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汉王朝的扩张：虽远必诛__81
被刺，意味着南匈奴叛乱的终结。
在句龙大人吾斯死后（144年），南匈奴叛军群龙无首，马寔乘机挥师进击，大破叛军，杀死一千二百余人，左奥鞬王台耆率南匈奴余众悉降。紧接着，失去盟友支持的乌桓诸部落共计七十余万人，也向马寔请降。
汉帝国的北方危机，终于尘埃落定。
然而通过这几次的危机，汉帝国的大国地位已经是摇摇欲坠了，虽然汉帝国顶住了鲜卑的进攻，顶住乌桓与南匈奴的叛乱的威胁，但是这个胜利，赢得很勉强，根本看不到当年横扫北匈奴的气势。
鲜卑在占据了大漠南北的广阔土地之后，其崛起具备了良好的基础，只是因为鲜卑部落众多，一时尚无法形成强大的凝聚力，因此其中汉帝国的威胁还是有限的。而南匈奴的反复叛变，究其原因，乃是企图摆脱汉政府的控制，摆脱从属国的地位，重现匈奴昔日的辉煌之中。汉帝国与南匈奴、乌桓、鲜卑之间，有着理不清的复杂关系，四者之间反复上演联合与对抗的故事，在联合与对抗的背后，有一点是一致的，那就是利益。
在这段时间中，真正可以称为主动经略的，只有班勇复通西域，然而这个所谓的“主动经略”，亦是一波三折。
【二、班勇舌战群臣】
从107年退出西域，东汉陷入十一年的羌战之中，到118年羌战告一段落，这段时间，西域的形势发生了重大的变化。
盘踞在西域北部的北匈奴卷土重来！
自金微山战役后，北匈奴逃遁到了巴尔喀什湖附近，在班超担任西域都护的十年间，北匈奴根本没有机会染指西域。班超去世后二年（104年），北匈奴派遣使臣抵达洛阳，请求与东汉帝国和亲，重修呼韩邪单于的故约，但是此时的东汉政府根本不把北匈奴放在眼里，一口拒绝了。第二年（105年），北匈奴再次派出使者到敦煌，准备向东汉政府献上贡物，但仍然被拒绝。正当北匈奴居住在荒寒的北地，十分狼狈之时，天赐良机，东汉政府因为无力控制西域的叛变局面，宣布从西域撤军，北匈奴毫不犹豫地抓住这次机会，卷土重来。
俗话说得好：瘦死的骆驼比马大。北匈奴虽然实力大不如从前，但还是可以收拾西域的残局。到了公元119年，北匈奴以武力控制了西域，重新成为西域诸国的宗主国，并且联合西域诸国的部队，开始进攻中国的边塞。
东汉政府不得不考虑亡羊补牢的办法。敦煌太守曹宗建议汉军再次进入西域，朝廷批准了曹宗的计划，派长史索班率一千余人进驻西域的伊吾地区进行屯垦。汉军重入西域，西域东部国家车师前国与鄯善再度归附东汉。
这支象征性的屯垦部队很快便遭到灭顶之灾。
公元120年三月，北匈奴伙同车师后国的军队，猛攻伊吾，在匈奴兵团的优势兵力之下，一千多人的汉屯垦部队，焉能抵挡，很快便被击破，长史索班阵亡。匈奴军队指师南下，占领车师前国，车师前王落荒而逃，匈奴再度控制塔里木盆地的北道。位于南道入口的鄯善国形势岌岌可危，鄯善国王紧急向敦煌太守曹宗求助。
对北匈奴的嚣张气焰，曹宗义愤填膺，上书朝廷，请求出兵五千人反击北匈奴，以报索班被杀之仇，并重新夺回西域。
朝廷中吃闲饭的公卿大夫很不以为然，他们认为应当要开闭玉门关，与西域断绝关系。前线的官员力主反击，而朝廷的官员力主放弃，持秉大权的邓太后心里也没有主意（关于汉和帝之后权力中枢之情况，后文详之），她想起了一个人，那个人对西域的情形最为了解。这个人是谁呢？正是班超的儿子，在西域出生成长的班勇。
