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帝国对待先朝遗存势力的基本政策。
首先，秦帝国没有对先朝遗存势力推行基本的安抚政策。
秦灭六国之后，每个国家的王族分支人口，都被当做庶民对待，流散于社会了。各国上层权贵部族，则都被集中迁徙到关中地区，这就是“天下豪富十二万户”。每个被俘的国王、王族嫡系人口与部分内侍随员，则一律被押送到秦国腹地，囚禁在秦国边远的山林地带。对于大量居于六国上层社会的士大夫阶层，秦帝国官府除留用其中一部分才具之士外，绝大部分都一律化为黔首（庶民），使他们过起了依法生存的生活。秦帝国对先朝政权的遗民与遗存政治势力，基本上没有采取任何一种保留特权的安抚政策。
为什么？秦帝国上层不了解既往的政治传统吗？
当然不是。原因只有一个，安抚政策与帝国政治文明是相违背的。秦国自商鞅变法开始，其创建的政治文明就跨越了诸侯分封制，迈进到了统一治权的法治新文明时代。在这样的新政治文明下，秦国的封赏制度鲜明地体现出三大基本原则：
第一原则，非功不赏，国无虚爵；
第二原则，非重大功绩不封侯爵；
第三原则，高爵封赏，不封实地。
这三大原则见诸社会实践，形成了三方面的历史现象：其一，天下所有臣民的爵位封赏，都基于功劳而发生，既没有“世袭罔替”，也没有特权安抚；其二，秦国王族成员基本上退出了高爵功臣层面，基本上没有出现侯爵级的人物；其三，高爵封赏实行虚封制，只在名义上分封给功臣一方土地，实际上这方土地还是由国家统一治理。土地对功臣的实际利益体现，只是得到由官府转付的相当于封地税收的等量钱粮。
在这种严格的功业封赏制度下，连大功臣王翦都曾经感叹于封侯之难，秦帝国如何能将土地无端地封赏给那些刚刚丧失政权的王族遗民，而且还要给他们一个诸侯名号呢？显然，在秦帝国的政治文明理念中，这种做法是严重违法的，根本不可能。这就是说，从制度层面看，秦帝国是无法对六国王族遗民实行安抚政策的。
其次，对意识形态领域天地神圣的名号封赏，秦帝国也破除了传统。
在泰山封禅时，始皇帝所分封的名山大川与诸方神主，几乎都是与人本之神没有关涉的自然之神。只有一个兵主蚩尤，是曾经传说中的战神，具有些许人本之根。除此之外，没有一个人神及其后裔被封。与此相映成趣的是，对泰山山道上遮风挡雨的一棵大松树，始皇帝倒是慷慨大方，将其封为“五大夫”爵位。
另外，三皇五帝以及夏商周三代开国圣王，在传统政治理念中也是必须要封赏名号的。其后裔族群，也是要有一定的实际封赏的。后来的汉高祖刘邦，在西汉建政初期，就封赏了一大批这样的远古人神及圣王后裔，其范围之广，连陈胜陵墓、始皇帝陵墓、信陵君陵墓等，都被汉高祖赐封了数量不等的民户常驻祭祀。
可是，秦帝国是如何做的呢？
被历史冠以“祖龙”名号的皇帝鼻祖——秦始皇帝，在对待历史传统上，表现出了旷古绝今的骄傲，目光已经高高掠过了既往所有山峰。正是具有这种自认名追三皇、功盖五帝的绝大气魄，始皇帝才对三皇五帝这样的人神，也一概没有进行封赏。在后来的大出巡中，始皇帝除了曾经在云梦泽向九嶷山遥遥拜祭了舜帝栖身地，在会稽郡拜祭了大禹陵，对其余神圣、圣王及其后裔，一概不予理睬。
不给六国王族遗民以安抚政策，基于政治制度而发生，是可以理解的；但是，傲视一切既往神圣圣王及其遗存后裔，在当时可是惊世骇俗的。
