做，以后，就再没机会了。
捏住她的下巴，我着魔一样的看向她不断张合的嘴，然后，狠狠的吻了下去。
碎石，烟尘，硝烟，和她惊讶的眼神，混合在嘴里，让我迷失了感官，唇齿相依间，我清晰的知道，我从未得到过她，但也从未失去过她。
奥古和我从小一起长大，却是她和我一路走来，让我厌倦了种族清洗，让我厌倦了战争，让我厌倦了自己，却又期待起未来。
我忽然什么都不怕了，因为命运并不是全知的，就像她绝对不会想到我会吻她，就像我也绝对想不到会忍不住吻她，我期待她告诉我一些事情，比如说，这场该死的战争，究竟什么时候结束。
“一九四五年五月七日，德国无条件投降，九月二日，日本投降。战争结束！”她的嘴唇还是红艳艳的，吼声沙哑。
我释然：“真好，没多久了，该结束了……”
把秦恬作为受害者交给苏联是我唯一能策划完全的事，这一些完成以后，我就把自己的命，完完全全交给苏军了。
他们检查了我的身份，确定我是国防军而不是党卫军后，把我们关进了战俘营，毎天只有少量的食物和水，我有预感以后可能会更加悲剧，于是努力的保存体力，调节情绪。
一个月后，我们被送到了莫斯科。
这绝对是一次规模空前的游街，五万七千多个战俘在红场上慢慢的走着，我们虽然尽力整理了衣衫，但依然无法抵过差劲的卫生条件，昨晚的食物很不干净，今天有好几个人坏了肚子，在申请无果后，只能直接拉在了裤子上。后面苏联方面为显示厌恶，还安排了几十辆洒水车用肥皂水冲洗我们走过的路面。
两边百姓朝我们吐着睡沬，咒骂声连绵不绝，甚至还有人冲出来抓住边缘的战俘就踢打，也有几个大妈露出了怜悯的表情……
恶臭，虱子，面黄肌瘦的人，这或许就是莫斯科的平民看到的让他们国土动荡的对手，将军们从容的走在最前面，我走在队伍中间，看着周围人各色的眼神，忽然发现此时自己的心情除了麻木，更多的是轻松。
就好像是秦恬说的，这些是我该的，我活该承受，当初朝人举枪，就该做好如今被人射击的准备。
我准备好了，真的。
一如所料，我们来到了西佰利亚，工作就是挖煤。
我以为等到战争结束，就差不多能回去了，算算时间还没多久，觉得现在无论多苦，皎下牙就能回去了。
谁知道，这一等，就是十年。
可能毎一个跟我一样十年归来的人，回想过去都会觉得跟梦一样，要我说说其中的某些具体的事情，张开嘴，却什么也说不出来，最后只能给出一个无奈的微笑。
一开始的苦难是必须的，每一天都缺衣少食，在西伯利亚寒冷的冻土上步履维艰，战俘很多但工作更多。监工们不停的给我们派发着新活，刚开始很多人都没有熬过去，肺病，寒冷，饥饿和旧伤，每一样都能随意的夺取许多人的生命。
很多人晚上躺下，第二天再没起来，也有很多人休息时坐下，十分钟后也成了尸体。我每天就摸摸自己的心跳，确定它是否还强健的跳动着，确保自己不会在下一秒就成为尸体。
最难熬的不是等待死亡，而是在没死亡的时候等待自由。
在这圈禁中干活时，我越来越明白当初自己究竟做了什么，那群在犹太区行尸走肉一般的犹太人，相比他们的无所事事，有时候我们有苦役反而是一件幸福的事情，我们没精力去想外界发生了什么，也没时间讨论什么时候才能离开，甚至听到元首自杀，德国投降，纽伦堡审判时，都没给我们太大的触动。
我们在守卫讥讽的笑声中听到了消息，然后没等我们有所反应，下一秒，我们就不得不继续背着筐子拾取地上的煤渣。
那时我甚至对那些自以为残忍的守卫有了一种感激的情绪，他们的强迫让我们完全没时间去消化那些消息，等到晚上躺到床上时，即使心潮澎湃也挡不住累极的疲惫，几次循环后，再大的震撼也没空去惊讶了。
但是随着时日渐长，消息渐多，在习惯这样的生活后，我们都已经麻木了。
这是个不可能逃出去的地方，千里冻土和冰封，缺衣少食也没有路线，什么心思都得冻结在大雪下，而随着时日渐增，我们也渐渐体现出了我们自己的优势。
