁之地,按《史记·田敬仲完世家》“索隐”所言,“今在河内也”,应该就是中原共地。
至此,灭齐之战落下了帷幕,齐国宣告正式灭亡。
4.齐国灭亡原因的传统评判
后世对齐国灭亡的原因,有三种代表性说法。
第一种说法,齐人追忆历史时提到的原因——“客亡齐国”。
齐国灭亡之后,齐国遗民中流传着一首歌:“松耶!柏耶!住建共者,客耶!”——松树啊,柏树啊,你们可知道,将齐王建送进共地的人,是那些宾客啊!齐人的这首歌,是遥望共地的苍苍松柏唱的。这是一首哀伤怨恨的歌——齐国遗民将齐王建被俘,也就是齐国灭亡的原因,归结到了那些成为秦国间人的宾客们身上。
对齐国在灭亡时期的民众状况,太史公还记载了另一则史实:“秦兵卒入临淄,民莫敢格者。”也就是说,当秦军开进临淄城时,民众没有发生一起抵抗事件,没有人敢于反抗。对这一史实,不能进行简单的判定。
至少,在不抵抗的背后,隐藏了三方面的基本事实:其一,齐国民众已经对这个国家政权绝望了,反应麻木了,没有保卫国家的激情了;其二,齐人长期安乐,斗志弥散,雄武之气消失殆尽了,已经无法抵抗秦军了;其三,民众的实际领导者——各族群的头目们,已经在四十余年的富庶生活中丧失了精神勇气,再也涌现不出抗燕时期田单那样的舍家保国的民间领袖了。无人组织,无人激发,散沙一盘的民众必然本能地趋于消极无为。在这样的情况下,民众纵然有心抵抗,也是没有力量支撑点的。
第二种说法,神秘文化的预测之说。
据《史记》所载,关于田氏齐国的命运占卜,主要有两次,都是惊人地准确。
第一次占卜,发生在田氏祖先陈完身上。这则占卜,是因为当时陈国君主陈厉公生了一个儿子陈完,陈厉公便请路过的东周王室的太史对陈完的命运吉凶占卜。卦象出来之后,周太史的解卦之说是——
是为观国之光,利用宾于王。此其代臣有国乎?不在此,而在异国乎?非此其身也,在其子孙。若在异国,必姜姓。姜姓,四岳之后。物莫能两大。陈衰,此其昌乎!
翻译成当代语言,这段解卦辞说得是四层意思。其一,总体判定:卦象显示,此卦关乎国运,有利于以宾客之身称王建国。其二,具体判定:这是取代陈国吗?不是,这是成于另外的国家。其三,再具体判定:此卦不应在你身,而应于子孙。所成之国,必姜姓之国,也就是四岳后裔的那个国家——姜氏齐国。其四,判定时间:事物不能两方同时发达,只有在陈国衰落之后,此人才能在齐国兴盛。
这次占卜,使太史公司马迁大为惊叹。《田世家》之后的太史公曰,是这样感慨的:“易之为术,幽明远矣!非通人达才,孰能注意焉!故周太史之卦田敬仲完,占至十世之后。及完奔齐,懿仲卜之亦云。”
据太史公惊叹之言,另外一则占卜也是同样地准确。这就是第二次占卜——懿仲之卜。懿仲,是当时姜氏齐国的一个官员,想将女儿嫁给田完,便请齐国的卦师占卜。卦师的解卦辞是——
是谓凤皇于蜚,和鸣锵锵。有妫之后,将育于姜。五世其昌,并于正卿。八世之后,莫之与京。
解卦辞的意思是:这是一则有凤凰腾飞之象的婚姻吉卦,两相和睦,锵锵悦耳。这则婚姻所衍生的后裔,将在妫水一带成事。五代之后,可为正卿地位。八代之后不妙,几乎没有一个地方可以落脚。请注意,八代之后正是齐湣王时期,其后齐国抗燕六年,齐湣王被流亡民众所杀,举国流散,齐襄王流落数年不能回临淄。如此占卜,如此准确,实在是令人惊叹的神异。