邓太后征召班勇上殿，询问班勇对此事的看法。
班勇侃侃而谈，他先分析在汉匈战争史中西域的重要作用，是“夺匈奴府藏，断其右臂”，匈奴人把西域诸国看作自家的仓库，在汉军从西域撤兵后，匈奴人卷土重来后，“遣责（债）诸国，备其逋租，高其价直（值），严以期会”，在班超控西域以前，匈奴人每年要向西域诸国摊派各种税租，金微山之战后，匈奴战败逃遁，西域诸国就不再缴交这笔费款了，但是现在匈奴人又回来了，逼迫他们把这些年欠下的各种费款统统补缴，还在原先价格的基础上提高了一部分，作为利息，为了防止诸国抗缴，还严格规定了最后的期限。这使得西域许多国家都怀念汉帝国的恩德，想要归附汉室，却没有门路。班勇进一步指出，西域诸国之所以经常叛变，“皆由牧养失宜，还为其害故”，问题是出在汉朝官员在西域的管理不当。
接着，班勇对曹宗的“反击匈奴”与公卿大夫的“弃西域”的两种观点各打五十大板。
班勇说：“现在曹宗因为屯田部队的惨败而感到羞耻，急着报仇雪恨，却不知道现在的情形不同于往日。如今国库并不充实，大军出动之后，没有后继兵力，军队深入蛮荒之境，成功的机率不到万分之一，如果因此而兵祸连连，就会后悔莫急，这是示弱于蛮夷，暴短于海内。所以我认为，不能批准曹宗的请求。”
在这里有两则背景。第一是府库空虚的背景。在此之前，从公元107年始（正好是罢西域都护这年）至118年，这十二年的时间，帝国耗费九牛二虎之力，才平定大规模的羌乱，这次平羌战争的耗费是天文数字，政府的战争支出竟然高达二百四十亿。所以班勇说国库不充实，指此。第二是是东汉兵制的背景。东汉地方武装力量极为薄弱，使得后备兵源非常少，临时征募的部队没有严格的军事训练，协同作战能力很差。这就是班勇说的缺乏后续兵力的原因。
班勇也反对朝中大臣提出的“放弃西域”的观点，他提出了自己的见解：“在永元年间，政府在敦煌设有西域副校尉，驻军三百人，后来撤销了，现在应当要恢复。另派遣西域长史率五百名士兵，驻屯在鄯善，向西可以控制焉耆、龟兹的交通，向南可以给鄯善、于阗这些南道国家壮胆，向北可以抵抗匈奴，向东临近敦煌。这样进可攻，退可守。”
公卿大夫只知纸上谈兵，具体的军事措施似懂非懂，于是尚书问道：“现在设西域副校尉，有何好处？置西域长史驻屯鄯善，有何利害之处？”
班勇回答道：“设西域副校尉与长史，目的在于管理西域胡人，并且制止汉官吏对其侵扰，以往的历史表明，这种政策使外夷归心，匈奴畏惧。现在鄯善国王尤还，他的祖母是汉人，他是汉人的外孙，如果匈奴人得势的话，尤还必死无疑。西域胡人虽然是蛮夷，但趋利避害之心人皆有之，如果我们能出兵屯守鄯善，则足以招附其心，这就是我说的好处。”
然而班勇的主张所面对的阻力是极为巨大，长乐卫尉谭显、廷尉綦毋参、司隶校尉崔据联合攻击班勇，诘难道：“朝廷之所以放弃西域，乃是因为西域对我没什么用处，徒费朝廷的银两罢了。现在车师国已经归附匈奴人了，鄯善国也靠不住，一旦叛变，请问阁下能确保北匈奴不威胁中国的边塞么？”
谭显等人这一诘难极其厉害，要逼班勇表态，如果班勇回答“不能保证”，那么出屯西域就变得没有意义，如果班勇回答“能保证”，那么就把出兵的风险全部由班勇一人承担。谭显等人洋洋得意，以为如此一来，班勇必定哑口无言。