历史主义地看，对既往神圣的不予封赏，并不是帝国政治制度所必然要求的。在尊重历史传统的意义上，并没有超越神灵理念的始皇帝原本完全可以像后来的汉高祖一样，对存在于当时现实的深厚而久远的人神理念，给以精神价值的肯定。如此，既不影响政治文明的创新，又可在意识形态领域保持更为广阔的纵深性。
之后两千余年的历史，尤其是近现代以来全球文明冲突的历史已经反复证明，精神领域的软体战略，是任何一种文明能够长期存在，并实现扩张的根本立足点之一。不自觉培养精神领域的战略意识，一个民族的文明是走不远的。
3.秦帝国面对复辟势力的历史选择
在上述刚性政策下，复辟活动一旦出现，秦帝国就只有一条路可走了。
让我们先来看看，当时的复辟活动是怎样弥漫起来的。面对秦帝国的刚性政策与强势作为，遍及天下的六国王族遗民深感愤懑，深感失望。大约所有崇尚远古圣王的士子群，以及沉溺于传统礼法的思想流派，也都不约而同地侧目而视。只是，他们的愤懑情绪一时还只能憋在心里。因为，帝国政权对最早发生的第一次复辟叛乱的严厉镇压，已经对六国贵族社会产生了强大的威慑力。
（1）秦帝国对第一次复辟之乱——“韩国反”的坚决镇压 公元前226年，是灭燕主战役刚刚结束，燕王喜逃亡辽东的一年。
这时，昔日韩国的故都新郑，爆发了第一次遗民复辟之乱。这次复辟事件，在《史记·秦本纪》中，只有“新郑反”三个字的最简单记载。什么是反？在古典政治理念中，“反”的实际含义就是举兵作乱。“新郑反”，就是新郑遗民发动了武装暴乱，攻击秦国新设立的郡县官署。
这时，距离韩国灭亡仅仅过去三年。能在如此之短的时间里，以武装作战的形式公然发动反秦暴动，足以证明韩国残余贵族的秘密组织活动，从来没有停止过，同时也证明了背后必然有尚未灭亡的楚国、魏国等多方力量的实际支持。
这就是说，韩国的复辟事件不是孤立的，它有着广阔的背景与深厚的传统根基。
后来的事实表明，领导韩国遗民复辟活动的实际领袖，是故韩贵族公子张良。
张良，是始皇帝时代六国贵族复辟的精神旗帜，是一个逆向的历史符号。此公是韩国老世族张氏一门的后裔，曾在韩国末世做了很短时间的司徒——管理土地的高爵大臣。韩国灭亡之际，张良逃出了新郑，孜孜从事秘密反秦活动，力图恢复已经灭亡了的韩国王权。从韩国灭亡到秦帝国灭亡的23年里，张良始终没有停止过秘密的反秦复辟活动。当时的天下谣言、神秘谶语、贵族秘密结盟、多次暗杀始皇帝，以及陈胜吴广起义时种种诡异事件的背后，几乎总是闪烁着张良的身影。
在后来的秦末之乱中，此公终于借着农民军掀起的势头，拥戴了一个韩王，将韩国王权的旧旗帜又树将起来了。但是，这面旧旗帜仅仅飘扬了三五年，就重新沉没在新的统一大潮中了。再后来，此公以独特的目光，选择了长期追随秦末乱世中的刘邦集团，成为刘邦的最高决策顾问，成为“汉初三杰”之一。但是，由于刘邦集团的社会基础，并不是六国旧贵族根底，其政治理念距离全面复辟诸侯制也相距甚远，因此西汉王朝建立后，张良被迫淡出政治，郁闷隐居，沉溺于研习辟谷之术的隐居生活。纵有神异之才，终究无力回天。这是一切逆向人物的历史悲剧。
新郑发生的反秦复辟事件，在当时并没有掀起大的波澜。
