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诏封赵佗为南粤王。汉高祖的诏书，这样确认了任嚣、赵佗统率的秦军在岭南的治理功绩——
粤人之俗，好相攻击。前时，秦徙中县（中国）之民南方三郡，使与百粤杂处。会天下诛秦，南海尉佗居南方长治之，甚有文理。中县人以故不耗减，粤人相攻击之俗益止，俱赖其力。
一个简单的提示是，汉代将“越”改称粤，汉代文献的“粤人”，就是原本的“越人”；汉代文献的“百粤”，就是原本的“百越”。汉高祖诏书是说，百粤族群林立分治，有互相攻伐的传统。当初的秦帝国，从中国腹地迁徙了大量民众进入岭南三郡，使这些人口与粤人住在一起，融合相处。其后逢秦末之乱，南海赵佗秦军长期驻守，坚持治民，很有章法制度。中国腹地迁入岭南的人口，因此而没有蒙受损失。粤人族群相互攻伐的恶习，也得到了有效制止。这些功绩，都依靠赵佗秦军的力量啊！
这则史料透露出的历史信息是，秦军进入岭南之后，以秦国的变法经验为基础，一直坚持制止族群私斗，并推行以秦法为宗旨的治民方略。从秦末到汉初的二十余年间，已经将东南、岭南、西南六郡治理得井井有条了。
岭南秦军整合民治民生的行动，在帝国时期一直持续了将近十年。
到秦末之乱爆发时，南海尉任嚣已经病势沉重了。临终之前，任嚣秘密召来了龙川令赵佗，作出了身后的秘密部署。这段谈话在《汉书·南粤王传》中是这样的：
闻陈胜等作乱，豪桀叛秦相立。南海辟远，恐盗兵侵此。吾欲兴兵绝新道，自备待诸侯变，会疾甚。且番禺负山险阻，（诸郡）南北东西数千里，颇有中国人相辅；此亦一州之主，可为国。郡中长吏无足与谋者，故召公告之。
两人密商之后，任嚣就将南海尉的军政大权交给了赵佗。
请注意，任嚣谈话的中心，是“绝道、自备、待变”三个基本点。绝道，就是封闭杨越新道，使岭南不受中原动荡的冲击；自备，就是准备建立独立政权，以诸侯国的形式对岭南诸郡行使治权；待变，就是等待中国腹地的大局发生变化。这三个基本点，构成了一个完整的妥善处置岭南局势的战略主张。历史的实践证明，任嚣所确定的善后方针，是非常明智的着眼于华夏长远利益的战略决策，是以特殊方式，将三南诸郡完整保留在华夏文明框架之内以等待大局变化的深谋远虑。
可以假设，当时的岭南秦军不是闭关自守，而是北上救秦，那么，第一个直接后果，便是根基尽失，后退无门。岭南秦军在将近十年间辛苦建立而尚未真正巩固的众多屯戍基地、民生工程，就会迅速地丢失殆尽，毁灭殆尽。不能随军北上的中原人口，也将在重新到来的岭南混战中，全面地陷入覆灭命运。
其次，当时中国腹地的反秦战争，已经迅速发展为全面混战。岭南秦军一旦开出，再次回到岭南的可能性几乎没有。届时，岭南在中原战乱的冲击影响下，必将再度陷入族群林立的全面大混战。所有这些后果，都会汇聚成一个总体后果：华夏文明在岭南已经确立的坚实基础，将被连根拔起。广袤的中国三南地区，将重新陷入漂泊分离状态。
果真如此，西汉初期要做到兵不血刃而一次召回广袤万里的三南诸郡，几乎是完全不可能的。在招抚无望的情况下，要西汉王朝如同秦帝国那样大规模进军岭南，几乎没有任何可能性。因为，仅仅是反击匈奴边患，西汉王朝就准备了百年上下，战胜之后就是汉武帝“轮台悔过”，自承国家已经是精疲力竭了。这说明，在反击匈奴的同时，再进军岭南诸郡，西汉王朝的实力是根本不足以支撑的。而一旦过去西汉两百余年，东汉再来谈收回东南、岭南、西南三大地区，那无疑已经是刻舟求剑了。