然而班勇是何许人也，岂能被谭显等人的小花招蒙骗过关，班勇从小追随父亲班超左右，他也从父亲那儿学到点本事，包括外交手腕与口才。
班勇微微一笑，对谭显等人说：“中国设立州牧，是为了禁止郡县奸人盗贼。如果州牧能够保证所辖郡县永远没有盗贼违法乱纪，那么我也敢以受腰斩的处分来保证北匈奴不会威胁中国的边塞。”意思很明白，我们只需要做该做的事情，国家的安危，不是一个人能保证的。复通西域并不能保证匈奴人继续骚扰中国，但是放弃西域，更不能保证了。
班勇继续分析道：“只要再通西域，那么北匈奴的势力必定被削弱，祸患肯定要轻微得多。这种结果，总比让匈奴人得到西域这块后院仓库要好得多吧。置校尉、长史是为了抚定西域、招怀诸国，不然的话，西域诸国将因为绝望而投靠匈奴，如此一来，缘边郡县必定受匈奴之患，到时河西边境的城门，恐怕又要白天关闭了（公元65年时，因为匈奴昌獗，汉边境城门只得白天关闭，不得通行）。现在如果不伸张汉家的威德，而仅仅拘泥于屯戍边关的费用问题，使北匈奴的气焰更加嚣张，这岂是保护边疆的长久之计？”
但是反对派们还不死心，继续刁难，这次出马的是太尉属毛轸，他向班勇挑战：“如果置立校尉，那么西域诸国肯定会骆驿不绝地派遣使者前来，向我大汉帝国狮子大开口，求索无度。要是给他们援助呢，现在国库空虚，肯定无法拔款；要是不给他们援助呢，他们又要失望怨恨。一旦这些国家受到匈奴的威胁，必定还要向中国求援，那么就更不划算了。”
班勇实在对得起父亲班超给他起的名“勇”字，面对反对派轮番的诘难，他仍然以高超的口才，游刃有余地对付，只听得他成竹在胸，不假思索地回答：“现在假如把西域送给北匈奴，使匈奴人能够感激大汉的恩德，不再侵略边疆也就罢了。否则匈奴人得到了西域诸国的庞大的税赋，还有诸国的众多的兵马，如虎添翼，寇略边关，这岂不是既送给仇敌银子，又暴增其势力么？这样做，我认为实在不值得。设置校尉，可以宣威布德，维系诸国归附大汉的信念，动摇北匈奴觊觎中原之心，也不需要耗费国家大量的财富。西域人并不会要求什么，他们就算派使者前来，顶多不过供应些饭菜罢了。如果政府放弃西域，诸国必定归附北匈奴，到时与北匈奴共同发兵入侵并州与凉州，那么中国所要花费的军费开支，何止千亿之多。”
班勇以一敌众，口若悬河，力压群臣，博得邓太后的暗暗喝彩，而且他辩论中所说的十分有道理，即便是反对都也很难把他驳倒。朝廷公卿经讨论，由邓太后拍板，决定设置西域副校尉，下辖三百人，驻屯在敦煌。
但是朝廷显然把班勇建议中最重要的一个环节漏掉了，班勇的意见，除西域副校尉之外，还应该派遗西域长史率五百人驻守在鄯善国以东地区，以控制南北二道。这与其说是疏忽，不如说是朝廷对“弃西域”派的妥协。
这种妥协的结果是，西域副校尉形同虚设。连国门都没出的西域副校尉，究竟可以威慑住谁呢？这种毫无意义的威慑力，并不能制止北匈奴联合车师国的力量入寇边关，结果是河西走廊一带多次遭到入侵，百姓深受其害。
永宁二年（建光元年，121年），班勇的支持者，执政达十五年之久的邓太后病逝。在这种政权交接的时候，免不了又是一番刀光血影，血肉横飞。充当了十四年傀儡皇帝的汉安帝岂会错失夺回大权的良机，于是乎邓氏家族成为他通往无限权力路上的最大障碍，失去太后屏护的邓氏家族没有能力来对抗皇帝，最终邓骘父子及其弟侄七人全部被迫自杀，最刺的眼中钉被汉安帝轻轻地拔去。
安帝延光二年（123年），北匈奴又一次发兵攻打河西走廊。