正处于统一战争高峰期的秦国决策层，几乎没有任何犹豫，便将这一事件认定为必须镇压的叛乱。于是，名将王贲率五万轻装秦军从燕代战场快速南下，一举平定了韩乱。同时，王贲军又以奇袭楚国十座城池的军事行动，对楚国发出了明确的警告。快速镇压新郑暴动，产生了强大的威慑效用。此后，直到始皇帝死，再也没有发生过旧贵族公然举兵作乱的事件。
（2）复辟暗潮的发端事件，来自秦帝国高层的政见分歧 公元前221年，齐国灭亡，秦统一中国的战争基本结束。
大约在这一年的秋天，帝国第一任丞相王绾提出了一个重大主张：分封始皇帝的儿子们为诸侯王，分别镇守燕、齐、楚三大边远地带，以为帝国腹地之屏障。这是帝国最高层第一次出现实行诸侯分封制的声音。大约引起了大臣们的诸多呼应，始皇帝“下议群臣”——下令在帝国大臣们中专门讨论这个问题。讨论的结果是，以廷尉李斯等为代表的一大批新锐大臣，坚决主张实行郡县制，废除诸侯分封制。
最终的决策选择是，始皇帝采纳了郡县制主张，分天下为36郡，由中央政权统一治理。这一根基确立后，以郡县制为基础，以中央集权制为轴心的一整套新政治制度很快建立了起来。帝国高层的分封制主张，也就此基本消失了。
其后不久，丞相王绾也退出了帝国领政的位置。但是，王绾提出的防止突然事变的理念，也对帝国高层起到了警告作用。在郡县制推行的当年，帝国同时作出重大决策，将六国上层贵族遗民12万户，全部迁入关中大咸阳地区，以利有效监控，这就是“徙天下豪富十二万户，至咸阳”的重大行动。后来的事实证明，六国贵族遗民中的许多重要人物都在这次大迁徙中逃亡了。但是，这次大规模的遗民迁徙，还是对六国贵族产生了相当的遏制作用。
（3）两大暗流对接的历史平台：封建诸侯理念
这里，出现了一个重要而隐秘的历史缝隙，必须引起我们的注意。
王绾之后，帝国高层中的分封制理念，再也没有以正式主张的形式被提出来。但是，关于分封制究竟该不该实行的实际争论，却并没有就此停止。甚或相反，从王绾提出分封制之后，这一理念迅速在咸阳博士官弥散开来。由博士群的种种议论，又很快地流播于各种尊崇“封建诸侯”的学派之中。至少，当时的王道学派、吕氏春秋学派、儒家学派，以及六国贵族遗民中的众多士子，都是赞同“封建诸侯”理念的。
历史的微妙之处在于，“封建诸侯”理念的流播，恰好形成了地下复辟势力与帝国博士群，以及所有“封建”学派的一个政治共鸣点，一个最重要的精神对接平台。后来的事实证明，这两股势力——地下复辟势力与复古学派的合流，其共同根基正是都信奉诸侯分封制，都反对郡县制。就是这样一个历史缝隙，促成了复辟势力与复古学派的对接平台。一方找到了复辟活动的理论依据，一方找到了实现复古理念的实际力量。
帝国博士群中的“封建”理念信奉者，官居文通君的儒家领袖孔鲋，以及众多儒家士子，所以在帝国殿堂的公开论争失败之后纷纷逃亡，并相继投身于各地的复辟集团，最重要的精神原因，就是共同的政治目标——回到春秋战国时代去，甚至回到更远的西周去。
巨大的历史暗流，在历史的缝隙中不期然构筑了自己的精神同盟。
（4）秦帝国对复辟思潮的第一应对：正面宣教对于暂时尚处于弥散状态的复辟思潮，秦帝国首先采取了正面宣教的方式。
公元前217年，始皇帝第一次出巡东南诸郡，史称第一次大巡狩。这次大巡狩，分为两个阶段，主要目的是以多种形式彰显秦帝国的功绩，以确立新帝国政权在天命道义上的合理性。第一阶段的路线是：峄山——之罘山——泰山——琅琊山。