类似这种始终隐藏在神秘烟雾里的评判,在中国原生文明时代始终存在着。
这一现象说明,在我们曾经的原生文明时代,以阴阳家为轴心的神秘学派的学说,也是那个时代具有代表性的认识论体系之一。他们对国家命运的预测及评判,有其认识论基础,这就是“命定论”。这种理论认为,国家命运如同个人命运一样,是由不可知的天意决定的,人只有顺从天命,而不能改变天命。
历史主义地看,要了解中国原生文明时代,就必须了解那个时代社会意识形态的基本构成之一。——神秘文化。至于它的历史局限性与不可继承性,早已经被现代科学所证明,无须我们在这里多说了。
第三种说法,西汉《盐铁论》记载的齐国灭亡原因。
在西汉末期的经济改革讨论会——盐铁会议上,有儒家士子们对齐国灭亡的原因进行了探讨与总结,他们的归结是:
齐威、宣之时,显贤进士,国家富强,威行敌国。及湣王,奋二世之余烈,南举楚淮,北并巨宋,包十二国,西摧三晋,却强秦,五国宾从;邹鲁之君,泗上诸侯,皆入臣。(后)矜功不休,百姓不堪;诸士谏不从,各分散,慎到、捷子亡去,田骈入薛,孙卿(荀子)适楚,内无良臣。故诸侯合谋而伐之。王建听流说,信反间,用后胜之计,不与诸侯纵亲,以亡国,为秦所擒,不亦宜乎!
这段评判,首先回顾了齐国在战国中期的强大兴盛,以与末期对比。其后对齐国灭亡原因的归结,与齐国遗民及太史公的评判并无多大差别,同样将原因归结为齐王田建的三大缺失:“听流言,信‘反间’,不与诸侯合纵。”
由此可见,后世的主流评判,大体上都将齐国灭亡原因归结为外部因素。
应当说,这都是事实。但是,却不是最接近本质的根本原因。
5.齐国灭亡原因的新解析
齐国灭亡的最根本原因,是齐国所长期奉行的古典绥靖主义与孤立主义。
古典绥靖主义,是古典社会出现的一种长期对强敌姑息容忍,以至最后导致投降主义的国家意识。这种古典绥靖主义,在后世的中国历史上曾经反复出现,曾经反复地导致巨大的民族灾难。可以说,古典绥靖主义是整个中国古典文明史的一个顽固毒瘤。就其发生根源的典型性看,战国末期的齐国,堪称中国古典绥靖主义的源头。
齐国的古典绥靖主义,具有古往今来所有绥靖主义三个方面的基本特征。
第一个基本特征,它基于自觉认识而产生,有一定的理念支撑。
第二个基本特征,它对强大的敌国采取明确地妥协政策。
第三个基本特征,它对受强敌进攻的盟邦灾难视而不见,孤立一方,偏安一隅。
(1)齐国古典绥靖主义的形成与发展
这种古典绥靖主义,表现为一种长期而自觉的国家政策,而不是个别行为一时一事的妥协。就是说,它不是一个短期策略,而是一种长期政策。审视战国末期的齐国,从实际生成的意义上看,抗燕复国之后的齐襄王时期,齐国就已经基本上丧失了进取锐气,一种以休养生息、怀柔外邦,尤其是对强秦的恭谨和畏惧为基础,而处处收敛的国家政策,已经初现端倪。
据《战国策·齐策六》记载,田单解衣,救助饥寒老人。齐襄王很厌恶,认为这是收买民心想夺王位,便将自己的想法说给一个贯珠之人听。贯珠之人很聪明,给齐襄王出了个主意。于是,齐襄王依法行之,下书国中嘉奖田单。王书说:“寡人忧民之饥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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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的价值评判法则是:天赋与性格,本身是无可厚非的。可是,当一个人被镶嵌进国家机器,甚或成为这台机器的决定性部件时,他(她)的天赋与性格就会成为决定国家命运的元素之一,就必须接受历史的评判。君王后的聪明与心机,假如是建立在大力推动富国强兵的基础之上,最终保全了国家,激发了国民精神,自然是非常有价值的。
