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合国总部大楼也称为“联合国大厦”，联合国总部所在地，在美国纽约市东曼哈顿区，可以俯瞰东河，于1945年成立于旧金山，应美国国会邀请，决定将总部设在美国。
1946年选址时，美国小洛克菲勒出资购买纽约曼哈顿岛东河岸边大片街区相赠，经联合国大会决议接受，遂定址纽约。1947年成立由国际知名建筑师(包括中国梁思成教授)组成的设计委员会，设计总负责人为美国建筑师哈里森。
建于1947年至1952年，主要建筑物由大会场大楼、秘书处大楼和哈马舍图书馆三部分组成，秘书处大楼为大厦的主体建筑物，楼高153.9米，共39层，立面为大片玻璃维护墙，被俗称为“玻璃宫”。大会场则是每年的联合国大会举办的地点，大楼中的花园，以及户外雕塑也是十分知名。
自从联合国总部成立以来，历经国际风云几十年的变幻，在曲折的道路上成长壮大，为人类的和平与繁荣作出了重要贡献。为实现全球非殖民化、维护世界和平和安全、促进社会和经济发展等方面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秘书长更换了一届又一届，终于在这一届轮到了我们中国人，他叫李安邦。在半个月前，就是以他的名誉代表着联合国，向全世界会员国发出侦察兵大比武的邀请函，并还特地邀请各会员国出席代表参加联合国大会即联合国安全理事会。
当主席的专机飞到美国领域，终于抵达纽约肯尼迪机场上空时，那里正是凌晨破晓时分。地面塔台告诉飞行员，机场上有很浅的积水，只没过小腿，让我们放心降落，并指给我们看一条由两排密集的小亮点标示出的跑道。用望远镜可以看到那些小亮点都是在水面上特别设置的航道灯，在灯光的反射下，微微发亮的晨光中，下面只看到一片汪洋，黝黑黝黑的。飞机调好降落角度与高度，对着跑道正中滑落下来，激起了冲天的水雾。
当水雾散去，我看见机场上临时搭建的站台上，站满了迎接主席的人群，高举着联合国的国旗与我们的五星红旗，开始在慢慢地骚动起来。飞机在惯性的作用力下，刚好滑到站台旁边停下，这是提前经过周密的计算，多次的实验结果，才能达到这个看似平常的要求。舷梯车就像小汽艇一样，在浅水中疾驰而来，停在飞机的下面，对准机舱门靠了上去。
机舱门打开了，首先走出来两位工作人员检察舷梯与机舱门的连接状况，确定没有安全隐患，方才闪到一边站着。主席带领我们走出舱门，频频挥手致意。联合国秘书长李安邦、中国常驻联合国高级官员高文彬和中国驻美国大使王国雄，三位一起走上舷梯，与主席在舷梯上相遇，相互握手问好，一起并肩走了下来。
我走出舱门，站在舷梯的最高点，整个场面尽收眼底，出于我们职业的原因，双眼本能地侦察起来，在临时站台上迎接主席的，有常驻联合国机构的全体成员、驻美国大使全体成员。除此之外，我还惊奇地发现唯独少了记者的身影，虽然我没有见识过这样的场面，但是我在新闻里早已知晓，新闻记者是无处不在，主席的一举一动，都是被焦距在闪电般的聚光灯下。
“这不是我应该思考的问题”，我转念一想，自言自语地说：“这是哪里来的水？连整个机场都淹没了”。
“可能是下了特大的暴雨，”班长回答着说。
“夏天的天气就是这样了，没有什么大惊小怪的”，帅伟不宵一顾。
“错了，你们都弄错了”，常戎轻轻地一笑，“那是地球气候的变异而带来的影响。”
话说到这里，我们最后走下了舷梯，走上临时的站台上，顾不上再多说话了，最后一辆车开到我们面前停住，依次钻进这辆车里。每辆车车头挑着一面联合国国旗，这个新的联合国车队又很快地开动了，在车上我们又接着把话说下去。