首先，始皇帝登临了峄山。颇具意味的是，这次登山，始皇帝特意召集了昔日鲁国地界的儒生群，与他们共同讨论了秦帝国的功绩。而后，由鲁儒们撰写了评价秦帝国德政的峄山刻石文，再由李斯以新篆形式书写，矗立于峄山高处，命名为“昼门”。这是秦帝国第一次对自己的政绩作出自我评价。
之后，始皇帝抵达故齐海滨之地，登之罘山，再次刻石铭文，宣教帝国德政。
再后，始皇帝登泰山，举行封禅大典，正式确立秦帝国的天命根基。
这次泰山封禅，需要注意一个历史事实是，秦帝国与儒生群的裂痕开始出现。
裂痕出现的原因很简单。始皇帝基于尊崇文学之士的理念，效法登临峄山时与鲁儒论政的举措，隆重邀请来齐鲁两地的儒生博士七十人，一起登临泰山。可是，儒生们刚刚聚集到一起，从山下开始，就以早已消失的种种远古封禅礼仪为根据，纷纷议论始皇帝封禅登山的礼仪错误，譬如没有乘坐蒲车，没有用蒩秸草席，没有用特定的草编笤帚清扫祭坛，还损伤了山道草木，等等。
始皇帝听到后，觉得这些儒生们很是“乖异”——乖张怪异不循常理，“难施用”——很难用其任事。于是，始皇帝开始冷落这些儒生，整个封禅活动中，再也不听他们的议论建议了。由是，博士儒生群不能与闻礼仪之事，大感失落，大是郁闷。在始皇帝封了遮雨大松树为“五大夫”后，儒生们大受刺激，又开始对始皇帝纷纷讥刺议论。始皇帝听到后，也就更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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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秦帝国没有对先朝遗存势力推行基本的安抚政策。
秦灭六国之后，每个国家的王族分支人口，都被当做庶民对待，流散于社会了。各国上层权贵部族，则都被集中迁徙到关中地区，这就是“天下豪富十二万户”。每个被俘的国王、王族嫡系人口与部分内侍随员，则一律被押送到秦国腹地，囚禁在秦国边远的山林地带。对于大量居于六国上层社会的士大夫阶层，秦帝国官府除留用其中一部分才具之士外，绝大部分都一律化为黔首（庶民），使他们过起了依法生存的生活。秦帝国对先朝政权的遗民与遗存政治势力，基本上没有采取任何一种保留特权的安抚政策。
为什么？秦帝国上层不了解既往的政治传统吗？
当然不是。原因只有一个，安抚政策与帝国政治文明是相违背的。秦国自商鞅变法开始，其创建的政治文明就跨越了诸侯分封制，迈进到了统一治权的法治新文明时代。在这样的新政治文明下，秦国的封赏制度鲜明地体现出三大基本原则：
第一原则，非功不赏，国无虚爵；
第二原则，非重大功绩不封侯爵；
第三原则，高爵封赏，不封实地。
这三大原则见诸社会实践，形成了三方面的历史现象：其一，天下所有臣民的爵位封赏，都基于功劳而发生，既没有“世袭罔替”，也没有特权安抚；其二，秦国王族成员基本上退出了高爵功臣层面，基本上没有出现侯爵级的人物；其三，高爵封赏实行虚封制，只在名义上分封给功臣一方土地，实际上这方土地还是由国家统一治理。土地对功臣的实际利益体现，只是得到由官府转付的相当于封地税收的等量钱粮。
