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以为我是上帝吗？你为什么会认为我能将他的脑袋治好，这可不是在身体的任何一个部位做手术，而是在大脑皮层上的意识里。”她复述了上一位医生的话。带着气愤的语气，之后她的神情变得温和，她带着类似哀求的口吻说：“他们让我来找您，因为您总是能够解决他们不能解决的问题，尤其是在精神上的。”
“显然你已经找过很多人，可能有两位数了吧？不过他们只是我所认识的医生里的一小部分的。如果我是你，我会见完所有我认识的人，然后再去找最有用的一个。这里并没有挖苦的意思，我只是想了解我同行的实力，知道没有一个人和我在这一领域竞争，我就可以保证我的收入稳定了。”
“我们可以先谈谈病人的情况吗？他真的很糟糕，他快记不得我了，他忘记我是他的未婚妻。”她在我话语停顿的时候说。
“当然。不好意思，可能我的话太多了。因为你是照顾我生意的人，而我也想自己可以表现得热情一点。”我满怀笑意的继续说：“好吧！那我们聊一下病人的事情吧！”
“他是我的未婚夫，我们大约一个月前订的婚。上周一，我们出去约会，回来的时候他说有话对我说，说完就从楼顶跳了下去。当然这不怪别人，可能是因为我们都喝了一点酒，或者是别的什么原因。”她说。
“他失忆了。”我冷冷地说了一句。
“是的。她的头因为受到严重的撞击失去了记忆，而且这种失忆令那些脑科医生们束手无策。”她说。
“这是肯定的，记忆只能由失忆者自己找回来，医生是帮不上任何忙的。他们一定还推测了他恢复记忆所用的时间，是一到十年不等吧！”我说。
“先生，这次您猜错了。他没用一周的时间便恢复了记忆，他记得所有的人和所有的事，除了……”
“除了什么？”我带着好奇心和疑问的表情问她。
“除了我是他未婚妻这个事实，他居然忘了之前我们是多么地恩爱，他单膝跪地向我求婚，还亲手给我戴上了一枚求婚戒指。”
“那么我想亲眼见一下他，如果可以的话，我想只有我和他两个人。”我仔细斟酌完这件事后，觉得有必要先见一下另一位当事人。
她听完我说的话后，便从我的办公室出去了。不一会儿她就把一位年轻人带到我面前，并为我介绍了他。之后她又出去了，并且为我关上了办公室的门。
站在我面前的这位年轻人年龄不大，甚至可能还达不到法定的结婚年龄，而那位女士应该比他大太多，至少有五岁吧！我一边思考着，一边示意他坐下，我并不着急打开话匣子，有时候行动比语言更能说明问题。他们的关系可能不像她说的那么简单，或者……
“医生，请您一定要帮帮我，我是她的弟弟。我姐姐她在那次事故中受到了巨大的打击，她的未婚夫去世了，她把我当成了她的未婚夫。您只要观察我们的相貌就可以发现其中有多大程度的相似。”这位年轻人说。
“年轻人，你们都这么说，我该如何相信你的一面之词呢？你们都互相说对方的精神状况出现了问题，那么你可以拿出自己精神正常的证据，或者对方精神不正常的证据吗？”我问。
“那些应该是些什么东西？医疗机构关于精神状况的诊断书，还是正常的人的看法？或者我该把她和她的未婚夫的合影给你看一下。”他边拿着他的手机边说着。
他的手机里的确有这样一组图片，有一个陌生人单膝下跪求婚的，有戴戒指的，还有那个陌生人跟她比较亲密的。如果这儿不是我的办公室，而是街道上，我会认为是某个戴了绿帽子的人正在把绿帽子的佩戴过程向我无羞耻地展示。但是有一张图片中的男主角是他，虽然脸色跟那个陌生人一样红润细腻，但那的的确确就是他。
“她是何时把你当做她的未婚夫的，是在从那次事故中醒来以后的几天里，还是醒来以后很多天后。”我问他，虽然这些是早已准备的台词，可我说的时候依然很谨慎。而且刚刚看到里面的照片，已经被修得不成形了，我真佩服他对自己的照片下得去这么重的手。
