度单位为例，这一标准依据产生的方法是：
黄钟竹管生度之法：黄钟短管置黍九十粒，一粒之长为一分，十分为寸，十寸为尺，十尺为丈，十丈为引；
黄钟竹管生量之法：黄钟长管置黍一千两百粒，为一勺，十勺为一合，十合为一升，十升为一斗，十斗为一斛；
黄钟竹管生衡之法：黄钟长管置黍一千两百粒，为重量十二铢；二十四铢为一两，十六两为一斤，三十斤为一钧，四钧为一石。
由此可知，公布度量衡标准，就是公布原始标准的确定方法。标准明确后，官府再依据这一原始标准，打造出度量衡的基本计量器具，公示于公开场所，供交易者直接核准自己使用的计量器具。公示的三个系列的基本计量器具是：长度计量之标准丈尺寸，容量计量之标准升斗，重量计量之标准衡器——官秤。
帝国铸造的各种标准计量器具，正式名称为“权量”。各种“权量”之上，皆刻有中央政府的统一铭文：“二十六年，皇帝尽并兼天下诸侯，黔首大安，立号为皇帝；乃诏丞相状、绾法度量则不一歉疑者皆明一之。”铭文的作用，是确立权量的法定权威性。
在统一度量衡的同时，秦帝国颁布了违反统一度量衡制的律法。据《云梦秦简》记载，秦律有法条规定：“衡石不正，十六两以上，罚官啬夫一甲；不盈十六两到八两，罚一盾……黄金衡累不正，半铢以上，罚各一盾。”可以看出，对黄金交易惩罚最严，每次只要多出或减少半铢重量以上，累计追查，每次都要罚缴盾牌一张。
统一度量衡的深远历史意义，是不用我们多说的。
（5）第五方面，统一货币
战国时代，最大的经济乱象之一，就是货币多样。在七大战国各自的官方货币之外，许多中小诸侯与边远地区的部族政权，也有自己多样化的货币。这种现象，对华夏世界的经济流通构成了实质性障碍。到战国末期，除了秦国的货币制度气象整肃之外，各大战国与残余诸侯、部族政权的货币，都是乱象纷纭。当此之时，秦帝国大力推行货币统一制度，是非常具有历史必要性的积极政策。
统一货币具有相对的复杂性，所以，这一政策延迟到统一帝国建立的十年之后，也就是始皇帝三十七年，公元前210年才实际推行。《史记·六国表》的正面记载是：始皇“三十七年，复行钱。”所谓“复行钱”，是西汉史学家以战国史的目光，将秦帝国的统一货币政策，与秦惠王时期的“初行钱”连接起来的说法，并不是秦帝国的第二次货币改制。
《秦会要订补·食货》正确地阐释了复行钱的实际意义：“三十七年之行钱，实非复也，特统一钱之制度耳……于是，贝锾属、钱镈属、刀属等形制之币皆废；圆周方孔，遂成中国制钱之定式焉！”
秦帝国统一货币的实际内容，有三大基本方面：
其一，禁止一切形式的私人铸钱，货币发行权统一归于中央政府。云梦秦简中，就有“盗铸钱”——私自铸钱而被捕拿的案例记载。
其二，将货币形式统一规范为三种。
首先是金币，也就是黄金。金币的正式名称是溢。这个字本当为“镒”，秦帝国以水德为国运，所以官方写法变成了水边“溢”。金币的法定地位，是上币。
其次是铜钱——半两。铜钱形制为圆周方孔，有半两文字，实重半两（十二铢），直径一寸二分。这种半两钱，被后世称为“秦半两”，是当时通行天下的最主要币种。
再次是布币。布币的法定形制，是八尺长、二尺五寸宽。不合形制者，不得作为布币使用；一幅布币，与十一个半两钱等值。保留布币的最主要原因，是方便农民。也就是说，农民织出的布只要符合法定形制，就可以直接拿布购买物品。
其三，帝国法令明确规定：黄金、铜钱、布币三种形式的货币，都是法定货币，都具有同等的货币地位，不得拒收任何一种货币，否则，依法治罪。这就是，“不得择行钱、布”的法令。云梦秦简有法条记载：“贾市居列者，及官府之吏，毋敢择行钱、布；择行钱、布者，列伍长弗告，吏循之不谨，皆有罪。”
可以看出，秦帝国的统一货币制度，是行之有效的。
7.文明旗帜：创建统一文字
