半天，慢慢地说：那北京这边的事，怎麽办？
我知道他说的“这边的事”是指什麽。
我说：除了我那弟弟，我也没什麽放心不下的了。以後就麻烦您多帮我照应著点，有个一口粥半口饭的，您就喂他一口半口。人杰现在无以为报，将来……
我说不下去了。像我这样的人也许根本没有“将来”。
挂下电话我脱力地滑坐到地上。我知道老许也不容易，可我也实在不知道该拜托谁。
有什麽东西抓住我的袖口。
我猛一抬头──竟然是迁儿！
我不知道他什麽时候跟著我出来。他光著脚，我给他洗得雪白的衬衫套在他瘦小的身体上晃来晃去的，扣子也扣错了。
我发狠地抓他过来，一个纽扣一个纽扣地给他重扣，嘴里骂骂咧咧的。
“……别再给我找麻烦了！这麽晚了你还不睡觉瞎跑什麽瞎跑？！再惹出什麽事来，看谁给你收拾烂摊子！……你这丧门的玩意儿……”
他死死地揪著我的袖子，大眼睛一眨不眨地看著我，像是要把我看透。
我心里发慌，重重地推开他，咳一下，站起来。“走了快回家！”
他跌撞著跟著我。我听见他在後面，不断从牙缝里抽气。我一看，原来他的脚早就被尖锐的石子扎破，留下大大小小的创口。
我认命地返回到他面前，蹲下身子。他安静地爬上我的背。
那条路漆黑一片，没有人烟。可是他小小的、几乎没有重量的身子落在我的背上，却带给我出生以来就没有过的异样的温暖和安心。我想，如果我有能力可以养起他，那该多好，我一定不会让他跟著我吃苦。可是我……
我把他往上拖拖，想著，如果这条路长得没有尽头，是不是我们就不用分开？
§
到了家我把他放在床上，打来一盆水轻轻地给他清洗脚上的伤口。他不似男孩子的秀巧的脚在水盆里荡来荡去，清秀的脸儿上挂著无忧无虑的清甜的笑。
也许什麽都不明白，反而可以幸福一点吧。
我给他擦干净脚，让他去睡。
我必须得走了，也许可以赶得上凌晨北京南下的火车皮。如果不走……
如果不走，就再也走不了了。
我抱著迁儿，重重地吻他湿润的嘴唇，细细的脖子，还有小小不明显的喉结。他的喘息沈重起来，发出欢愉的呻吟。我及时悬崖勒马，躲过了他明媚大眼里不解的水气。
我只带了两件衣服，其他的一切都留给他。
他日若还得相见，我定当──
我拔步离开。
迁儿却轻轻地叫唤一声，从床上扑下来，抓住我的裤角。
我大惊，不断地甩腿。
他咬著嘴唇，表情是我从没见过的决然。
他用双手紧紧抱住我的腿，我怎麽甩也甩不掉。
我说：“祝迁！听话！快放手！！！”
他死命摇头，眼泪不断地滚下来。
“哥……哥……”他结巴著叫我，我几乎克制不住想要抱住他的冲动。
我闭上眼，把心一横。
“迁儿你放不放手？你不放我要打你了！”
他哭著更紧地抓住我不放。
我抬起另一只脚，狠狠地踢过去。
他发出小动物受伤一样的呜咽，手上却一点也不肯放松。
我於是发疯般地一脚一脚地踢过去。
他终於放手，蜷缩在地上不住地咳。
我刚要上前，脑子里及时响起警铃，我硬生生收住步子，抓起包袱转身就跑。
“咳咳……哥、哥哥……咳！不要走……”
我不敢回头，怕见了他流血的样子会功亏一篑。
我做梦都想听见他对我说话，可我也做梦都想不到，我终於逼他开口，却是这样残酷的场合，说了那样的话。
我像逃一样没命地奔出家门。
～～陆～～
§
我没有想到这次离开北京，一走就是六年。
我走了好几个省，好多城市，各样的工作我都尝试过。很多当时一起南下的兄弟，有的熬不住回了老家，有的落地生根结婚生子，只有我没什麽变化，将将维持著一个人的生活。
我偶尔会往北京打一个长途电话。我知道老许在第二年找了个後老伴，也是山东人，人很好，对老许没得说，只是後老伴带来的儿子很不是东西，游手好闲还经常喝酒误事，有时候还会打骂老许甚至他自己的亲妈。