可是,君王后摄政16年,未见任何富国强兵与激发国民的变法举措。相反,君王后的全部聪明才智,都用在了周旋妥协政策之上。这种由君王后明确下来的“事秦”政策与孤立于山东六国的政策,实质上是一种以追求独家安乐为根基,而左右逢源于剧烈兴亡时代的古典绥靖主义政策。这一政策,在齐国一直延续了近半个世纪之久,极大地弱化、扭曲了齐国的社会精神,使一个曾经强大的国家在面临灭亡的时候,竟然沦落到没有一个人敢于抵抗的境地。
君王后的所谓“贤明”,造成了天下烽火浴血而风景这边独好的怪诞格局。
在山东五大战国与秦国日夜征战的漫长岁月里,只有齐国一家安居大海之滨,远离战火作壁上观。这样的贤明,最终酿成了举国上下无可救药的软骨症,直接导致了国家灭亡。从根本上说,君王后的贤明,只是一种没有多大实际意义的伦理与政治细节方面的聪明应对而已,并不是一个政治家在那个时代大是大非上的贤明。
(3)齐王建时期的昏暗政治综合征
君王后死后,齐王建还有28年的王权时间。
如此之长的时间里,齐王建只用了一个丞相。这个丞相,名叫后胜。
后胜究竟是个什么样的人?史书对其人之出身,以及做官经历,皆无明载。我们也无须考据这些细节。但是,后胜执掌齐国相权之后的作为,在《史记·田世家》中却记载得很明确。这位领国丞相,28年间都做了些什么事?
君王后死,后胜相齐。多受秦间金,多使宾客入秦,秦又多予金。客皆为反间,劝王去从(纵)朝秦,不修攻战之备,不助五国攻秦。秦以故得灭六国。
这段记载明确了两点:其一,后胜多次接受秦国的贿赂,事实上变成了为秦国做事的间谍;其二,后胜又将门下宾客大量派往秦国为使,秦国随即收买了这些人,使之都成为秦国的“间人”,这些人就向齐王大力散布“去从朝秦,不修攻战之备,不助五国攻秦”的舆论,从根本上导致了齐国的混乱。于是,太史公得出概括性结论:“秦以故得灭六国。”
事实上,古往今来的兴亡历史都已经无可辩驳地证明,一个国家灭亡的最深刻原因,绝不仅仅是“间人”干扰了君主或领袖的决断。同样,秦灭六国的根本原因,也绝不会是“间人”力量与“反间”力量起了主导作用。但是,从直接意义上说,秦国利用金钱收买齐国权臣和使者等人作为间谍力量,已经从内部瓦解了齐国的抵抗意志,从而给最后时期的齐国造成了巨大的混乱,严重干扰了齐国的决策。也就是说,从实质上看,在秦国大军压境之前,齐国已经从根本上崩溃了,则正是“间人”力量与“反间”力量的综合作用。
3.灭齐之战的实际进展
公元前221年春,王贲大军从燕南之地向齐国西部边境开进。
面对大兵压境,齐国两个决策人物的反应,是非常矛盾而混乱的。
综合史料的不同记载,灭齐之战主要经历了五个阶段。
