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芝廷对农村问题很了解，农村穷困的原因他思考过很多。
有许多不对的地方，比如他认为现在大多数农民穷苦，是因为不良商贾的盘剥。
官府不收农税，所以农民穷怪不得官府，那么农民比过去没见更富裕，这是为什么，只能是因为商贾盘剥，农民种粮，粮商压低价钱，农民种棉，棉商压低价钱，而商贾贩运到农村的各种商品则抬高价钱，一进一出农民就穷了。
这显然还是传统士大夫对商人的偏见，在一个开放性的商业社会中，都是自由竞争的关系，农产品价格低廉，不能说是商人的盘剥，因为农民可以选择不卖，价格基本上还是遵循价值规律，当然个体农民跟粮商在经济实力上的不对等，让粮商拥有更大的市场话语权，这又是另一个问题。
官府是不在收农税了，但不意味着农民就真的没有交税，因为政府征收了太多的交易税等间接税，所以让人以为农民不需要交税，可实际上，粮商的交易税成本最后都转嫁给了农民，粮商缴的税越多，就越要压低收购价。
这些情况，陈芝廷这种文人是看不懂的。
因为间接税隐蔽，去税务机关纳税的人，并不是实际负担税负的人，因此会造成严重的财政幻觉，实际负税人很难觉察到实际的税负，不但没有税收痛感，反而还认为自己有负于国家，对于国家和政府生出无限的感恩戴德情怀。
现在的农民和为农民考虑的士大夫就是这种认知。
但这种错觉是有好处的，那就是最广大的农民因为不知道自己纳税，所以产生自己对于国家毫无贡献的愧疚感，所以在所有的群体中，农民对政府最为认同，看不懂这个问题的文人们，骂政府各种问题，独独对政府不收农税而夸赞不已。
看得透彻的政府财务专家们也不会就这个问题站出来辟谣，他们吃多了才会找骂，巴不得这个美丽的误解一直保持下去呢。
只是让商人背了这个锅是朱敬伦没想到的，而且听陈芝廷说，乡村普遍是这样的认识，每每到了秋收时候，农民、地主都会因此跟粮商冲突，对价格不满。
朱敬伦也没有更正陈芝廷的认识偏差，不过他提了一个建议。
中国有完备的粮食储备系统，在全国各地分储了五亿担粮食，以国内目前的平均粮价二两来计算，这是一笔十亿的开销。但事实上投入没有那么大，各地粮仓管理方法基本上是三年一换，一年新粮，一年陈粮，第三年发售。所以每年要替换的粮食只有三分之一，也就是一亿多担。
一亿多担粮食，价值三亿，但这也不是净投入。国家给了储备系统足够的政策支持，现在粮库都是在以免税的方式，从国外产粮国直接大批量进口新粮，一次进口规模大，加上免税，粮库的采购价基本上维持在一两左右，相当于1.35库平两。
这样每年总的采购投入不过两亿三千万两左右。不过陈粮发售总能收回一些成本，旧粮在市场上出售价格大概是新粮的三分之二，粮库以批发形式向有信用的粮商成批出售，大概是半价的样子，因此在出售环节损失的成本并不算大。
粮库最大的净投入是维持仓库建筑，运输费用以及粮食朽坏的成本等等，这笔费用占到粮食价格的十分之一，也就是只有一亿两左右，虽然是一笔庞大的开销，但财政能够支持。
其实就是不能支持也得支持，储备粮一来备荒，一来备战，这都是不能讲究成本的。
但这笔支出确实太大，管理粮食又管理财政的户部官员提出过各种建议，比如由各地的仓储开办各种酒厂，用陈粮酿酒。直接开养殖场，用陈粮喂猪牛羊。还有提议让常平仓直接经营粮店，给他们特权，准许将旧粮按照新粮来卖的馊主意。
各种各样的办法，每年都会有人提议，而且很多都通过了，最后在朱敬伦这里被否决。
朱敬伦很清楚，储备就是储备，这就是一个纯粹赔钱的买卖，该投入就投入。想要投机取巧最后只会带来恶果。