秦帝国统一中国文明的最大功绩之一，是创造性地统一了文字。
对秦统一文字的记载，散见于种种史料之中，已经是中国与世界公认的历史事实了，我们不需要去考证落实什么。我们需要了解的，是这项伟大的文明创造工程，是如何完成的？
让们滤去漫漶神秘的传说，对华夏文字的形成演变做一个粗线条的回顾。
（1）战国之前的文字演变
远古之世，人们基于种种需求，首先出现了最简单的线条刻画符号。后来，又开始出现画出与某物相似的形状，以供人辨识的图像。这种相似图像与简单记事符号结合，就可以传达某种相对明确的信息。应该说，这是最原初的象形辨识阶段。日月轮转，画法渐渐丰富，符号渐渐多样，一些共同的刻画规则，也渐渐地约定俗成了。随着规则的渐渐普及，图像画法与线条刻画，也越来越趋于简单便捷了。这时候，大体具有抽象特质的早期象形文字，也就渐渐地零散出现了。
传说到了黄帝时代，这种早期象形文字已经越来越多，也越来越乱了。
于是，黄帝时期一个叫做仓颉的记事官员，便将这些众多散乱的象形文字收集起来，再加以整理，形成了一个最早的文字系统。黄帝知道了，便下令将仓颉整理出的这套文字在竹板或木板上刻出来，再传送到各个部族，并就此约定：以仓颉之字作为日后记事与消息传递的共同文字。这就是“仓颉造字”这一历史传说背后的真实背景。应该说，黄帝时期的文字整理，是华夏族群文明史上的第一次文字统一，具有极其重大的文明意义。如果说，火的发明是人类文明的第一个历史阶梯，那么，文字的创造与统一，就是人类文明的第二个历史阶梯。
自从有了“仓颉文字”，华夏文字便以书写刻画材料的不同，在其后近三千年中呈现出不同的流变风貌。黄帝时代之后的文字，有陶文、甲骨文、金文、史籀文（石鼓文）四大阶段。这种书写刻画材料的不同，也恰好体现了文字本身流变发展的不同历史阶段。故此，以书写刻画材料为依据，所呈现的四大阶段，同时也是秦帝国之前中国文字本身发展的四大阶段。
陶文，是刻写在陶器上的文字，也就是黄帝时代到夏王国末期一千余年的文字形态。虽然，这一时期也有刻铸在青铜器上的文字——大禹铸九鼎，镌刻九州之图并记物产贡赋的青铜文字。但是，由于这种青铜文字不是普遍的书写形态，故此，这一阶段的文字被史学界认定为“陶文”时代。
甲骨文，是殷商初中期刻写在龟甲兽骨上的文字，后世称为甲骨文。这一文字系统，是已经被地下发掘证实了的第一个有实物遗存的中国文字系统，其已知总量大约有三千余字，今人能辨识者有一千余字。甲骨文的最大缺陷，一是只见于王室占卜，而不见于普遍书写；二是没有统一书写形式，字随材料、技法等因素随时而变。甲骨文的普遍意义，在于这样一个基本事实，就是甲骨文的文字形制，是当时社会的权威字形。也就是说，其他社会阶层在其余材料上书写刻画的文字，一定是以王室甲骨文为范本的。
金文，是殷商后期与西周时期数百年所使用的文字，因镌刻于青铜器之上，被后世称为金文。与此前文字相比，金文有三个历史变化：其一，文字数量有很大增加，一件铜鼎往往可以镌刻数百个文字。后世发现之毛公鼎，其铭文长达497字。其二，因铜器不易损毁，故其在传播方面优于甲骨文。其三，金文之书写形式已经相对简单，有了初期相对一致的书写风格，比甲骨文容易学习。
史籀文，是西周晚期与春秋早中期的文字。因为这一文字体系，是周宣王时期一个叫做籀的史官奉命整理出来的，是大约九千余字的官方制式文字，所以称为“史籀文”。这一文字体系，当时被铭刻在一系列石鼓之上。后世的唐代发现了十面石鼓，每面石鼓上都刻着一首《诗经》风格的四言诗，被确证正是这种文字。故此，史籀文又被后世称为“石鼓文”。
上述各个阶段，是战国之前的文字发展概况。
（2）春秋战国两大时代的文字演变
自春秋中后期开始，华夏世界的文字体系开始了多元化发展。当时的两个基本事实，决定并推动了这样的发展。