战俘营中的战俘几乎个个都是高中以上学历，军官大部分都受过高等教育，在很多工作上比原职人员更能胜任，我们几乎天生的谨慎和沉稳也让上层看到了我们更大的作用。逐渐的，我们能够领到足够的食物和薪水，甚至能与当地矿工同工同酬，更有聪明的战俘在一些领域体现出了自己的才能，成为了某些职位必不可少的人。
我在干过矿工，锅炉工，厨房帮工等各种工种后，很快也找到了一个悠闲的差事，矿场调度员，这是个活少又舒适的工作，能有一张自己的办公桌和小凳子，还能时常得到一些小零食。
但是战俘毕竟是战俘，我们的生活条件依然很差，个人卫生和食物都总是得不到解决，在附近的小镇上，即使有钱也买不到好吃的东西，而战俘营中给战俘的配比一向苛刻，让我们在进行平等的工作时依然能感到低人一等的滋味。
不过比起很久以前的生活，这已经是足够好的了，就像某位长官安慰我时说过的：当情况不能再差时，就是它渐渐变好的时候。
那时，我刚刚失掉了一只眼睛，就算治疗及时，这样的卫生条件下，也保不住。
我在战场上没有缺胳膊少腿，却在被俘虏后被一个杂种踢废了眼睛，是个男人遇到这样的事，都无法淡定。
可我依然忍下来了，这种忍耐一直伴随了我十年。
开始几年很多人都拿自己的家人作为慰藉，他们相互展示着妻子和孩子的照片，低声说着过往的美好的回忆。
可是等到没什么可说的，等到时间长远的什么都回忆不起来时，他们也都沉默了，我不知道在说得大家都能相互背出美好回忆的时候，还有什么值得作为心灵支柱。
我想妈妈，但她已经去了天堂，我想过去的战友，但他们现在也都客死异乡，我想奥古和凯泽尔，但我不知道作为士兵他们是否还活着，历数之下，我能够想的，竟然只剩下一个活人。
秦恬，但愿你没有白白俘虏我，以你那点小聪明，现在应该好好的活下来了吧。
就在我以为有可能一辈子都要在西伯利亚度过时，几个交好的苏联守卫忽然传来消息，在其他国家的压力下，苏联终于要放人了。
而我们，已经是最后一批被放还的俘虏，距离我们被俘，已经整整十年。
捏住她的下巴，我着魔一样的看向她不断张合的嘴，然后，狠狠的吻了下去。
碎石，烟尘，硝烟，和她惊讶的眼神，混合在嘴里，让我迷失了感官，唇齿相依间，我清晰的知道，我从未得到过她，但也从未失去过她。
奥古和我从小一起长大，却是她和我一路走来，让我厌倦了种族清洗，让我厌倦了战争，让我厌倦了自己，却又期待起未来。
我忽然什么都不怕了，因为命运并不是全知的，就像她绝对不会想到我会吻她，就像我也绝对想不到会忍不住吻她，我期待她告诉我一些事情，比如说，这场该死的战争，究竟什么时候结束。
“一九四五年五月七日，德国无条件投降，九月二日，日本投降。战争结束！”她的嘴唇还是红艳艳的，吼声沙哑。
我释然：“真好，没多久了，该结束了……”
把秦恬作为受害者交给苏联是我唯一能策划完全的事，这一些完成以后，我就把自己的命，完完全全交给苏军了。
他们检查了我的身份，确定我是国防军而不是党卫军后，把我们关进了战俘营，毎天只有少量的食物和水，我有预感以后可能会更加悲剧，于是努力的保存体力，调节情绪。
一个月后，我们被送到了莫斯科。
这绝对是一次规模空前的游街，五万七千多个战俘在红场上慢慢的走着，我们虽然尽力整理了衣衫，但依然无法抵过差劲的卫生条件，昨晚的食物很不干净，今天有好几个人坏了肚子，在申请无果后，只能直接拉在了裤子上。后面苏联方面为显示厌恶，还安排了几十辆洒水车用肥皂水冲洗我们走过的路面。
两边百姓朝我们吐着睡沬，咒骂声连绵不绝，甚至还有人冲出来抓住边缘的战俘就踢打，也有几个大妈露出了怜悯的表情……
恶臭，虱子，面黄肌瘦的人，这或许就是莫斯科的平民看到的让他们国土动荡的对手，将军们从容的走在最前面，我走在队伍中间，看着周围人各色的眼神，忽然发现此时自己的心情除了麻木，更多的是轻松。
就好像是秦恬说的，这些是我该的，我活该承受，当初朝人举枪，就该做好如今被人射击的准备。
我准备好了，真的。
一如所料，我们来到了西佰利亚，工作就是挖煤。