起初我会问问迁儿的情况。我跟老许说：不管怎麽说我也是他哥，留下他一个人说走就走，临走还打了他始终让我愧疚。
老许只是叹气，问久了他会说：你走都已经走了，还管得了那麽多麽？我便无颜再问下去。
我知道迁儿过得不好。他不可能过得好。他只是活著。
58年开始搞“运动”，处处都是公社。倒是不愁饿死，但那苍白的生活日复一日地折磨著我，我变得敏感暴躁，不肯与人接触。
我也不再给老许打电话，只想著如果迁儿可以活下去，那麽我安人杰愿意折一半阳寿还愿老天爷。
§
1960年出了大事，中苏关系破裂，苏联撤走了一切经济和科技上的援助。适逢严重的自然灾害，国内的状况糟到不能再糟。2月的时候我终於决定回北京去。
那个时候北京的情况也不比外地，一般工人每人每月32斤粮票，妇女老人25斤，干部的待遇稍好，有1斤的油票和一些副食。那一点点的粮食根本不够吃，月底的时候连菜场地上的白菜帮子都被捡干净。不断地有人死去。
我回到鲜鱼口的煤油灯厂去，被人告知工厂早已倒闭，而老许也早就去世了，他的老伴独自回了山东老家，後老伴的儿子则不知去向。
我又找回去廊坊头条的旧日住所，房子也早已改建，问起迁儿，没有人知道他。
我在左安门附近又找了一家工厂，厂子几乎没有效益，全靠政府有限的补助才勉强维持著。我每个月领著32斤糙米，月底总是饿得头晕眼花脚底下打晃。
厂子安排我住在永定门附近的一个临时搭建的简易楼里，楼道很窄，终年灯光昏暗，有一股刺鼻的腥臊气味。偶尔会有小偷跑进来偷走半颗白菜，被偷的住户举著扫帚追出来，有气无力地喊两声。我就穿过这样的地方回到我的房间，常常又累又饿，连鞋也不脱倒头就睡。
那个时候我的隔壁住著
我知道他说的“这边的事”是指什麽。
我说：除了我那弟弟，我也没什麽放心不下的了。以後就麻烦您多帮我照应著点，有个一口粥半口饭的，您就喂他一口半口。人杰现在无以为报，将来……
我说不下去了。像我这样的人也许根本没有“将来”。
挂下电话我脱力地滑坐到地上。我知道老许也不容易，可我也实在不知道该拜托谁。
有什麽东西抓住我的袖口。
我猛一抬头──竟然是迁儿！
我不知道他什麽时候跟著我出来。他光著脚，我给他洗得雪白的衬衫套在他瘦小的身体上晃来晃去的，扣子也扣错了。
我发狠地抓他过来，一个纽扣一个纽扣地给他重扣，嘴里骂骂咧咧的。
“……别再给我找麻烦了！这麽晚了你还不睡觉瞎跑什麽瞎跑？！再惹出什麽事来，看谁给你收拾烂摊子！……你这丧门的玩意儿……”
他死死地揪著我的袖子，大眼睛一眨不眨地看著我，像是要把我看透。
我心里发慌，重重地推开他，咳一下，站起来。“走了快回家！”
他跌撞著跟著我。我听见他在後面，不断从牙缝里抽气。我一看，原来他的脚早就被尖锐的石子扎破，留下大大小小的创口。
我认命地返回到他面前，蹲下身子。他安静地爬上我的背。
那条路漆黑一片，没有人烟。可是他小小的、几乎没有重量的身子落在我的背上，却带给我出生以来就没有过的异样的温暖和安心。我想，如果我有能力可以养起他，那该多好，我一定不会让他跟著我吃苦。可是我……
我把他往上拖拖，想著，如果这条路长得没有尽头，是不是我们就不用分开？
§
到了家我把他放在床上，打来一盆水轻轻地给他清洗脚上的伤口。他不似男孩子的秀巧的脚在水盆里荡来荡去，清秀的脸儿上挂著无忧无虑的清甜的笑。
也许什麽都不明白，反而可以幸福一点吧。
我给他擦干净脚，让他去睡。
我必须得走了，也许可以赶得上凌晨北京南下的火车皮。如果不走……
如果不走，就再也走不了了。
