冠服
一代之兴，必有一代冠服之制，其间随时变更，不无小有异同，要不过与世迁流，以新一时耳目，其大端大体，终莫敢易也。如前朝职官公服，则乌纱帽，圆领袍，腰带，皂靴。纱帽前低后高，两傍各插一翅，通体皆圆，其内施网巾以束发，则无分贵贱，公私之服皆然。圆领则背有锦绣，方补品级，式样与今之命服同，但里必有方领衬摆，不单着耳。腰带用革为质，外裹青绫，上缀犀玉、花青、金银不等，正面方片一两，傍有小辅二条，左右又各列三圆片，此带之前面也。向后各有插尾，见于袖后，后面连缀七方片以足之，带宽而圆，束不著腰，圆领两胁，各有细钮贯带于巾而悬之，取其严重整饬而已。一、二品金镶犀角，三品花金，四品素金，五品花银，六、七品素银，八品以下用明角。乌角玉带惟帝后及太子、亲王、郡王用之，其余大臣必赐而后敢服，则与今制异也。其举人、贡、监、生员则俱服黑镶蓝袍，其后举、贡服黑花缎袍，监生服黑邓绢袍，皆不镶，惟生员照旧式。然进士殿试后，犹服镶蓝袍，入谢毕，始易冠带，则知花素缎袍乃后人假借，未必皆命服矣。闻举人前辈俱带圆帽如笠而小，亦以乌纱添里为之，予所见举人与贡、监、生员同带儒巾，儒巾与纱帽俱以黑绉纱为表，漆藤丝或麻布为里，质坚而轻，取其端重也。举、贡而下，腰束俱蓝丝绵条。皂靴与职官同。典吏则戴吏巾。如今之神庙中所塑施相公巾式，黑素绢圆领、条靴。举、贡、监生同。其上台门下，则有中军巡捕官，冠棕结草帽如笠而高，服大红斗牛锦绣以壮观。其衙门杂役，如皂隶则漆布冠岸帻，而网巾外见，旁插孔雀翎毛，服下截细褶青布衣，腰束红布织带。捕快则小帽青衣，加红布背甲于外，腰束青丝织带。舆隶之属，则戴毡笠上插鹭尾，威仪秩秩矣。其便服自职官大僚而下至于生员，俱戴四角方巾，服各色花素、绸、纱、绫、缎道袍。其华而雅重者，冬用大绒茧绸，夏用细葛，庶民莫敢效也；其朴素者，冬用紫花细布或白布为袍，隶人不敢拟也。其后巾式时改，或高或低，或方或扁，或仿晋、唐，或从时制，总非士林，莫敢服矣。其非绅士而巾服或拟于绅士者，必缙绅子弟也。不然，则医生、星士、相士也。其后能文而未入泮雍者，不屑与庶人伍，故亦间为假借，士流亦优容之，然必诗礼之家，父兄已列衣冠者，方不为世俗所指摘，不然将群起而哗之，便无颜立于人世矣。其市井富民，亦有服纱绸绫罗者，然色必青黑，不敢从新艳也。良家清白者，领上以白绫或白绢护之，示与仆隶异。所戴之冠，夏则结棕，六版圆幅，价值数金。贫者或用漆单纱，其色同。冬则绒毡小帽。其内衣，冬夏无不服裙，不分贫富贵贱皆然。道袍大概绸用单做，戎褐茧绸用夹里，后则俱以花纱白里为之，单绸若将不屑，不独士林为然矣。花云素缎，向来有之，宜于公服。其便服则惟有路绸、瓯绸、绫地、秋罗、松罗、杭绫、绉纱、软绸以及湖绸、绵绸。夏惟有生纱、硬纱、生罗、杭罗而已。其后有软机纱、番纱、线纱、永纱，皆因一时好尚，群相和从耳。若寒士则惟以白布袍为常服，加以乌巾朱履，较之盛服而冠庶人之帽者自贵，缙绅接见，亦自起敬，列于峨冠博带之中，容相安也。其仆隶、乐户，止服青衣，领无白护，贵贱之别，望而知之。公私之服，予幼见前辈长垂及履，袖小不过尺许，其后衣渐短而袖渐大，短才过膝，裙拖袍外，袖至三尺，拱手而袖底及靴，揖则堆于靴上，表里皆然，履初深而口几及踊，后至极浅，不逾寸许。此余所及见前朝冠服之制也。
本朝于顺治二年五月，克定江南时，郡邑长吏，犹循前朝之旧，仍服纱帽圆领，升堂视事，士子公服、便服，皆如旧式。惟营兵则变服满装，武弁临戎亦然，平居接客则否。故剃发之后，加冠者必仍带网巾于内，发顶亦大，无辫发者但小帽改用尖顶，士流亦间从之。至三年丙戌春暮，招抚内院大学士亨九洪公承畴刊示严禁云：岂有现为大清臣子而敢故违君父之命，放肆藐玩，莫此为甚！于是各属凛凛奉法，始加钱顶辫发，上去网巾，下不服裙边，衣不装领，暖帽用皮，凉帽用簟，俱上覆红纬，或凉帽覆红缨，一如满州之制。然而细缎织锦，僭及龙衮，遍身刺绣，或施鸾凤，夸多斗靡，竞为华丽，上下无章，公私无别，草昧之初，莫知禁令也。至六、七年间，始颁命服之制，冠加高顶，一品装以红玉，镶嵌东珠三颗；二品蓝玉，东珠一颗；三品红宝石；四品蓝宝石；五、六品水晶，皆用金镶，高低不等。七品金；八品以下银，下至典吏，则用明角葫芦，以章贵贱。其举、贡、监生、生员则用金银飞雀，以期其飞鸣之意。带则紧束于腰，缀以金玉银角，方圆四片，一、二品玉；三、四品金；五品花银；六、七品素银；八品银镶乌角；九品而下乌角不镶。举、贡、监生，银镶明角，生员银镶乌角。其命服则即满袍加以前后绣补，一如前代之式，文臣一、二品仙鹤、锦鸡；三、四品孔雀、云雁；五品白鹇；六、七品鹭鹚、涑；八、九品以逮杂职则鹌鹑、练鹊、黄鹂而已。武臣公、侯、伯则麒麟、白泽，一、二品狮；三、四品虎、豹；五品熊；六、七品彪；八、九品以下海马、犀牛。其衔加宫保者，则如文臣一品之服。凡龙凤锦绣织文，一概禁止，如有僭干者，罪及制造之家。于是命服始有定式，莫敢僭越。然而便服裘帽，惟取华丽，或娼优而僭拟帝后，或隶仆而上同职官，贵贱混淆，上下无别。迨康熙九、十年间，复申明服饰之禁，命服悉照前式：貉、裘、猞猁、狲，非亲王大臣不得服；天马、狐裘、装花缎，非职官不得服；貂帽、貂领、素花缎，非士子不得服；花素绫绸纱及染色鼠狐帽，非良家不得服；所不禁者，獭皮、黄鼠帽，素绸罗绢及茧绸葛布、三梭细布而已。其职官及举、贡、监生、生员之父，除公服而外俱得并从子服。职官及举、贡、监生、生员之子，除公服而外，俱得并从父服。禁令初颁，一时翕然儆畏，恪守凛遵；但旧服尚存，新不及制，好事之徒，或挟仇举首，或借端索诈，或恣肆抢夺，狱讼纷起，京师尤甚，当事患之，不逾年而遂弛其禁。于是服饰之华丽，又复惟力是视，而守礼谨饬者，或自知循分焉。袍服，初尚长，顺治之末短才及膝，今则又没髁矣。暖帽之初，即贵貂鼠，次则海獭，再次则狐，其下者滥恶，无皮不用。然当日所谓海獭即今之染黑狸皮，但初用时皆精选，故价至每顶纹银二两，戴者甚少。其后日渐滥恶，乃以黄狼皮染黑名曰骚鼠，毛细而润，老者类貂，一时争用，骚鼠贵而海獭贱，无人非海獭帽，今骚鼠之阔口者，每顶亦值银二两，然无人非骚鼠冠，而海獭非乡愚极贫之人不冠矣。康熙十五、六年之间，江甯新制剪绒帽，色黑而细密，长阔宛如骚鼠，其价最精者不过值银三、四钱一顶，士林往往用之。康熙二十三年，京师始尚海龙皮，毫短而劲，色黝而明，初价每顶四五金，年来减半，意即真海獭皮所染也。缎袍外套，向俱装锦缎，用色里夹做。康熙而后，大半皆单，时小戎已不用，即茧绸亦单做矣。花缎初用团龙，禁后用大小云朵，今用大小团花，飞雀、山水景。夏布初用满龙、团龙纱，禁后用官纱、宫纱，既而用素幅秋绢纱，今用广绢、广纱、绒纱、葛纱、巧纱、漏地纱，大概俱尚整矗，虽便服无异于公服也。凉帽初尚扁而大，后尚高而小，既又尚高而大，旋复尚扁而大，今则又尚高而小矣。帽胎，顺治三年始也，未有卖者，俱剪藤编篾席为之，后用细草编成，造自北方，至南而加里发贩，京师有同类而最精细洁者，名曰得勒粟，每顶银三四两，而红纬不与焉，外省罕有。今或以白纱绫为表者，庶乎似之而价不过与常帽等，亦用纯代麻之意耳。帽顶，大红丝纬，初用拆缎，取大红缎拆其经，取其不易乱，拆丝一两，值银一两，后径以散纬或双丝染大红，每两价银二三钱者亦佳。凉帽顶或用红缨，初价不甚贵，而缨亦粗硬，后用皮缨、胎缨，价始贵矣。胎缨一两有值银七八钱者，皮缨半之。今有西宁长缨，细润而真正大红色久不变者，凉帽一顶，值银三十余两，惟当途显者用之。第恐习俗移人，几年之后，染贩者广，价必渐减，效颦者又将争起耳。