“那是她醒来以后的十天左右吧！”他回答说。
“年轻人，你真的不应该骗我，既然你是来寻求我的帮助的，为什么还要耍这点伎俩呢？你并不是她的弟弟吧，而应该是她的好友，甚至更加亲密些。”我冷静地说出了这一番话，这是一些谈话过程中的思考，也许也是问题的症结。
“既然您都猜到了，我也无须再隐瞒什么。我是一个喜欢她的人，她的未婚夫也知道。她的未婚夫在死前请求我照顾她，因而我才会在医院一直陪着她，直到她康复为止。可是她的未婚夫不在了，她迟早会想起她未婚夫的死，所以我便在她尚未恢复记忆的时候假扮她的未婚夫。现在她除了记忆，其他的状况都恢复了，因此我也想退出她的世界，可是她却把我当成她的未婚夫，并且认为我的精神状况出现了严重的问题。”他说着这些话的时候，有一种如释重负的感觉。
病人的病情开始出现了，虽然治不治得好还是后话，起码我现在知道谁应该接受治疗了。这时门边有轻微的声响，我赶快说了一句无关紧要的话来分散我对面坐着的年轻人的注意力。不过说完那句话，我觉得挺惭愧的，因为那句话是：您愿意为治疗付上适当的费用吗？
“当然可以，但我不希望她受到太大的打击，说到底她还是一位脆弱的女人。”他接着我的问题说。
“算了，你别再继续装了。你们两位以前是情侣，可是现在你们都不喜欢对方了。为了寻找一个离开对方的借口，你们都默契地称对方有精神问题。都到了这一步了，你还真的在寻找对方的精神问题，为对方着想，这是不是太可笑了。”我故意提高嗓门说。
这时门边又发出一声巨响，我只好走到门边而不是继续找无关紧要的话来分散他的注意力。我打开门正好有罐饮料瓶倒在旁边，而不远处是那个女人匆匆移动的身影。我又把门关上，转过头想向他解释门边的响声可能是附近孩子的恶作剧。
“是她在外面偷听吗？那个瓶子是我放在那的，以防别人偷听用的。”他没等我开口就说了一句。
“你不用担心，如果你说的都是真的，那么她在外面偷听也是帮助她恢复精神状况的有效办法之一。”我回答了他的疑问，以一种平稳的语速，虽然以前我骗人的时候会紧张而且说话急促，但现在的我绝对不会了。
“好了，我的谈话治疗过程结束了，但这次并不是什么棘手的问题。你只需付我一半的费用就可以了，而剩下的一半她会付给我的。”我说。
“为什么她也要付一半。”他问。
“你不觉得你们的病情差不多严重吗？一个自己十分熟悉的人突然变得像另外一个人那样，也就是你或者她那样，而后又想突然消失。对于她来说你是极不正常的，对于你来说她也是极不正常的。”我回答了他，并且继续说道：“这是一段录音，你听听看是否有熟悉的感觉。”
你认为我是上帝吗？你为什么认为我能将他的脑袋治好？这可不是在身体的任何一个部位做手术，而是在大脑皮层的意识里……
“这是？”
“你在门外偷听到的。”
“你们…”
“她在前几天就来这里一次，可是她羞于把事实真相告诉我，所以我就想了这个办法来让你亲口说出真相或者让你承认自己确实患有某种精神疾病，而最终你还是以一种道貌岸然的样子在假装关心她。所以能为你们解答真相的，也只有我这个局外人了，人们不是常说旁观者清吗？”
之后我让他们俩单独谈谈了，而我回到我的另外一个工作室，打开了一本古老的书。上面写着：正常人和不正常人都有两种思维，只不过前者是因为秘密需要说谎，而后者是因为说谎需要伪装。
我合上书，又回到之前的办公室。他们已经走了，桌子上放着他们为谎言或者面子所付出的代价。我把桌子上的录音机关上了，本以为那里记录了他们刚刚那段时间的谈话。但打开之后，里面只记录着这样一段话：
