月魂 作者:何顿
月魂第3章
她刷浆糊我贴纸，后来我刷浆糊她贴纸，直忙到天黑。屋里亮堂了许多，煤油灯格外显亮。母亲为她专做了几个菜，吃完晚饭，我们便坐在灯下聊天。
晚上9点钟我送她出来，俩人在冷清清的小巷里走着，空气拥着春天的清新抚慰着我们。她异常高兴，脸上撒着娇媚和得意的网。
“我今天一点也不累，”她说。我说：“我是腰都断了。”“你没用，”她打了我一下，看着布满星星的深幽幽的天空，“我有时候觉得天空很可怕，总怕它会塌下来一样。”“应该不可怕”我说，“天就是天，想都不要去想。”“明天你来我家玩不”
她说。我说：“看情况。”她说：“我等你。”这时晚班车来了，她登了上去，在车门将关的那一刹那，她斜瞟了我一眼，那仿佛是扔过来的一把铁钩。
第二天，我好像是被她的那把铁钩一路拉扯进去的，我一进门就似乎迈进了一个柔软的口袋，我嗅到了一种很刺激神经的肉香，那是她身上散发出来的。她为我买了斤兰花豆，一斤饼干，半斤油炸花生米和一包大前门烟。“我不吃零食的。”我说。她一笑：“那我不变成为自己买了”“我抽烟。”我坐到桌前点燃一支烟。我感到有股情爱的洪流在冲击着脑壁，我也不知道怎么回事就搂住了她，像个歹头样的对她施展着男人的威猛，她起先有点扭捏，很快在我强横的疯劲下屈服了，成了只绵羊。事后她对我说：“我都是你的了，开始我还以为你会把我搞死，你真粗野。”我很惭愧，我说：“对不起。”“没什么，”她娇声说，“反正我是你的了。”
那天我听从了秋兰的主意，用她那当街的房子开个“画像”铺，用自己的特长养活自己。她的房子是她爷爷留下的私房，在书院路的街口上后来我平反回校工作后把它卖了。我把当街的两页窗户下了，扩大一半，安了活动木板，在窗口上面钉了块白漆木板，用黑漆写了两个醒目的方体字“画像”。
如今平躺在我身旁的秋兰早已失去了从前的光色，没了乳房，四肢也干瘦了，思想和温柔以及一切美好的肌肉均退化了。她现在生活在自己的心地里，她的世界那样窄，连一个交心朋友都没有，看人也是从门缝里看了。“你怕这个世界上有好人，”她说，“没有一个，包括你在内。”那是一个灰蒙蒙的傍晚，在那种傍晚老鼠子也会吵架，我们面对面坐在饭桌前。那天她摔碗了，那是她第一次摔碗，为一句话。“你应该活得精神点，”我说，“莫这么一副晦气相。”“我就是这鳖样子，你看不得我就滚”她很理直气壮，把手中的碗往地上一摔，叭。我倒不是心疼那只碗，我是觉得她不应该拿碗出气。我喊醒她说：“碗又没得罪你”于是她把菜碗也拂到了地上，那砸烂的碎片像一朵百合花。“看你还砸”我火道。她拿起一个菜碗又一扔，砰。我一伸手揪住了她的头发，把她直拉到沙发上按住，“你这臭鳖，不要以为老子欠了你什么”我吼道，但是我攥紧的拳头没有砸下去。她没有乳房，我想。
6
我在学校里教书一星期里只有一天课，六节，三个班每班二节。教美术课，对于我这只伸开翅膀扑打了几十年的老麻雀来说，完全是小菜一碟了。所以有很多时间我都打发在画国画上。1980年，在社会上打了将近20年流的我，又平反回校工作了。然而我一回到学校又感到工作是多么乏味，当老师是多么无聊。为了这种无聊不至于像沼泽地那样把我吞噬掉，我就用画画来消磨时间，正好我在土夫子队里认识的彭找上门来了，彭需要我的画，他把我的画和收购的一些工艺品打成包，运到日本和东欧一些国家去卖，赚外国人的钱。彭在日本定居，他有个叔叔在日本，专做这种生意。1983年，彭穿件不大合身的洋装，戴副变色眼镜，手里夹一根长达半尺的大雪茄出现在我眼底时，我还以为是来了个小丑。