我以为等到战争结束，就差不多能回去了，算算时间还没多久，觉得现在无论多苦，皎下牙就能回去了。
谁知道，这一等，就是十年。
可能毎一个跟我一样十年归来的人，回想过去都会觉得跟梦一样，要我说说其中的某些具体的事情，张开嘴，却什么也说不出来，最后只能给出一个无奈的微笑。
一开始的苦难是必须的，每一天都缺衣少食，在西伯利亚寒冷的冻土上步履维艰，战俘很多但工作更多。监工们不停的给我们派发着新活，刚开始很多人都没有熬过去，肺病，寒冷，饥饿和旧伤，每一样都能随意的夺取许多人的生命。
很多人晚上躺下，第二天再没起来，也有很多人休息时坐下，十分钟后也成了尸体。我每天就摸摸自己的心跳，确定它是否还强健的跳动着，确保自己不会在下一秒就成为尸体。
最难熬的不是等待死亡，而是在没死亡的时候等待自由。
在这圈禁中干活时，我越来越明白当初自己究竟做了什么，那群在犹太区行尸走肉一般的犹太人，相比他们的无所事事，有时候我们有苦役反而是一件幸福的事情，我们没精力去想外界发生了什么，也没时间讨论什么时候才能离开，甚至听到元首自杀，德国投降，纽伦堡审判时，都没给我们太大的触动。
我们在守卫讥讽的笑声中听到了消息，然后没等我们有所反应，下一秒，我们就不得不继续背着筐子拾取地上的煤渣。
那时我甚至对那些自以为残忍的守卫有了一种感激的情绪，他们的强迫让我们完全没时间去消化那些消息，等到晚上躺到床上时，即使心潮澎湃也挡不住累极的疲惫，几次循环后，再大的震撼也没空去惊讶了。
但是随着时日渐长，消息渐多，在习惯这样的生活后，我们都已经麻木了。
这是个不可能逃出去的地方，千里冻土和冰封，缺衣少食也没有路线，什么心思都得冻结在大雪下，而随着时日渐增，我们也渐渐体现出了我们自己的优势。
战俘营中的战俘几乎个个都是高中以上学历，军官大部分都受过高等教育，在很多工作上比原职人员更能胜任，我们几乎天生的谨慎和沉稳也让上层看到了我们更大的作用。逐渐的，我们能够领到足够的食物和薪水，甚至能与当地矿工同工同酬，更有聪明的战俘在一些领域体现出了自己的才能，成为了某些职位必不可少的人。
我在干过矿工，锅炉工，厨房帮工等各种工种后，很快也找到了一个悠闲的差事，矿场调度员，这是个活少又舒适的工作，能有一张自己的办公桌和小凳子，还能时常得到一些小零食。
但是战俘毕竟是战俘，我们的生活条件依然很差，个人卫生和食物都总是得不到解决，在附近的小镇上，即使有钱也买不到好吃的东西，而战俘营中给战俘的配比一向苛刻，让我们在进行平等的工作时依然能感到低人一等的滋味。
不过比起很久以前的生活，这已经是足够好的了，就像某位长官安慰我时说过的：当情况不能再差时，就是它渐渐变好的时候。
那时，我刚刚失掉了一只眼睛，就算治疗及时，这样的卫生条件下，也保不住。
我在战场上没有缺胳膊少腿，却在被俘虏后被一个杂种踢废了眼睛，是个男人遇到这样的事，都无法淡定。
可我依然忍下来了，这种忍耐一直伴随了我十年。
开始几年很多人都拿自己的家人作为慰藉，他们相互展示着妻子和孩子的照片，低声说着过往的美好的回忆。
可是等到没什么可说的，等到时间长远的什么都回忆不起来时，他们也都沉默了，我不知道在说得大家都能相互背出美好回忆的时候，还有什么值得作为心灵支柱。
我想妈妈，但她已经去了天堂，我想过去的战友，但他们现在也都客死异乡，我想奥古和凯泽尔，但我不知道作为士兵他们是否还活着，历数之下，我能够想的，竟然只剩下一个活人。
秦恬，但愿你没有白白俘虏我，以你那点小聪明，现在应该好好的活下来了吧。
就在我以为有可能一辈子都要在西伯利亚度过时，几个交好的苏联守卫忽然传来消息，在其他国家的压力下，苏联终于要放人了。
而我们，已经是最后一批被放还的俘虏，距离我们被俘，已经整整十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