一个基本事实是，社会生活的丰富与发展，新的书写材料的多方发现，既产生了经常需要文字传送信息的强大而普遍的社会需求，又给这种需求提供了现实材料的可能。于是，人们在多种材料上书写刻画文字，就成为普遍现象。各人写法不一，又渐渐导致文字以多种多样的简化方式出现。一定区域的人众，或某个诸侯国，若对某种简化方式有了认同，便构成了这一区域、这一国家特定的文字写法。这种由各个国家、各个地区认定的特定文字，渐渐增多，谁也干涉不了谁。于是，渐渐形成了华夏文字在事实上的多元化现象。
另一个基本事实是，西周王权已经在事实上衰落、解体以至崩溃，诸侯分治争霸，互不统辖。故此，属于天下“文教”的文字使用，没有一种统一的政权力量可以规范。天下文字的演变，事实上进入了自由放任的历史阶段。
春秋战国五百余年的文字自由化，呈现出两个基本趋势。一则，各大国各地区文字的数量都有很大增加，发明创造出许多既符合实际需求，又符合华夏文字特质的新文字，使中国文字的表意功能在这一时期惊人地丰富起来；二则，书写简化形式多样化，书写材料多样化，使文字字形的差异越来越大，“言语异声，文字异形，”已经成为普遍的历史事实。这一趋势发展到战国中期，已经在战国强力竞争的潮流中，简化为以七大战国文字为主流的七种文字形态。
到秦统一中国，以七大战国分别论，其文字形态基本分为两种情况。
一方面，秦国文字直接继承了西周的史籀文，为华夏文字正统，但是字形最复杂。后世王国维在其《史籀篇疏正序》中，有考证云：“《史籀》一书，殆出宗周文盛之后。春秋战国之间，秦人作之，以教学童……秦人作字书，乃独取其文字，用其体例，是《史籀篇》独行于秦之一证。”这就是说，直到战国末期，秦国的文字一直以西周的史籀文为基础，至少没有大的变化。
另一方面，山东六国的文字呈现出色彩纷呈的形态，各自简化流变不一，字形相差很大。在山东六国之中，又分为两种情况：因同出晋国而被称为“三晋”的魏赵韩三国，文字基本相同；燕、齐、楚三国，各自差异最大。
这就是秦帝国统一之际的文字状况。让我们以一个字——马，来看当时文字的差别。
我们先来确立华夏正统文字形态，史籀文的“马”字写法。。
再来看看，秦字的“马”。，与史籀文相比，字形相同，写法略有简化。
再来看三晋魏赵韩三国的马字。，今天的我们已经完全无法辨认了。
再来看齐国的马字。，非常复杂。
再来看燕国的马字。，好像是天上飞鹰之下的人在骑马。
再来看楚国的马字，好像有水上行船的意味。
面对差异已经如此之大的文字形态，秦帝国应该如何统一文字呢？
（3）秦帝国统一文字的实际过程
依据历史实践，秦帝国统一文字，经历了四个基本阶段。
第一阶段，确立文字基准。也就是说，以哪一种文字为统一基准。最后的决断，是以继承了华夏文字正统——西周史籀文的秦国文字为基准，统一天下文字。
第二阶段，核定天下现有文字总量。因为，统一文字的基本点之一，是必须保留春秋战国以来大量创造的新文字。否则，文字统一了，表意功能却因文字的减少而大幅度衰退，这样的文字统一，是无法巩固并持续的。所以，必然的基本程序之一，是对各个国家现有的文字总量仔细甄别遴选，确定保留的文字数量和具体字形。
第三阶段，书同文——给所有的文字规定统一而明确的写法。这是文字统一的最核心环节，也是最困难的环节。这一环节的核心，则是对山东六国所创造出来的已经远离华夏正统文字特质的新字，怎么样才能以接近于华夏正统文字特质的形态写出来？因为，就实质而言，这几乎接近于再创造。
但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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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钟竹管生度之法：黄钟短管置黍九十粒，一粒之长为一分，十分为寸，十寸为尺，十尺为丈，十丈为引；