“何教授，”他给我封头衔说，摘下了宽大的变色镜。凭他那宽大吓人的嘴唇和额下的马眼睛，我顿时认出了他，“彭哥。”我说。彭看着我桌上壁上画的一些国画花鸟和山水，大为高兴：“你的画绝对能卖钱，”彭说，“我骗你是崽，我叔叔专干这行的。”秋兰一听说我的画能卖钱，立即就笑了，“真的哎”“我就是来找何教授的，”彭说，“我还想要何教授介绍我结识几个湖南的画家，不然我不得来，秋姐。”那天彭在我家吃的晚饭，他为了显自己有钱，把西装内口袋内的一大叠美元和人民币拿出来展示给我看。“如今的彭宝，”他得意地说，“用不着看别人的脸色行事了。”
他走后，秋兰说：“人真是三十年河水轮流转，他现在牛屎样的了，我以前最看他不起。”
彭现在是我的财神，我的工资七七八八加起来勉强两百元，只够我一个人用。彭以十元一张从我手上买去，他在那边怎么干的我不知道也不想知道，反正他半年来我这里收一次，边数画边点钱，简简单单。画国画等于是耍把戏，十几分钟就可以画一张，一上午可以画十几张。我和彭已经成交了五次，彭已经付给了我两万多元，就是说我已经有两千多张所谓国画被彭运往国外去卖了。
彭最近来信说，他不久将回国，要我准备一批画。他的信是从匈牙利寄来的。于是我停顿了有一向的画笔又拿了起来，很自信地站在桌前，画青蛙，画麻雀，画鸡等等，又铺满一地。
那天上午尚青青又来了。她穿一身束腰的西服米色裙，挎着个漂亮的小包，烫了头发，戴副太阳镜，像个三十来岁的女人。
“是你”我拉开门时愣住了。她一笑，“不欢迎”“欢迎。”我让她进了屋。
我手里拿着支中号毛笔，“我在玩把戏。”我走到桌前说。她低下头瞧我画，我本来画画是很随便的，她站在我一旁我立即显得很认真，比比划划，其实我心里一塌糊涂。她指着我画的一只麻雀说：“画得好活。”“是有点味。”“这张画给我”她瞟着我。
我说：“你拿去罗。”她弯下身去拾画，翘着屁股，她的腿让我目光一热。我猛然看见了湘江宾馆里的她，那种目光投过来有如一江春水直泻到我脸上。我瞅着她把画折叠成手帕大放入她的皮包里；她那烫过的头发显出一种装修过的美，她的脸也是装修过的，透出一种好嗅的香气。只有她的眼光没有被现代文明强奸，那是蛇的目光，进攻型的目光，带点荒原的气味。从她的眼睛里我知道了她的生活。“跳个舞吧，干站着显得蠢气。”
我说。我打开音响，放了盒家庭舞曲磁带，美丽的村庄便从六个喇叭里扬出来。我把音量拧小了些，走上去轻轻搂着她的腰，很精神地跳起来。“你跳得真好，”她说。
我盯住她的眼睛，“我没有什么不好。”我说，“抱着你，我回到了过去。”她的目光躲开了，我继续带着一种残忍的心看着她，“你怎么又想起要来找我”“我说不清楚，”
她咕哝道。我忽然想侮辱她。她有个笑话似的婚姻，她同一个香港男人闪电似的结婚了，从认识到完婚还没有一个星期，但是那个香港男人只睡了她四天就离去了，从此杳无音讯。“你是不是不舒服了”我损她说，“你的第三任丈夫走了，你就来寻我是呗”
她后来告诉我那个香港男人用春药弄她，自己也要借助春药，那个老男子汉把她的心搞野了，她是因为气闷和感到在我面前她不会有什么羞耻我们结合过而回过头来找我的。“生活就是这样，理解和不理解都是这样。”她说。
那天我说：“你不怕我强奸你”“你不会这样，”她说，脸红了。“我会”我说，强横地搂住了她。她用手抵着我的颈根，我火了，给了她脸上一巴掌，“你以为你真的蛮巧”我带点旧有的仇恨说，“你不过是被别人抛弃的娼妇。”她的左脸至耳根顿时出现了五个红肿的指樱“在这种事上扭捏，我最反感”我继续说。
