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去了是受不了的,所以招募的全是剽悍之徒,有两大来源:一是监狱关押的囚犯,监狱中不缺不怕死的人,给他们一个立功赎罪的机会;一是前来应征的游侠好汉壮士,共计一千余人,徐干率领这支由囚徒与冒险分子组成的杂牌军出发了。

    徐干的杂牌军来得正是时候。

    班超遇到麻烦了。

    莎车国叛变,疏勒国的都尉番辰也举兵叛变,并向龟兹投降。莎车国叛变是有背景的,因为莎车国与于阗国有很深的矛盾。在四十年前(41年),莎车国王贤曾派使者到东汉帝国,当时光武帝赐莎车王为西域都护,但后来反悔了,收回西域都护的印绶,改授“汉大将军”,但是莎车王却大做文章,自称大都护,以号令西域诸国(事见前文),莎车国于是日益强大,到了60年时,莎车入侵于阗,结果被于阗王休莫霸击败,休莫霸在反攻莎车时,又被莎车人射杀。休莫霸的侄儿广德继位后,攻陷莎车,杀死莎车王贤,吞并了莎车国。匈奴人发龟兹等国的军队,兵围于阗,迫使于阗王投降,并重新设立莎车国王。因此,匈奴与龟兹对莎车国有再造之恩,不过经此一役后,莎车国力一落千丈。

    史书中对莎车叛变的原因未有说明,估计有两个可能性:其一,是班超长期驻守在疏勒,这可能使于阗有机可乘,企图重新控制莎车国,结果迫使莎车国向龟兹投降;其二,也可能是疏勒都尉番辰欲叛变,但势单力薄,所以怂恿莎车国一同叛变。

    比莎车的叛变还糟的,是疏勒都尉番辰的叛变。因为此时班超正在疏勒,这次叛变必须要以最快的时间镇压下去,如果时间拖过太长,龟兹军队可能会出动在军从北面发动攻击,而南面的莎车国如果也派兵攻打疏勒,介时疏勒王城便会陷入两面夹击的困境中。

    幸好,番辰的叛变选择了一个错误的时机。

    当疏勒都尉番辰发动叛变时,徐干率领的一千多人的生力军正好赶到。班超遂与徐干会合,对叛军发动进攻,徐干这支生力军都是勇猛剽悍之徒,战斗力极强,几下子就把番辰的叛军杀得落花流水,溃不成军,击毙叛军一千多人,番辰落荒而逃,不知所终。

    挫败番辰的叛乱之后,班超并没有马上对莎车国发动进攻。班超的判断是,龟兹国是西域最硬的钉子,如果不拔去这根钉子,西域诸国就会不断有叛变的事情发生。可是龟兹是块硬骨头,不好啃啊。龟兹外有北匈奴的支持,又有焉耆作为盟友,掌控了姑墨、温宿、尉头、莎车等国,军事力量在西域诸国中仅次于乌孙,不过乌孙位于天山北侧,甚少卷入天山南侧诸国的事务。

    但是要击败龟兹,必须要有乌孙的鼎力相助。于是班超再度上书汉章帝,请求汉帝国派遣使者与乌孙交通,班超在上书中写道:“乌孙大国,控弦十万,故武帝妻以公主,至孝宣皇帝,卒得其用。今可遣使招慰,与共合力。”

    汉章帝采纳了班超的意见,与乌孙国互通使节。

    转眼过了三年。到了建初八年(83年),乌孙派往汉帝国的使者即将返回国内,汉章帝派卫侯李邑护送乌孙使者以及入侍汉帝国的乌孙王子返回国内。同时,汉章帝为了表彰班超在西域的重大贡献,将班超擢升为将兵长史,将兵长史拥有调遣军队作战的权限,实际上是委任班超为西域的军事长官,可以调动管辖下的西域军事力量。同时,班超的副手徐干由假司马升为军司马。

    此时距班超出使西域已经过了十年。对于班超的个人生活,史书没有记载,但我们几乎可以肯定,在四十岁以前的班超,还是一个单身汉,他娶妻是在到西域之后,他的妻子是谁,现在搞不太清楚,由于班超长年驻守在疏勒,因此班超妻子很可能是疏勒人,在这十年中,班超的三个儿子陆续出世,长子班雄,幼子班勇,次子的名字没没有留下纪录。

    在东汉与乌孙互通使节的这三年间,班超并没有实力对龟兹发动强有力的反击,毕竟他的基本部队,除了跟随他到西域的数十人之外,便是徐干带来的以囚徒和冒险分子组成为小部队。龟兹也不断地发兵攻打疏勒,但是没并有多大的进展。