昔年花缎惟丝织成华者，加以锦绣，而所织之锦，大率皆金缕为之，取其光耀而已。今有孔雀毛织入缎内，名曰毛锦，花更华丽，每匹不过十二尺，值银五十余两。康熙二十四、五年间，京师衣又渐短而外套渐长，昔年外套短者及脐，长不过膝，今短于袍不过五寸矣。暖帽复尚海鹿皮，毫健而齐，黑而光，疑即昔年所尚之海獭皮，今易其名耳，每顶值银三、四两，始自京师，初来吴下，价亦渐贬，佳者不过二两五钱，然老成人以为不足取也。
内装
昔贾长沙伤时之僭，曰：娼优下贱，得为后饰。盖男子僭于外，法可以禁止。妇女僭于内，禁有所不及。故移风易俗者，于此尤难。原其始，大约起于缙绅之家，而婢妾效之，浸假而及于亲戚，以逮邻里。富豪始以创起为奇，后以过前为丽，得之者不以为僭而以为荣，不得者不以为安而以为耻。或中人之产，营一饰而不足，或卒岁之资，制一裳而无余，遂成流风，殆不可复，斯亦主持世道者所深忧也。余幼所闻，内饰犹朴。崇祯之际，渐即于侈，至今日而滥觞极矣。今姑略举数则，以示世风之变，俾有识者阅之，用兴鉴戒焉。
膏沐为容，古来不免。然而绸直如发，匪伊卷之，此风予犹及见也。崇祯之间，始为松鬓扁髻，发际高卷，虚朗可数，临风栩栩，以为雅丽。顺治初，见满装妇女，辫发于额前中分向后，缠头如汉装包头之制，而加饰于上，京师效之，外省则未也。然高卷之发，变而圆如覆盂，蝉鬓轻盈，后施缎尾，较美于昔年。束发直上指，前高逾尺，数鬓掩颧，数载之前，始见于延陵，时以为异，今及于吾乡，遍地皆然矣。
余幼见前辈冠髻高逾二寸，大如拳，或用金银丝挽成之。若乌纱者，顶上装珠翠沿口，又另装金花衔珠如新月样，抱于髻前，谓之插梳。其后变式，髻扁而小，高不过寸，大仅如酒杯，时犹以金银丝为之者，而插梳之制遂废。银丝髻内映红绫，光采焕发，且别于素色也。崇祯之末，髻愈大而扁，惟以乌纱为质，任人随意自饰珠翠，不用金银。顺治初，营中眷属，往往纯以金银为之，金者镂花，银者珐琅及烧染紫金色花，饰于髻顶，想亦北方之习，松俗则否。年来髻式不一，或纸胎纱表，或铜丝为质，装成花朵，以天鹅绒为表，样各不同。总之，高不过二三分，大几及尺，装珠贴翡，必选极精，不以多为贵矣。康熙二十五、六年后，又尚扁小，高不过一二分，径不过二寸许耳。
今世所称包头，意即古之缠头也。古或以锦为之。前朝冬用乌绫，夏用乌纱，每幅约阔二寸，长倍之。予幼所见，皆以全幅斜褶阔三寸许，裹于额上，即垂后，两杪向前，作方结，未尝施裁剪也。高年妪媪，尚加锦帕，或白花青绫帕单里缠头，即少年装矣。崇祯中，式始尚狭，遂截半为之，即其半复分为二幅，幅方尺许，斜褶寸余阔，一施于内，一加于外，外者稍狭一二分，而别装方结于外幅之正面，缠头之制一变。今裁幅愈小，褶愈薄，体亦愈短，仅施面前两鬓，皆虚以线暗续于鬓内而属后结之，但存其意而已。或用黑线结成花朵，于乌绫之上，裁剪如式，内施硬衬亦佳，至有上用红锦一线为缘，而下垂于两眉之间者，似反觉俗。
首饰，命妇金冠，则以金凤衔珠串，隆杀照品级不等，私居则金钗、金簪、金耳环、珠翠，概不用也。以予所见，则概用珠翠矣。然犹以金、银为主而装翠于上，如满冠、捧鬓、倒钗之类，皆以金银花枝为之而贴翠加珠耳。包头上装珠花，下用珠边口，簪用圆头金银或玉。高年者用玛瑙，既而改用金玉凤头簪，口衔珠结串，下垂于鬓，后用金银珠林，体式斜方而不用玉，今径用金扁方矣。花冠、满冠等式，俱用珠花。包头上用珠网束发，下垂珠结宝石数串，两鬓亦以珠花、珠结、珠蝶等捧之。碗簪所以定冠髻，初尚极大，玉质，镶金银装珠，后尚小，而以蜜珀镶金缀珠，或间用侧簪，金乃用团花，或纯金不镶而装珠翠。大抵有余之家，必选赤色精金及大白圆珠为首饰，寒素者宁淡装无饰而银花珠翠竟不屑用，虽亦世风之一变，然而势极必反，未始非返朴之机也。
命妇之服，绣补从夫，外加霞帔、环而已。其他便服及士庶妇女之衣如、丝、纱、缎、绸、绢、绫、罗，一概用之，色亦随时任意，不大迳庭也。然余幼见前辈内服之最美者，有刻丝、织文。领袖襟带，以羊皮金镶嵌。若刺绣则直以彩线为之，粗而滞重，文锦不轻用也。其后废织文、刻丝等，而专以绫纱堆花刺绣。绣仿露香园体，染彩丝而为之，精巧日甚。时惟大红为礼服而不轻用。未几，遂以为常服。甚而用锦缎，又甚而装珠翠矣。然惟缙绅之家用之。寝淫至于明末，担石之家非绣衣大红不服，婢女出使非大红里衣不华。今则田家村妇介之于青衫裙布之间矣。夏日细葛、纱罗，士大夫之家常服之，下而婢女不轻服也。崇祯之间，妇婢出使服之矣，良家居恒亦服之矣。自明末迄今，市井之妇，居常无不服罗绮，娼优贱婢以为常服，莫之怪也。袖初尚小，有仅盈尺者，后大至三尺，与男服等。自顺治以后，女袖又渐小，今亦不过尺余耳。绣初施于襟条以及看带袖口，后用满绣团花，近有洒墨淡花，衣俱浅色，成方块，中施细画，一衣数十方，方各异色，若僧家补衲之状，轻便潇洒，恐非象服。守礼之家，不必效之也。本朝女服，无异丈夫，公私皆同，可以通用。
内装领饰，向有三等：大者裁白绫为云样，披及两肩，胸背刺绣花鸟，缀以金珠、宝石、钟铃，令行动有声，曰宫装；次者曰云肩；小者曰阁鬓，其绣文缀装则同。近来宫装，惟礼服用之，居常但用阁鬓而式样亦异，或剪彩为金莲花，结线为缨络样，扣于领而倒覆于肩，任意装之，尤觉轻便。
环，以金丝结成花珠，间以珠玉、宝石、钟铃，贯串成列，施于当胸。便服则在宫装之下，命服则在露帔之间，俗名坠胸，与耳上金环，向惟礼服用之，于今亦然。其满装耳环，则多用金圈连环贯耳，其数多寡不等，与汉服之环异。
裳服，俗谓之裙。旧制：色亦不一，或用浅色，或用素白，或用刺绣，织以羊皮，金缉于下缝，总与衣衫相称而止。崇祯初，专用素白，即绣亦祗下边一二寸，至于体惟六幅，其来已久。古时所谓裙拖六幅湘江水是也。明末始用八幅，腰间细褶数十，行动如水纹，不无美秀，而下边用大红一线，上或绣画二三寸，数年以来，始用浅色画裙。有十幅者，腰间每褶各用一色，色皆淡雅，前后正幅，轻描细绘，风动色如月华，飘扬绚烂，因以为名。然而守礼之家，亦不甚效之。本朝无裙制，惟以长布没履，无论男女皆然。
膝袜，旧施于膝下，下垂没履。长幅与男袜等，或彩镶，或绣画，或纯素，甚而或装金珠翡翠，饰虽不一，而体制则同也。崇祯十年以后，制尚短小，仅施于胫上，而下及于履。冬月，膝下或别以绵幅裹之，或长其裤以及之。考其改制之始，原为下施可以掩足，丰趺者可以藏拙也。今概用之纤履弓鞋之上，何哉？绣画洒线与昔同，而轻浅雅淡，今为过之。