“难道是全球气候变暖所造成的后果？”我问常戎。
“是啊！南极的冰雪都开始融化了，海平面自然就要上升了”。
我们听了感到很震惊，纷纷地问：“这只是短暂的吗？还会再上升吗？”
“会，还会再上升的”，常青接着说，“现在这还只是刚刚开始，全球的沿海城市都会变成水上威尼斯”。
我吃惊地问：“难道就没有确实可行的办法了？”
常戎叹息着摇摇头：“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已经措手不及了，说不定我的家乡上海也不例外了”。
我有些愤愤不平：“国家政府和联合国机构是干啥用的？”
“球”，帅伟叫着我说，“请注意你的言语和立场”。
车队向纽约市区驶去，一路上仍然有水，车窗外是四处飞溅的水雾，犹如瀑布似的，把车子包围在其中，清洗的一尘不染。当驶进市区时天已大亮了，地面上的水位低了很多，溥溥地覆盖着一层，纽约的高楼群灯光消失，如同浓缩的银河早已黯淡褪去，是一片干净而明亮的天空。我就像每一个孩子一样，对这座世界上最大的城市充满了向往，透过小窗，兴奋地看着那些雄伟屹立的摩天大楼，进入了如梦如幻的世界里。
主席坐得是林肯牌加长的轿车，在后排与秘书长李安邦对面而坐，李安邦的身旁是常驻联合国高级官员高文彬，主席身旁是参谋总长。当在车上坐定，平稳地驶出之后，主席对高文彬说：“联合国大会马上就要举行了，秘书长日理万机，怎么能让秘书长来接？”
秘书长摇摇头：“哪里，哪里，我代表的是联合国，而不是我个人”。
高文彬在一旁轻轻咳嗽一声，补充了一句话，“是的，每一个到会的国家领导人，秘书长都是亲自接见的”。
“秘书长做事体贴周到”，主席接着说，“如今情况严峻，海平面上升得真快”。
“国内情况如何？上海等沿海港口城市也是这样吧”。
“是啊，机场也淹了，刚刚紧急筑起了堤坝，市区还没进水，不过也很难维持不了多久了。”
“纽约市内也进水了，人心惶恐不安”。
“是东河的水涨上来了，联合国总部也正在危险之中了”。
“如果情况恶化到一定的地步，考虑联合国总部迁移到白宫了，只有如此决定了”。
秘书长耸耸肩，又轻轻摇摇头，一副无赖的样子看着主席。旁边的参谋总长望着秘书长好几次，但使终没有说出话来。
主席用商量的口吻说：“逃跑不是解决问题的办法，终究还是要想出确实可行的方案，至因为出现今天这个后果，就是我们人类不敢面对问题，处处逃避的根本所在了”。
秘书长很认真地听着，边听边点了点头，黯然微微地一笑而过。
参谋总长轻轻咳嗽一声，提了提嗓子，“现在地球环境每况日下，形势严峻可危，秘书长在这个关键的时间段举行一次全世界侦察兵大比武，一定是醉翁之意不在酒。”
高文彬早就沉不住气了，“胡说！总部搬迁到白宫，下次危机就要逃到布什号航空母舰上！这是联合国，不是美利坚众国，我们就要在联合国的领土上一战到底！”
“是啊！”秘书长惆怅万千，“我不可能玩忽职守，更不可能意志丧失，眼下人类生存的危机是多方面多因素的，地球环境的影响只是冰山一角，宇宙中潜伏的危机随处可见，远远超出我们人类的想象，当危险在毫无准备的情况下突然袭来，我们只好避其锋芒，暂时退一步从长记忆。我想：我能预感到太快了，来得太快了，接受考验的时候迫在眉睫，希望我们能挻住”。
秘书长的这番话把主席、参谋总长和驻联合国大使听得一愣一愣的，感觉到他此时就像一个泄气的幻想主义者，尽说些空洞的东西。但是他的这种软弱是与众不同的，可以看到他坚强，感觉到形势严峻的无法想象，他的这种看似的软弱，完全可能理解他是在重压之下的一种自我释放。主席默默地分享着他的这种情感，一言不发，车内静得连汽车前进的声音就消失了。