在这种严格的功业封赏制度下，连大功臣王翦都曾经感叹于封侯之难，秦帝国如何能将土地无端地封赏给那些刚刚丧失政权的王族遗民，而且还要给他们一个诸侯名号呢？显然，在秦帝国的政治文明理念中，这种做法是严重违法的，根本不可能。这就是说，从制度层面看，秦帝国是无法对六国王族遗民实行安抚政策的。
其次，对意识形态领域天地神圣的名号封赏，秦帝国也破除了传统。
在泰山封禅时，始皇帝所分封的名山大川与诸方神主，几乎都是与人本之神没有关涉的自然之神。只有一个兵主蚩尤，是曾经传说中的战神，具有些许人本之根。除此之外，没有一个人神及其后裔被封。与此相映成趣的是，对泰山山道上遮风挡雨的一棵大松树，始皇帝倒是慷慨大方，将其封为“五大夫”爵位。
另外，三皇五帝以及夏商周三代开国圣王，在传统政治理念中也是必须要封赏名号的。其后裔族群，也是要有一定的实际封赏的。后来的汉高祖刘邦，在西汉建政初期，就封赏了一大批这样的远古人神及圣王后裔，其范围之广，连陈胜陵墓、始皇帝陵墓、信陵君陵墓等，都被汉高祖赐封了数量不等的民户常驻祭祀。
可是，秦帝国是如何做的呢？
被历史冠以“祖龙”名号的皇帝鼻祖——秦始皇帝，在对待历史传统上，表现出了旷古绝今的骄傲，目光已经高高掠过了既往所有山峰。正是具有这种自认名追三皇、功盖五帝的绝大气魄，始皇帝才对三皇五帝这样的人神，也一概没有进行封赏。在后来的大出巡中，始皇帝除了曾经在云梦泽向九嶷山遥遥拜祭了舜帝栖身地，在会稽郡拜祭了大禹陵，对其余神圣、圣王及其后裔，一概不予理睬。
不给六国王族遗民以安抚政策，基于政治制度而发生，是可以理解的；但是，傲视一切既往神圣圣王及其遗存后裔，在当时可是惊世骇俗的。
历史主义地看，对既往神圣的不予封赏，并不是帝国政治制度所必然要求的。在尊重历史传统的意义上，并没有超越神灵理念的始皇帝原本完全可以像后来的汉高祖一样，对存在于当时现实的深厚而久远的人神理念，给以精神价值的肯定。如此，既不影响政治文明的创新，又可在意识形态领域保持更为广阔的纵深性。
之后两千余年的历史，尤其是近现代以来全球文明冲突的历史已经反复证明，精神领域的软体战略，是任何一种文明能够长期存在，并实现扩张的根本立足点之一。不自觉培养精神领域的战略意识，一个民族的文明是走不远的。
3.秦帝国面对复辟势力的历史选择
在上述刚性政策下，复辟活动一旦出现，秦帝国就只有一条路可走了。
让我们先来看看，当时的复辟活动是怎样弥漫起来的。面对秦帝国的刚性政策与强势作为，遍及天下的六国王族遗民深感愤懑，深感失望。大约所有崇尚远古圣王的士子群，以及沉溺于传统礼法的思想流派，也都不约而同地侧目而视。只是，他们的愤懑情绪一时还只能憋在心里。因为，帝国政权对最早发生的第一次复辟叛乱的严厉镇压，已经对六国贵族社会产生了强大的威慑力。
（1）秦帝国对第一次复辟之乱——“韩国反”的坚决镇压 公元前226年，是灭燕主战役刚刚结束，燕王喜逃亡辽东的一年。
这时，昔日韩国的故都新郑，爆发了第一次遗民复辟之乱。这次复辟事件，在《史记·秦本纪》中，只有“新郑反”三个字的最简单记载。什么是反？在古典政治理念中，“反”的实际含义就是举兵作乱。“新郑反”，就是新郑遗民发动了武装暴乱，攻击秦国新设立的郡县官署。