弓鞋之制，以小为贵，由来尚矣。然予所见，惟世族之女或然。其他市井仆隶，不数见其窄也。以故履惟平底，但有金绣装珠，而无高底笋履。崇祯之末，闾里小儿，亦缠纤趾，于是内家之履，半从高底。窄小者，可以示美；丰趺者，可以掩拙。本朝因之，满装则否。康熙之初，禁民间女子，不许缠足，然奉行者固多而习俗相陈，亦一时不能遽变者。迨八年己酉，复除其禁。至今日而三家村妇女，无不高跟笋履，纤趾愈多而藏拙者亦复不少。惟生长田间，老成持重者则仍旧耳。
文章
朝庭以八股文章取士，士子进身，率由乎此，非特空言文字而已。世运不能无迁流，则文运不能无升降，理势使然。前朝之文，嘉、隆以前，无得而议。自万历末而文运始衰。启、祯之际，社稿盛行，主持文社者，江右则有艾东乡南英、罗文正万藻、金正希声、陈大士际泰；娄东则有张西铭溥、张受先采、吴梅村伟业、黄陶庵淳耀；金沙则有周介生钟、周简臣铨；溧阳则有陈百史名夏；吾松则有陈卧子子龙、夏彝仲允彝、彭燕又宾、徐暗公孚远、周勒卣立勋，皆望隆海内，名冠词坛。公卿大夫为之折节缔交，后生一经品题，便作佳士，一时文章，大都骋才华，矜识见，议论以新辟为奇，文词以曲丽为美，当好尚之始，原本经传，发前人之所未发耳。逮其后，子史佛经，尽入圣贤口吻；稗官野乘，悉为制义新编。六经四子，任意诠解，周、程、朱注，束之高阁。朝庭亦厌其习，严饬学臣厘正，故于试卷面页，必注恪莲明旨，引庄、列杂书，文体怪诞者不录。时方禹修先生正守吾郡，与几、求二社诸名士，交好莫逆，然亦以为非文家正体，特作文训，手选真文章发刻以正之，然而流风已成，究不能改。迨甲申、乙酉之际，愈趋愈甚，儒生学问，必讲入帝王事功，以为冠裳佩玉也。理义精微，而必援引古今散事，以为宏词博洽也。集古文之事以成句，不以为生涩而以为新。取后世之事以实经，不以为粗疏而以为警。文体大坏，而国运亦随之矣。本朝以武功定天下，世祖章皇帝投戈讲义，文章取士，悉因明制，惟禁社稿。自顺治乙酉、丙戌，迄于丁亥，乡会再举，即其制义醇雅者固有之，而夙习不能遽变，一二好奇之士，主持选政，丁亥房书，句琢字雕，用古而必欲使人难解，用字而必欲使人难识，犹忆予曾读《君子不重文》，而篇中二最佳句曰：“青青之讽，黄黄之美。”盖本于《诗》青青子衿以讥佻达，狐裘黄黄以思都人。《士也庶矣哉章》一题，而篇中有云：“微君之故，胡为乎草黄？微君之故，胡为乎鸟黄？”盖谓君不能富民而使之流离困苦，因用《诗》“何草不黄，黄鸟黄鸟”句也。如此词意，犹属易解，其他不可解而可笑者，难以枚举。大抵杂引《路史》诸书，易之以子云奇字，便是投时之制艺。一时家弦户诵，脍炙人口，后生趋之，惟恐不及。时予曾作《举伊尹》二句，题中二语云：“凤雍雍兮，狐乌其遁？麟振振兮，豺虎其投。”对云：“兰载采兮，灾氛其祓！见载见兮，雨雪其消！”大为质友所鉴赏，评云：如此手笔，不必恨吾不见古人，当令古人恨不见我也。然就余握管时，原为风气使然，不能违俗耳，明知非文章正格，故常戏语同人曰：“今人见前二十年文，往往指其疵处，以为笑语。夫二十年前文，不过字句陈腐耳，其笑有限，如今所称绝妙好文，留俟二十年后，吾不知人又更当如何笑也。”不意甫越岁余，中堂江公渊特疏题参操选政者，两榜名公，悉皆禁锢，其附名者，几至不测。己丑会场，文风不变，义必本经，说必宗传，中式墨卷，皆清正简洁，揣摩之家，始得正宗。予尝问同郡先达周釜山先生曰：“先生乡会场制义，如出两手，何也？”釜山笑曰：“此即世人所笑，吾之胸中无成见也。当乙酉之役，非此等文不售，故不得已而为之。若己丑而仍守此技，至今终老青衫矣。”然而前辈指授之功不可忘。予自丁亥下第，己丑再上公车时，座师成青坛先生遣人侦余，一到都门，即要余到寓，手授拟题四十课，余日呈一艺，凡关昔日习气语，必力为批评，是科会场首题，亦在拟中，余呈文时，先生只取一小讲，其余一概点窜。及入闱，首题既得，心识先生之教，惟开讲不另作，其余皆在场中重构思也。故得中式，此则如出两手之所由来耳。自是而后，壬辰、乙未、戊戌、己亥，四科之文，可称彬彬极盛。至庚子、辛丑，清新俊逸，固不可及，然而气渐流于单薄。康熙癸卯，遂即卑靡而八股之制亦废矣。八股废而取士专用策论，小试先论后策，乡会试初场试策五道，二场四书经论二篇、表一、判五，改三场为两试，盖欲崇实学，黜浮华也。司衡者即论亦必尊经重注，不得仍前驰骋，虽非八股之体，亦聊存八股之意耳。其如习俗已成，势难猝挽，即为策论亦半属油腔。至八年己酉，复用八股试士而文品之卑靡日甚，即有一二名家，不克自振也。如理学题则一比知，一比行，不必开卷而知之矣。事功题则一比内圣，一比外王，不待展卷而亦知之矣。如讲仁义，则必曰始之以心见理，继之以心见心，以天下藏于吾心，而不见其有余，以我心周乎天下，而不见其不足。如吸下则必曰我虽未知□□者何如，然亦不妨取□□而先言之也。如开讲擒题，则必曰是未尝即其□□之□而深思之也，又不言□无非言□，吾将言□□之人，先言□□之人。诸如此类，难以悉数。总之，习成一派套语，俟题到手，仿佛铺衬，不必构思，方称佳作。且局必叠床，股必合掌，起讲之意，篇内重言，起比之意，中后复见，出股天地，对即乾坤，出股圣贤，对即明哲，一篇八股，意只四股，四股之意，尚有叠用，师以是为枕中秘传，父以是为家学妙诀。小试场屋，用之辄售，而文品之恶滥，至此极矣。当时合肥龚芝麓先生为大宗伯，典庚戌会试，深恶此种，力为排斥，起衰振敝，庶几稍变。公念文风之坏，盖由选家，专取伪文，托新贵名选刻，以误后学，因督学词臣蒋虎臣超疏请严禁伪文，遂为覆准。定例：凡乡会程墨及房稿行书，必由礼部选定颁行，各省试牍必由学臣鉴定发刻，如有滥选私刻者，选文之人，无论进士、举人、监生、生员、童生，分别议处，刊示颁行。是科，选家为之寂然，部颁房书，出力洗恶习，然其中又不无矫枉过正，虑开庞杂之端，而积年靡调，亦一时不能顿改。至壬子、癸丑，吾吴韩元少联取巍科，以雄文振起，天下始翕然改心易虑，思为矫世革俗。己酉、庚戌之习，为之廓清。乙卯、丙辰，始即醇正，学者亦慕先正大家，前朝如顾泾阳宪成、归震川有光、金正希声、黄陶庵淳耀、周介生钟。本朝如熊钟陵伯龙、史立庵大成诸先生稿，翻刻盛行，鸡林为之纸贵。丁巳、戊午，连举乡试，文亦各省不同，然好高者恐流为崇祯庚辰、癸未，守卑者未能尽去康熙己酉之习，揣摩家不可不加谨，主持文教者不可不留心提防也。二十年辛酉七月，科臣莫大勋题准，文取醇正，不尚离奇，字限六百五十，不得逾越，违者场中不许中式，一时文士，复翕然思变。
交际
交际之礼，始乎情，成乎势，而滥觞于文。以情交者，礼出于情之所自然，即势异、文异而情不异；以势交者，礼出于势之所不得不然，故势异、文异而情亦异。二者不同，要各有为。况虽有至情，不能违势，虽因时势，未必无情，未可以是概风俗之盛衰，人心之厚薄也。独是不由乎情，不因乎势，而徒视为具文，即其交际之时，已无殷勤之意，宁待情衰而礼始衰，势异而礼始异耶？视为具文者，惟知有文不知有礼，遂至虚文，甚而于义无所取，彼谓既以为文交，原不必有所取也。推此志也，大之僭礼乱乐，小之匿怨而友，世道人心，尚堪问哉！因略举交际数端，以俟明礼之君子，有所择焉。
