脏里拔出，“和你说了什么吗？”
“他让我好好照顾你，他唯一的亲人。”保罗说。
千言万语在我脑海中涌现出来，但出口的只有一句：“谢谢你。”
“休息吧，我们还要走很远。”
“到哪里去？”
“不清楚。很远。”
很远。我也许走不到。我真的想尽力，可我不知道该有多幸运才能完成横跨这么长路线的任务。
我将自己蜷缩成一团，疲累地睡过去。
第二天，我被保罗叫醒。
“出发了。”他说。
我爬起来，感到眼前一阵眩晕。我已经一天没吃饭，因为我听说路上没有供给，只能靠着昨天发的面包活下去。我把手伸进口袋，撕下一小块面包，塞到嘴里，慢慢咀嚼着，好像怎么也吃不完，唾液消化面包后酸酸的味道一直萦绕在口腔里。
我口渴。于是抓了把地上的雪放到嘴里，保罗也照做了。
门口的人一动不动，我试着唤醒他们，但保罗说他们已经死了。
第一天就死了一批人，他们的尸体被留在雪地里，仓库门口，而我们则继续前进。
我的腿越来越不听使唤，一周以后我的鞋子磨损严重已经不能穿了。没有鞋意味着更快的死亡。保罗穿的是军靴，他脱下来和我的脚比了比，比我大一点。
“穿我的。”他果断地说道。
“不行。你怎么办？”
他从雪地里翻出一个脏兮兮的麻袋，用它裹住了脚，“我没问题。”
我亏欠他太多了，这辈子也还不清。
“卡尔在战场上救过我的命，他交代我的事，我一定会做到。”保罗用一根麻绳把脚上的麻袋捆好，重新搀起我前进。
如果我们真的身处人类历史上最黑暗的时期，我也看到了人类身上最宝贵的光芒，和一直不曾消失的美好。
因为阿尔布莱希特和战俘关系很好，总是把他分到的面包分享给我们，最开始的几个星期里，食物不是我们的问题。但是他能分享的有限，大多数时候，我们要自己在路边捡东西吃。
雪开始融化，我们路过一片田野，几只鸡正在草地上啄食。保罗和几个战友跑过去，把它们抓了过来，在没有任何烹饪工具的情况下，我们把鸡生吃了。就着血和没拔光的鸡毛一起吃光了。那时的我们简直像野兽，饥饿让我们忘记了人类文明，像个原始人一样进食。只要填饱肚子，那样就好。
我们也拣路边的野草吃。
我的脸上长出了胡茬。一次雨后，我在地面的水洼里看到了自己的倒影，我不认识水面上的人，像个幽灵，我只看了一眼就移开了视线。
至于我的腿，我说不上好，但它似乎也没有恶化，只是时常不听使唤，冻疮又开始反复，直到春天才好了一些。我可能一直都在低烧，保罗随身携带的阿司匹林被我吃光了，阿尔布莱希特的半瓶药也被我留着以备不时之需。保罗还给了我几支从医务室偷出来的注射器，还有感染必备的氯霉素。靠着这些简陋的医疗用品，我总算没有因为感染而死。但我知道自己的右腿已经被连续十周的行走负荷拖累得再也无法恢复到从前的状态。
但那又怎么样？我还是活到了今天。
最终我们成功穿越了捷克斯洛伐克，来到了德国南部一个叫雷根斯堡的地方。后来我才知道，这个地方距离奥斯维辛五百英里。我们整整行走了十七周，死伤无数，但从寒冷的冬季到温暖的春季，我们终于活了下来，像地底顽强的植物一样破土而出了。
纳粹把我们关在一辆货车里。锁上门，离开了。我们等待着白天，他们像以往一样，打开门带我们前往该去的地方。
但是第二天，没有人来开门。
第三天依旧如此。
我们都很诧异，这种情绪甚至超越了恐惧。
第四天，我们听见外面传来坦克的声音，接着一声剧烈的撞击声，大门被暴力破开了。
刺眼的阳光涌了进来，我一时睁不开眼，等我眯起眼睛适应了光亮，我看见一辆美国坦克停在货车外面。
一个小伙子惊呼一声跳下车，又爬上坦克，和开坦克的士兵热烈地拥抱，亲吻他的脸颊。所有人都欢呼起来，阳光照在每一个憔悴的人身上，使我们感到温暖。
我们得救了。
☆、伦敦病人（23）
一些人跪下来感谢上帝，而我只是颓然垮下了身体，失声痛哭起来。这一天对集中营的遇难者来说，来得太迟了。