4.秦军“三南”地区重回中国文明海洋
对于任嚣决策所涉及的重大利害关系，赵佗是完全心领神会的。
赵佗在受命之后，相继采取了三方面的紧急措施。其一，紧急通告各驻军基地，中原乱兵将至，立即封闭所有南来道路，加强防守；其二，迅速罢免、处死了一批抗命官吏，将拥戴新决策者擢升为各郡县代理长官；其三，子婴出降后，立即发兵统合桂林郡与象郡，宣布建立“南粤国”，自立为“武王”。
请注意，赵佗的立国称王，是发生在咸阳沦陷、秦帝国灭亡之后的。
这一事实说明，赵佗的岭南大军是始终恪守秦军名号的。秦帝国一天不灭，岭南大军就是秦军，岭南郡县就是秦政权。赵佗及其秦军的这一心态，在其晚年给汉文帝的上书中有充分地表现。
由于上述三方面的紧急措施，岭南诸郡迅速重新安定下来。
到楚汉相争结束，西汉王朝建立，短短十余年间，南粤国已经完全控制了包括东南、岭南、西南六郡在内的南中国广大地区，比任嚣病逝之时南海秦军的实际控制地区，大出了许多。到汉文帝时，赵佗自己的说法是：“老夫定百邑之地，东西南北数千万里，带甲百万有余。”
也就是说，数十年之间，赵佗的南粤军平定了一百余个族群自立政权，全部统合了包括今日越南在内的今日中国之福建、广东、广西、云南四省及自治区，以及贵州省大部分，辖制地域的周长有一万余里，各式军队的总数量规模已经在一百余万。全面比较，一直稳定发展的赵佗南粤国的实力，显然超过了贫瘠的西汉王朝初期。
在这样的实力对比之下，赵佗却两次接受了西汉初期的招抚。
第一次，汉高祖十一年，也就是公元前196年，西汉王朝派出陆贾为特使，招抚南粤国。西汉王朝正式承了认南粤国的诸侯地位，同时承认了赵佗的南粤王王号。赵佗接受了藩属国地位，与西汉订立了正式盟约，正式归附了新的统一政权。
之后，事情又有了突然变化。汉惠帝之后的吕后当权时期，西汉王朝莫名其妙地禁止铁器进入岭南。赵佗由此大怒，发兵进攻长沙郡，占据数县。吕后派兵迎击，又被南粤军击败。当时，正好有一场暑期瘟疫发生，赵佗就此罢兵。此后，赵佗将自己的王号升格为帝号，表示与西汉帝权对等的政治姿态。
第二次招抚，已经是汉文帝元年。
西汉王朝为了安定南部，又派出陆贾为特使招抚南粤国。这一次，汉文帝写了一份很长的信件，非常谦虚地对赵佗细叙自己继承帝位的经过，以及汉政权的治情苦衷，最终表示，承认岭南自治，赵佗也可以继续保持帝号，只要不对西汉南部发动战争——“毋为寇灾矣”，就行了。
可是，在汉文帝如此退让的条件下，赵佗却断然取消了帝号，承认了西汉中央政权的统辖权，将南粤国再次归附为西汉的藩属国。为什么会这样？赵佗对汉文帝回复了一封长信，在诉说了所以在吕后时期与汉王朝作对的原因之后，很直白也很坦诚地说出了南粤国所以愿意归附西汉中央政权的原因——
老夫身定百邑之地，东西南北数千万里，带甲百万有余，然北面而臣事汉，何也？不敢背先人之故。老夫处粤四十九年，于今抱孙焉。然夙兴夜寐，寝不安席，食不甘味，目不视靡曼之色，耳不听钟鼓之音者，以不能事汉也！……老夫死骨不腐，改号不敢为帝矣！