前朝乡绅，凡两榜出身者，无论官之尊卑，谒抚、按俱用名帖抗礼。即乙榜而选授京职，或外而两司及郡县部官、资郎而至两房中书者亦如之。其由举、贡、监生选授府佐及京职散员者，止在郡县交际，不便与抚、按两台晋谒矣。其他杂职，即郡县亦不交际也。本朝顺治年间亦然。至康熙初，乡绅与督、抚两台交际，始分等职，不论出身。京官自部曹、中、行、评、博而上，用名帖。外官自藩、臬而下，俱用名揭，几与现任等。用帖者，两台答拜。用揭者，只用名帖致意，不答拜矣。
前朝乡绅，凡科甲出身者，无论爵之尊卑，郡县俱答拜。贡、监起家者，则但以名帖致意。贡、监未仕者谒郡守，俱用名揭，国初亦然。自顺治季年，李公茂先以明经来守吾郡，凡明经授职者，一概答拜，未授职者，亦用名帖。以后凡贡、监授职者，俱答拜矣。旧例：缙绅设席延郡守，即公宴主席亦不及孝廉。今明经、太学，交情相契者，有席必赴矣。令长更不必言。
前朝乡绅相见，大概必着公服，晋谒当事更不必言。今乡绅入宾馆俱便服矣。现任官升堂视事，必着公服，接见宾客，更不必言。今现任官，除新任朝祭及朔望谒庙行香参谒上台而外，俱不着公服矣。惟学臣临试，则如旧服。昔举、贡、监生、生员谒官长，俱必公服，遇大礼必公服，平时交际及见武弁、县佐则否，而县佐、武弁必以公服接之。有讼赴公庭，则降同氓庶之服。当新婚假仪，则加本身服色一等，不为僭也。今举、贡、监生、生员，除谒本管上台而外，俱不用公服，讼亦无降服，惟新婚假仪则同。
前朝守制乡绅，谒当事，见宾客，必麻冠丧服，轿伞俱用白布。本朝丧服，惟去帽上红顶，不着衰麻，故缙绅守制者，谒当事亦然。轿伞亦不用白而改用绿绸，若雨天然。见宾客则或用素服，上加黑色外套。
予幼闻前辈名帖，眷字亦不概用。犹及见乡老致徽商帖，止称乡侍生。浙友止称侍生。谦者加教字。必兼亲者，方加眷字。至于通家、年家，非实有可据，断断不轻用也。崇祯以后，渐以通家假借代眷字矣。明末同社称眷社弟，拜盟者称眷盟弟。本朝顺治初年，同辈一概称眷盟弟，即同乡各省者皆然，然而年家不轻用也。至顺治四、五年间，年家亦渐有假借矣，然惟缙绅之家用之，以后迄今，凡三教九流投名帖者，无不称年家矣。
前朝贡、监、生员与武弁往来，即总戎亦止投侍教生名帖，晚字不轻用也。降而参、游，更不必言矣。本朝顺治初年，见总戎而上，俱用揭帖，副将而下始用名帖，然于副总兵、参将，必加晚字，或用治字。顺治十八年，吾邑特设水师副总兵及川沙营参将。水营与同学诸生相见，俱用名帖抗礼。独川沙参将，部选未来，抚标先有委署者，傲慢无礼，欲以师生接礼，诸同学与之力争，始得不屈。后部选惠元功桢祥，以元戎世胄子，荫补专阃，与诸同人相见，情甚款洽，竟从抗礼，然止以通家侍生名帖致意，不到门答拜。继任任公履素元礼以右都督来掌川沙营事，谦和更甚，改用通家侍弟名帖，必到门答拜。其后水营以康熙三年题定文武相见仪注，县令见副总兵俱用名揭，学师亦从而用揭，渐欲诸生易揭帖，其有事干求者，往往易之，平交者则照旧用帖。未几，而水师奉命撤回崇明，今虽游、参，俱抗礼矣。
前朝郡守、县令与总戎相见，俱抗礼，帖用侍生，公文用移会，参、游而下，大抵亦然。本朝顺治初年，县令见总戎，始用名揭，郡守则否。其后，松郡改设提督，郡守始用晚生帖，府佐始用衔帖，虽骄悍如马惟善，不能异也。至康熙三年，新定文武相见仪注，郡守见文武总兵官，改用名揭，公文用咨呈，至今因之。
前朝监生、生员与县令交际，得用治下门生名帖，分宾抗礼。惟附郭县则用揭庭参，一跪一揖，稍杀于郡守也。以余所见，则附郭与外县，俱用名揭，相见俱长揖，而无跪礼，坐则诸生俱面向西，而令长独坐面南东向，略存师生之意。今生员用揭如旧，而监生则改用名帖，然亦惟缙绅于弟则然，其余用揭者有之，用上衔帖、下衔帖者亦有之。
昔年平等庆贺往来，单红全柬，非新亲不用；单红单帖，非京官不用。犹忆吾乡一孝廉，北闱中式，下第而归，用单红单帖拜客，人讥其僭。此在崇祯末犹然。时寻常单帖，止用五印花纸，其后用松城五云轩、精一轩所造拱花着色白单帖则华丽极矣。其全红古折，通用砂红纸，不以为陋也。今单柬全红古折，俱用双红；单红或用京式衢红。其先各色花单帖及花红全折，市中几不屑卖矣。
昔年副启体制，长短与全柬同。柬书名，启书事，故以副封名。百年以来，俱用蓝色花格，吾犹及见于旧笑中。崇祯中，始用红条格。蓝者，惟居丧时用之。顺治初，改用寸楮，大小不过如全柬四分之一，配以小全柬亦如之，或止以单帖引名。其后京中用色启，稍大于寸楮，而究小于旧启，引名或单帖，或全柬，俱照此式，仪状亦然。今不特京师亦用之矣。
昔年写单帖俱用全折，于名下用顿首拜。顺治之初犹然。至五、六年间，始于单帖上去顿首，止写拜字。其守制者，无论喜庆红帖，则俱写制字，而以浅色纸签名实帖，不书稽颡拜。自顺治末年，守制者红帖上去制字及稽颡字，改称从吉而不粘色纸签名矣。守礼之家，或仍其旧，世俗反以为固执，而不自知其非也。
喜庆贺礼，向来有之。盛者杯币以及羹果而已。今或间用羊、酒。营中往往用面。其祝寿桃糕，上插八仙，昔年亦有之，然第存其意耳。今吾郡所制，精巧异常，须眉毕见，衣褶生动，俱以染色面为之，可久而不剥落，前此未尝有也。人物专取吉祥，故事亦不拘泥八仙。
丧祭吊奠，向来看卓亦尚精巧，然不过以泥塑人物，彩绢装成山水故事，列于筵上，以示华美而已。自顺治以来，即以荤素品装成人物模样，备极鲜丽精工，宛若天然生动，见者不辨其为食物，亦莫辨其为何物矣。一筵之费，多至数十金，饰一时之观，须臾尽成弃物，殊为虚费，其如习俗已成！苟有其力者，以为不如是便成简略不敬，君子所以严奢丽之源也。
前朝两榜乡绅拜客，除亲戚故交照常投帖外，其泛然士流，俱用眷侍生名帖。士林拜两榜乡绅，亦除亲戚故交照常外，其泛然交际俱用眷晚生名帖，不论先后进年齿也。乙榜次之，资郎更次之。大概视其爵齿及交谊以为斟酌矣。至本朝而两榜乡绅非齿爵极高者，无投侍生名帖之事，即间用之，市井吏胥尚以为傲而哗然非议之，况士林乎？诸生谒两榜乡绅，非齿爵极尊者，不屑投晚生名帖，间用诸过客而尊者，往往粘还晚字，况乙榜及资郎乎？其尊行致幼辈向止用眷教或眷生，谦者称眷侍教生。今虽白叟致黄童，无不称眷弟。甚至姑夫致内侄，表叔致表侄，年伯致年侄亦然，其他父执，又不必言矣。
前朝乡绅，如大司成致仕回籍，无论南雍、北雍，凡贡、监生往谒，必着公服，用名揭，乡绅北面坐，客西面坐，不论年齿也。如督学使者回籍候补或内升给假归里，无论各直省诸生见之亦然。自顺治中，吾郡张蓼匪视学两浙，宋直方视学八闽而回，此礼不行，以后遂为故事，竟同泛然乡绅矣。
前朝交际宾宴以及吉凶往还，犒劳各色人等赏封，俱用九成外银八折。本朝顺治之初，渐用六折，后因行银滥恶，通用不过六七成，因改赏封为纹银四折。康熙以来，减至三折。今甚有封标一两而内止纹银二钱者，文胜日甚矣，衙门使费亦然。
