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刘景任命为房陵太守，对黄射来说，无异于天降之喜，要知道，之前刘景可是打算将他留在身边，看似重用，实则闲置。
而房陵郡虽地不过一县，户不过数千，可终归是两千石之任，黄射当然更愿意外放房陵。
刘景分完了东三郡这块“蛋糕”，至此，荆州治下拥有荆南四郡（长沙、零陵、武陵、桂阳）、荆北四郡（南郡、章陵、南阳、江夏）、东三郡（房陵、上庸、西城），总计多达十一郡。
之后刘景又与黄祖、黄射、申耽聊了一会，直到大堂逐渐昏暗，需要燃灯照明，才结束会谈。
黄祖、黄射父子从安远将军府中出来，既没有返回自家宅邸，也没有入住官舍，而是直接来到刘表别府，入灵堂为刘表守灵。
翌日清早，刘表出殡，黄祖、黄射父子更是亲扶棺柩送葬。
刘景看在眼中，一笑置之。
这种心怀故主的行为，若是放在后世，或许会为自己招来杀身之祸。然而放在极度重视“忠孝”的汉代，不但没有性命之忧，且还会受到世人的高度赞扬。
刘景麾下右长史桓阶、南阳太守赵戬都曾冒着生命危险为故主（孙坚、王允）收尸营丧，从而天下人交口称赞的义士。
刘景当初誓死抵抗刘表，其中一个重要原因，便是为故主张羡报仇。
世风如此，刘景心里不管作何感想，面上都要予以褒赞。
受刘表恩惠的岂止黄祖、黄射父子？刘景亲自出席刘表葬礼，向外界表明了自己的态度，此举彻底打消了襄阳士民心底的顾虑，是以刘表出殡之时，随行车辆超过千乘，徒步者数万，襄阳内外人山人海，场面蔚为壮观。
刘表墓地位于襄阳城东门外二百步，尽管修建时间不算长，规模却颇为宏大，前、中、后室和东、西耳室一应俱全，形制符合其镇南将军、荆州牧的身份。
刘表从来不是一个简朴之人，其师王畅担任南阳太守时，因南阳是光武帝乡，贵戚众多，风气奢靡，王畅为纠正风气，常常身着布衣皮褥，乘坐简陋车马。
对此身为弟子的刘表认为王畅行事过于激进，虽是出于好心，却有“以俭逼下，强人所难”之嫌，劝说王畅遵循孔圣明训“奢不僭上，俭不逼下”即可。
可惜刘表成为荆州之主，直接将当年的言论抛到九霄云外，生活极尽奢雅，子弟并骄贵。
汉世厚葬之风极盛，百姓纵然倾家荡产亦在所不惜，刘表生前享尽荣华富贵，死后即便基业覆灭，墓中仍陪葬了大量的金、银、铜、陶、瓷等贵重物品。
今荆州初定，多年的战乱导致州中仓库空虚，刘景正为缺钱而发愁，见此不禁扼腕叹息。
这些陪葬品全都是荆州的民脂民膏，它们应该有更大的用处，而不是毫无意义的埋入土里。
王充《论衡·薄葬篇》中有言：“死人无知，厚葬无益。”
古人都能看清厚葬的弊端，刘景这个现代人自然不会看不清，他暗下决定，日后必须要对厚葬之风加以遏制，倡导薄葬。
刘表顺利入土为安，当日，刘琮便被刘景迁往武陵郡汉寿县。
此前刘琮曾提出想在父亲刘表坟前结庐守墓，持孝三年，刘景想都没想就拒绝了他的请求。
刘表坐拥荆州十余载，期间受其恩惠者不知凡几，若非刘表死得突然，刘琮又坚决投降，刘景岂能如此轻易的进入襄阳？
刘表墓地与襄阳近在咫尺，同意刘琮为刘表守墓，简直和在身边放一颗定时炸弹没什么两样，除非刘景一直坐镇襄阳，否则他前脚离开襄阳，后脚可能就会有不轨之徒挟持刘琮，聚众反叛。
不能将刘琮留在襄阳，也不能放他回（兖州）山阳老家。兖州可是曹操的地盘，尽管双方目前正处于“蜜月期”，可未来双方终会反目，刘景没理由将刘琮主动送给曹操，为自己添乱。
思来想去许久，刘景最终决定将刘琮迁往武陵郡汉寿县。
