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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草风流漂亮女贼与头条新闻他一直回避着她的目光,回避着与她的路遇或独处。【】他不敢面对她。

    这样一天到晚闷在单位里实在太压抑了。多亏后来报社进行改革,实行部门负责制。他被调到采访部,才象一只出笼的小鸟,自由自在地飞翔起来。

    出去采访,人家不知道他是个临时招聘的打工记者,跟正式记者一样地热情接待他。别人有礼物红包,他也有;别人能喝酒吃饭,他也能。自尊心和勇气又回到了他身上,所以尽管人地生疏,但每月采访任务他都能及时完成,考核成绩也不错。

    但毕竟与正式记者还是有区别的,不说别的,光记者证就不同。他不是报社正式在编人员,所以没有国家统一颁发的酱黄色记者证,只有一张报社发的一年期的黑封面的特约记者证。采访时,一般单位都不看记者证,所以并不怎么显眼难堪。

    而在社会上,记者证的作用有时就大了。两个月工作下来,他口袋里又有了一千多元钱。见自己身上的衣服实在太低档破旧,不象样子。出去采访,他厚厚面皮就混过去了。但在云霞面前,他越来越感到自惭形秽,都不敢见她了。

    一次,单位里那个负责人事的女同事当着众人的面,对他说:“李锦轩,你要注意点自己的形象,你看你,身上穿的什么不伦不类的衣服?把一个好好的小伙子都给糟蹋了。”弄得他十分难堪。

    这天,他拿了钱到南京路去,想买件好一点的羊毛衫,买套西装。结果他看来看去,价格太贵,怎么也下不了决心买。

    一件两百多元的羊毛衫,他钱都拔出来了,最后还是没舍得买。

    乘公交车回去时,他见一个三十岁左右的漂亮女人怪怪地瞄了他一眼,觉得她有些面熟,想起刚才在商场里见过她,却没想到会有什么不测。

    到站时,他朝车的中门挤过去。那个女人先他一步挤到门口,将一只手搭在一竖杠上,挡住了他的去路。

    他本没意识到这有什么危险,**轻轻往前一挺,挤开她的手就走了下去。

    这时,女人的手一缩,他只觉口上极轻地一动,下意识地伸手一,西装袋里的钱没了。他连忙回头大喊:“我的钱被偷了。”

    然后一把将她抓住:“喝道,把钱还我。”

    女人一脸漠然,凶巴巴地嚷:“谁偷你钱?你说话注意点,神经病!”

    “呼”地一下子围过来许多人看热闹。他急赤白脸地冲围观者说:“我是记者,不会瞎说的,下车时钱还在口袋里,总共1156元。”

    人群中有人帮他喊:“把她弄到派出所去。”

    于是,在一群人的围哄下,他要将女人带到附近的派出所去。

    那个女人说:“你说你是记者,拿出证件来看看。”

    他从包里拿出证件,扬给围观者看。有人居然真的接过看了,嘀咕说:“这是特约记者证。”

    女人又凶起来了:“特约记者?又不是正式记者,我凭什么跟你去?”

    李锦轩的脸**辣地发烫,争辩说:“被偷了钱,跟证件有什么关系?”

    那女人“哼”地一声冷笑:“那要是到了派出所,抄不到钱怎么办?”

    李锦轩敢肯定就是她偷的,除非她把钱转移给了别人。这么快就转移掉了?不可能。他有些着急地说:“抄不到,我向你赔礼道歉。”

    这样一说,女人没话说了,就跟着他到附近派出所去。到了派出所,他向民警报了案,民警让他说了被偷钱的面额和张数,然后让一个女民警到里面去搜她的身。

    一会儿,那个女民警出来说:“对不起,她身上的钱跟你说的面额和张数不对。”

    那女人得意地说:“那我走了。”没让他赔礼道歉,就急急地离开了派出所。

    真是眼睛一眨,老母**变鸭。他没想到上海滩还有如此漂亮厉害的女贼,眨眼之间,就将他偷得身无分文。

    好在熬过一个星期又有工资拿了,他就只得用“破财消灾”的歪理来自欺欺人地安慰自己。

    回去乘公交车,没了钱,他只得不声不响地逃票。没想到在下一个站台,上来两个臂戴袖章的人:“都把票拿出来,查票。”

    “轰”的一声,李锦轩的头大了,背上也**辣地直冒汗。

    但此时的他只得装出有成竹的样子,不动声色地看着窗外。眼睛却仿佛移到了后脑勺,密切关注着查票人员的动静。

    一会儿,查票人过来了,在他肩上敲了敲:“票。”

    他不动。查票人又敲了敲他:“票买了吗?”