一代之兴，必有一代冠服之制，其间随时变更，不无小有异同，要不过与世迁流，以新一时耳目，其大端大体，终莫敢易也。如前朝职官公服，则乌纱帽，圆领袍，腰带，皂靴。纱帽前低后高，两傍各插一翅，通体皆圆，其内施网巾以束发，则无分贵贱，公私之服皆然。圆领则背有锦绣，方补品级，式样与今之命服同，但里必有方领衬摆，不单着耳。腰带用革为质，外裹青绫，上缀犀玉、花青、金银不等，正面方片一两，傍有小辅二条，左右又各列三圆片，此带之前面也。向后各有插尾，见于袖后，后面连缀七方片以足之，带宽而圆，束不著腰，圆领两胁，各有细钮贯带于巾而悬之，取其严重整饬而已。一、二品金镶犀角，三品花金，四品素金，五品花银，六、七品素银，八品以下用明角。乌角玉带惟帝后及太子、亲王、郡王用之，其余大臣必赐而后敢服，则与今制异也。其举人、贡、监、生员则俱服黑镶蓝袍，其后举、贡服黑花缎袍，监生服黑邓绢袍，皆不镶，惟生员照旧式。然进士殿试后，犹服镶蓝袍，入谢毕，始易冠带，则知花素缎袍乃后人假借，未必皆命服矣。闻举人前辈俱带圆帽如笠而小，亦以乌纱添里为之，予所见举人与贡、监、生员同带儒巾，儒巾与纱帽俱以黑绉纱为表，漆藤丝或麻布为里，质坚而轻，取其端重也。举、贡而下，腰束俱蓝丝绵条。皂靴与职官同。典吏则戴吏巾。如今之神庙中所塑施相公巾式，黑素绢圆领、条靴。举、贡、监生同。其上台门下，则有中军巡捕官，冠棕结草帽如笠而高，服大红斗牛锦绣以壮观。其衙门杂役，如皂隶则漆布冠岸帻，而网巾外见，旁插孔雀翎毛，服下截细褶青布衣，腰束红布织带。捕快则小帽青衣，加红布背甲于外，腰束青丝织带。舆隶之属，则戴毡笠上插鹭尾，威仪秩秩矣。其便服自职官大僚而下至于生员，俱戴四角方巾，服各色花素、绸、纱、绫、缎道袍。其华而雅重者，冬用大绒茧绸，夏用细葛，庶民莫敢效也；其朴素者，冬用紫花细布或白布为袍，隶人不敢拟也。其后巾式时改，或高或低，或方或扁，或仿晋、唐，或从时制，总非士林，莫敢服矣。其非绅士而巾服或拟于绅士者，必缙绅子弟也。不然，则医生、星士、相士也。其后能文而未入泮雍者，不屑与庶人伍，故亦间为假借，士流亦优容之，然必诗礼之家，父兄已列衣冠者，方不为世俗所指摘，不然将群起而哗之，便无颜立于人世矣。其市井富民，亦有服纱绸绫罗者，然色必青黑，不敢从新艳也。良家清白者，领上以白绫或白绢护之，示与仆隶异。所戴之冠，夏则结棕，六版圆幅，价值数金。贫者或用漆单纱，其色同。冬则绒毡小帽。其内衣，冬夏无不服裙，不分贫富贵贱皆然。道袍大概绸用单做，戎褐茧绸用夹里，后则俱以花纱白里为之，单绸若将不屑，不独士林为然矣。花云素缎，向来有之，宜于公服。其便服则惟有路绸、瓯绸、绫地、秋罗、松罗、杭绫、绉纱、软绸以及湖绸、绵绸。夏惟有生纱、硬纱、生罗、杭罗而已。其后有软机纱、番纱、线纱、永纱，皆因一时好尚，群相和从耳。若寒士则惟以白布袍为常服，加以乌巾朱履，较之盛服而冠庶人之帽者自贵，缙绅接见，亦自起敬，列于峨冠博带之中，容相安也。其仆隶、乐户，止服青衣，领无白护，贵贱之别，望而知之。公私之服，予幼见前辈长垂及履，袖小不过尺许，其后衣渐短而袖渐大，短才过膝，裙拖袍外，袖至三尺，拱手而袖底及靴，揖则堆于靴上，表里皆然，履初深而口几及踊，后至极浅，不逾寸许。此余所及见前朝冠服之制也。
本朝于顺治二年五月，克定江南时，郡邑长吏，犹循前朝之旧，仍服纱帽圆领，升堂视事，士子公服、便服，皆如旧式。惟营兵则变服满装，武弁临戎亦然，平居接客则否。故剃发之后，加冠者必仍带网巾于内，发顶亦大，无辫发者但小帽改用尖顶，士流亦间从之。至三年丙戌春暮，招抚内院大学士亨九洪公承畴刊示严禁云：岂有现为大清臣子而敢故违君父之命，放肆藐玩，莫此为甚！于是各属凛凛奉法，始加钱顶辫发，上去网巾，下不服裙边，衣不装领，暖帽用皮，凉帽用簟，俱上覆红纬，或凉帽覆红缨，一如满州之制。然而细缎织锦，僭及龙衮，遍身刺绣，或施鸾凤，夸多斗靡，竞为华丽，上下无章，公私无别，草昧之初，莫知禁令也。至六、七年间，始颁命服之制，冠加高顶，一品装以红玉，镶嵌东珠三颗；二品蓝玉，东珠一颗；三品红宝石；四品蓝宝石；五、六品水晶，皆用金镶，高低不等。七品金；八品以下银，下至典吏，则用明角葫芦，以章贵贱。其举、贡、监生、生员则用金银飞雀，以期其飞鸣之意。带则紧束于腰，缀以金玉银角，方圆四片，一、二品玉；三、四品金；五品花银；六、七品素银；八品银镶乌角；九品而下乌角不镶。举、贡、监生，银镶明角，生员银镶乌角。其命服则即满袍加以前后绣补，一如前代之式，文臣一、二品仙鹤、锦鸡；三、四品孔雀、云雁；五品白鹇；六、七品鹭鹚、涑；八、九品以逮杂职则鹌鹑、练鹊、黄鹂而已。武臣公、侯、伯则麒麟、白泽，一、二品狮；三、四品虎、豹；五品熊；六、七品彪；八、九品以下海马、犀牛。其衔加宫保者，则如文臣一品之服。凡龙凤锦绣织文，一概禁止，如有僭干者，罪及制造之家。于是命服始有定式，莫敢僭越。然而便服裘帽，惟取华丽，或娼优而僭拟帝后，或隶仆而上同职官，贵贱混淆，上下无别。迨康熙九、十年间，复申明服饰之禁，命服悉照前式：貉、裘、猞猁、狲，非亲王大臣不得服；天马、狐裘、装花缎，非职官不得服；貂帽、貂领、素花缎，非士子不得服；花素绫绸纱及染色鼠狐帽，非良家不得服；所不禁者，獭皮、黄鼠帽，素绸罗绢及茧绸葛布、三梭细布而已。其职官及举、贡、监生、生员之父，除公服而外俱得并从子服。职官及举、贡、监生、生员之子，除公服而外，俱得并从父服。禁令初颁，一时翕然儆畏，恪守凛遵；但旧服尚存，新不及制，好事之徒，或挟仇举首，或借端索诈，或恣肆抢夺，狱讼纷起，京师尤甚，当事患之，不逾年而遂弛其禁。于是服饰之华丽，又复惟力是视，而守礼谨饬者，或自知循分焉。袍服，初尚长，顺治之末短才及膝，今则又没髁矣。暖帽之初，即贵貂鼠，次则海獭，再次则狐，其下者滥恶，无皮不用。然当日所谓海獭即今之染黑狸皮，但初用时皆精选，故价至每顶纹银二两，戴者甚少。其后日渐滥恶，乃以黄狼皮染黑名曰骚鼠，毛细而润，老者类貂，一时争用，骚鼠贵而海獭贱，无人非海獭帽，今骚鼠之阔口者，每顶亦值银二两，然无人非骚鼠冠，而海獭非乡愚极贫之人不冠矣。康熙十五、六年之间，江甯新制剪绒帽，色黑而细密，长阔宛如骚鼠，其价最精者不过值银三、四钱一顶，士林往往用之。康熙二十三年，京师始尚海龙皮，毫短而劲，色黝而明，初价每顶四五金，年来减半，意即真海獭皮所染也。缎袍外套，向俱装锦缎，用色里夹做。康熙而后，大半皆单，时小戎已不用，即茧绸亦单做矣。花缎初用团龙，禁后用大小云朵，今用大小团花，飞雀、山水景。夏布初用满龙、团龙纱，禁后用官纱、宫纱，既而用素幅秋绢纱，今用广绢、广纱、绒纱、葛纱、巧纱、漏地纱，大概俱尚整矗，虽便服无异于公服也。凉帽初尚扁而大，后尚高而小，既又尚高而大，旋复尚扁而大，今则又尚高而小矣。帽胎，顺治三年始也，未有卖者，俱剪藤编篾席为之，后用细草编成，造自北方，至南而加里发贩，京师有同类而最精细洁者，名曰得勒粟，每顶银三四两，而红纬不与焉，外省罕有。今或以白纱绫为表者，庶乎似之而价不过与常帽等，亦用纯代麻之意耳。帽顶，大红丝纬，初用拆缎，取大红缎拆其经，取其不易乱，拆丝一两，值银一两，后径以散纬或双丝染大红，每两价银二三钱者亦佳。凉帽顶或用红缨，初价不甚贵，而缨亦粗硬，后用皮缨、胎缨，价始贵矣。胎缨一两有值银七八钱者，皮缨半之。今有西宁长缨，细润而真正大红色久不变者，凉帽一顶，值银三十余两，惟当途显者用之。第恐习俗移人，几年之后，染贩者广，价必渐减，效颦者又将争起耳。