医生，谢谢你，但我总不会连续上两次当的（男人的口音）。
我在心底暗暗地笑着，上帝告诉人们的东西太多，人们开始自己扮演上帝了。
“显然你已经找过很多人，可能有两位数了吧？不过他们只是我所认识的医生里的一小部分的。如果我是你，我会见完所有我认识的人，然后再去找最有用的一个。这里并没有挖苦的意思，我只是想了解我同行的实力，知道没有一个人和我在这一领域竞争，我就可以保证我的收入稳定了。”
“我们可以先谈谈病人的情况吗？他真的很糟糕，他快记不得我了，他忘记我是他的未婚妻。”她在我话语停顿的时候说。
“当然。不好意思，可能我的话太多了。因为你是照顾我生意的人，而我也想自己可以表现得热情一点。”我满怀笑意的继续说：“好吧！那我们聊一下病人的事情吧！”
“他是我的未婚夫，我们大约一个月前订的婚。上周一，我们出去约会，回来的时候他说有话对我说，说完就从楼顶跳了下去。当然这不怪别人，可能是因为我们都喝了一点酒，或者是别的什么原因。”她说。
“他失忆了。”我冷冷地说了一句。
“是的。她的头因为受到严重的撞击失去了记忆，而且这种失忆令那些脑科医生们束手无策。”她说。
“这是肯定的，记忆只能由失忆者自己找回来，医生是帮不上任何忙的。他们一定还推测了他恢复记忆所用的时间，是一到十年不等吧！”我说。
“先生，这次您猜错了。他没用一周的时间便恢复了记忆，他记得所有的人和所有的事，除了……”
“除了什么？”我带着好奇心和疑问的表情问她。
“除了我是他未婚妻这个事实，他居然忘了之前我们是多么地恩爱，他单膝跪地向我求婚，还亲手给我戴上了一枚求婚戒指。”
“那么我想亲眼见一下他，如果可以的话，我想只有我和他两个人。”我仔细斟酌完这件事后，觉得有必要先见一下另一位当事人。
她听完我说的话后，便从我的办公室出去了。不一会儿她就把一位年轻人带到我面前，并为我介绍了他。之后她又出去了，并且为我关上了办公室的门。
站在我面前的这位年轻人年龄不大，甚至可能还达不到法定的结婚年龄，而那位女士应该比他大太多，至少有五岁吧！我一边思考着，一边示意他坐下，我并不着急打开话匣子，有时候行动比语言更能说明问题。他们的关系可能不像她说的那么简单，或者……
“医生，请您一定要帮帮我，我是她的弟弟。我姐姐她在那次事故中受到了巨大的打击，她的未婚夫去世了，她把我当成了她的未婚夫。您只要观察我们的相貌就可以发现其中有多大程度的相似。”这位年轻人说。
“年轻人，你们都这么说，我该如何相信你的一面之词呢？你们都互相说对方的精神状况出现了问题，那么你可以拿出自己精神正常的证据，或者对方精神不正常的证据吗？”我问。
“那些应该是些什么东西？医疗机构关于精神状况的诊断书，还是正常的人的看法？或者我该把她和她的未婚夫的合影给你看一下。”他边拿着他的手机边说着。
他的手机里的确有这样一组图片，有一个陌生人单膝下跪求婚的，有戴戒指的，还有那个陌生人跟她比较亲密的。如果这儿不是我的办公室，而是街道上，我会认为是某个戴了绿帽子的人正在把绿帽子的佩戴过程向我无羞耻地展示。但是有一张图片中的男主角是他，虽然脸色跟那个陌生人一样红润细腻，但那的的确确就是他。
“她是何时把你当做她的未婚夫的，是在从那次事故中醒来以后的几天里，还是醒来以后很多天后。”我问他，虽然这些是早已准备的台词，可我说的时候依然很谨慎。而且刚刚看到里面的照片，已经被修得不成形了，我真佩服他对自己的照片下得去这么重的手。
“那是她醒来以后的十天左右吧！”他回答说。