她被我逼人的气势慑住了，她望着我，泪水从她眼角无声的滚落下来。“我走，”
她说。她拿起包，真的转身往门口走，我从背后把她抱住了，“你莫走，”我觉得这句话是从胸腔里蹦出来的，像一汪水，从她迷人的发型上流下去，经过她圆润的脖子往下淌直至脚底。“我要走，你打了我。”她说，声音很凄凉，“你嫌我。”
“不，这更证明我仍爱你。”我坚决地说，把她的脸扳过来，“你是不可能从我心中抹掉的。我一直没有忘记过你，在湘江宾馆一见到你，我就感到我还爱着你，因此我恨我自己不能忘记你，恨得要死。”
7
1982年二姐从马来西亚回国的时候也是这么对我说的。“我一直没有忘记过你，”
二姐说，“还记得那次你跌倒在田沟里吗那是个冬天，你跌得满身泥水，我脱下红棉袄包住你，还帮你揩裤腿上的泥。”我不记得了，我说：“记得。”“那天我病倒了，”
二姐回忆说，“发高烧好几天，爸爸还骂了我，我印象很深。”
二姐很胖很黑，我猜是马来西亚的太阳要毒辣些。二姐满身绫罗绸缎，戴着金耳环，金项链和宝石戒指，但仍掩饰不住岁月流逝的痕迹。二姐在我依稀的记忆中是俊俏的美女，父亲很爱她，当她为掌上明珠。“小毛”二姐唤我几十年未用的小名说，“爸爸死在马来西亚，他老人家死前说他的骨灰要葬在故乡，他不愿埋在马来西亚。爸爸是1979年死的，活了80多岁，寿终正寝。”我对父亲已经没有记忆了。“我和爸爸呆在一起的日子不多，”我说，“我只记得爸爸最后一次开辆油绿色的小汽车来乡下接我”
“爸爸经常念你，”二姐说，“尤其是后面几年。”我很惭愧，父亲在我记忆的荒岛上一点面积也没占。“我不记得爸爸是什么相了，”我说。
二姐是先到乡下老家，找到我姨妈母亲的妹妹，由姨妈和表弟陪来的。二姐在我家住了五天。她走的前一天拉着家云我女儿买来了冰箱、录像机、照相机彩电，洗衣机和收录机我有和一辆给家云上学骑的女式凤凰单车。她叫了辆出租车送来，使秋兰高兴得同下了蛋的母鸡一样唱个不停。“小毛，你还需要什么只管说。”二姐说，“我还有些钱。”“全齐了，”我说。二姐走的时候给了家云二千美元，给了我五千美元，给我母亲也五千美元，而且她用我的名字瞒着我从马来西亚汇来二万美元给伺家垅中学建教学楼，当何家垅中学校长和支部书记向县教委要辆吉普车，跑来请我去剪彩时，我还以为他们找错了对象。“没错，”校长说，“你二姐在信上注明白了，这二万美元就当是你捐的。”校长把设计的教学楼平面图一张张给我看，我费力地看也看不懂。校长说。“我们来请你去破土剪彩。”我拒绝道：“破土剪什么彩要剪彩等建好了我替我二姐去剪彩。”我给二姐去了封信，责备她没把捐钱的事告诉我，代替她回信的是我侄儿国荣。二姐于那年回去不久就因肝癌死在马来西亚了。“病是突发的，”国荣说，“从发病到死只三个星期，快得闪电一样。”
1984年5月侄儿国荣从马来西
月魂第3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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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刷浆糊我贴纸，后来我刷浆糊她贴纸，直忙到天黑。屋里亮堂了许多，煤油灯格外显亮。母亲为她专做了几个菜，吃完晚饭，我们便坐在灯下聊天。
晚上9点钟我送她出来，俩人在冷清清的小巷里走着，空气拥着春天的清新抚慰着我们。她异常高兴，脸上撒着娇媚和得意的网。