这就是说，赵佗所以将归附西汉中央政权看得如此重要，绝非赵佗畏惧西汉实力，其最根本的原因只有一个，那就是：“不敢背先人之故。”赵佗之先人者何？南粤军之先人者何？宁非秦帝国那支南进大军哉！
至此，我们完全可以看出，赵佗与西汉的有限度抗争，其目的只是为了争取作为完整的秦人遗民群体的南粤国将士臣民，有更大的政治安全性而已。毕竟，西汉政权是反秦起家的，久经沧桑的赵佗们，不得不保持一定的警觉性，力图达到既将岭南诸郡完整带入华夏世界，又能保证这支数量已经远远超过百万的秦帝国遗民的长久生存利益。而以藩属国形式保留相对完整的治权，无疑是遗民过渡时期的最佳出路。
后来的历史发展说明，赵佗们的担心不是没有道理的。
到汉武帝建元四年，也就是公元前137年，高寿九十余岁的南粤王赵佗病逝了。其后，赵佗的孙子赵胡，继位为南粤王。再后，南粤国王号一直传承到汉武帝末期。其间，西汉政权着意在三南地区扶植了另外几个藩属国王号政权。这些政权之间战争不断，西汉政权便借此机会不断南下整合。渐渐地，南粤国终于在汉武帝末期被虚化了，废黜了。
历史主义地看，统合“三南”地区，是秦帝国统一中国进程中深谋远虑的大手笔。赵佗率领的百余万秦人秦军，是秦末之乱中惟一完整保留下来的秦帝国遗民群体，是最早的岭南客家人。赵佗及其南越国政权，是“三南”融入中国统一文明的历史丰碑。
胡患之战：秦帝国草原大反击
1.帝国大反击的战略准备
对匈奴的反击作战，是秦在统一战争之后立即开始筹划的重点军事行动。
自战国末期开始，北方匈奴已经迅速强大起来。这时的匈奴族群，既包括来自古老华夏边缘地带的诸多鼻祖部族，也融合了已经衰落的戎狄、林胡、东胡等残存的游牧族群，同时，还包括了经过西伯利亚大草原进入东方的西方诸多游牧族群。这些活动在北方广大草原地区的族群，结成了松散的联盟，建立了新的匈奴政权。当时最高首领的名号，是“头曼单于”。这一联盟政权虽然松散，但在联结众多游牧族群南下劫掠中国方面，却因共同利益的驱使而有着统一号令的基础作用。
大匈奴联盟的出现，迅速改变了中国北方原有的诸多胡人族群各自为祸一方的边患格局，对中国北方边境形成了空前强大的压力，成为自夏商周以来两千余年中，华夏世界面临的最为严重的北方边患。这一时期正值战国末世，赵燕两国对胡患的防卫，已经一定程度地弱化了。其后，秦统一中国的战争又连续推进，北方边境的防卫任务，事实上只能由秦国一力支撑了。
当时的秦国所能做到的，就是将九原郡的原有防守力量大幅度加强，变为一支常驻大军，以名将蒙恬为统帅，填补赵燕两国留下的防卫空虚，承担起整个中国北部的边境防卫。基于这样的大形势，在统一战争进行期间，蒙恬的九原秦军采取的防卫战略是：收缩防线于黄河之南，只做底线防守，不做进攻出击。秦帝国在“河南地”的全面防守，从灭韩开始到大反击，一直持续了16年。
如何一举解决北方的匈奴之患，是秦帝国上层一直在关注的重大战略问题。
据《史记·主父偃列传》记载，秦帝国统一之初，始皇帝就想对匈奴发动大反击，李斯当时提出了反对意见。李斯的基本看法是：反击匈奴不能仓促进行，必须得有充分准备，所以现在不能开战。李斯的原话是：
不可。夫匈奴，无城郭之居，委积之守，迁徙鸟举，难得而制也。轻兵深入，粮食必绝；踵粮以行，重不及事。得其地，不足以为利也；遇其民，不可役而守也；胜必杀之，非民父母也。靡弊中国，快心匈奴，非长策也。