保罗、阿列克谢和我终于会合了。经过一番商讨之后，我决定和保罗回到伦敦去。
当他回到伦敦之后，他的家人疯狂地拥抱在一起哭泣。他妻子询问我的身份，得知我是他的战友后，邀请我在他家住下。保罗为我找来了医生，但是诊断结果很不理想。
医生说，我的下半辈子只能靠着拐杖和轮椅度过。保罗为我垫付了医疗费，并让我在他家住了一段时间修养。他家里很漂亮，他有一个小儿子，叫艾贝尔多诺万，五岁，听说小家伙一出生他的父亲就参加了战争。我很喜欢和他玩，教他法语，为他读雷奥给我的诗集。
雷奥。
他现在还好吗？战争已经快要结束，他被抓去做战俘了吗？还是好好活着回到了家乡？他还记得在希尔梅克集中营陪了他两个月的我吗？
我给阿列克谢写了一封信，希望有机会能去苏联看看。阿列克谢很快就回复了我，告诉我他随时等待着我。
五月的一天，保罗兴高采烈地冲进我的房间，说奥斯维辛集中营的病号们并没有被送进焚尸炉。在我们离开的九天后，苏联红军解放了集中营。
当时我正在翻译一本法文小说，钢笔在纸上晕开一个大大的黑点，接着又画出一道颤抖的线，书掉在了地上。
我几乎从椅子上摔下来。
“你是说……卡尔他还活着？！”
“是的。”保罗激动地捡起地上的书放到桌上，“现在红十字会正在统计，我立刻就去报了名。”
这是我这一个月来听到的最好的消息了。
我们又等了一个月。
没有任何信息告诉我们卡尔还活着。六月初，保罗沮丧地从外面回来，他的脸色很不好，我的心徒然一沉。
“卡尔——不在获救者名单里。”他斟酌着说话的语气，生怕刺激到我。
“不可能……那么多人获救了，为什么单单他……”
“一个幸存者告诉我，苏联红军解放集中营的时候，焚尸炉还在工作，混乱引起了爆炸，死了一小部分人。”
“为什么偏偏是卡尔……”
“艾拉，我们都很难过……”
上帝从来都不是公平的。他夺走你的，永远不会还给你。
“我
“他让我好好照顾你，他唯一的亲人。”保罗说。
千言万语在我脑海中涌现出来，但出口的只有一句：“谢谢你。”
“休息吧，我们还要走很远。”
“到哪里去？”
“不清楚。很远。”
很远。我也许走不到。我真的想尽力，可我不知道该有多幸运才能完成横跨这么长路线的任务。
我将自己蜷缩成一团，疲累地睡过去。
第二天，我被保罗叫醒。
“出发了。”他说。
我爬起来，感到眼前一阵眩晕。我已经一天没吃饭，因为我听说路上没有供给，只能靠着昨天发的面包活下去。我把手伸进口袋，撕下一小块面包，塞到嘴里，慢慢咀嚼着，好像怎么也吃不完，唾液消化面包后酸酸的味道一直萦绕在口腔里。
我口渴。于是抓了把地上的雪放到嘴里，保罗也照做了。
门口的人一动不动，我试着唤醒他们，但保罗说他们已经死了。
第一天就死了一批人，他们的尸体被留在雪地里，仓库门口，而我们则继续前进。
我的腿越来越不听使唤，一周以后我的鞋子磨损严重已经不能穿了。没有鞋意味着更快的死亡。保罗穿的是军靴，他脱下来和我的脚比了比，比我大一点。
“穿我的。”他果断地说道。
“不行。你怎么办？”
他从雪地里翻出一个脏兮兮的麻袋，用它裹住了脚，“我没问题。”
我亏欠他太多了，这辈子也还不清。
“卡尔在战场上救过我的命，他交代我的事，我一定会做到。”保罗用一根麻绳把脚上的麻袋捆好，重新搀起我前进。
如果我们真的身处人类历史上最黑暗的时期，我也看到了人类身上最宝贵的光芒，和一直不曾消失的美好。
因为阿尔布莱希特和战俘关系很好，总是把他分到的面包分享给我们，最开始的几个星期里，食物不是我们的问题。但是他能分享的有限，大多数时候，我们要自己在路边捡东西吃。
雪开始融化，我们路过一片田野，几只鸡正在草地上啄食。保罗和几个战友跑过去，把它们抓了过来，在没有任何烹饪工具的情况下，我们把鸡生吃了。就着血和没拔光的鸡毛一起吃光了。那时的我们简直像野兽，饥饿让我们忘记了人类文明，像个原始人一样进食。只要填饱肚子，那样就好。