“我今天一点也不累，”她说。我说：“我是腰都断了。”“你没用，”她打了我一下，看着布满星星的深幽幽的天空，“我有时候觉得天空很可怕，总怕它会塌下来一样。”“应该不可怕”我说，“天就是天，想都不要去想。”“明天你来我家玩不”
她说。我说：“看情况。”她说：“我等你。”这时晚班车来了，她登了上去，在车门将关的那一刹那，她斜瞟了我一眼，那仿佛是扔过来的一把铁钩。
第二天，我好像是被她的那把铁钩一路拉扯进去的，我一进门就似乎迈进了一个柔软的口袋，我嗅到了一种很刺激神经的肉香，那是她身上散发出来的。她为我买了斤兰花豆，一斤饼干，半斤油炸花生米和一包大前门烟。“我不吃零食的。”我说。她一笑：“那我不变成为自己买了”“我抽烟。”我坐到桌前点燃一支烟。我感到有股情爱的洪流在冲击着脑壁，我也不知道怎么回事就搂住了她，像个歹头样的对她施展着男人的威猛，她起先有点扭捏，很快在我强横的疯劲下屈服了，成了只绵羊。事后她对我说：“我都是你的了，开始我还以为你会把我搞死，你真粗野。”我很惭愧，我说：“对不起。”“没什么，”她娇声说，“反正我是你的了。”
那天我听从了秋兰的主意，用她那当街的房子开个“画像”铺，用自己的特长养活自己。她的房子是她爷爷留下的私房，在书院路的街口上后来我平反回校工作后把它卖了。我把当街的两页窗户下了，扩大一半，安了活动木板，在窗口上面钉了块白漆木板，用黑漆写了两个醒目的方体字“画像”。
如今平躺在我身旁的秋兰早已失去了从前的光色，没了乳房，四肢也干瘦了，思想和温柔以及一切美好的肌肉均退化了。她现在生活在自己的心地里，她的世界那样窄，连一个交心朋友都没有，看人也是从门缝里看了。“你怕这个世界上有好人，”她说，“没有一个，包括你在内。”那是一个灰蒙蒙的傍晚，在那种傍晚老鼠子也会吵架，我们面对面坐在饭桌前。那天她摔碗了，那是她第一次摔碗，为一句话。“你应该活得精神点，”我说，“莫这么一副晦气相。”“我就是这鳖样子，你看不得我就滚”她很理直气壮，把手中的碗往地上一摔，叭。我倒不是心疼那只碗，我是觉得她不应该拿碗出气。我喊醒她说：“碗又没得罪你”于是她把菜碗也拂到了地上，那砸烂的碎片像一朵百合花。“看你还砸”我火道。她拿起一个菜碗又一扔，砰。我一伸手揪住了她的头发，把她直拉到沙发上按住，“你这臭鳖，不要以为老子欠了你什么”我吼道，但是我攥紧的拳头没有砸下去。她没有乳房，我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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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学校里教书一星期里只有一天课，六节，三个班每班二节。教美术课，对于我这只伸开翅膀扑打了几十年的老麻雀来说，完全是小菜一碟了。所以有很多时间我都打发在画国画上。1980年，在社会上打了将近20年流的我，又平反回校工作了。然而我一回到学校又感到工作是多么乏味，当老师是多么无聊。为了这种无聊不至于像沼泽地那样把我吞噬掉，我就用画画来消磨时间，正好我在土夫子队里认识的彭找上门来了，彭需要我的画，他把我的画和收购的一些工艺品打成包，运到日本和东欧一些国家去卖，赚外国人的钱。彭在日本定居，他有个叔叔在日本，专做这种生意。1983年，彭穿件不大合身的洋装，戴副变色眼镜，手里夹一根长达半尺的大雪茄出现在我眼底时，我还以为是来了个小丑。