当然，李斯不是从根本上反对北击匈奴。这一点，秦史专家马非百先生引证《史记·李斯列传》所记载的基本事实——“外攘四夷，斯皆有功”，已经给予了澄清。李斯所反对的，是在没有充分准备的时候展开反击。而且，其实际理由确实是成立的。因为，此时的九原直道还没有动工，粮食物资的大规模输送问题还远远没有解决。
尤其是李斯强调的一个基本思想：“胜必杀之，非民父母也。”这是非常可贵的秦帝国战争文明的基本理念——要驱赶匈奴，但却不能在胜利之后大肆杀戮。这一点，也是后世对秦帝国妖魔化时完全忘记了的。
始皇帝明断务实，立即采纳了李斯的主张，取消了立即反击的想法。其后，秦帝国开始了坚实的战略筹划，以举国之力认真准备，等待最为合适的大反攻时机。须得说明的是，《主父偃列传》之后，说秦始皇不听李斯主张，这是针对秦帝国后来的大反击说的，而不是针对李斯所反对的仓促反击说的，这是一种历史的误解。
历史的另一种严重误解，是基于神秘文化而产生的历史流言。
这则故事记载在《史记·秦始皇本纪》之中，说的是燕人卢生从东海办事回来，将其发现的古代神秘图书呈献给了始皇帝。图书之上，有一句神秘谶语——“亡秦者，胡也”。始皇帝将这句话解读为“胡人灭秦”。所以，下令蒙恬发兵三十万，对匈奴发动了大规模进攻。
这则故事带来的另一则历史误解，是关于后来胡亥继位的神秘解读。
举凡神秘解读，其潜意识是：神秘谶语是天意泄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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粤人之俗，好相攻击。前时，秦徙中县（中国）之民南方三郡，使与百粤杂处。会天下诛秦，南海尉佗居南方长治之，甚有文理。中县人以故不耗减，粤人相攻击之俗益止，俱赖其力。
一个简单的提示是，汉代将“越”改称粤，汉代文献的“粤人”，就是原本的“越人”；汉代文献的“百粤”，就是原本的“百越”。汉高祖诏书是说，百粤族群林立分治，有互相攻伐的传统。当初的秦帝国，从中国腹地迁徙了大量民众进入岭南三郡，使这些人口与粤人住在一起，融合相处。其后逢秦末之乱，南海赵佗秦军长期驻守，坚持治民，很有章法制度。中国腹地迁入岭南的人口，因此而没有蒙受损失。粤人族群相互攻伐的恶习，也得到了有效制止。这些功绩，都依靠赵佗秦军的力量啊！
这则史料透露出的历史信息是，秦军进入岭南之后，以秦国的变法经验为基础，一直坚持制止族群私斗，并推行以秦法为宗旨的治民方略。从秦末到汉初的二十余年间，已经将东南、岭南、西南六郡治理得井井有条了。
岭南秦军整合民治民生的行动，在帝国时期一直持续了将近十年。
到秦末之乱爆发时，南海尉任嚣已经病势沉重了。临终之前，任嚣秘密召来了龙川令赵佗，作出了身后的秘密部署。这段谈话在《汉书·南粤王传》中是这样的：
闻陈胜等作乱，豪桀叛秦相立。南海辟远，恐盗兵侵此。吾欲兴兵绝新道，自备待诸侯变，会疾甚。且番禺负山险阻，（诸郡）南北东西数千里，颇有中国人相辅；此亦一州之主，可为国。郡中长吏无足与谋者，故召公告之。
两人密商之后，任嚣就将南海尉的军政大权交给了赵佗。