“这就是今天的联合国大会的主要宗旨了？侦察兵们也到会吗？”参谋总长说。
“是的”，秘书长斩钉截铁地回答，并用手指指着重点强调，“一定要邀请他们到会旁听，日后全靠他们唱主角戏了”。
秘书长的话如同石破天惊，短短的几句话似乎全都讲明白了。
“怎么唱？”似乎只有高文彬还不明白。
“暂时保密，会上再说”。
车外明媚阳光下的纽约市民，仍然一如继往，在大街上来来往往，照样上班学习工作，似乎看不出他们内心的恐慌与迫切感，一大群黄毛小子们在水中嬉戏打闹，似乎就像如鱼得水而欢畅。
我静静地看着小窗外的一切，憧憬着生活的无限美好，突然，在一大片广阔的水面，水面的中央有一个巨大的雕像人体。
“那就是自由女神像吧！”我不由自主地发问，也不知是针对谁而问。
“是的，这就是美国的象征”，常戎在我身旁给我肯定地回答，“自由女神像是法国在1876年赠送给美国独立100周年礼物，原来法国计划送给埃及的，因为神像是女性而被埃及拒绝，后转送给美国成为纽约市甚至全美国的标志”。
常青接着说：“自由女神像高46米，加基座为93米，重200多吨，是金属铸造，置于一座混凝土制的台基上。自由女神的底座是著名的约瑟夫——普利策筹集10万美金建成的，现在的底座是一个美国移民史博物馆。1984年，自由女神像被列为世界文化遗产”。
“那可以说没有自由女神就不是美国了，如同我们的长城吧！”班长说。
“是的，完全可以这样说了，来美国不看自由女神确是一大遗憾，就不能代表你来过美国，在美国人心中的地位确实非同一般的”，常戎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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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6年选址时，美国小洛克菲勒出资购买纽约曼哈顿岛东河岸边大片街区相赠，经联合国大会决议接受，遂定址纽约。1947年成立由国际知名建筑师(包括中国梁思成教授)组成的设计委员会，设计总负责人为美国建筑师哈里森。
建于1947年至1952年，主要建筑物由大会场大楼、秘书处大楼和哈马舍图书馆三部分组成，秘书处大楼为大厦的主体建筑物，楼高153.9米，共39层，立面为大片玻璃维护墙，被俗称为“玻璃宫”。大会场则是每年的联合国大会举办的地点，大楼中的花园，以及户外雕塑也是十分知名。
自从联合国总部成立以来，历经国际风云几十年的变幻，在曲折的道路上成长壮大，为人类的和平与繁荣作出了重要贡献。为实现全球非殖民化、维护世界和平和安全、促进社会和经济发展等方面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秘书长更换了一届又一届，终于在这一届轮到了我们中国人，他叫李安邦。在半个月前，就是以他的名誉代表着联合国，向全世界会员国发出侦察兵大比武的邀请函，并还特地邀请各会员国出席代表参加联合国大会即联合国安全理事会。
当主席的专机飞到美国领域，终于抵达纽约肯尼迪机场上空时，那里正是凌晨破晓时分。地面塔台告诉飞行员，机场上有很浅的积水，只没过小腿，让我们放心降落，并指给我们看一条由两排密集的小亮点标示出的跑道。用望远镜可以看到那些小亮点都是在水面上特别设置的航道灯，在灯光的反射下，微微发亮的晨光中，下面只看到一片汪洋，黝黑黝黑的。飞机调好降落角度与高度，对着跑道正中滑落下来，激起了冲天的水雾。