首先荆州刺史部的治所，原本就设在汉寿县，只不过刘表单骑入荆州后，才改治襄阳。
其次汉寿县位于长江之南，而荆南正是刘景的大本营所在，一旦到了荆南，别说刘琮，就算刘表复生，也要乖乖受囚到死。
如今黄祖、黄射父子归降，刘表入土，刘琮南迁，放眼整个荆州，惟有三峡尚未安定，不过那只是疥癞之患，无碍大局。
秭归豪强邓忠、邓任兄弟此前趁着刘景北伐襄阳，后方空虚之际，聚众叛乱，霍峻及时守住峡口，将叛军堵在三峡内。刘景已命驻守武陵郡的单日磾率蛮兵北上平乱，相信以二人之能，通力合作，不日即可平定叛乱。
此前鉴于黄祖、黄射父子未降，尚存变数，所以刘景并未急于上书，而今刘景手握荆州十一郡，心中再无顾虑，亲自执笔尚书，向朝廷邀功求赏。
毕竟刘表可是朝廷钦定的“逆贼”，刘景为国除贼，可谓有大功于社稷。
刘景和朝廷全然没有客气，一口气表举麾下五将为将军，一偏四裨。
刚刚被任命为章陵太守的族兄刘宗，又被刘景表为偏将军。
刘宗性护前，耻为人下，向以军中第一人自居，此前一直对王彊升任裨将军，压他一头而耿耿于怀。如今凭借逼迫刘琮举州而降，立下大功，顺理成章升为偏将军，重新成为众将之首。
四裨将军则分别为蔡升、韩广、甘宁、黄忠。
蔡升、韩广皆为刘景旧部，追随刘景征战多年，劳苦功高。甘宁、黄忠虽是后来加入，然每战必先，功劳常居众将首。
此番北伐，蔡升、甘宁独领一军，当方面之任，韩广、黄忠先登陷阵，斩将搴旗，四人战功卓著，拔为裨将军，合乎众望。
刘亮、刘祝、马周、于征、阿仆、魏延、冯习、高翔、文聘等十余人皆为中郎将。都尉、校尉就更多了，足有二三十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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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房陵郡虽地不过一县，户不过数千，可终归是两千石之任，黄射当然更愿意外放房陵。
刘景分完了东三郡这块“蛋糕”，至此，荆州治下拥有荆南四郡（长沙、零陵、武陵、桂阳）、荆北四郡（南郡、章陵、南阳、江夏）、东三郡（房陵、上庸、西城），总计多达十一郡。
之后刘景又与黄祖、黄射、申耽聊了一会，直到大堂逐渐昏暗，需要燃灯照明，才结束会谈。
黄祖、黄射父子从安远将军府中出来，既没有返回自家宅邸，也没有入住官舍，而是直接来到刘表别府，入灵堂为刘表守灵。
翌日清早，刘表出殡，黄祖、黄射父子更是亲扶棺柩送葬。
刘景看在眼中，一笑置之。
这种心怀故主的行为，若是放在后世，或许会为自己招来杀身之祸。然而放在极度重视“忠孝”的汉代，不但没有性命之忧，且还会受到世人的高度赞扬。
刘景麾下右长史桓阶、南阳太守赵戬都曾冒着生命危险为故主（孙坚、王允）收尸营丧，从而天下人交口称赞的义士。
刘景当初誓死抵抗刘表，其中一个重要原因，便是为故主张羡报仇。
世风如此，刘景心里不管作何感想，面上都要予以褒赞。
受刘表恩惠的岂止黄祖、黄射父子？刘景亲自出席刘表葬礼，向外界表明了自己的态度，此举彻底打消了襄阳士民心底的顾虑，是以刘表出殡之时，随行车辆超过千乘，徒步者数万，襄阳内外人山人海，场面蔚为壮观。
刘表墓地位于襄阳城东门外二百步，尽管修建时间不算长，规模却颇为宏大，前、中、后室和东、西耳室一应俱全，形制符合其镇南将军、荆州牧的身份。
刘表从来不是一个简朴之人，其师王畅担任南阳太守时，因南阳是光武帝乡，贵戚众多，风气奢靡，王畅为纠正风气，常常身着布衣皮褥，乘坐简陋车马。