我们也拣路边的野草吃。
我的脸上长出了胡茬。一次雨后，我在地面的水洼里看到了自己的倒影，我不认识水面上的人，像个幽灵，我只看了一眼就移开了视线。
至于我的腿，我说不上好，但它似乎也没有恶化，只是时常不听使唤，冻疮又开始反复，直到春天才好了一些。我可能一直都在低烧，保罗随身携带的阿司匹林被我吃光了，阿尔布莱希特的半瓶药也被我留着以备不时之需。保罗还给了我几支从医务室偷出来的注射器，还有感染必备的氯霉素。靠着这些简陋的医疗用品，我总算没有因为感染而死。但我知道自己的右腿已经被连续十周的行走负荷拖累得再也无法恢复到从前的状态。
但那又怎么样？我还是活到了今天。
最终我们成功穿越了捷克斯洛伐克，来到了德国南部一个叫雷根斯堡的地方。后来我才知道，这个地方距离奥斯维辛五百英里。我们整整行走了十七周，死伤无数，但从寒冷的冬季到温暖的春季，我们终于活了下来，像地底顽强的植物一样破土而出了。
纳粹把我们关在一辆货车里。锁上门，离开了。我们等待着白天，他们像以往一样，打开门带我们前往该去的地方。
但是第二天，没有人来开门。
第三天依旧如此。
我们都很诧异，这种情绪甚至超越了恐惧。
第四天，我们听见外面传来坦克的声音，接着一声剧烈的撞击声，大门被暴力破开了。
刺眼的阳光涌了进来，我一时睁不开眼，等我眯起眼睛适应了光亮，我看见一辆美国坦克停在货车外面。
一个小伙子惊呼一声跳下车，又爬上坦克，和开坦克的士兵热烈地拥抱，亲吻他的脸颊。所有人都欢呼起来，阳光照在每一个憔悴的人身上，使我们感到温暖。
我们得救了。
☆、伦敦病人（23）
一些人跪下来感谢上帝，而我只是颓然垮下了身体，失声痛哭起来。这一天对集中营的遇难者来说，来得太迟了。
保罗、阿列克谢和我终于会合了。经过一番商讨之后，我决定和保罗回到伦敦去。
当他回到伦敦之后，他的家人疯狂地拥抱在一起哭泣。他妻子询问我的身份，得知我是他的战友后，邀请我在他家住下。保罗为我找来了医生，但是诊断结果很不理想。
医生说，我的下半辈子只能靠着拐杖和轮椅度过。保罗为我垫付了医疗费，并让我在他家住了一段时间修养。他家里很漂亮，他有一个小儿子，叫艾贝尔多诺万，五岁，听说小家伙一出生他的父亲就参加了战争。我很喜欢和他玩，教他法语，为他读雷奥给我的诗集。
雷奥。
他现在还好吗？战争已经快要结束，他被抓去做战俘了吗？还是好好活着回到了家乡？他还记得在希尔梅克集中营陪了他两个月的我吗？
我给阿列克谢写了一封信，希望有机会能去苏联看看。阿列克谢很快就回复了我，告诉我他随时等待着我。
五月的一天，保罗兴高采烈地冲进我的房间，说奥斯维辛集中营的病号们并没有被送进焚尸炉。在我们离开的九天后，苏联红军解放了集中营。
当时我正在翻译一本法文小说，钢笔在纸上晕开一个大大的黑点，接着又画出一道颤抖的线，书掉在了地上。
我几乎从椅子上摔下来。
“你是说……卡尔他还活着？！”
“是的。”保罗激动地捡起地上的书放到桌上，“现在红十字会正在统计，我立刻就去报了名。”
这是我这一个月来听到的最好的消息了。
我们又等了一个月。
没有任何信息告诉我们卡尔还活着。六月初，保罗沮丧地从外面回来，他的脸色很不好，我的心徒然一沉。
“卡尔——不在获救者名单里。”他斟酌着说话的语气，生怕刺激到我。
“不可能……那么多人获救了，为什么单单他……”
“一个幸存者告诉我，苏联红军解放集中营的时候，焚尸炉还在工作，混乱引起了爆炸，死了一小部分人。”
“为什么偏偏是卡尔……”
“艾拉，我们都很难过……”
上帝从来都不是公平的。他夺走你的，永远不会还给你。
“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