请注意，任嚣谈话的中心，是“绝道、自备、待变”三个基本点。绝道，就是封闭杨越新道，使岭南不受中原动荡的冲击；自备，就是准备建立独立政权，以诸侯国的形式对岭南诸郡行使治权；待变，就是等待中国腹地的大局发生变化。这三个基本点，构成了一个完整的妥善处置岭南局势的战略主张。历史的实践证明，任嚣所确定的善后方针，是非常明智的着眼于华夏长远利益的战略决策，是以特殊方式，将三南诸郡完整保留在华夏文明框架之内以等待大局变化的深谋远虑。
可以假设，当时的岭南秦军不是闭关自守，而是北上救秦，那么，第一个直接后果，便是根基尽失，后退无门。岭南秦军在将近十年间辛苦建立而尚未真正巩固的众多屯戍基地、民生工程，就会迅速地丢失殆尽，毁灭殆尽。不能随军北上的中原人口，也将在重新到来的岭南混战中，全面地陷入覆灭命运。
其次，当时中国腹地的反秦战争，已经迅速发展为全面混战。岭南秦军一旦开出，再次回到岭南的可能性几乎没有。届时，岭南在中原战乱的冲击影响下，必将再度陷入族群林立的全面大混战。所有这些后果，都会汇聚成一个总体后果：华夏文明在岭南已经确立的坚实基础，将被连根拔起。广袤的中国三南地区，将重新陷入漂泊分离状态。
果真如此，西汉初期要做到兵不血刃而一次召回广袤万里的三南诸郡，几乎是完全不可能的。在招抚无望的情况下，要西汉王朝如同秦帝国那样大规模进军岭南，几乎没有任何可能性。因为，仅仅是反击匈奴边患，西汉王朝就准备了百年上下，战胜之后就是汉武帝“轮台悔过”，自承国家已经是精疲力竭了。这说明，在反击匈奴的同时，再进军岭南诸郡，西汉王朝的实力是根本不足以支撑的。而一旦过去西汉两百余年，东汉再来谈收回东南、岭南、西南三大地区，那无疑已经是刻舟求剑了。
4.秦军“三南”地区重回中国文明海洋
对于任嚣决策所涉及的重大利害关系，赵佗是完全心领神会的。
赵佗在受命之后，相继采取了三方面的紧急措施。其一，紧急通告各驻军基地，中原乱兵将至，立即封闭所有南来道路，加强防守；其二，迅速罢免、处死了一批抗命官吏，将拥戴新决策者擢升为各郡县代理长官；其三，子婴出降后，立即发兵统合桂林郡与象郡，宣布建立“南粤国”，自立为“武王”。
请注意，赵佗的立国称王，是发生在咸阳沦陷、秦帝国灭亡之后的。
这一事实说明，赵佗的岭南大军是始终恪守秦军名号的。秦帝国一天不灭，岭南大军就是秦军，岭南郡县就是秦政权。赵佗及其秦军的这一心态，在其晚年给汉文帝的上书中有充分地表现。
由于上述三方面的紧急措施，岭南诸郡迅速重新安定下来。
到楚汉相争结束，西汉王朝建立，短短十余年间，南粤国已经完全控制了包括东南、岭南、西南六郡在内的南中国广大地区，比任嚣病逝之时南海秦军的实际控制地区，大出了许多。到汉文帝时，赵佗自己的说法是：“老夫定百邑之地，东西南北数千万里，带甲百万有余。”
也就是说，数十年之间，赵佗的南粤军平定了一百余个族群自立政权，全部统合了包括今日越南在内的今日中国之福建、广东、广西、云南四省及自治区，以及贵州省大部分，辖制地域的周长有一万余里，各式军队的总数量规模已经在一百余万。全面比较，一直稳定发展的赵佗南粤国的实力，显然超过了贫瘠的西汉王朝初期。
在这样的实力对比之下，赵佗却两次接受了西汉初期的招抚。