黄钟竹管生量之法：黄钟长管置黍一千两百粒，为一勺，十勺为一合，十合为一升，十升为一斗，十斗为一斛；
黄钟竹管生衡之法：黄钟长管置黍一千两百粒，为重量十二铢；二十四铢为一两，十六两为一斤，三十斤为一钧，四钧为一石。
由此可知，公布度量衡标准，就是公布原始标准的确定方法。标准明确后，官府再依据这一原始标准，打造出度量衡的基本计量器具，公示于公开场所，供交易者直接核准自己使用的计量器具。公示的三个系列的基本计量器具是：长度计量之标准丈尺寸，容量计量之标准升斗，重量计量之标准衡器——官秤。
帝国铸造的各种标准计量器具，正式名称为“权量”。各种“权量”之上，皆刻有中央政府的统一铭文：“二十六年，皇帝尽并兼天下诸侯，黔首大安，立号为皇帝；乃诏丞相状、绾法度量则不一歉疑者皆明一之。”铭文的作用，是确立权量的法定权威性。
在统一度量衡的同时，秦帝国颁布了违反统一度量衡制的律法。据《云梦秦简》记载，秦律有法条规定：“衡石不正，十六两以上，罚官啬夫一甲；不盈十六两到八两，罚一盾……黄金衡累不正，半铢以上，罚各一盾。”可以看出，对黄金交易惩罚最严，每次只要多出或减少半铢重量以上，累计追查，每次都要罚缴盾牌一张。
统一度量衡的深远历史意义，是不用我们多说的。
（5）第五方面，统一货币
战国时代，最大的经济乱象之一，就是货币多样。在七大战国各自的官方货币之外，许多中小诸侯与边远地区的部族政权，也有自己多样化的货币。这种现象，对华夏世界的经济流通构成了实质性障碍。到战国末期，除了秦国的货币制度气象整肃之外，各大战国与残余诸侯、部族政权的货币，都是乱象纷纭。当此之时，秦帝国大力推行货币统一制度，是非常具有历史必要性的积极政策。
统一货币具有相对的复杂性，所以，这一政策延迟到统一帝国建立的十年之后，也就是始皇帝三十七年，公元前210年才实际推行。《史记·六国表》的正面记载是：始皇“三十七年，复行钱。”所谓“复行钱”，是西汉史学家以战国史的目光，将秦帝国的统一货币政策，与秦惠王时期的“初行钱”连接起来的说法，并不是秦帝国的第二次货币改制。
《秦会要订补·食货》正确地阐释了复行钱的实际意义：“三十七年之行钱，实非复也，特统一钱之制度耳……于是，贝锾属、钱镈属、刀属等形制之币皆废；圆周方孔，遂成中国制钱之定式焉！”
秦帝国统一货币的实际内容，有三大基本方面：
其一，禁止一切形式的私人铸钱，货币发行权统一归于中央政府。云梦秦简中，就有“盗铸钱”——私自铸钱而被捕拿的案例记载。
其二，将货币形式统一规范为三种。
首先是金币，也就是黄金。金币的正式名称是溢。这个字本当为“镒”，秦帝国以水德为国运，所以官方写法变成了水边“溢”。金币的法定地位，是上币。
其次是铜钱——半两。铜钱形制为圆周方孔，有半两文字，实重半两（十二铢），直径一寸二分。这种半两钱，被后世称为“秦半两”，是当时通行天下的最主要币种。
再次是布币。布币的法定形制，是八尺长、二尺五寸宽。不合形制者，不得作为布币使用；一幅布币，与十一个半两钱等值。保留布币的最主要原因，是方便农民。也就是说，农民织出的布只要符合法定形制，就可以直接拿布购买物品。
其三，帝国法令明确规定：黄金、铜钱、布币三种形式的货币，都是法定货币，都具有同等的货币地位，不得拒收任何一种货币，否则，依法治罪。这就是，“不得择行钱、布”的法令。云梦秦简有法条记载：“贾市居列者，及官府之吏，毋敢择行钱、布；择行钱、布者，列伍长弗告，吏循之不谨，皆有罪。”
可以看出，秦帝国的统一货币制度，是行之有效的。
7.文明旗帜：创建统一文字