昔年花缎惟丝织成华者，加以锦绣，而所织之锦，大率皆金缕为之，取其光耀而已。今有孔雀毛织入缎内，名曰毛锦，花更华丽，每匹不过十二尺，值银五十余两。康熙二十四、五年间，京师衣又渐短而外套渐长，昔年外套短者及脐，长不过膝，今短于袍不过五寸矣。暖帽复尚海鹿皮，毫健而齐，黑而光，疑即昔年所尚之海獭皮，今易其名耳，每顶值银三、四两，始自京师，初来吴下，价亦渐贬，佳者不过二两五钱，然老成人以为不足取也。
内装
昔贾长沙伤时之僭，曰：娼优下贱，得为后饰。盖男子僭于外，法可以禁止。妇女僭于内，禁有所不及。故移风易俗者，于此尤难。原其始，大约起于缙绅之家，而婢妾效之，浸假而及于亲戚，以逮邻里。富豪始以创起为奇，后以过前为丽，得之者不以为僭而以为荣，不得者不以为安而以为耻。或中人之产，营一饰而不足，或卒岁之资，制一裳而无余，遂成流风，殆不可复，斯亦主持世道者所深忧也。余幼所闻，内饰犹朴。崇祯之际，渐即于侈，至今日而滥觞极矣。今姑略举数则，以示世风之变，俾有识者阅之，用兴鉴戒焉。
膏沐为容，古来不免。然而绸直如发，匪伊卷之，此风予犹及见也。崇祯之间，始为松鬓扁髻，发际高卷，虚朗可数，临风栩栩，以为雅丽。顺治初，见满装妇女，辫发于额前中分向后，缠头如汉装包头之制，而加饰于上，京师效之，外省则未也。然高卷之发，变而圆如覆盂，蝉鬓轻盈，后施缎尾，较美于昔年。束发直上指，前高逾尺，数鬓掩颧，数载之前，始见于延陵，时以为异，今及于吾乡，遍地皆然矣。
余幼见前辈冠髻高逾二寸，大如拳，或用金银丝挽成之。若乌纱者，顶上装珠翠沿口，又另装金花衔珠如新月样，抱于髻前，谓之插梳。其后变式，髻扁而小，高不过寸，大仅如酒杯，时犹以金银丝为之者，而插梳之制遂废。银丝髻内映红绫，光采焕发，且别于素色也。崇祯之末，髻愈大而扁，惟以乌纱为质，任人随意自饰珠翠，不用金银。顺治初，营中眷属，往往纯以金银为之，金者镂花，银者珐琅及烧染紫金色花，饰于髻顶，想亦北方之习，松俗则否。年来髻式不一，或纸胎纱表，或铜丝为质，装成花朵，以天鹅绒为表，样各不同。总之，高不过二三分，大几及尺，装珠贴翡，必选极精，不以多为贵矣。康熙二十五、六年后，又尚扁小，高不过一二分，径不过二寸许耳。
今世所称包头，意即古之缠头也。古或以锦为之。前朝冬用乌绫，夏用乌纱，每幅约阔二寸，长倍之。予幼所见，皆以全幅斜褶阔三寸许，裹于额上，即垂后，两杪向前，作方结，未尝施裁剪也。高年妪媪，尚加锦帕，或白花青绫帕单里缠头，即少年装矣。崇祯中，式始尚狭，遂截半为之，即其半复分为二幅，幅方尺许，斜褶寸余阔，一施于内，一加于外，外者稍狭一二分，而别装方结于外幅之正面，缠头之制一变。今裁幅愈小，褶愈薄，体亦愈短，仅施面前两鬓，皆虚以线暗续于鬓内而属后结之，但存其意而已。或用黑线结成花朵，于乌绫之上，裁剪如式，内施硬衬亦佳，至有上用红锦一线为缘，而下垂于两眉之间者，似反觉俗。
首饰，命妇金冠，则以金凤衔珠串，隆杀照品级不等，私居则金钗、金簪、金耳环、珠翠，概不用也。以予所见，则概用珠翠矣。然犹以金、银为主而装翠于上，如满冠、捧鬓、倒钗之类，皆以金银花枝为之而贴翠加珠耳。包头上装珠花，下用珠边口，簪用圆头金银或玉。高年者用玛瑙，既而改用金玉凤头簪，口衔珠结串，下垂于鬓，后用金银珠林，体式斜方而不用玉，今径用金扁方矣。花冠、满冠等式，俱用珠花。包头上用珠网束发，下垂珠结宝石数串，两鬓亦以珠花、珠结、珠蝶等捧之。碗簪所以定冠髻，初尚极大，玉质，镶金银装珠，后尚小，而以蜜珀镶金缀珠，或间用侧簪，金乃用团花，或纯金不镶而装珠翠。大抵有余之家，必选赤色精金及大白圆珠为首饰，寒素者宁淡装无饰而银花珠翠竟不屑用，虽亦世风之一变，然而势极必反，未始非返朴之机也。
命妇之服，绣补从夫，外加霞帔、环而已。其他便服及士庶妇女之衣如、丝、纱、缎、绸、绢、绫、罗，一概用之，色亦随时任意，不大迳庭也。然余幼见前辈内服之最美者，有刻丝、织文。领袖襟带，以羊皮金镶嵌。若刺绣则直以彩线为之，粗而滞重，文锦不轻用也。其后废织文、刻丝等，而专以绫纱堆花刺绣。绣仿露香园体，染彩丝而为之，精巧日甚。时惟大红为礼服而不轻用。未几，遂以为常服。甚而用锦缎，又甚而装珠翠矣。然惟缙绅之家用之。寝淫至于明末，担石之家非绣衣大红不服，婢女出使非大红里衣不华。今则田家村妇介之于青衫裙布之间矣。夏日细葛、纱罗，士大夫之家常服之，下而婢女不轻服也。崇祯之间，妇婢出使服之矣，良家居恒亦服之矣。自明末迄今，市井之妇，居常无不服罗绮，娼优贱婢以为常服，莫之怪也。袖初尚小，有仅盈尺者，后大至三尺，与男服等。自顺治以后，女袖又渐小，今亦不过尺余耳。绣初施于襟条以及看带袖口，后用满绣团花，近有洒墨淡花，衣俱浅色，成方块，中施细画，一衣数十方，方各异色，若僧家补衲之状，轻便潇洒，恐非象服。守礼之家，不必效之也。本朝女服，无异丈夫，公私皆同，可以通用。
内装领饰，向有三等：大者裁白绫为云样，披及两肩，胸背刺绣花鸟，缀以金珠、宝石、钟铃，令行动有声，曰宫装；次者曰云肩；小者曰阁鬓，其绣文缀装则同。近来宫装，惟礼服用之，居常但用阁鬓而式样亦异，或剪彩为金莲花，结线为缨络样，扣于领而倒覆于肩，任意装之，尤觉轻便。
环，以金丝结成花珠，间以珠玉、宝石、钟铃，贯串成列，施于当胸。便服则在宫装之下，命服则在露帔之间，俗名坠胸，与耳上金环，向惟礼服用之，于今亦然。其满装耳环，则多用金圈连环贯耳，其数多寡不等，与汉服之环异。
裳服，俗谓之裙。旧制：色亦不一，或用浅色，或用素白，或用刺绣，织以羊皮，金缉于下缝，总与衣衫相称而止。崇祯初，专用素白，即绣亦祗下边一二寸，至于体惟六幅，其来已久。古时所谓裙拖六幅湘江水是也。明末始用八幅，腰间细褶数十，行动如水纹，不无美秀，而下边用大红一线，上或绣画二三寸，数年以来，始用浅色画裙。有十幅者，腰间每褶各用一色，色皆淡雅，前后正幅，轻描细绘，风动色如月华，飘扬绚烂，因以为名。然而守礼之家，亦不甚效之。本朝无裙制，惟以长布没履，无论男女皆然。
膝袜，旧施于膝下，下垂没履。长幅与男袜等，或彩镶，或绣画，或纯素，甚而或装金珠翡翠，饰虽不一，而体制则同也。崇祯十年以后，制尚短小，仅施于胫上，而下及于履。冬月，膝下或别以绵幅裹之，或长其裤以及之。考其改制之始，原为下施可以掩足，丰趺者可以藏拙也。今概用之纤履弓鞋之上，何哉？绣画洒线与昔同，而轻浅雅淡，今为过之。