这时，距离韩国灭亡仅仅过去三年。能在如此之短的时间里，以武装作战的形式公然发动反秦暴动，足以证明韩国残余贵族的秘密组织活动，从来没有停止过，同时也证明了背后必然有尚未灭亡的楚国、魏国等多方力量的实际支持。
这就是说，韩国的复辟事件不是孤立的，它有着广阔的背景与深厚的传统根基。
后来的事实表明，领导韩国遗民复辟活动的实际领袖，是故韩贵族公子张良。
张良，是始皇帝时代六国贵族复辟的精神旗帜，是一个逆向的历史符号。此公是韩国老世族张氏一门的后裔，曾在韩国末世做了很短时间的司徒——管理土地的高爵大臣。韩国灭亡之际，张良逃出了新郑，孜孜从事秘密反秦活动，力图恢复已经灭亡了的韩国王权。从韩国灭亡到秦帝国灭亡的23年里，张良始终没有停止过秘密的反秦复辟活动。当时的天下谣言、神秘谶语、贵族秘密结盟、多次暗杀始皇帝，以及陈胜吴广起义时种种诡异事件的背后，几乎总是闪烁着张良的身影。
在后来的秦末之乱中，此公终于借着农民军掀起的势头，拥戴了一个韩王，将韩国王权的旧旗帜又树将起来了。但是，这面旧旗帜仅仅飘扬了三五年，就重新沉没在新的统一大潮中了。再后来，此公以独特的目光，选择了长期追随秦末乱世中的刘邦集团，成为刘邦的最高决策顾问，成为“汉初三杰”之一。但是，由于刘邦集团的社会基础，并不是六国旧贵族根底，其政治理念距离全面复辟诸侯制也相距甚远，因此西汉王朝建立后，张良被迫淡出政治，郁闷隐居，沉溺于研习辟谷之术的隐居生活。纵有神异之才，终究无力回天。这是一切逆向人物的历史悲剧。
新郑发生的反秦复辟事件，在当时并没有掀起大的波澜。
正处于统一战争高峰期的秦国决策层，几乎没有任何犹豫，便将这一事件认定为必须镇压的叛乱。于是，名将王贲率五万轻装秦军从燕代战场快速南下，一举平定了韩乱。同时，王贲军又以奇袭楚国十座城池的军事行动，对楚国发出了明确的警告。快速镇压新郑暴动，产生了强大的威慑效用。此后，直到始皇帝死，再也没有发生过旧贵族公然举兵作乱的事件。
（2）复辟暗潮的发端事件，来自秦帝国高层的政见分歧 公元前221年，齐国灭亡，秦统一中国的战争基本结束。
大约在这一年的秋天，帝国第一任丞相王绾提出了一个重大主张：分封始皇帝的儿子们为诸侯王，分别镇守燕、齐、楚三大边远地带，以为帝国腹地之屏障。这是帝国最高层第一次出现实行诸侯分封制的声音。大约引起了大臣们的诸多呼应，始皇帝“下议群臣”——下令在帝国大臣们中专门讨论这个问题。讨论的结果是，以廷尉李斯等为代表的一大批新锐大臣，坚决主张实行郡县制，废除诸侯分封制。
最终的决策选择是，始皇帝采纳了郡县制主张，分天下为36郡，由中央政权统一治理。这一根基确立后，以郡县制为基础，以中央集权制为轴心的一整套新政治制度很快建立了起来。帝国高层的分封制主张，也就此基本消失了。
其后不久，丞相王绾也退出了帝国领政的位置。但是，王绾提出的防止突然事变的理念，也对帝国高层起到了警告作用。在郡县制推行的当年，帝国同时作出重大决策，将六国上层贵族遗民12万户，全部迁入关中大咸阳地区，以利有效监控，这就是“徙天下豪富十二万户，至咸阳”的重大行动。后来的事实证明，六国贵族遗民中的许多重要人物都在这次大迁徙中逃亡了。但是，这次大规模的遗民迁徙，还是对六国贵族产生了相当的遏制作用。
（3）两大暗流对接的历史平台：封建诸侯理念