第一次，汉高祖十一年，也就是公元前196年，西汉王朝派出陆贾为特使，招抚南粤国。西汉王朝正式承了认南粤国的诸侯地位，同时承认了赵佗的南粤王王号。赵佗接受了藩属国地位，与西汉订立了正式盟约，正式归附了新的统一政权。
之后，事情又有了突然变化。汉惠帝之后的吕后当权时期，西汉王朝莫名其妙地禁止铁器进入岭南。赵佗由此大怒，发兵进攻长沙郡，占据数县。吕后派兵迎击，又被南粤军击败。当时，正好有一场暑期瘟疫发生，赵佗就此罢兵。此后，赵佗将自己的王号升格为帝号，表示与西汉帝权对等的政治姿态。
第二次招抚，已经是汉文帝元年。
西汉王朝为了安定南部，又派出陆贾为特使招抚南粤国。这一次，汉文帝写了一份很长的信件，非常谦虚地对赵佗细叙自己继承帝位的经过，以及汉政权的治情苦衷，最终表示，承认岭南自治，赵佗也可以继续保持帝号，只要不对西汉南部发动战争——“毋为寇灾矣”，就行了。
可是，在汉文帝如此退让的条件下，赵佗却断然取消了帝号，承认了西汉中央政权的统辖权，将南粤国再次归附为西汉的藩属国。为什么会这样？赵佗对汉文帝回复了一封长信，在诉说了所以在吕后时期与汉王朝作对的原因之后，很直白也很坦诚地说出了南粤国所以愿意归附西汉中央政权的原因——
老夫身定百邑之地，东西南北数千万里，带甲百万有余，然北面而臣事汉，何也？不敢背先人之故。老夫处粤四十九年，于今抱孙焉。然夙兴夜寐，寝不安席，食不甘味，目不视靡曼之色，耳不听钟鼓之音者，以不能事汉也！……老夫死骨不腐，改号不敢为帝矣！
这就是说，赵佗所以将归附西汉中央政权看得如此重要，绝非赵佗畏惧西汉实力，其最根本的原因只有一个，那就是：“不敢背先人之故。”赵佗之先人者何？南粤军之先人者何？宁非秦帝国那支南进大军哉！
至此，我们完全可以看出，赵佗与西汉的有限度抗争，其目的只是为了争取作为完整的秦人遗民群体的南粤国将士臣民，有更大的政治安全性而已。毕竟，西汉政权是反秦起家的，久经沧桑的赵佗们，不得不保持一定的警觉性，力图达到既将岭南诸郡完整带入华夏世界，又能保证这支数量已经远远超过百万的秦帝国遗民的长久生存利益。而以藩属国形式保留相对完整的治权，无疑是遗民过渡时期的最佳出路。
后来的历史发展说明，赵佗们的担心不是没有道理的。
到汉武帝建元四年，也就是公元前137年，高寿九十余岁的南粤王赵佗病逝了。其后，赵佗的孙子赵胡，继位为南粤王。再后，南粤国王号一直传承到汉武帝末期。其间，西汉政权着意在三南地区扶植了另外几个藩属国王号政权。这些政权之间战争不断，西汉政权便借此机会不断南下整合。渐渐地，南粤国终于在汉武帝末期被虚化了，废黜了。
历史主义地看，统合“三南”地区，是秦帝国统一中国进程中深谋远虑的大手笔。赵佗率领的百余万秦人秦军，是秦末之乱中惟一完整保留下来的秦帝国遗民群体，是最早的岭南客家人。赵佗及其南越国政权，是“三南”融入中国统一文明的历史丰碑。
胡患之战：秦帝国草原大反击
1.帝国大反击的战略准备
对匈奴的反击作战，是秦在统一战争之后立即开始筹划的重点军事行动。
自战国末期开始，北方匈奴已经迅速强大起来。这时的匈奴族群，既包括来自古老华夏边缘地带的诸多鼻祖部族，也融合了已经衰落的戎狄、林胡、东胡等残存的游牧族群，同时，还包括了经过西伯利亚大草原进入东方的西方诸多游牧族群。这些活动在北方广大草原地区的族群，结成了松散的联盟，建立了新的匈奴政权。当时最高首领的名号，是“头曼单于”。这一联盟政权虽然松散，但在联结众多游牧族群南下劫掠中国方面，却因共同利益的驱使而有着统一号令的基础作用。