第一阶段,齐国准备抵抗秦军,发兵扼守西部边界。在刚刚得到秦军南下的消息时,齐国就派出了数量不详的兵力,扼守在齐国西部边界。而且,同时与秦国断绝了邦交。这就是《秦始皇本纪》记载的:“发兵守西界,不通秦。”后来的突然崩塌证明,这只是齐王建与后胜不得不作出的一个姿态而已,与真正的挽救危局完全不是一回事。
第二阶段,王贲大军快速南下,对西界齐军进行了第一次进攻。这就是《田世家》记载的:“四十四年,秦兵击齐。”这是灭齐之战中惟一的一次战场作战,规模不大,结果只能是齐军溃败,秦军完全突破了齐国的西界防线。事实是,正是这一次不大的作战,给齐国的后胜集团提供了投降秦国的理由。
第三阶段,后胜主张不要再战,军队应该投降。孱弱无能的齐王建,立即听从了后胜的主张,决定投降。之后,残存的西界守军全部放弃抵抗,投降了秦军。这就是《田世家》记载的:“齐王听后胜计,不战,以兵降秦。”
第四阶段,王贲率秦军东进,突然兵临临淄城下,齐王建出降。此后,秦军开进临淄,全城军民没有发生一起抵抗事件。这就是《田世家》记载的:“秦兵卒入临淄,民莫敢格者,王建遂降。”
第五阶段,王贲部善后,齐王建被押送至秦国,囚禁于秦国的共地。
据《水经注》记载,秦国随即在齐国故地设置郡县,建立了齐郡、琅琊郡两郡。另外,依据秦史专家马非百先生考证:囚禁齐王建的“共地”有两处,一是《诗经》中提到的曾经被周文王灭掉的“共”,在今甘肃泾川县地带,也就是秦国的陇西郡内;二是西周大臣共伯封地的“共”,在今河南辉县。齐王建被囚禁之地,按《史记·田敬仲完世家》“索隐”所言,“今在河内也”,应该就是中原共地。
至此,灭齐之战落下了帷幕,齐国宣告正式灭亡。
4.齐国灭亡原因的传统评判
后世对齐国灭亡的原因,有三种代表性说法。
第一种说法,齐人追忆历史时提到的原因——“客亡齐国”。
齐国灭亡之后,齐国遗民中流传着一首歌:“松耶!柏耶!住建共者,客耶!”——松树啊,柏树啊,你们可知道,将齐王建送进共地的人,是那些宾客啊!齐人的这首歌,是遥望共地的苍苍松柏唱的。这是一首哀伤怨恨的歌——齐国遗民将齐王建被俘,也就是齐国灭亡的原因,归结到了那些成为秦国间人的宾客们身上。
对齐国在灭亡时期的民众状况,太史公还记载了另一则史实:“秦兵卒入临淄,民莫敢格者。”也就是说,当秦军开进临淄城时,民众没有发生一起抵抗事件,没有人敢于反抗。对这一史实,不能进行简单的判定。
至少,在不抵抗的背后,隐藏了三方面的基本事实:其一,齐国民众已经对这个国家政权绝望了,反应麻木了,没有保卫国家的激情了;其二,齐人长期安乐,斗志弥散,雄武之气消失殆尽了,已经无法抵抗秦军了;其三,民众的实际领导者——各族群的头目们,已经在四十余年的富庶生活中丧失了精神勇气,再也涌现不出抗燕时期田单那样的舍家保国的民间领袖了。无人组织,无人激发,散沙一盘的民众必然本能地趋于消极无为。在这样的情况下,民众纵然有心抵抗,也是没有力量支撑点的。
第二种说法,神秘文化的预测之说。
据《史记》所载,关于田氏齐国的命运占卜,主要有两次,都是惊人地准确。
第一次占卜,发生在田氏祖先陈完身上。这则占卜,是因为当时陈国君主陈厉公生了一个儿子陈完,陈厉公便请路过的东周王室的太史对陈完的命运吉凶占卜。卦象出来之后,周太史的解卦之说是——
是为观国之光,利用宾于王。此其代臣有国乎?不在此,而在异国乎?非此其身也,在其子孙。若在异国,必姜姓。姜姓,四岳之后。物莫能两大。陈衰,此其昌乎!