    李邑护送乌孙使者通过塔里木盆地南道,到达于阗,得知龟兹军队又一次对疏勒展开猛攻,北上乌孙的路被截断了。李邑不敢冒险通过,为了掩饰自己心中的恐惧,他上书皇帝,认为经营西域绝对不可能成功的,并且诋毁班超,说班超只知道“拥爱妻,抱爱子,安乐外国,无内顾心。”

    班超听说这事之后长叹息一声说:“我虽然不是曾参,却遇到曾参的三至之谗,恐怕时人所见疑了。”于是忍痛休胡妻,以示对祖国的忠心。什么叫三至之谗呢?这是曾参的一个故事,当时鲁国有一个跟曾参同名的人,杀了人,有人跑去跟曾参的母亲说,你儿子杀人了,曾母当时正在织布,她笑着说,我儿子怎么会杀人呢?不理会;过了一会儿,又一个人跑来告诉曾母,你儿子杀人了,曾母仍然继续织布,还是没理会;又过一阵子,第三个人跑来告诉她,你儿子杀人了,这下曾母慌了手脚,扔了机杼,番强而逃。所以谗言多说几遍,就成了真的了。班超心细如针,这种事,不能不防小人啊。

    不过班超还算走运,倘若遇到昏君,恐怕此生心愿难遂,还好他遇到的是汉章帝。章帝对班超非常的信任,也知道班超志向高远,忠心耿耿,他看到李邑的上书后,十分不满,下诏责备李邑:“纵使班超拥爱妻、抱爱子,这也是人之常情,倘若班超如你所说一无是处,他如何能使思乡心切的一千多名部下,与之同心同力奋战在绝域呢?”

    看来章帝并不糊涂,他命令李邑前往班超处,受班超的节制,并且发给班超一份诏书说:“如果李邑适合在域外工作,你便把他留下来。”

    班超并不想留下李邑,当时因为龟兹人正在发动进攻,北行的通道被阻断,班超便命令李邑护送乌孙国的王子返回洛阳。

    军司马徐干劝班超说:“李邑这个人,在皇上面前诋毁你,想要破坏我们在西域的事业,要是让他回到首都,岂不是更有机会说你的坏话吗?我看还是把他留在西域稳妥一些,另遣其他人护送乌孙王子回洛阳,这样不是更好吗?”

    班超摇摇头说:“此言差矣。李邑诋毁污蔑我,这种人要是留在西域,成事不足,败事有余,不如遣他回京,省得日后为患无穷。超自认为问心无愧,何惧人言?倘若只是为了报复,硬把李邑强留在西域,不是忠臣所为。”

    唉,英雄固寂寞,连唤取红巾翠袖,都不免被流言飞矢所伤,更谁来揾英雄泪!

    汉章帝的信任与支持,是班超开拓西域事业的坚强后盾。章帝元和元年(84年),东汉政府再度增兵西域,由假司马和恭率领一支八百人的小分队,支援将兵长史班超。这时班超手中的汉军数量增加到约二千人,虽然数量仍然偏少,但是班超已经准备对反叛的莎车国展开攻势了。

    然而这次,疏勒王忠突然叛变,使班超遭遇到十年来最大的一次困难。

    班超在得到和恭率领的八百人援军之后,又征发疏勒与于阗的军队,进攻莎车国。莎车国位于疏勒与于阗之间,两面受敌,颇为狼狈。莎车王秘密与疏勒王忠联系,以大量的金银财宝贿赂疏勒王,疏勒王在得到这些财物后,临阵反戈,撤出战斗,退保疏勒西部的乌即城。

    疏勒曾为龟兹的奴仆国,正是班超驱除龟兹人的势力,立忠为疏勒国王,而且这些年来,班超始终与疏勒国一同抗击龟兹人的入侵。疏勒王为什么会叛变呢?这里还有更深层的原因。

    最根本的原因,恐怕是疏勒王认为班超没有力量击败龟兹。首先,从东汉政府两次增兵西域来看,一次由徐干率一千余人增援,一次由和恭率八百人增援,这表明东汉政府并无意在西域大举用兵,以区区不足二千人的军队,要击败强大的龟兹国,无异于痴人说梦。其次,班超入西域十年来,除了一次突袭姑墨斩杀七百人外,其余时间均是被动防守龟兹等北道诸国的入侵;班超不仅在北道毫无进展,甚至原本控制的南道国家莎车也叛变,归附龟兹,疏勒王忠有理由对未来局势持悲观态度。再者,前一年发生了李邑对班超的诋毁中伤,以及对西域事业的悲观态度,也说明在汉帝国一方对西域经营上也有完全不同的两种态度。种种原因,使得疏勒王忠最终选择了叛变之路。