这里，出现了一个重要而隐秘的历史缝隙，必须引起我们的注意。
王绾之后，帝国高层中的分封制理念，再也没有以正式主张的形式被提出来。但是，关于分封制究竟该不该实行的实际争论，却并没有就此停止。甚或相反，从王绾提出分封制之后，这一理念迅速在咸阳博士官弥散开来。由博士群的种种议论，又很快地流播于各种尊崇“封建诸侯”的学派之中。至少，当时的王道学派、吕氏春秋学派、儒家学派，以及六国贵族遗民中的众多士子，都是赞同“封建诸侯”理念的。
历史的微妙之处在于，“封建诸侯”理念的流播，恰好形成了地下复辟势力与帝国博士群，以及所有“封建”学派的一个政治共鸣点，一个最重要的精神对接平台。后来的事实证明，这两股势力——地下复辟势力与复古学派的合流，其共同根基正是都信奉诸侯分封制，都反对郡县制。就是这样一个历史缝隙，促成了复辟势力与复古学派的对接平台。一方找到了复辟活动的理论依据，一方找到了实现复古理念的实际力量。
帝国博士群中的“封建”理念信奉者，官居文通君的儒家领袖孔鲋，以及众多儒家士子，所以在帝国殿堂的公开论争失败之后纷纷逃亡，并相继投身于各地的复辟集团，最重要的精神原因，就是共同的政治目标——回到春秋战国时代去，甚至回到更远的西周去。
巨大的历史暗流，在历史的缝隙中不期然构筑了自己的精神同盟。
（4）秦帝国对复辟思潮的第一应对：正面宣教对于暂时尚处于弥散状态的复辟思潮，秦帝国首先采取了正面宣教的方式。
公元前217年，始皇帝第一次出巡东南诸郡，史称第一次大巡狩。这次大巡狩，分为两个阶段，主要目的是以多种形式彰显秦帝国的功绩，以确立新帝国政权在天命道义上的合理性。第一阶段的路线是：峄山——之罘山——泰山——琅琊山。
首先，始皇帝登临了峄山。颇具意味的是，这次登山，始皇帝特意召集了昔日鲁国地界的儒生群，与他们共同讨论了秦帝国的功绩。而后，由鲁儒们撰写了评价秦帝国德政的峄山刻石文，再由李斯以新篆形式书写，矗立于峄山高处，命名为“昼门”。这是秦帝国第一次对自己的政绩作出自我评价。
之后，始皇帝抵达故齐海滨之地，登之罘山，再次刻石铭文，宣教帝国德政。
再后，始皇帝登泰山，举行封禅大典，正式确立秦帝国的天命根基。
这次泰山封禅，需要注意一个历史事实是，秦帝国与儒生群的裂痕开始出现。
裂痕出现的原因很简单。始皇帝基于尊崇文学之士的理念，效法登临峄山时与鲁儒论政的举措，隆重邀请来齐鲁两地的儒生博士七十人，一起登临泰山。可是，儒生们刚刚聚集到一起，从山下开始，就以早已消失的种种远古封禅礼仪为根据，纷纷议论始皇帝封禅登山的礼仪错误，譬如没有乘坐蒲车，没有用蒩秸草席，没有用特定的草编笤帚清扫祭坛，还损伤了山道草木，等等。
始皇帝听到后，觉得这些儒生们很是“乖异”——乖张怪异不循常理，“难施用”——很难用其任事。于是，始皇帝开始冷落这些儒生，整个封禅活动中，再也不听他们的议论建议了。由是，博士儒生群不能与闻礼仪之事，大感失落，大是郁闷。在始皇帝封了遮雨大松树为“五大夫”后，儒生们大受刺激，又开始对始皇帝纷纷讥刺议论。始皇帝听到后，也就更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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