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七十岁生日那天，我向医院提交了一分活体组织检查（活检）的申请报告。在俄勒冈州波特兰市的这家医院里，我已做了四十多年的医生，我曾经是医疗部主任和同仁会主席；今年我的大儿子理查德成了同仁会的主席。在先前的岁月，我有过一万五千次像个国王似地走进专用的大门，按亮了通知电话接线员我已来上班的指示灯，而后便像一阵风似的边和身边的人道个早安，边走向标有“个人专用”的电梯。 但今天完全不一样了，我是普通民众的一员，必须坐在大厅里等候工作人员的叫号。四十年来，哪怕我在这医院里只呆过一天吧，她还是要问我叫什么名字，中间名的第一个字母是什么，生日和近亲的姓名，紧急情况时该通知谁，和，最重要的，医疗保险的承保公司。这些问题我听过何止上千遍，但今天其含义就完全不同了。“宗教”意味着你是否需要牧师？是否需要最终的宗教仪式？“近亲”意味着通知谁来搬运你的尸体？“保险承保者”则意味着谁来付帐？
在过去，我送去医院的病人从来没有被拒过。偶尔我也会接到营业事务办公室的电话，说这个病人没有保险，或这个病人是接受福利救济的，或这个病人保险额度已过，我都会满不在乎的回答；“明天我会和入院处商量”。我的病人就入院了，我有足够的威信去打破规矩。随着医院财务状况的变化和行政部门的新人进入，我的影响力退潮了。将来总有一天，除非是急症，我是无法让病人住院了。即使是现在，一个没有医生帮助的病人会发生什么事呢？急诊对
医院而言是小事一桩，但对病人而言就完全不一样了。
等待和填表打字花了几乎一个小时，特别令人厌烦。我刚做医生时认识一位大夫，他特别在乎钞票，他收病人住院时总是亲自办理病人的入院手续。他让秘书呆在一旁，又把病人引到另一个房间，自己又返回到住院处向办事员提供一切必需的资料。我还笑过他的小家子气，但现在我知道了为什么那些病人会愿意付给那医生可怕的费用了。
我走进接待室，我的双腿没问题，有问题的是喉咙，但我必须按医院的陋规陈钜，不能自己走入而被按在轮椅上。而后是一连串无礼的对待，他们拿走了我的全部衣服，给了我一件又瘦又小的病人服。我是个大块头，又高，又是桶状，试着将这件衣服套在头颈上，但短得连身体的重要部位都遮不住。衣服太紧了，后背又是开着的，我觉得像一个裸体的新生儿，突然陷入了无助之中。
躺在医院房间的床上也是一种新的体验。我曾有过几千次在这同样的房间里，但是以不同的姿态。那时我是指挥者，衣着整齐，笔挺站立着俯视躺在床上无助的病人。现在我就是那个病人，毫不夸张地说，我的尊严已被剥除，我不再是个头儿，我像一个婴儿一样被对待。
早晨已过，我开始安顿下来。护士拿着又一张纸进来要我签名，上面用细小的字母印着有关手术和麻醉风险的长长的法律文件。在接待室的办公桌上，我已签署了一份，那是为解脱医院的责任而备的，而这一份是保护外科医生和麻醉师的。为什么起初不放在一起签呢？我不懂。
我对这些法律文件是懂的，提供医疗保健服务的人总是担心被病人告上法院，尤其是法律已规定了病人必须完全被告知存在的风险和可能的选择。不过这些文件表格鲜有被解释和通读的。
我的儿媳妇路易丝是个律师，当她在医院里分娩时，就在被推进产房时，护士递给了她一份同意书。路易丝抗议说，“我所有的律师训练都禁止我在既没阅读又不理解的情况下签字。”受惊的护士就请医生来对付这位难缠的病人。医生花了几分钟，平静地解释麻醉可能会导致死亡或瘫痪。路易丝害怕而又无助地看着她的医生丈夫，理查德，他很快地说，“签名吧。”
我也在我的同意书上签了名，还要做什么？我记得我有一个病人被送入院做子切除，因为她还年轻，外科大夫要求她丈夫也要签字，这位丈夫拒绝了。“你是赌博啊”，外科大夫说，“不签字耽误你自己，星期四是高尔夫球日，明天在办公室见你吧。”说完，他就离开了医院。
我可不愿意做任何耽搁我手术的事情。我预约的时间是中午，但我被要求早上七点以前来医院。我还算是辛运的，那些预约在八点的病人被要求清晨五点来医院。一百多年来的传统是病人应在手术前晚入院，但去年这程序改了。许多医院都让病人在手术的当天入院，这并非是什么科学研究表明对病人有好处，而是因为这样对医院有好处。现在医院收费是据病例而非据住院天数，故病人住院日子越少，医院赚钱越多。
入院手续办了一个小时，而后四个小时焦虑的等待，比死还难过。我试图看书，但集中不了注意力，便和太太说些空泛而不重要的事情。中午时分，一个护士带来了一个让我铁了心要离开医院的坏消息，我的手术室已准备就绪，但手术医生不在，他在其它医院里因手术延误而要迟到了。这消息令人沮丧，我意识到外科医生们总是把最容易的手术安排在最后，现在这位手术医生够他奔忙的了，他必须在大手术和小手术之间增加一次车辆的往返。尽管他赶到时也许已疲力尽，但为了不延误下午的安排，他不得不匆忙工作，就这样牺牲了我的利益而成全了他的计划。这就是对待同仁的卑劣之处。