“何教授，”他给我封头衔说，摘下了宽大的变色镜。凭他那宽大吓人的嘴唇和额下的马眼睛，我顿时认出了他，“彭哥。”我说。彭看着我桌上壁上画的一些国画花鸟和山水，大为高兴：“你的画绝对能卖钱，”彭说，“我骗你是崽，我叔叔专干这行的。”秋兰一听说我的画能卖钱，立即就笑了，“真的哎”“我就是来找何教授的，”彭说，“我还想要何教授介绍我结识几个湖南的画家，不然我不得来，秋姐。”那天彭在我家吃的晚饭，他为了显自己有钱，把西装内口袋内的一大叠美元和人民币拿出来展示给我看。“如今的彭宝，”他得意地说，“用不着看别人的脸色行事了。”
他走后，秋兰说：“人真是三十年河水轮流转，他现在牛屎样的了，我以前最看他不起。”
彭现在是我的财神，我的工资七七八八加起来勉强两百元，只够我一个人用。彭以十元一张从我手上买去，他在那边怎么干的我不知道也不想知道，反正他半年来我这里收一次，边数画边点钱，简简单单。画国画等于是耍把戏，十几分钟就可以画一张，一上午可以画十几张。我和彭已经成交了五次，彭已经付给了我两万多元，就是说我已经有两千多张所谓国画被彭运往国外去卖了。
彭最近来信说，他不久将回国，要我准备一批画。他的信是从匈牙利寄来的。于是我停顿了有一向的画笔又拿了起来，很自信地站在桌前，画青蛙，画麻雀，画鸡等等，又铺满一地。
那天上午尚青青又来了。她穿一身束腰的西服米色裙，挎着个漂亮的小包，烫了头发，戴副太阳镜，像个三十来岁的女人。
“是你”我拉开门时愣住了。她一笑，“不欢迎”“欢迎。”我让她进了屋。
我手里拿着支中号毛笔，“我在玩把戏。”我走到桌前说。她低下头瞧我画，我本来画画是很随便的，她站在我一旁我立即显得很认真，比比划划，其实我心里一塌糊涂。她指着我画的一只麻雀说：“画得好活。”“是有点味。”“这张画给我”她瞟着我。
我说：“你拿去罗。”她弯下身去拾画，翘着屁股，她的腿让我目光一热。我猛然看见了湘江宾馆里的她，那种目光投过来有如一江春水直泻到我脸上。我瞅着她把画折叠成手帕大放入她的皮包里；她那烫过的头发显出一种装修过的美，她的脸也是装修过的，透出一种好嗅的香气。只有她的眼光没有被现代文明强奸，那是蛇的目光，进攻型的目光，带点荒原的气味。从她的眼睛里我知道了她的生活。“跳个舞吧，干站着显得蠢气。”
我说。我打开音响，放了盒家庭舞曲磁带，美丽的村庄便从六个喇叭里扬出来。我把音量拧小了些，走上去轻轻搂着她的腰，很精神地跳起来。“你跳得真好，”她说。
我盯住她的眼睛，“我没有什么不好。”我说，“抱着你，我回到了过去。”她的目光躲开了，我继续带着一种残忍的心看着她，“你怎么又想起要来找我”“我说不清楚，”
她咕哝道。我忽然想侮辱她。她有个笑话似的婚姻，她同一个香港男人闪电似的结婚了，从认识到完婚还没有一个星期，但是那个香港男人只睡了她四天就离去了，从此杳无音讯。“你是不是不舒服了”我损她说，“你的第三任丈夫走了，你就来寻我是呗”
她后来告诉我那个香港男人用春药弄她，自己也要借助春药，那个老男子汉把她的心搞野了，她是因为气闷和感到在我面前她不会有什么羞耻我们结合过而回过头来找我的。“生活就是这样，理解和不理解都是这样。”她说。
那天我说：“你不怕我强奸你”“你不会这样，”她说，脸红了。“我会”我说，强横地搂住了她。她用手抵着我的颈根，我火了，给了她脸上一巴掌，“你以为你真的蛮巧”我带点旧有的仇恨说，“你不过是被别人抛弃的娼妇。”她的左脸至耳根顿时出现了五个红肿的指樱“在这种事上扭捏，我最反感”我继续说。