秦帝国统一中国文明的最大功绩之一，是创造性地统一了文字。
对秦统一文字的记载，散见于种种史料之中，已经是中国与世界公认的历史事实了，我们不需要去考证落实什么。我们需要了解的，是这项伟大的文明创造工程，是如何完成的？
让们滤去漫漶神秘的传说，对华夏文字的形成演变做一个粗线条的回顾。
（1）战国之前的文字演变
远古之世，人们基于种种需求，首先出现了最简单的线条刻画符号。后来，又开始出现画出与某物相似的形状，以供人辨识的图像。这种相似图像与简单记事符号结合，就可以传达某种相对明确的信息。应该说，这是最原初的象形辨识阶段。日月轮转，画法渐渐丰富，符号渐渐多样，一些共同的刻画规则，也渐渐地约定俗成了。随着规则的渐渐普及，图像画法与线条刻画，也越来越趋于简单便捷了。这时候，大体具有抽象特质的早期象形文字，也就渐渐地零散出现了。
传说到了黄帝时代，这种早期象形文字已经越来越多，也越来越乱了。
于是，黄帝时期一个叫做仓颉的记事官员，便将这些众多散乱的象形文字收集起来，再加以整理，形成了一个最早的文字系统。黄帝知道了，便下令将仓颉整理出的这套文字在竹板或木板上刻出来，再传送到各个部族，并就此约定：以仓颉之字作为日后记事与消息传递的共同文字。这就是“仓颉造字”这一历史传说背后的真实背景。应该说，黄帝时期的文字整理，是华夏族群文明史上的第一次文字统一，具有极其重大的文明意义。如果说，火的发明是人类文明的第一个历史阶梯，那么，文字的创造与统一，就是人类文明的第二个历史阶梯。
自从有了“仓颉文字”，华夏文字便以书写刻画材料的不同，在其后近三千年中呈现出不同的流变风貌。黄帝时代之后的文字，有陶文、甲骨文、金文、史籀文（石鼓文）四大阶段。这种书写刻画材料的不同，也恰好体现了文字本身流变发展的不同历史阶段。故此，以书写刻画材料为依据，所呈现的四大阶段，同时也是秦帝国之前中国文字本身发展的四大阶段。
陶文，是刻写在陶器上的文字，也就是黄帝时代到夏王国末期一千余年的文字形态。虽然，这一时期也有刻铸在青铜器上的文字——大禹铸九鼎，镌刻九州之图并记物产贡赋的青铜文字。但是，由于这种青铜文字不是普遍的书写形态，故此，这一阶段的文字被史学界认定为“陶文”时代。
甲骨文，是殷商初中期刻写在龟甲兽骨上的文字，后世称为甲骨文。这一文字系统，是已经被地下发掘证实了的第一个有实物遗存的中国文字系统，其已知总量大约有三千余字，今人能辨识者有一千余字。甲骨文的最大缺陷，一是只见于王室占卜，而不见于普遍书写；二是没有统一书写形式，字随材料、技法等因素随时而变。甲骨文的普遍意义，在于这样一个基本事实，就是甲骨文的文字形制，是当时社会的权威字形。也就是说，其他社会阶层在其余材料上书写刻画的文字，一定是以王室甲骨文为范本的。
金文，是殷商后期与西周时期数百年所使用的文字，因镌刻于青铜器之上，被后世称为金文。与此前文字相比，金文有三个历史变化：其一，文字数量有很大增加，一件铜鼎往往可以镌刻数百个文字。后世发现之毛公鼎，其铭文长达497字。其二，因铜器不易损毁，故其在传播方面优于甲骨文。其三，金文之书写形式已经相对简单，有了初期相对一致的书写风格，比甲骨文容易学习。
史籀文，是西周晚期与春秋早中期的文字。因为这一文字体系，是周宣王时期一个叫做籀的史官奉命整理出来的，是大约九千余字的官方制式文字，所以称为“史籀文”。这一文字体系，当时被铭刻在一系列石鼓之上。后世的唐代发现了十面石鼓，每面石鼓上都刻着一首《诗经》风格的四言诗，被确证正是这种文字。故此，史籀文又被后世称为“石鼓文”。
上述各个阶段，是战国之前的文字发展概况。
（2）春秋战国两大时代的文字演变
自春秋中后期开始，华夏世界的文字体系开始了多元化发展。当时的两个基本事实，决定并推动了这样的发展。