放弃西域、关闭玉门关的论调重新抬头，持这一观点的公卿大夫认为只要隔绝西域，便可以永绝外患，这种观点似乎是睁眼说瞎话。从京师外调到敦煌担任太守的张珰上书朝廷，说道：
“臣以前在京师时，也曾一度认为应当要放弃西域，现在据守边关，才知道放弃西域则河西四郡不能独存，故而谨向朝廷献上三策：北匈奴的呼衍王经常展转于蒲类海与秦海之间控制西域，钞寇中国，现在以酒泉属国吏士二千人屯集在昆仑塞，先发制人，攻击呼衍王，然后发鄯善兵五千人威胁车师后国，这是上策；如果不能发兵，则置军司马率将士五百人，由河西四郡提供粮食补给，出西域，屯柳中城，这是中策；如果这也做不到，就放弃交河城（车师前国的都城），将鄯善等国的百姓全部迁移到塞内，这是下策。”
朝廷将张珰的意见交由群臣讨论，尚书仆射陈忠把班勇的话重新演绎了一番：
“现在北匈奴已经击破车师，下一个目标必定是鄯善，如果汉府政弃而不救，那么西域诸国必定要服从于匈奴了。如若这样，北匈奴的财力必定大增，势力越大，而且南连羌人区，如果与之联手，那么河西四郡的局势就岌岌可危了。河西四郡如果危急，朝廷不能不救援，如此要耗费的人力物力，要百倍于今日。现在反对者只认为西域绝远，要安抚之则费用太大，则看不到当年汉武帝经营西域时的苦心与艰难。如今敦煌已经感觉到危机，所以远道上书告急，如不出兵相助，内则不能慰劳官吏百姓，外则示弱于蛮夷，使国事日蹙，国土日减，这不是好的打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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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句龙大人吾斯死后（144年），南匈奴叛军群龙无首，马寔乘机挥师进击，大破叛军，杀死一千二百余人，左奥鞬王台耆率南匈奴余众悉降。紧接着，失去盟友支持的乌桓诸部落共计七十余万人，也向马寔请降。
汉帝国的北方危机，终于尘埃落定。
然而通过这几次的危机，汉帝国的大国地位已经是摇摇欲坠了，虽然汉帝国顶住了鲜卑的进攻，顶住乌桓与南匈奴的叛乱的威胁，但是这个胜利，赢得很勉强，根本看不到当年横扫北匈奴的气势。
鲜卑在占据了大漠南北的广阔土地之后，其崛起具备了良好的基础，只是因为鲜卑部落众多，一时尚无法形成强大的凝聚力，因此其中汉帝国的威胁还是有限的。而南匈奴的反复叛变，究其原因，乃是企图摆脱汉政府的控制，摆脱从属国的地位，重现匈奴昔日的辉煌之中。汉帝国与南匈奴、乌桓、鲜卑之间，有着理不清的复杂关系，四者之间反复上演联合与对抗的故事，在联合与对抗的背后，有一点是一致的，那就是利益。
在这段时间中，真正可以称为主动经略的，只有班勇复通西域，然而这个所谓的“主动经略”，亦是一波三折。
【二、班勇舌战群臣】
从107年退出西域，东汉陷入十一年的羌战之中，到118年羌战告一段落，这段时间，西域的形势发生了重大的变化。
盘踞在西域北部的北匈奴卷土重来！