她被我逼人的气势慑住了，她望着我，泪水从她眼角无声的滚落下来。“我走，”
她说。她拿起包，真的转身往门口走，我从背后把她抱住了，“你莫走，”我觉得这句话是从胸腔里蹦出来的，像一汪水，从她迷人的发型上流下去，经过她圆润的脖子往下淌直至脚底。“我要走，你打了我。”她说，声音很凄凉，“你嫌我。”
“不，这更证明我仍爱你。”我坚决地说，把她的脸扳过来，“你是不可能从我心中抹掉的。我一直没有忘记过你，在湘江宾馆一见到你，我就感到我还爱着你，因此我恨我自己不能忘记你，恨得要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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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2年二姐从马来西亚回国的时候也是这么对我说的。“我一直没有忘记过你，”
二姐说，“还记得那次你跌倒在田沟里吗那是个冬天，你跌得满身泥水，我脱下红棉袄包住你，还帮你揩裤腿上的泥。”我不记得了，我说：“记得。”“那天我病倒了，”
二姐回忆说，“发高烧好几天，爸爸还骂了我，我印象很深。”
二姐很胖很黑，我猜是马来西亚的太阳要毒辣些。二姐满身绫罗绸缎，戴着金耳环，金项链和宝石戒指，但仍掩饰不住岁月流逝的痕迹。二姐在我依稀的记忆中是俊俏的美女，父亲很爱她，当她为掌上明珠。“小毛”二姐唤我几十年未用的小名说，“爸爸死在马来西亚，他老人家死前说他的骨灰要葬在故乡，他不愿埋在马来西亚。爸爸是1979年死的，活了80多岁，寿终正寝。”我对父亲已经没有记忆了。“我和爸爸呆在一起的日子不多，”我说，“我只记得爸爸最后一次开辆油绿色的小汽车来乡下接我”
“爸爸经常念你，”二姐说，“尤其是后面几年。”我很惭愧，父亲在我记忆的荒岛上一点面积也没占。“我不记得爸爸是什么相了，”我说。
二姐是先到乡下老家，找到我姨妈母亲的妹妹，由姨妈和表弟陪来的。二姐在我家住了五天。她走的前一天拉着家云我女儿买来了冰箱、录像机、照相机彩电，洗衣机和收录机我有和一辆给家云上学骑的女式凤凰单车。她叫了辆出租车送来，使秋兰高兴得同下了蛋的母鸡一样唱个不停。“小毛，你还需要什么只管说。”二姐说，“我还有些钱。”“全齐了，”我说。二姐走的时候给了家云二千美元，给了我五千美元，给我母亲也五千美元，而且她用我的名字瞒着我从马来西亚汇来二万美元给伺家垅中学建教学楼，当何家垅中学校长和支部书记向县教委要辆吉普车，跑来请我去剪彩时，我还以为他们找错了对象。“没错，”校长说，“你二姐在信上注明白了，这二万美元就当是你捐的。”校长把设计的教学楼平面图一张张给我看，我费力地看也看不懂。校长说。“我们来请你去破土剪彩。”我拒绝道：“破土剪什么彩要剪彩等建好了我替我二姐去剪彩。”我给二姐去了封信，责备她没把捐钱的事告诉我，代替她回信的是我侄儿国荣。二姐于那年回去不久就因肝癌死在马来西亚了。“病是突发的，”国荣说，“从发病到死只三个星期，快得闪电一样。”
1984年5月侄儿国荣从马来西
月魂第3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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