    他居然顽固地说:“买了。”天真地以为这样一说,查票人就放过他了。

    谁知查票人打量了他一下,说:“把票拿出来。”

    他脸一下子红到耳,犟嘴说:“我的票,丢了。”

    查票人员不跟他多说,到了下一站,就让他下车。下了车,对他说:“逃票就要罚款,20倍,10元钱,快拿出来。”

    他红头涨脸地求饶说:“我,钱被偷了,所以没买。我是记者,放了我这次吧。”

    查票人员说:“把证件拿出来。”

    他把证件掏出来。他们一看,说:“这是什么记者证?身份证呢?”

    他拿出身分证,他们看了,态度更加凶了:“外地人?不行,得罚一百倍,50元。把你手里的包放在这里,到单位打了证明,拿50元钱来赎。”

    多难堪啊,在众目睽睽之下,他身上的皮象被剥掉了一般痛。外地人为什么要多罚?这不是歧视外地人吗?

    可这时候他哪还好意思跟他们争辩啊?他象犯了罪一样,心里万分难过地转身往回走。

    回到单位,他跟领导说了好多次,才终于开到一张“他是我单位聘用人员”的证明,然后拿了50元钱,去赎回了证件和包。

    这件事对他的打击很大。他心灰意冷地感到,这样不明不白地干下去,算什么呢?前途太渺茫了。

    于是,他又心浮气躁起来,觉得不踏实,不安稳。你这样干下去,会有什么结果呢?他晚上安静下来时想,报社能正式调你过来吗?要是调不过,不就白干了吗?

    他想试探地问问领导,却又不敢问。后来,他从别人嘴里知道,没有中高级职称,要调到上海是本不可能的,他就更不敢问了。但他没有更好的去处,只得做一天和尚撞一天钟地盲目干着这份活。

    这天,他与编辑部的茅主任一起到郊区去参加一个活动。走在一起时,茅主任对他说:“小赵,你想过没有?你这样糊里糊涂地在报社里埋头苦干,有用吗?”

    李锦轩听了,心里感到一阵温暖。他进报社快一年了,从来没有谁跟他说过这种知心话。

    茅主任又说:“你不能只顾眼前吃到一口饭就行了,你要考虑自己的将来啊。只有想办法调过来,才能有养老保险、晋级、分房等福利待遇,否则,就什么也没有。”

    “真的,你不能往一条死胡同里走哪。我看你人不错,才跟你说这个话的。我真替你担心,这样干,你要两头脱空的,原单位关系要脱掉,这里又悬着,你将来怎么办?所以我今天特意跟你一起出来。在报社里,说话不方便……”

    李锦轩好感动。冷漠的上海滩原来也有热心人哪!

    他如实告诉茅主任说:“为了出来进修,我没来得及评上中级职称,所以恐怕调不过来。”

    茅主任给他出主意说:“人是活的,你可以通通路子,让原单位给你弄一个中级职称。如果不行,可以想法先调到郊区哪个单位,然后借用到报社,等评上了中级职称,再调到市区来。郊区的政策相对松一点,如果需要,我可以帮你找个接收单位。”

    对茅主任真心实意的关心,他千言万语并作了一句话:“茅主任,你真是个好人,我这生,不管走到哪里,不管将来命运怎样,都不会忘了你!”

    可李锦轩正要开始照茅主任说的话行动时,报社领导突然安排他到外地去开辟新领域。

    他有他的想法,领导有领导的考虑。为了生存和发展,报社开始实行改革,责任到人,给每个编辑记者在订报和创收上下达了任务。他是外地人,就要到外地去工作。吃人家的饭,就得服从人家的安排。

    这天,他开了一张报社的介绍信,就背起牛筋包,到上海附近一个城市去探路。他先来到这个市的宣传部,宣传部见他是上海过来的记者,就热情接待了他,问他要采访什么。

    他说:“第一次来,先采访一下你们市的整个经济发展情况,作个总体报道。”主任一看他是上海来的记者,就领他走进一个间会议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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