自金微山战役后，北匈奴逃遁到了巴尔喀什湖附近，在班超担任西域都护的十年间，北匈奴根本没有机会染指西域。班超去世后二年（104年），北匈奴派遣使臣抵达洛阳，请求与东汉帝国和亲，重修呼韩邪单于的故约，但是此时的东汉政府根本不把北匈奴放在眼里，一口拒绝了。第二年（105年），北匈奴再次派出使者到敦煌，准备向东汉政府献上贡物，但仍然被拒绝。正当北匈奴居住在荒寒的北地，十分狼狈之时，天赐良机，东汉政府因为无力控制西域的叛变局面，宣布从西域撤军，北匈奴毫不犹豫地抓住这次机会，卷土重来。
俗话说得好：瘦死的骆驼比马大。北匈奴虽然实力大不如从前，但还是可以收拾西域的残局。到了公元119年，北匈奴以武力控制了西域，重新成为西域诸国的宗主国，并且联合西域诸国的部队，开始进攻中国的边塞。
东汉政府不得不考虑亡羊补牢的办法。敦煌太守曹宗建议汉军再次进入西域，朝廷批准了曹宗的计划，派长史索班率一千余人进驻西域的伊吾地区进行屯垦。汉军重入西域，西域东部国家车师前国与鄯善再度归附东汉。
这支象征性的屯垦部队很快便遭到灭顶之灾。
公元120年三月，北匈奴伙同车师后国的军队，猛攻伊吾，在匈奴兵团的优势兵力之下，一千多人的汉屯垦部队，焉能抵挡，很快便被击破，长史索班阵亡。匈奴军队指师南下，占领车师前国，车师前王落荒而逃，匈奴再度控制塔里木盆地的北道。位于南道入口的鄯善国形势岌岌可危，鄯善国王紧急向敦煌太守曹宗求助。
对北匈奴的嚣张气焰，曹宗义愤填膺，上书朝廷，请求出兵五千人反击北匈奴，以报索班被杀之仇，并重新夺回西域。
朝廷中吃闲饭的公卿大夫很不以为然，他们认为应当要开闭玉门关，与西域断绝关系。前线的官员力主反击，而朝廷的官员力主放弃，持秉大权的邓太后心里也没有主意（关于汉和帝之后权力中枢之情况，后文详之），她想起了一个人，那个人对西域的情形最为了解。这个人是谁呢？正是班超的儿子，在西域出生成长的班勇。
邓太后征召班勇上殿，询问班勇对此事的看法。
班勇侃侃而谈，他先分析在汉匈战争史中西域的重要作用，是“夺匈奴府藏，断其右臂”，匈奴人把西域诸国看作自家的仓库，在汉军从西域撤兵后，匈奴人卷土重来后，“遣责（债）诸国，备其逋租，高其价直（值），严以期会”，在班超控西域以前，匈奴人每年要向西域诸国摊派各种税租，金微山之战后，匈奴战败逃遁，西域诸国就不再缴交这笔费款了，但是现在匈奴人又回来了，逼迫他们把这些年欠下的各种费款统统补缴，还在原先价格的基础上提高了一部分，作为利息，为了防止诸国抗缴，还严格规定了最后的期限。这使得西域许多国家都怀念汉帝国的恩德，想要归附汉室，却没有门路。班勇进一步指出，西域诸国之所以经常叛变，“皆由牧养失宜，还为其害故”，问题是出在汉朝官员在西域的管理不当。
接着，班勇对曹宗的“反击匈奴”与公卿大夫的“弃西域”的两种观点各打五十大板。
班勇说：“现在曹宗因为屯田部队的惨败而感到羞耻，急着报仇雪恨，却不知道现在的情形不同于往日。如今国库并不充实，大军出动之后，没有后继兵力，军队深入蛮荒之境，成功的机率不到万分之一，如果因此而兵祸连连，就会后悔莫急，这是示弱于蛮夷，暴短于海内。所以我认为，不能批准曹宗的请求。”
在这里有两则背景。第一是府库空虚的背景。在此之前，从公元107年始（正好是罢西域都护这年）至118年，这十二年的时间，帝国耗费九牛二虎之力，才平定大规模的羌乱，这次平羌战争的耗费是天文数字，政府的战争支出竟然高达二百四十亿。所以班勇说国库不充实，指此。第二是是东汉兵制的背景。东汉地方武装力量极为薄弱，使得后备兵源非常少，临时征募的部队没有严格的军事训练，协同作战能力很差。这就是班勇说的缺乏后续兵力的原因。