我抱著迁儿，重重地吻他湿润的嘴唇，细细的脖子，还有小小不明显的喉结。他的喘息沈重起来，发出欢愉的呻吟。我及时悬崖勒马，躲过了他明媚大眼里不解的水气。
我只带了两件衣服，其他的一切都留给他。
他日若还得相见，我定当──
我拔步离开。
迁儿却轻轻地叫唤一声，从床上扑下来，抓住我的裤角。
我大惊，不断地甩腿。
他咬著嘴唇，表情是我从没见过的决然。
他用双手紧紧抱住我的腿，我怎麽甩也甩不掉。
我说：“祝迁！听话！快放手！！！”
他死命摇头，眼泪不断地滚下来。
“哥……哥……”他结巴著叫我，我几乎克制不住想要抱住他的冲动。
我闭上眼，把心一横。
“迁儿你放不放手？你不放我要打你了！”
他哭著更紧地抓住我不放。
我抬起另一只脚，狠狠地踢过去。
他发出小动物受伤一样的呜咽，手上却一点也不肯放松。
我於是发疯般地一脚一脚地踢过去。
他终於放手，蜷缩在地上不住地咳。
我刚要上前，脑子里及时响起警铃，我硬生生收住步子，抓起包袱转身就跑。
“咳咳……哥、哥哥……咳！不要走……”
我不敢回头，怕见了他流血的样子会功亏一篑。
我做梦都想听见他对我说话，可我也做梦都想不到，我终於逼他开口，却是这样残酷的场合，说了那样的话。
我像逃一样没命地奔出家门。
～～陆～～
§
我没有想到这次离开北京，一走就是六年。
我走了好几个省，好多城市，各样的工作我都尝试过。很多当时一起南下的兄弟，有的熬不住回了老家，有的落地生根结婚生子，只有我没什麽变化，将将维持著一个人的生活。
我偶尔会往北京打一个长途电话。我知道老许在第二年找了个後老伴，也是山东人，人很好，对老许没得说，只是後老伴带来的儿子很不是东西，游手好闲还经常喝酒误事，有时候还会打骂老许甚至他自己的亲妈。
起初我会问问迁儿的情况。我跟老许说：不管怎麽说我也是他哥，留下他一个人说走就走，临走还打了他始终让我愧疚。
老许只是叹气，问久了他会说：你走都已经走了，还管得了那麽多麽？我便无颜再问下去。
我知道迁儿过得不好。他不可能过得好。他只是活著。
58年开始搞“运动”，处处都是公社。倒是不愁饿死，但那苍白的生活日复一日地折磨著我，我变得敏感暴躁，不肯与人接触。
我也不再给老许打电话，只想著如果迁儿可以活下去，那麽我安人杰愿意折一半阳寿还愿老天爷。
§
1960年出了大事，中苏关系破裂，苏联撤走了一切经济和科技上的援助。适逢严重的自然灾害，国内的状况糟到不能再糟。2月的时候我终於决定回北京去。
那个时候北京的情况也不比外地，一般工人每人每月32斤粮票，妇女老人25斤，干部的待遇稍好，有1斤的油票和一些副食。那一点点的粮食根本不够吃，月底的时候连菜场地上的白菜帮子都被捡干净。不断地有人死去。
我回到鲜鱼口的煤油灯厂去，被人告知工厂早已倒闭，而老许也早就去世了，他的老伴独自回了山东老家，後老伴的儿子则不知去向。
我又找回去廊坊头条的旧日住所，房子也早已改建，问起迁儿，没有人知道他。
我在左安门附近又找了一家工厂，厂子几乎没有效益，全靠政府有限的补助才勉强维持著。我每个月领著32斤糙米，月底总是饿得头晕眼花脚底下打晃。
厂子安排我住在永定门附近的一个临时搭建的简易楼里，楼道很窄，终年灯光昏暗，有一股刺鼻的腥臊气味。偶尔会有小偷跑进来偷走半颗白菜，被偷的住户举著扫帚追出来，有气无力地喊两声。我就穿过这样的地方回到我的房间，常常又累又饿，连鞋也不脱倒头就睡。
那个时候我的隔壁住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