    班超在西域的奋斗,其艰辛程度,远远超过常人的想象,西域各国错综复杂的关系,象一团乱麻,很难理清楚,特别是夹缝中生存的小国,为了自身的利益,今日归附这个利益集团,明日归附另一个利益集团,这是司空见惯的事。古代史书中简单地把此现象归结为西域胡人性格的反复无常,这是有失公允的,在中国的春秋战国时代,夹在大国中的小国们也时常采取这种骑墙派的作法,象郑国就是一个典型。

    班超对疏勒王忠的叛变迅速作出反应。

    凭借他在疏勒十年所建立的威望,多数人仍然忠于汉室,班超迅速改组疏勒的政府,立疏勒贵族成大为新的疏勒王,然后放弃对莎车的进攻,转而进攻疏勒叛军的据点乌即城。

    围攻乌即城的战役持续了半年之久,仍然无法破城,因为攻城的兵力太少了,形势对班超很不利,北面要防龟兹及其喽啰国的入侵,南面要防莎车国的反扑。更严重的问题是,康居国也卷了进来。康居国曾在建初三年(78年)协助班超对姑墨发动的石城战役,然而国与国之间,没有永远的朋友。疏勒王忠多次派人前往康居国,请求康居国出兵援助,康居王也察觉到班超的处境很不妙,权衡利弊之下,决定支持疏勒王忠的叛乱。

    康居的军队翻山越岭,向疏勒叛军的据点乌即城挺进。

    一旦康居军队抵达,班超势必要放弃对乌即城的包围,如此一来,将变得非常的被动,甚至有可能在叛军与康居军的反扑下,被迫撤出疏勒。

    必须要想办法让康居军队撤军,这只能走外交途径了。

    当时中亚一带,势力最强的当属大月氏国。

    东汉时代的大月氏,还有另一个叫法,就是贵霜帝国。月氏自从被匈奴灭国后西迁中亚(事见张骞出使西域),其国家本有五大部落,一百多年后,贵霜部落最后吞并其余四个部落,更改国名为“贵霜”,当时在大汉帝国仍然沿用旧称“月氏”。贵霜帝国开始强盛,开疆拓土,向西攻打安息国(帕提亚帝国),占领伊朗高原东部,向东击灭罽宾(克什米尔一带),然后又南下击破天竺(印度),迫使天竺臣服,此时的月氏国,据有阿富汗、克什米尔、印度西北部、巴基斯坦一部、塔吉克斯坦、乌兹别克斯坦一部、土库曼斯坦以及伊朗东部,当之无愧是中亚与南亚的霸主。

    自从张骞出使月氏以来,月氏与汉帝国距离遥远,井水不犯河水,月氏无意得罪东方强大的汉帝国。康居国位于月氏国的北部,当时月氏与康居刚刚和亲,两国关系正处于蜜月期。

    班超从月氏国下手,财可通神,他秘密派人给月氏国王送去锦帛财物,同时请求月氏国王向康居国要求撤回援助疏勒叛军的军队。

    月氏国王一来也不想与汉帝国为敌,二来得人钱财,便派人前往康居国,告诉康居国王,没事跟汉帝国结怨,不是自讨苦吃么?忘了当年陈汤如何万里远征康居,击杀郅支单于么?康居国王听罢冒了一身冷汗,赶紧急令增援乌即城的军队停止行军,然后派人与班超谈判。谈判的结果,疏勒王忠在康居军队的护送下,到康居国避难,乌即城全体守军向班超投降。

    疏勒的叛变差点毁掉班超在西域奋斗的成果。如果不是班超以灵活的外交化解了这次危机,那么有可能陷入四面楚歌的困境。这次危机的解决,充分展现了班超在解决复杂国际问题中的智慧与手段。

    尽管这次危机解决了,班超也意识到西域中叛变的暗流涌动,究其原因,是匈奴人在西域的影响力仍然不容小视,北道诸国唯龟兹马首是瞻,而龟兹是坚决站在匈奴人一边,而南道诸国对匈奴、龟兹心怀恐惧,叛变随时可能发生;另一方面,在汉帝国的高层,对经营西域的意义仍然低估,只把经营西域限定为有限战争,并不投入重兵,所以西域的得失,更多是凭借班超的个人的能力,所幸的是,班超正是最佳人选。

    班超平乌即城之后,整个外部形势对班超开始有利了。首先是北匈奴在内忧外患之下,不得不与汉帝国和解,互通商贸,其次是北匈奴开始出现大量的叛逃事件,逃到汉帝国的人数越来越多。北匈奴的衰弱,使得龟兹国等北道诸国不敢贸然对班超所在的疏勒国发动进攻,而班超鉴于疏勒国内部的不稳定因素很多,也没有腾出手来解决南部莎车国的叛变,此后几年时间,西域形势相对平稳。

    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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