班勇也反对朝中大臣提出的“放弃西域”的观点，他提出了自己的见解：“在永元年间，政府在敦煌设有西域副校尉，驻军三百人，后来撤销了，现在应当要恢复。另派遣西域长史率五百名士兵，驻屯在鄯善，向西可以控制焉耆、龟兹的交通，向南可以给鄯善、于阗这些南道国家壮胆，向北可以抵抗匈奴，向东临近敦煌。这样进可攻，退可守。”
公卿大夫只知纸上谈兵，具体的军事措施似懂非懂，于是尚书问道：“现在设西域副校尉，有何好处？置西域长史驻屯鄯善，有何利害之处？”
班勇回答道：“设西域副校尉与长史，目的在于管理西域胡人，并且制止汉官吏对其侵扰，以往的历史表明，这种政策使外夷归心，匈奴畏惧。现在鄯善国王尤还，他的祖母是汉人，他是汉人的外孙，如果匈奴人得势的话，尤还必死无疑。西域胡人虽然是蛮夷，但趋利避害之心人皆有之，如果我们能出兵屯守鄯善，则足以招附其心，这就是我说的好处。”
然而班勇的主张所面对的阻力是极为巨大，长乐卫尉谭显、廷尉綦毋参、司隶校尉崔据联合攻击班勇，诘难道：“朝廷之所以放弃西域，乃是因为西域对我没什么用处，徒费朝廷的银两罢了。现在车师国已经归附匈奴人了，鄯善国也靠不住，一旦叛变，请问阁下能确保北匈奴不威胁中国的边塞么？”
谭显等人这一诘难极其厉害，要逼班勇表态，如果班勇回答“不能保证”，那么出屯西域就变得没有意义，如果班勇回答“能保证”，那么就把出兵的风险全部由班勇一人承担。谭显等人洋洋得意，以为如此一来，班勇必定哑口无言。
然而班勇是何许人也，岂能被谭显等人的小花招蒙骗过关，班勇从小追随父亲班超左右，他也从父亲那儿学到点本事，包括外交手腕与口才。
班勇微微一笑，对谭显等人说：“中国设立州牧，是为了禁止郡县奸人盗贼。如果州牧能够保证所辖郡县永远没有盗贼违法乱纪，那么我也敢以受腰斩的处分来保证北匈奴不会威胁中国的边塞。”意思很明白，我们只需要做该做的事情，国家的安危，不是一个人能保证的。复通西域并不能保证匈奴人继续骚扰中国，但是放弃西域，更不能保证了。
班勇继续分析道：“只要再通西域，那么北匈奴的势力必定被削弱，祸患肯定要轻微得多。这种结果，总比让匈奴人得到西域这块后院仓库要好得多吧。置校尉、长史是为了抚定西域、招怀诸国，不然的话，西域诸国将因为绝望而投靠匈奴，如此一来，缘边郡县必定受匈奴之患，到时河西边境的城门，恐怕又要白天关闭了（公元65年时，因为匈奴昌獗，汉边境城门只得白天关闭，不得通行）。现在如果不伸张汉家的威德，而仅仅拘泥于屯戍边关的费用问题，使北匈奴的气焰更加嚣张，这岂是保护边疆的长久之计？”
但是反对派们还不死心，继续刁难，这次出马的是太尉属毛轸，他向班勇挑战：“如果置立校尉，那么西域诸国肯定会骆驿不绝地派遣使者前来，向我大汉帝国狮子大开口，求索无度。要是给他们援助呢，现在国库空虚，肯定无法拔款；要是不给他们援助呢，他们又要失望怨恨。一旦这些国家受到匈奴的威胁，必定还要向中国求援，那么就更不划算了。”