最让他担心的是，光是一个储备系统，单纯的粮食管理，就出现了各种名目繁多的腐敗问题，有跟粮商勾结，用陈粮当新粮卖的，这样有三分之一的差价。有贪墨仓库维修经费的。有虚报运输费用的，将当地粮的运价报成外地粮的运价。有不动窝倒库的，不进口新粮，用陈粮当新粮，只在账面上做文章，就能腾出大笔经费来。
各种问题，每年都会查出来，每年都因此而杀人，真是带血的储备粮。
之所以如此，无非是因为利益巨大，现在都这样了，让他进入经济市场，那就更复杂，更有辗转腾挪的空间，更难监察了。而且储备库是官场，是享有特权的。一旦开始谋利，对市场的冲击是难以想象的。
而且官办产业的效率，朱敬伦没有任何信心，假如让他们开养殖场，饲养牲口赚不了钱的时候，他们又会要求允许他们经营屠宰，加工皮革，还赚不了钱，就又会说开商铺，到最后恐怕只会沦落为依靠特权炒作房地产等行业谋利了。
因为巨大的规模，政府只能任由这种产业一步步滚雪球下去，即便效率再低都不敢动。
相比每年一亿的净投入来说，朱敬伦担心让储备粮库经营产业，恐怕副作用更大。
现在可以微调一下，储备库主要是直接进口国外廉价粮食，大米是从南洋进口，小麦是从俄国和美国进口，虽说通过越来越大的船舶和铁路规模运输，极大的降低了成本，但对国内农民来说，其实相当于压低了他们产出的价格。因为大方向上来说，每年三分之一的粮食是进口的，尽管投入市场的只是陈粮，可依然让粮商有机会压低价格。
如果能将储备粮，从国外转向国内，尽管采购价格会变高。但取消了三分之一免税的粮食之后，国内粮价会上升，最终是农民和农业受益。从经济学上来讲，其实就是减少进口，保护了国内行业而已。
在战略上来讲，国内粮食自给自足十分重要，总是依赖进口，总不是办法。
至于储备系统开始以保护价收购国内粮食后，一来国内粮价升高，农民受贿，二来原本主要依赖国内粮食经营的中小粮商只能提高价格。短期内会造成进口减少，时间一长，大粮商还是会转变为过去国家粮库的角色，他们开始直接从国外进口。
造成的结果是，国家储备系统将收购目标从国外转向了国内，更加可控和安全。也更有选择空间，一旦通过这种转换，让国内粮食生产能够满足要求，粮食从国外进口可以限制，提高关税就可以了。如果不能满足，五亿担的储备粮，足够维持一年的粮食安全。有足够的缓冲时间。
另一个结果是，储备系统不再从国外直接进口粮食，采购成本会大幅度上升，这部分成本就是农民的手艺。成本会由财政支出，最终转嫁到全民头上，可以说是全民来补贴农民。
当然减少进口后，会跟国外有贸易摩擦，但跟俄国和美国的贸易摩擦就没少过，跟美国战争之后，美国人就在关税问题上不断做手脚，虽然不敢增加中国产品的进口关税，可是向特定国家减免关税还是可以的，比如他们大幅度降低了日本的生丝和茶叶关税，导致中国出口美国这两项产品剧减。俄国则是不断提高工业品关税，中国输入俄国的丝绸下降，而且还跟中国抢夺蒙古和东北市场，通过各种特权，将晋商排挤出这两个市场，也就将中国产品排挤出了这两个市场。俄国的棉布、呢绒制品，已经垄断了蒙古市场和黑龙江。
加上中国迟早要跟俄国开战，减少对俄国粮食的依赖，这是必不可少的。
对陈芝廷而言，他却可以以此为名，打出富民的旗帜，政治上收益甚大，会让他很快就站稳脚跟。
现在所缺的，就是让陈芝廷复出了。
尚书令是赫德，要让赫德让位，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即便他根基很不稳，但毕竟是尚书令，在官场上依然有错综复杂的关系，在现行制度下，动这一级别的官员，是很大的政治动作。