大匈奴联盟的出现，迅速改变了中国北方原有的诸多胡人族群各自为祸一方的边患格局，对中国北方边境形成了空前强大的压力，成为自夏商周以来两千余年中，华夏世界面临的最为严重的北方边患。这一时期正值战国末世，赵燕两国对胡患的防卫，已经一定程度地弱化了。其后，秦统一中国的战争又连续推进，北方边境的防卫任务，事实上只能由秦国一力支撑了。
当时的秦国所能做到的，就是将九原郡的原有防守力量大幅度加强，变为一支常驻大军，以名将蒙恬为统帅，填补赵燕两国留下的防卫空虚，承担起整个中国北部的边境防卫。基于这样的大形势，在统一战争进行期间，蒙恬的九原秦军采取的防卫战略是：收缩防线于黄河之南，只做底线防守，不做进攻出击。秦帝国在“河南地”的全面防守，从灭韩开始到大反击，一直持续了16年。
如何一举解决北方的匈奴之患，是秦帝国上层一直在关注的重大战略问题。
据《史记·主父偃列传》记载，秦帝国统一之初，始皇帝就想对匈奴发动大反击，李斯当时提出了反对意见。李斯的基本看法是：反击匈奴不能仓促进行，必须得有充分准备，所以现在不能开战。李斯的原话是：
不可。夫匈奴，无城郭之居，委积之守，迁徙鸟举，难得而制也。轻兵深入，粮食必绝；踵粮以行，重不及事。得其地，不足以为利也；遇其民，不可役而守也；胜必杀之，非民父母也。靡弊中国，快心匈奴，非长策也。
当然，李斯不是从根本上反对北击匈奴。这一点，秦史专家马非百先生引证《史记·李斯列传》所记载的基本事实——“外攘四夷，斯皆有功”，已经给予了澄清。李斯所反对的，是在没有充分准备的时候展开反击。而且，其实际理由确实是成立的。因为，此时的九原直道还没有动工，粮食物资的大规模输送问题还远远没有解决。
尤其是李斯强调的一个基本思想：“胜必杀之，非民父母也。”这是非常可贵的秦帝国战争文明的基本理念——要驱赶匈奴，但却不能在胜利之后大肆杀戮。这一点，也是后世对秦帝国妖魔化时完全忘记了的。
始皇帝明断务实，立即采纳了李斯的主张，取消了立即反击的想法。其后，秦帝国开始了坚实的战略筹划，以举国之力认真准备，等待最为合适的大反攻时机。须得说明的是，《主父偃列传》之后，说秦始皇不听李斯主张，这是针对秦帝国后来的大反击说的，而不是针对李斯所反对的仓促反击说的，这是一种历史的误解。
历史的另一种严重误解，是基于神秘文化而产生的历史流言。
这则故事记载在《史记·秦始皇本纪》之中，说的是燕人卢生从东海办事回来，将其发现的古代神秘图书呈献给了始皇帝。图书之上，有一句神秘谶语——“亡秦者，胡也”。始皇帝将这句话解读为“胡人灭秦”。所以，下令蒙恬发兵三十万，对匈奴发动了大规模进攻。
这则故事带来的另一则历史误解，是关于后来胡亥继位的神秘解读。
举凡神秘解读，其潜意识是：神秘谶语是天意泄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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