现在是午餐时间，所以我还考虑到麻醉师。现代化的麻醉机器是一个复杂的机械系统，必须由专家纵。倘若麻醉师肚子饿了，要去走廊取块三明治或喝一杯橙汁，他便会将机器交付助手，并设置在自动挡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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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过去，我送去医院的病人从来没有被拒过。偶尔我也会接到营业事务办公室的电话，说这个病人没有保险，或这个病人是接受福利救济的，或这个病人保险额度已过，我都会满不在乎的回答；“明天我会和入院处商量”。我的病人就入院了，我有足够的威信去打破规矩。随着医院财务状况的变化和行政部门的新人进入，我的影响力退潮了。将来总有一天，除非是急症，我是无法让病人住院了。即使是现在，一个没有医生帮助的病人会发生什么事呢？急诊对
医院而言是小事一桩，但对病人而言就完全不一样了。
等待和填表打字花了几乎一个小时，特别令人厌烦。我刚做医生时认识一位大夫，他特别在乎钞票，他收病人住院时总是亲自办理病人的入院手续。他让秘书呆在一旁，又把病人引到另一个房间，自己又返回到住院处向办事员提供一切必需的资料。我还笑过他的小家子气，但现在我知道了为什么那些病人会愿意付给那医生可怕的费用了。
我走进接待室，我的双腿没问题，有问题的是喉咙，但我必须按医院的陋规陈钜，不能自己走入而被按在轮椅上。而后是一连串无礼的对待，他们拿走了我的全部衣服，给了我一件又瘦又小的病人服。我是个大块头，又高，又是桶状，试着将这件衣服套在头颈上，但短得连身体的重要部位都遮不住。衣服太紧了，后背又是开着的，我觉得像一个裸体的新生儿，突然陷入了无助之中。
躺在医院房间的床上也是一种新的体验。我曾有过几千次在这同样的房间里，但是以不同的姿态。那时我是指挥者，衣着整齐，笔挺站立着俯视躺在床上无助的病人。现在我就是那个病人，毫不夸张地说，我的尊严已被剥除，我不再是个头儿，我像一个婴儿一样被对待。
早晨已过，我开始安顿下来。护士拿着又一张纸进来要我签名，上面用细小的字母印着有关手术和麻醉风险的长长的法律文件。在接待室的办公桌上，我已签署了一份，那是为解脱医院的责任而备的，而这一份是保护外科医生和麻醉师的。为什么起初不放在一起签呢？我不懂。
我对这些法律文件是懂的，提供医疗保健服务的人总是担心被病人告上法院，尤其是法律已规定了病人必须完全被告知存在的风险和可能的选择。不过这些文件表格鲜有被解释和通读的。
我的儿媳妇路易丝是个律师，当她在医院里分娩时，就在被推进产房时，护士递给了她一份同意书。路易丝抗议说，“我所有的律师训练都禁止我在既没阅读又不理解的情况下签字。”受惊的护士就请医生来对付这位难缠的病人。医生花了几分钟，平静地解释麻醉可能会导致死亡或瘫痪。路易丝害怕而又无助地看着她的医生丈夫，理查德，他很快地说，“签名吧。”
我也在我的同意书上签了名，还要做什么？我记得我有一个病人被送入院做子切除，因为她还年轻，外科大夫要求她丈夫也要签字，这位丈夫拒绝了。“你是赌博啊”，外科大夫说，“不签字耽误你自己，星期四是高尔夫球日，明天在办公室见你吧。”说完，他就离开了医院。
我可不愿意做任何耽搁我手术的事情。我预约的时间是中午，但我被要求早上七点以前来医院。我还算是辛运的，那些预约在八点的病人被要求清晨五点来医院。一百多年来的传统是病人应在手术前晚入院，但去年这程序改了。许多医院都让病人在手术的当天入院，这并非是什么科学研究表明对病人有好处，而是因为这样对医院有好处。现在医院收费是据病例而非据住院天数，故病人住院日子越少，医院赚钱越多。
入院手续办了一个小时，而后四个小时焦虑的等待，比死还难过。我试图看书，但集中不了注意力，便和太太说些空泛而不重要的事情。中午时分，一个护士带来了一个让我铁了心要离开医院的坏消息，我的手术室已准备就绪，但手术医生不在，他在其它医院里因手术延误而要迟到了。这消息令人沮丧，我意识到外科医生们总是把最容易的手术安排在最后，现在这位手术医生够他奔忙的了，他必须在大手术和小手术之间增加一次车辆的往返。尽管他赶到时也许已疲力尽，但为了不延误下午的安排，他不得不匆忙工作，就这样牺牲了我的利益而成全了他的计划。这就是对待同仁的卑劣之处。
现在是午餐时间，所以我还考虑到麻醉师。现代化的麻醉机器是一个复杂的机械系统，必须由专家纵。倘若麻醉师肚子饿了，要去走廊取块三明治或喝一杯橙汁，他便会将机器交付助手，并设置在自动挡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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