一个基本事实是，社会生活的丰富与发展，新的书写材料的多方发现，既产生了经常需要文字传送信息的强大而普遍的社会需求，又给这种需求提供了现实材料的可能。于是，人们在多种材料上书写刻画文字，就成为普遍现象。各人写法不一，又渐渐导致文字以多种多样的简化方式出现。一定区域的人众，或某个诸侯国，若对某种简化方式有了认同，便构成了这一区域、这一国家特定的文字写法。这种由各个国家、各个地区认定的特定文字，渐渐增多，谁也干涉不了谁。于是，渐渐形成了华夏文字在事实上的多元化现象。
另一个基本事实是，西周王权已经在事实上衰落、解体以至崩溃，诸侯分治争霸，互不统辖。故此，属于天下“文教”的文字使用，没有一种统一的政权力量可以规范。天下文字的演变，事实上进入了自由放任的历史阶段。
春秋战国五百余年的文字自由化，呈现出两个基本趋势。一则，各大国各地区文字的数量都有很大增加，发明创造出许多既符合实际需求，又符合华夏文字特质的新文字，使中国文字的表意功能在这一时期惊人地丰富起来；二则，书写简化形式多样化，书写材料多样化，使文字字形的差异越来越大，“言语异声，文字异形，”已经成为普遍的历史事实。这一趋势发展到战国中期，已经在战国强力竞争的潮流中，简化为以七大战国文字为主流的七种文字形态。
到秦统一中国，以七大战国分别论，其文字形态基本分为两种情况。
一方面，秦国文字直接继承了西周的史籀文，为华夏文字正统，但是字形最复杂。后世王国维在其《史籀篇疏正序》中，有考证云：“《史籀》一书，殆出宗周文盛之后。春秋战国之间，秦人作之，以教学童……秦人作字书，乃独取其文字，用其体例，是《史籀篇》独行于秦之一证。”这就是说，直到战国末期，秦国的文字一直以西周的史籀文为基础，至少没有大的变化。
另一方面，山东六国的文字呈现出色彩纷呈的形态，各自简化流变不一，字形相差很大。在山东六国之中，又分为两种情况：因同出晋国而被称为“三晋”的魏赵韩三国，文字基本相同；燕、齐、楚三国，各自差异最大。
这就是秦帝国统一之际的文字状况。让我们以一个字——马，来看当时文字的差别。
我们先来确立华夏正统文字形态，史籀文的“马”字写法。。
再来看看，秦字的“马”。，与史籀文相比，字形相同，写法略有简化。
再来看三晋魏赵韩三国的马字。，今天的我们已经完全无法辨认了。
再来看齐国的马字。，非常复杂。
再来看燕国的马字。，好像是天上飞鹰之下的人在骑马。
再来看楚国的马字，好像有水上行船的意味。
面对差异已经如此之大的文字形态，秦帝国应该如何统一文字呢？
（3）秦帝国统一文字的实际过程
依据历史实践，秦帝国统一文字，经历了四个基本阶段。
第一阶段，确立文字基准。也就是说，以哪一种文字为统一基准。最后的决断，是以继承了华夏文字正统——西周史籀文的秦国文字为基准，统一天下文字。
第二阶段，核定天下现有文字总量。因为，统一文字的基本点之一，是必须保留春秋战国以来大量创造的新文字。否则，文字统一了，表意功能却因文字的减少而大幅度衰退，这样的文字统一，是无法巩固并持续的。所以，必然的基本程序之一，是对各个国家现有的文字总量仔细甄别遴选，确定保留的文字数量和具体字形。
第三阶段，书同文——给所有的文字规定统一而明确的写法。这是文字统一的最核心环节，也是最困难的环节。这一环节的核心，则是对山东六国所创造出来的已经远离华夏正统文字特质的新字，怎么样才能以接近于华夏正统文字特质的形态写出来？因为，就实质而言，这几乎接近于再创造。
但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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