“年轻人，你真的不应该骗我，既然你是来寻求我的帮助的，为什么还要耍这点伎俩呢？你并不是她的弟弟吧，而应该是她的好友，甚至更加亲密些。”我冷静地说出了这一番话，这是一些谈话过程中的思考，也许也是问题的症结。
“既然您都猜到了，我也无须再隐瞒什么。我是一个喜欢她的人，她的未婚夫也知道。她的未婚夫在死前请求我照顾她，因而我才会在医院一直陪着她，直到她康复为止。可是她的未婚夫不在了，她迟早会想起她未婚夫的死，所以我便在她尚未恢复记忆的时候假扮她的未婚夫。现在她除了记忆，其他的状况都恢复了，因此我也想退出她的世界，可是她却把我当成她的未婚夫，并且认为我的精神状况出现了严重的问题。”他说着这些话的时候，有一种如释重负的感觉。
病人的病情开始出现了，虽然治不治得好还是后话，起码我现在知道谁应该接受治疗了。这时门边有轻微的声响，我赶快说了一句无关紧要的话来分散我对面坐着的年轻人的注意力。不过说完那句话，我觉得挺惭愧的，因为那句话是：您愿意为治疗付上适当的费用吗？
“当然可以，但我不希望她受到太大的打击，说到底她还是一位脆弱的女人。”他接着我的问题说。
“算了，你别再继续装了。你们两位以前是情侣，可是现在你们都不喜欢对方了。为了寻找一个离开对方的借口，你们都默契地称对方有精神问题。都到了这一步了，你还真的在寻找对方的精神问题，为对方着想，这是不是太可笑了。”我故意提高嗓门说。
这时门边又发出一声巨响，我只好走到门边而不是继续找无关紧要的话来分散他的注意力。我打开门正好有罐饮料瓶倒在旁边，而不远处是那个女人匆匆移动的身影。我又把门关上，转过头想向他解释门边的响声可能是附近孩子的恶作剧。
“是她在外面偷听吗？那个瓶子是我放在那的，以防别人偷听用的。”他没等我开口就说了一句。
“你不用担心，如果你说的都是真的，那么她在外面偷听也是帮助她恢复精神状况的有效办法之一。”我回答了他的疑问，以一种平稳的语速，虽然以前我骗人的时候会紧张而且说话急促，但现在的我绝对不会了。
“好了，我的谈话治疗过程结束了，但这次并不是什么棘手的问题。你只需付我一半的费用就可以了，而剩下的一半她会付给我的。”我说。
“为什么她也要付一半。”他问。
“你不觉得你们的病情差不多严重吗？一个自己十分熟悉的人突然变得像另外一个人那样，也就是你或者她那样，而后又想突然消失。对于她来说你是极不正常的，对于你来说她也是极不正常的。”我回答了他，并且继续说道：“这是一段录音，你听听看是否有熟悉的感觉。”
你认为我是上帝吗？你为什么认为我能将他的脑袋治好？这可不是在身体的任何一个部位做手术，而是在大脑皮层的意识里……
“这是？”
“你在门外偷听到的。”
“你们…”
“她在前几天就来这里一次，可是她羞于把事实真相告诉我，所以我就想了这个办法来让你亲口说出真相或者让你承认自己确实患有某种精神疾病，而最终你还是以一种道貌岸然的样子在假装关心她。所以能为你们解答真相的，也只有我这个局外人了，人们不是常说旁观者清吗？”
之后我让他们俩单独谈谈了，而我回到我的另外一个工作室，打开了一本古老的书。上面写着：正常人和不正常人都有两种思维，只不过前者是因为秘密需要说谎，而后者是因为说谎需要伪装。
我合上书，又回到之前的办公室。他们已经走了，桌子上放着他们为谎言或者面子所付出的代价。我把桌子上的录音机关上了，本以为那里记录了他们刚刚那段时间的谈话。但打开之后，里面只记录着这样一段话：
医生，谢谢你，但我总不会连续上两次当的（男人的口音）。
我在心底暗暗地笑着，上帝告诉人们的东西太多，人们开始自己扮演上帝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