翻译成当代语言,这段解卦辞说得是四层意思。其一,总体判定:卦象显示,此卦关乎国运,有利于以宾客之身称王建国。其二,具体判定:这是取代陈国吗?不是,这是成于另外的国家。其三,再具体判定:此卦不应在你身,而应于子孙。所成之国,必姜姓之国,也就是四岳后裔的那个国家——姜氏齐国。其四,判定时间:事物不能两方同时发达,只有在陈国衰落之后,此人才能在齐国兴盛。
这次占卜,使太史公司马迁大为惊叹。《田世家》之后的太史公曰,是这样感慨的:“易之为术,幽明远矣!非通人达才,孰能注意焉!故周太史之卦田敬仲完,占至十世之后。及完奔齐,懿仲卜之亦云。”
据太史公惊叹之言,另外一则占卜也是同样地准确。这就是第二次占卜——懿仲之卜。懿仲,是当时姜氏齐国的一个官员,想将女儿嫁给田完,便请齐国的卦师占卜。卦师的解卦辞是——
是谓凤皇于蜚,和鸣锵锵。有妫之后,将育于姜。五世其昌,并于正卿。八世之后,莫之与京。
解卦辞的意思是:这是一则有凤凰腾飞之象的婚姻吉卦,两相和睦,锵锵悦耳。这则婚姻所衍生的后裔,将在妫水一带成事。五代之后,可为正卿地位。八代之后不妙,几乎没有一个地方可以落脚。请注意,八代之后正是齐湣王时期,其后齐国抗燕六年,齐湣王被流亡民众所杀,举国流散,齐襄王流落数年不能回临淄。如此占卜,如此准确,实在是令人惊叹的神异。
类似这种始终隐藏在神秘烟雾里的评判,在中国原生文明时代始终存在着。
这一现象说明,在我们曾经的原生文明时代,以阴阳家为轴心的神秘学派的学说,也是那个时代具有代表性的认识论体系之一。他们对国家命运的预测及评判,有其认识论基础,这就是“命定论”。这种理论认为,国家命运如同个人命运一样,是由不可知的天意决定的,人只有顺从天命,而不能改变天命。
历史主义地看,要了解中国原生文明时代,就必须了解那个时代社会意识形态的基本构成之一。——神秘文化。至于它的历史局限性与不可继承性,早已经被现代科学所证明,无须我们在这里多说了。
第三种说法,西汉《盐铁论》记载的齐国灭亡原因。
在西汉末期的经济改革讨论会——盐铁会议上,有儒家士子们对齐国灭亡的原因进行了探讨与总结,他们的归结是:
齐威、宣之时,显贤进士,国家富强,威行敌国。及湣王,奋二世之余烈,南举楚淮,北并巨宋,包十二国,西摧三晋,却强秦,五国宾从;邹鲁之君,泗上诸侯,皆入臣。(后)矜功不休,百姓不堪;诸士谏不从,各分散,慎到、捷子亡去,田骈入薛,孙卿(荀子)适楚,内无良臣。故诸侯合谋而伐之。王建听流说,信反间,用后胜之计,不与诸侯纵亲,以亡国,为秦所擒,不亦宜乎!
这段评判,首先回顾了齐国在战国中期的强大兴盛,以与末期对比。其后对齐国灭亡原因的归结,与齐国遗民及太史公的评判并无多大差别,同样将原因归结为齐王田建的三大缺失:“听流言,信‘反间’,不与诸侯合纵。”
由此可见,后世的主流评判,大体上都将齐国灭亡原因归结为外部因素。
应当说,这都是事实。但是,却不是最接近本质的根本原因。
5.齐国灭亡原因的新解析
齐国灭亡的最根本原因,是齐国所长期奉行的古典绥靖主义与孤立主义。
古典绥靖主义,是古典社会出现的一种长期对强敌姑息容忍,以至最后导致投降主义的国家意识。这种古典绥靖主义,在后世的中国历史上曾经反复出现,曾经反复地导致巨大的民族灾难。可以说,古典绥靖主义是整个中国古典文明史的一个顽固毒瘤。就其发生根源的典型性看,战国末期的齐国,堪称中国古典绥靖主义的源头。
齐国的古典绥靖主义,具有古往今来所有绥靖主义三个方面的基本特征。
第一个基本特征,它基于自觉认识而产生,有一定的理念支撑。
第二个基本特征,它对强大的敌国采取明确地妥协政策。
第三个基本特征,它对受强敌进攻的盟邦灾难视而不见,孤立一方,偏安一隅。
(1)齐国古典绥靖主义的形成与发展
这种古典绥靖主义,表现为一种长期而自觉的国家政策,而不是个别行为一时一事的妥协。就是说,它不是一个短期策略,而是一种长期政策。审视战国末期的齐国,从实际生成的意义上看,抗燕复国之后的齐襄王时期,齐国就已经基本上丧失了进取锐气,一种以休养生息、怀柔外邦,尤其是对强秦的恭谨和畏惧为基础,而处处收敛的国家政策,已经初现端倪。
据《战国策·齐策六》记载,田单解衣,救助饥寒老人。齐襄王很厌恶,认为这是收买民心想夺王位,便将自己的想法说给一个贯珠之人听。贯珠之人很聪明,给齐襄王出了个主意。于是,齐襄王依法行之,下书国中嘉奖田单。王书说:“寡人忧民之饥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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