弓鞋之制，以小为贵，由来尚矣。然予所见，惟世族之女或然。其他市井仆隶，不数见其窄也。以故履惟平底，但有金绣装珠，而无高底笋履。崇祯之末，闾里小儿，亦缠纤趾，于是内家之履，半从高底。窄小者，可以示美；丰趺者，可以掩拙。本朝因之，满装则否。康熙之初，禁民间女子，不许缠足，然奉行者固多而习俗相陈，亦一时不能遽变者。迨八年己酉，复除其禁。至今日而三家村妇女，无不高跟笋履，纤趾愈多而藏拙者亦复不少。惟生长田间，老成持重者则仍旧耳。
文章
朝庭以八股文章取士，士子进身，率由乎此，非特空言文字而已。世运不能无迁流，则文运不能无升降，理势使然。前朝之文，嘉、隆以前，无得而议。自万历末而文运始衰。启、祯之际，社稿盛行，主持文社者，江右则有艾东乡南英、罗文正万藻、金正希声、陈大士际泰；娄东则有张西铭溥、张受先采、吴梅村伟业、黄陶庵淳耀；金沙则有周介生钟、周简臣铨；溧阳则有陈百史名夏；吾松则有陈卧子子龙、夏彝仲允彝、彭燕又宾、徐暗公孚远、周勒卣立勋，皆望隆海内，名冠词坛。公卿大夫为之折节缔交，后生一经品题，便作佳士，一时文章，大都骋才华，矜识见，议论以新辟为奇，文词以曲丽为美，当好尚之始，原本经传，发前人之所未发耳。逮其后，子史佛经，尽入圣贤口吻；稗官野乘，悉为制义新编。六经四子，任意诠解，周、程、朱注，束之高阁。朝庭亦厌其习，严饬学臣厘正，故于试卷面页，必注恪莲明旨，引庄、列杂书，文体怪诞者不录。时方禹修先生正守吾郡，与几、求二社诸名士，交好莫逆，然亦以为非文家正体，特作文训，手选真文章发刻以正之，然而流风已成，究不能改。迨甲申、乙酉之际，愈趋愈甚，儒生学问，必讲入帝王事功，以为冠裳佩玉也。理义精微，而必援引古今散事，以为宏词博洽也。集古文之事以成句，不以为生涩而以为新。取后世之事以实经，不以为粗疏而以为警。文体大坏，而国运亦随之矣。本朝以武功定天下，世祖章皇帝投戈讲义，文章取士，悉因明制，惟禁社稿。自顺治乙酉、丙戌，迄于丁亥，乡会再举，即其制义醇雅者固有之，而夙习不能遽变，一二好奇之士，主持选政，丁亥房书，句琢字雕，用古而必欲使人难解，用字而必欲使人难识，犹忆予曾读《君子不重文》，而篇中二最佳句曰：“青青之讽，黄黄之美。”盖本于《诗》青青子衿以讥佻达，狐裘黄黄以思都人。《士也庶矣哉章》一题，而篇中有云：“微君之故，胡为乎草黄？微君之故，胡为乎鸟黄？”盖谓君不能富民而使之流离困苦，因用《诗》“何草不黄，黄鸟黄鸟”句也。如此词意，犹属易解，其他不可解而可笑者，难以枚举。大抵杂引《路史》诸书，易之以子云奇字，便是投时之制艺。一时家弦户诵，脍炙人口，后生趋之，惟恐不及。时予曾作《举伊尹》二句，题中二语云：“凤雍雍兮，狐乌其遁？麟振振兮，豺虎其投。”对云：“兰载采兮，灾氛其祓！见载见兮，雨雪其消！”大为质友所鉴赏，评云：如此手笔，不必恨吾不见古人，当令古人恨不见我也。然就余握管时，原为风气使然，不能违俗耳，明知非文章正格，故常戏语同人曰：“今人见前二十年文，往往指其疵处，以为笑语。夫二十年前文，不过字句陈腐耳，其笑有限，如今所称绝妙好文，留俟二十年后，吾不知人又更当如何笑也。”不意甫越岁余，中堂江公渊特疏题参操选政者，两榜名公，悉皆禁锢，其附名者，几至不测。己丑会场，文风不变，义必本经，说必宗传，中式墨卷，皆清正简洁，揣摩之家，始得正宗。予尝问同郡先达周釜山先生曰：“先生乡会场制义，如出两手，何也？”釜山笑曰：“此即世人所笑，吾之胸中无成见也。当乙酉之役，非此等文不售，故不得已而为之。若己丑而仍守此技，至今终老青衫矣。”然而前辈指授之功不可忘。予自丁亥下第，己丑再上公车时，座师成青坛先生遣人侦余，一到都门，即要余到寓，手授拟题四十课，余日呈一艺，凡关昔日习气语，必力为批评，是科会场首题，亦在拟中，余呈文时，先生只取一小讲，其余一概点窜。及入闱，首题既得，心识先生之教，惟开讲不另作，其余皆在场中重构思也。故得中式，此则如出两手之所由来耳。自是而后，壬辰、乙未、戊戌、己亥，四科之文，可称彬彬极盛。至庚子、辛丑，清新俊逸，固不可及，然而气渐流于单薄。康熙癸卯，遂即卑靡而八股之制亦废矣。八股废而取士专用策论，小试先论后策，乡会试初场试策五道，二场四书经论二篇、表一、判五，改三场为两试，盖欲崇实学，黜浮华也。司衡者即论亦必尊经重注，不得仍前驰骋，虽非八股之体，亦聊存八股之意耳。其如习俗已成，势难猝挽，即为策论亦半属油腔。至八年己酉，复用八股试士而文品之卑靡日甚，即有一二名家，不克自振也。如理学题则一比知，一比行，不必开卷而知之矣。事功题则一比内圣，一比外王，不待展卷而亦知之矣。如讲仁义，则必曰始之以心见理，继之以心见心，以天下藏于吾心，而不见其有余，以我心周乎天下，而不见其不足。如吸下则必曰我虽未知□□者何如，然亦不妨取□□而先言之也。如开讲擒题，则必曰是未尝即其□□之□而深思之也，又不言□无非言□，吾将言□□之人，先言□□之人。诸如此类，难以悉数。总之，习成一派套语，俟题到手，仿佛铺衬，不必构思，方称佳作。且局必叠床，股必合掌，起讲之意，篇内重言，起比之意，中后复见，出股天地，对即乾坤，出股圣贤，对即明哲，一篇八股，意只四股，四股之意，尚有叠用，师以是为枕中秘传，父以是为家学妙诀。小试场屋，用之辄售，而文品之恶滥，至此极矣。当时合肥龚芝麓先生为大宗伯，典庚戌会试，深恶此种，力为排斥，起衰振敝，庶几稍变。公念文风之坏，盖由选家，专取伪文，托新贵名选刻，以误后学，因督学词臣蒋虎臣超疏请严禁伪文，遂为覆准。定例：凡乡会程墨及房稿行书，必由礼部选定颁行，各省试牍必由学臣鉴定发刻，如有滥选私刻者，选文之人，无论进士、举人、监生、生员、童生，分别议处，刊示颁行。是科，选家为之寂然，部颁房书，出力洗恶习，然其中又不无矫枉过正，虑开庞杂之端，而积年靡调，亦一时不能顿改。至壬子、癸丑，吾吴韩元少联取巍科，以雄文振起，天下始翕然改心易虑，思为矫世革俗。己酉、庚戌之习，为之廓清。乙卯、丙辰，始即醇正，学者亦慕先正大家，前朝如顾泾阳宪成、归震川有光、金正希声、黄陶庵淳耀、周介生钟。本朝如熊钟陵伯龙、史立庵大成诸先生稿，翻刻盛行，鸡林为之纸贵。丁巳、戊午，连举乡试，文亦各省不同，然好高者恐流为崇祯庚辰、癸未，守卑者未能尽去康熙己酉之习，揣摩家不可不加谨，主持文教者不可不留心提防也。二十年辛酉七月，科臣莫大勋题准，文取醇正，不尚离奇，字限六百五十，不得逾越，违者场中不许中式，一时文士，复翕然思变。
交际
交际之礼，始乎情，成乎势，而滥觞于文。以情交者，礼出于情之所自然，即势异、文异而情不异；以势交者，礼出于势之所不得不然，故势异、文异而情亦异。二者不同，要各有为。况虽有至情，不能违势，虽因时势，未必无情，未可以是概风俗之盛衰，人心之厚薄也。独是不由乎情，不因乎势，而徒视为具文，即其交际之时，已无殷勤之意，宁待情衰而礼始衰，势异而礼始异耶？视为具文者，惟知有文不知有礼，遂至虚文，甚而于义无所取，彼谓既以为文交，原不必有所取也。推此志也，大之僭礼乱乐，小之匿怨而友，世道人心，尚堪问哉！因略举交际数端，以俟明礼之君子，有所择焉。