班勇实在对得起父亲班超给他起的名“勇”字，面对反对派轮番的诘难，他仍然以高超的口才，游刃有余地对付，只听得他成竹在胸，不假思索地回答：“现在假如把西域送给北匈奴，使匈奴人能够感激大汉的恩德，不再侵略边疆也就罢了。否则匈奴人得到了西域诸国的庞大的税赋，还有诸国的众多的兵马，如虎添翼，寇略边关，这岂不是既送给仇敌银子，又暴增其势力么？这样做，我认为实在不值得。设置校尉，可以宣威布德，维系诸国归附大汉的信念，动摇北匈奴觊觎中原之心，也不需要耗费国家大量的财富。西域人并不会要求什么，他们就算派使者前来，顶多不过供应些饭菜罢了。如果政府放弃西域，诸国必定归附北匈奴，到时与北匈奴共同发兵入侵并州与凉州，那么中国所要花费的军费开支，何止千亿之多。”
班勇以一敌众，口若悬河，力压群臣，博得邓太后的暗暗喝彩，而且他辩论中所说的十分有道理，即便是反对都也很难把他驳倒。朝廷公卿经讨论，由邓太后拍板，决定设置西域副校尉，下辖三百人，驻屯在敦煌。
但是朝廷显然把班勇建议中最重要的一个环节漏掉了，班勇的意见，除西域副校尉之外，还应该派遗西域长史率五百人驻守在鄯善国以东地区，以控制南北二道。这与其说是疏忽，不如说是朝廷对“弃西域”派的妥协。
这种妥协的结果是，西域副校尉形同虚设。连国门都没出的西域副校尉，究竟可以威慑住谁呢？这种毫无意义的威慑力，并不能制止北匈奴联合车师国的力量入寇边关，结果是河西走廊一带多次遭到入侵，百姓深受其害。
永宁二年（建光元年，121年），班勇的支持者，执政达十五年之久的邓太后病逝。在这种政权交接的时候，免不了又是一番刀光血影，血肉横飞。充当了十四年傀儡皇帝的汉安帝岂会错失夺回大权的良机，于是乎邓氏家族成为他通往无限权力路上的最大障碍，失去太后屏护的邓氏家族没有能力来对抗皇帝，最终邓骘父子及其弟侄七人全部被迫自杀，最刺的眼中钉被汉安帝轻轻地拔去。
安帝延光二年（123年），北匈奴又一次发兵攻打河西走廊。
放弃西域、关闭玉门关的论调重新抬头，持这一观点的公卿大夫认为只要隔绝西域，便可以永绝外患，这种观点似乎是睁眼说瞎话。从京师外调到敦煌担任太守的张珰上书朝廷，说道：
“臣以前在京师时，也曾一度认为应当要放弃西域，现在据守边关，才知道放弃西域则河西四郡不能独存，故而谨向朝廷献上三策：北匈奴的呼衍王经常展转于蒲类海与秦海之间控制西域，钞寇中国，现在以酒泉属国吏士二千人屯集在昆仑塞，先发制人，攻击呼衍王，然后发鄯善兵五千人威胁车师后国，这是上策；如果不能发兵，则置军司马率将士五百人，由河西四郡提供粮食补给，出西域，屯柳中城，这是中策；如果这也做不到，就放弃交河城（车师前国的都城），将鄯善等国的百姓全部迁移到塞内，这是下策。”
朝廷将张珰的意见交由群臣讨论，尚书仆射陈忠把班勇的话重新演绎了一番：
“现在北匈奴已经击破车师，下一个目标必定是鄯善，如果汉府政弃而不救，那么西域诸国必定要服从于匈奴了。如若这样，北匈奴的财力必定大增，势力越大，而且南连羌人区，如果与之联手，那么河西四郡的局势就岌岌可危了。河西四郡如果危急，朝廷不能不救援，如此要耗费的人力物力，要百倍于今日。现在反对者只认为西域绝远，要安抚之则费用太大，则看不到当年汉武帝经营西域时的苦心与艰难。如今敦煌已经感觉到危机，所以远道上书告急，如不出兵相助，内则不能慰劳官吏百姓，外则示弱于蛮夷，使国事日蹙，国土日减，这不是好的打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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