当水雾散去，我看见机场上临时搭建的站台上，站满了迎接主席的人群，高举着联合国的国旗与我们的五星红旗，开始在慢慢地骚动起来。飞机在惯性的作用力下，刚好滑到站台旁边停下，这是提前经过周密的计算，多次的实验结果，才能达到这个看似平常的要求。舷梯车就像小汽艇一样，在浅水中疾驰而来，停在飞机的下面，对准机舱门靠了上去。
机舱门打开了，首先走出来两位工作人员检察舷梯与机舱门的连接状况，确定没有安全隐患，方才闪到一边站着。主席带领我们走出舱门，频频挥手致意。联合国秘书长李安邦、中国常驻联合国高级官员高文彬和中国驻美国大使王国雄，三位一起走上舷梯，与主席在舷梯上相遇，相互握手问好，一起并肩走了下来。
我走出舱门，站在舷梯的最高点，整个场面尽收眼底，出于我们职业的原因，双眼本能地侦察起来，在临时站台上迎接主席的，有常驻联合国机构的全体成员、驻美国大使全体成员。除此之外，我还惊奇地发现唯独少了记者的身影，虽然我没有见识过这样的场面，但是我在新闻里早已知晓，新闻记者是无处不在，主席的一举一动，都是被焦距在闪电般的聚光灯下。
“这不是我应该思考的问题”，我转念一想，自言自语地说：“这是哪里来的水？连整个机场都淹没了”。
“可能是下了特大的暴雨，”班长回答着说。
“夏天的天气就是这样了，没有什么大惊小怪的”，帅伟不宵一顾。
“错了，你们都弄错了”，常戎轻轻地一笑，“那是地球气候的变异而带来的影响。”
话说到这里，我们最后走下了舷梯，走上临时的站台上，顾不上再多说话了，最后一辆车开到我们面前停住，依次钻进这辆车里。每辆车车头挑着一面联合国国旗，这个新的联合国车队又很快地开动了，在车上我们又接着把话说下去。
“难道是全球气候变暖所造成的后果？”我问常戎。
“是啊！南极的冰雪都开始融化了，海平面自然就要上升了”。
我们听了感到很震惊，纷纷地问：“这只是短暂的吗？还会再上升吗？”
“会，还会再上升的”，常青接着说，“现在这还只是刚刚开始，全球的沿海城市都会变成水上威尼斯”。
我吃惊地问：“难道就没有确实可行的办法了？”
常戎叹息着摇摇头：“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已经措手不及了，说不定我的家乡上海也不例外了”。
我有些愤愤不平：“国家政府和联合国机构是干啥用的？”
“球”，帅伟叫着我说，“请注意你的言语和立场”。
车队向纽约市区驶去，一路上仍然有水，车窗外是四处飞溅的水雾，犹如瀑布似的，把车子包围在其中，清洗的一尘不染。当驶进市区时天已大亮了，地面上的水位低了很多，溥溥地覆盖着一层，纽约的高楼群灯光消失，如同浓缩的银河早已黯淡褪去，是一片干净而明亮的天空。我就像每一个孩子一样，对这座世界上最大的城市充满了向往，透过小窗，兴奋地看着那些雄伟屹立的摩天大楼，进入了如梦如幻的世界里。
主席坐得是林肯牌加长的轿车，在后排与秘书长李安邦对面而坐，李安邦的身旁是常驻联合国高级官员高文彬，主席身旁是参谋总长。当在车上坐定，平稳地驶出之后，主席对高文彬说：“联合国大会马上就要举行了，秘书长日理万机，怎么能让秘书长来接？”
秘书长摇摇头：“哪里，哪里，我代表的是联合国，而不是我个人”。
高文彬在一旁轻轻咳嗽一声，补充了一句话，“是的，每一个到会的国家领导人，秘书长都是亲自接见的”。
“秘书长做事体贴周到”，主席接着说，“如今情况严峻，海平面上升得真快”。
“国内情况如何？上海等沿海港口城市也是这样吧”。