前朝乡绅，凡两榜出身者，无论官之尊卑，谒抚、按俱用名帖抗礼。即乙榜而选授京职，或外而两司及郡县部官、资郎而至两房中书者亦如之。其由举、贡、监生选授府佐及京职散员者，止在郡县交际，不便与抚、按两台晋谒矣。其他杂职，即郡县亦不交际也。本朝顺治年间亦然。至康熙初，乡绅与督、抚两台交际，始分等职，不论出身。京官自部曹、中、行、评、博而上，用名帖。外官自藩、臬而下，俱用名揭，几与现任等。用帖者，两台答拜。用揭者，只用名帖致意，不答拜矣。
前朝乡绅，凡科甲出身者，无论爵之尊卑，郡县俱答拜。贡、监起家者，则但以名帖致意。贡、监未仕者谒郡守，俱用名揭，国初亦然。自顺治季年，李公茂先以明经来守吾郡，凡明经授职者，一概答拜，未授职者，亦用名帖。以后凡贡、监授职者，俱答拜矣。旧例：缙绅设席延郡守，即公宴主席亦不及孝廉。今明经、太学，交情相契者，有席必赴矣。令长更不必言。
前朝乡绅相见，大概必着公服，晋谒当事更不必言。今乡绅入宾馆俱便服矣。现任官升堂视事，必着公服，接见宾客，更不必言。今现任官，除新任朝祭及朔望谒庙行香参谒上台而外，俱不着公服矣。惟学臣临试，则如旧服。昔举、贡、监生、生员谒官长，俱必公服，遇大礼必公服，平时交际及见武弁、县佐则否，而县佐、武弁必以公服接之。有讼赴公庭，则降同氓庶之服。当新婚假仪，则加本身服色一等，不为僭也。今举、贡、监生、生员，除谒本管上台而外，俱不用公服，讼亦无降服，惟新婚假仪则同。
前朝守制乡绅，谒当事，见宾客，必麻冠丧服，轿伞俱用白布。本朝丧服，惟去帽上红顶，不着衰麻，故缙绅守制者，谒当事亦然。轿伞亦不用白而改用绿绸，若雨天然。见宾客则或用素服，上加黑色外套。
予幼闻前辈名帖，眷字亦不概用。犹及见乡老致徽商帖，止称乡侍生。浙友止称侍生。谦者加教字。必兼亲者，方加眷字。至于通家、年家，非实有可据，断断不轻用也。崇祯以后，渐以通家假借代眷字矣。明末同社称眷社弟，拜盟者称眷盟弟。本朝顺治初年，同辈一概称眷盟弟，即同乡各省者皆然，然而年家不轻用也。至顺治四、五年间，年家亦渐有假借矣，然惟缙绅之家用之，以后迄今，凡三教九流投名帖者，无不称年家矣。
前朝贡、监、生员与武弁往来，即总戎亦止投侍教生名帖，晚字不轻用也。降而参、游，更不必言矣。本朝顺治初年，见总戎而上，俱用揭帖，副将而下始用名帖，然于副总兵、参将，必加晚字，或用治字。顺治十八年，吾邑特设水师副总兵及川沙营参将。水营与同学诸生相见，俱用名帖抗礼。独川沙参将，部选未来，抚标先有委署者，傲慢无礼，欲以师生接礼，诸同学与之力争，始得不屈。后部选惠元功桢祥，以元戎世胄子，荫补专阃，与诸同人相见，情甚款洽，竟从抗礼，然止以通家侍生名帖致意，不到门答拜。继任任公履素元礼以右都督来掌川沙营事，谦和更甚，改用通家侍弟名帖，必到门答拜。其后水营以康熙三年题定文武相见仪注，县令见副总兵俱用名揭，学师亦从而用揭，渐欲诸生易揭帖，其有事干求者，往往易之，平交者则照旧用帖。未几，而水师奉命撤回崇明，今虽游、参，俱抗礼矣。
前朝郡守、县令与总戎相见，俱抗礼，帖用侍生，公文用移会，参、游而下，大抵亦然。本朝顺治初年，县令见总戎，始用名揭，郡守则否。其后，松郡改设提督，郡守始用晚生帖，府佐始用衔帖，虽骄悍如马惟善，不能异也。至康熙三年，新定文武相见仪注，郡守见文武总兵官，改用名揭，公文用咨呈，至今因之。
前朝监生、生员与县令交际，得用治下门生名帖，分宾抗礼。惟附郭县则用揭庭参，一跪一揖，稍杀于郡守也。以余所见，则附郭与外县，俱用名揭，相见俱长揖，而无跪礼，坐则诸生俱面向西，而令长独坐面南东向，略存师生之意。今生员用揭如旧，而监生则改用名帖，然亦惟缙绅于弟则然，其余用揭者有之，用上衔帖、下衔帖者亦有之。
昔年平等庆贺往来，单红全柬，非新亲不用；单红单帖，非京官不用。犹忆吾乡一孝廉，北闱中式，下第而归，用单红单帖拜客，人讥其僭。此在崇祯末犹然。时寻常单帖，止用五印花纸，其后用松城五云轩、精一轩所造拱花着色白单帖则华丽极矣。其全红古折，通用砂红纸，不以为陋也。今单柬全红古折，俱用双红；单红或用京式衢红。其先各色花单帖及花红全折，市中几不屑卖矣。
昔年副启体制，长短与全柬同。柬书名，启书事，故以副封名。百年以来，俱用蓝色花格，吾犹及见于旧笑中。崇祯中，始用红条格。蓝者，惟居丧时用之。顺治初，改用寸楮，大小不过如全柬四分之一，配以小全柬亦如之，或止以单帖引名。其后京中用色启，稍大于寸楮，而究小于旧启，引名或单帖，或全柬，俱照此式，仪状亦然。今不特京师亦用之矣。
昔年写单帖俱用全折，于名下用顿首拜。顺治之初犹然。至五、六年间，始于单帖上去顿首，止写拜字。其守制者，无论喜庆红帖，则俱写制字，而以浅色纸签名实帖，不书稽颡拜。自顺治末年，守制者红帖上去制字及稽颡字，改称从吉而不粘色纸签名矣。守礼之家，或仍其旧，世俗反以为固执，而不自知其非也。
喜庆贺礼，向来有之。盛者杯币以及羹果而已。今或间用羊、酒。营中往往用面。其祝寿桃糕，上插八仙，昔年亦有之，然第存其意耳。今吾郡所制，精巧异常，须眉毕见，衣褶生动，俱以染色面为之，可久而不剥落，前此未尝有也。人物专取吉祥，故事亦不拘泥八仙。
丧祭吊奠，向来看卓亦尚精巧，然不过以泥塑人物，彩绢装成山水故事，列于筵上，以示华美而已。自顺治以来，即以荤素品装成人物模样，备极鲜丽精工，宛若天然生动，见者不辨其为食物，亦莫辨其为何物矣。一筵之费，多至数十金，饰一时之观，须臾尽成弃物，殊为虚费，其如习俗已成！苟有其力者，以为不如是便成简略不敬，君子所以严奢丽之源也。
前朝两榜乡绅拜客，除亲戚故交照常投帖外，其泛然士流，俱用眷侍生名帖。士林拜两榜乡绅，亦除亲戚故交照常外，其泛然交际俱用眷晚生名帖，不论先后进年齿也。乙榜次之，资郎更次之。大概视其爵齿及交谊以为斟酌矣。至本朝而两榜乡绅非齿爵极高者，无投侍生名帖之事，即间用之，市井吏胥尚以为傲而哗然非议之，况士林乎？诸生谒两榜乡绅，非齿爵极尊者，不屑投晚生名帖，间用诸过客而尊者，往往粘还晚字，况乙榜及资郎乎？其尊行致幼辈向止用眷教或眷生，谦者称眷侍教生。今虽白叟致黄童，无不称眷弟。甚至姑夫致内侄，表叔致表侄，年伯致年侄亦然，其他父执，又不必言矣。
前朝乡绅，如大司成致仕回籍，无论南雍、北雍，凡贡、监生往谒，必着公服，用名揭，乡绅北面坐，客西面坐，不论年齿也。如督学使者回籍候补或内升给假归里，无论各直省诸生见之亦然。自顺治中，吾郡张蓼匪视学两浙，宋直方视学八闽而回，此礼不行，以后遂为故事，竟同泛然乡绅矣。
前朝交际宾宴以及吉凶往还，犒劳各色人等赏封，俱用九成外银八折。本朝顺治之初，渐用六折，后因行银滥恶，通用不过六七成，因改赏封为纹银四折。康熙以来，减至三折。今甚有封标一两而内止纹银二钱者，文胜日甚矣，衙门使费亦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