对此身为弟子的刘表认为王畅行事过于激进，虽是出于好心，却有“以俭逼下，强人所难”之嫌，劝说王畅遵循孔圣明训“奢不僭上，俭不逼下”即可。
可惜刘表成为荆州之主，直接将当年的言论抛到九霄云外，生活极尽奢雅，子弟并骄贵。
汉世厚葬之风极盛，百姓纵然倾家荡产亦在所不惜，刘表生前享尽荣华富贵，死后即便基业覆灭，墓中仍陪葬了大量的金、银、铜、陶、瓷等贵重物品。
今荆州初定，多年的战乱导致州中仓库空虚，刘景正为缺钱而发愁，见此不禁扼腕叹息。
这些陪葬品全都是荆州的民脂民膏，它们应该有更大的用处，而不是毫无意义的埋入土里。
王充《论衡·薄葬篇》中有言：“死人无知，厚葬无益。”
古人都能看清厚葬的弊端，刘景这个现代人自然不会看不清，他暗下决定，日后必须要对厚葬之风加以遏制，倡导薄葬。
刘表顺利入土为安，当日，刘琮便被刘景迁往武陵郡汉寿县。
此前刘琮曾提出想在父亲刘表坟前结庐守墓，持孝三年，刘景想都没想就拒绝了他的请求。
刘表坐拥荆州十余载，期间受其恩惠者不知凡几，若非刘表死得突然，刘琮又坚决投降，刘景岂能如此轻易的进入襄阳？
刘表墓地与襄阳近在咫尺，同意刘琮为刘表守墓，简直和在身边放一颗定时炸弹没什么两样，除非刘景一直坐镇襄阳，否则他前脚离开襄阳，后脚可能就会有不轨之徒挟持刘琮，聚众反叛。
不能将刘琮留在襄阳，也不能放他回（兖州）山阳老家。兖州可是曹操的地盘，尽管双方目前正处于“蜜月期”，可未来双方终会反目，刘景没理由将刘琮主动送给曹操，为自己添乱。
思来想去许久，刘景最终决定将刘琮迁往武陵郡汉寿县。
首先荆州刺史部的治所，原本就设在汉寿县，只不过刘表单骑入荆州后，才改治襄阳。
其次汉寿县位于长江之南，而荆南正是刘景的大本营所在，一旦到了荆南，别说刘琮，就算刘表复生，也要乖乖受囚到死。
如今黄祖、黄射父子归降，刘表入土，刘琮南迁，放眼整个荆州，惟有三峡尚未安定，不过那只是疥癞之患，无碍大局。
秭归豪强邓忠、邓任兄弟此前趁着刘景北伐襄阳，后方空虚之际，聚众叛乱，霍峻及时守住峡口，将叛军堵在三峡内。刘景已命驻守武陵郡的单日磾率蛮兵北上平乱，相信以二人之能，通力合作，不日即可平定叛乱。
此前鉴于黄祖、黄射父子未降，尚存变数，所以刘景并未急于上书，而今刘景手握荆州十一郡，心中再无顾虑，亲自执笔尚书，向朝廷邀功求赏。
毕竟刘表可是朝廷钦定的“逆贼”，刘景为国除贼，可谓有大功于社稷。
刘景和朝廷全然没有客气，一口气表举麾下五将为将军，一偏四裨。
刚刚被任命为章陵太守的族兄刘宗，又被刘景表为偏将军。
刘宗性护前，耻为人下，向以军中第一人自居，此前一直对王彊升任裨将军，压他一头而耿耿于怀。如今凭借逼迫刘琮举州而降，立下大功，顺理成章升为偏将军，重新成为众将之首。
四裨将军则分别为蔡升、韩广、甘宁、黄忠。
蔡升、韩广皆为刘景旧部，追随刘景征战多年，劳苦功高。甘宁、黄忠虽是后来加入，然每战必先，功劳常居众将首。
此番北伐，蔡升、甘宁独领一军，当方面之任，韩广、黄忠先登陷阵，斩将搴旗，四人战功卓著，拔为裨将军，合乎众望。
刘亮、刘祝、马周、于征、阿仆、魏延、冯习、高翔、文聘等十余人皆为中郎将。都尉、校尉就更多了，足有二三十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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