“是啊，机场也淹了，刚刚紧急筑起了堤坝，市区还没进水，不过也很难维持不了多久了。”
“纽约市内也进水了，人心惶恐不安”。
“是东河的水涨上来了，联合国总部也正在危险之中了”。
“如果情况恶化到一定的地步，考虑联合国总部迁移到白宫了，只有如此决定了”。
秘书长耸耸肩，又轻轻摇摇头，一副无赖的样子看着主席。旁边的参谋总长望着秘书长好几次，但使终没有说出话来。
主席用商量的口吻说：“逃跑不是解决问题的办法，终究还是要想出确实可行的方案，至因为出现今天这个后果，就是我们人类不敢面对问题，处处逃避的根本所在了”。
秘书长很认真地听着，边听边点了点头，黯然微微地一笑而过。
参谋总长轻轻咳嗽一声，提了提嗓子，“现在地球环境每况日下，形势严峻可危，秘书长在这个关键的时间段举行一次全世界侦察兵大比武，一定是醉翁之意不在酒。”
高文彬早就沉不住气了，“胡说！总部搬迁到白宫，下次危机就要逃到布什号航空母舰上！这是联合国，不是美利坚众国，我们就要在联合国的领土上一战到底！”
“是啊！”秘书长惆怅万千，“我不可能玩忽职守，更不可能意志丧失，眼下人类生存的危机是多方面多因素的，地球环境的影响只是冰山一角，宇宙中潜伏的危机随处可见，远远超出我们人类的想象，当危险在毫无准备的情况下突然袭来，我们只好避其锋芒，暂时退一步从长记忆。我想：我能预感到太快了，来得太快了，接受考验的时候迫在眉睫，希望我们能挻住”。
秘书长的这番话把主席、参谋总长和驻联合国大使听得一愣一愣的，感觉到他此时就像一个泄气的幻想主义者，尽说些空洞的东西。但是他的这种软弱是与众不同的，可以看到他坚强，感觉到形势严峻的无法想象，他的这种看似的软弱，完全可能理解他是在重压之下的一种自我释放。主席默默地分享着他的这种情感，一言不发，车内静得连汽车前进的声音就消失了。
“这就是今天的联合国大会的主要宗旨了？侦察兵们也到会吗？”参谋总长说。
“是的”，秘书长斩钉截铁地回答，并用手指指着重点强调，“一定要邀请他们到会旁听，日后全靠他们唱主角戏了”。
秘书长的话如同石破天惊，短短的几句话似乎全都讲明白了。
“怎么唱？”似乎只有高文彬还不明白。
“暂时保密，会上再说”。
车外明媚阳光下的纽约市民，仍然一如继往，在大街上来来往往，照样上班学习工作，似乎看不出他们内心的恐慌与迫切感，一大群黄毛小子们在水中嬉戏打闹，似乎就像如鱼得水而欢畅。
我静静地看着小窗外的一切，憧憬着生活的无限美好，突然，在一大片广阔的水面，水面的中央有一个巨大的雕像人体。
“那就是自由女神像吧！”我不由自主地发问，也不知是针对谁而问。
“是的，这就是美国的象征”，常戎在我身旁给我肯定地回答，“自由女神像是法国在1876年赠送给美国独立100周年礼物，原来法国计划送给埃及的，因为神像是女性而被埃及拒绝，后转送给美国成为纽约市甚至全美国的标志”。
常青接着说：“自由女神像高46米，加基座为93米，重200多吨，是金属铸造，置于一座混凝土制的台基上。自由女神的底座是著名的约瑟夫——普利策筹集10万美金建成的，现在的底座是一个美国移民史博物馆。1984年，自由女神像被列为世界文化遗产”。
“那可以说没有自由女神就不是美国了，如同我们的长城吧！”班长说。
“是的，完全可以这样说了，来美国不看自由女神确是一大遗憾，就不能代表你来过美国，在美国人心中的地位确实非同一般的”，常戎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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