所以朱敬伦决定先跟赫德谈谈。
赫德十分识相，经过跟朱敬伦一番长谈之后，他明白皇帝想让他平稳辞职，他即便不同意，最后也不过是被罢免，自取其辱罢了。从陈芝廷来南京的那一刻，他就知道自己的尚书令做到头了。当时他就考虑清楚了，犯不着对抗，除了带来一些政治风波之外，任何人都不会有好处。主动退让，让他能够带着荣誉走，就是回英国也是衣锦还乡。
但赫德还是有些不舍的，他是一个贪恋权位，或者说贪恋权力的人。好在朱敬伦给他留了余地，特别任命他为中国政治总顾问，授予他可以对任何事务发表建议的权力，而且是直接传达到皇帝耳中，过程中不需要经过任何人审核。
职位上依然位比三省，继续按照尚书令的职务给他发放俸禄。
于是很快就出现了戏剧性的局面，赫德突然向皇帝提出了辞呈，理由是年纪大了，身体不好，而皇帝则再三的挽留，俩人经过一番“深谈”之后，难以拒绝皇帝礼贤下士的诚意，赫德勉强答应继续为中国政府服务，但只接受一个顾问身份，不打算继续参与政治了。
于是皆大欢喜，接着陈芝廷被紧急复任，好似是因为赫德突然离开，皇帝找不到合适的人选一样。
陈芝廷上台后，第一时间发布了自己的执政目的，就是要富民。
不提他的施政纲领，仅仅是他本人上台，就足以得到一大批士大夫的支持。舆论上对他的支持力度超乎想像。让赫德不由得感慨，他用尽了办法，依然无法让人接受他是一个中国人。
有许多不对的地方，比如他认为现在大多数农民穷苦，是因为不良商贾的盘剥。
官府不收农税，所以农民穷怪不得官府，那么农民比过去没见更富裕，这是为什么，只能是因为商贾盘剥，农民种粮，粮商压低价钱，农民种棉，棉商压低价钱，而商贾贩运到农村的各种商品则抬高价钱，一进一出农民就穷了。
这显然还是传统士大夫对商人的偏见，在一个开放性的商业社会中，都是自由竞争的关系，农产品价格低廉，不能说是商人的盘剥，因为农民可以选择不卖，价格基本上还是遵循价值规律，当然个体农民跟粮商在经济实力上的不对等，让粮商拥有更大的市场话语权，这又是另一个问题。
官府是不在收农税了，但不意味着农民就真的没有交税，因为政府征收了太多的交易税等间接税，所以让人以为农民不需要交税，可实际上，粮商的交易税成本最后都转嫁给了农民，粮商缴的税越多，就越要压低收购价。
这些情况，陈芝廷这种文人是看不懂的。
因为间接税隐蔽，去税务机关纳税的人，并不是实际负担税负的人，因此会造成严重的财政幻觉，实际负税人很难觉察到实际的税负，不但没有税收痛感，反而还认为自己有负于国家，对于国家和政府生出无限的感恩戴德情怀。
现在的农民和为农民考虑的士大夫就是这种认知。
但这种错觉是有好处的，那就是最广大的农民因为不知道自己纳税，所以产生自己对于国家毫无贡献的愧疚感，所以在所有的群体中，农民对政府最为认同，看不懂这个问题的文人们，骂政府各种问题，独独对政府不收农税而夸赞不已。
看得透彻的政府财务专家们也不会就这个问题站出来辟谣，他们吃多了才会找骂，巴不得这个美丽的误解一直保持下去呢。
只是让商人背了这个锅是朱敬伦没想到的，而且听陈芝廷说，乡村普遍是这样的认识，每每到了秋收时候，农民、地主都会因此跟粮商冲突，对价格不满。
朱敬伦也没有更正陈芝廷的认识偏差，不过他提了一个建议。
中国有完备的粮食储备系统，在全国各地分储了五亿担粮食，以国内目前的平均粮价二两来计算，这是一笔十亿的开销。但事实上投入没有那么大，各地粮仓管理方法基本上是三年一换，一年新粮，一年陈粮，第三年发售。所以每年要替换的粮食只有三分之一，也就是一亿多担。
一亿多担粮食，价值三亿，但这也不是净投入。国家给了储备系统足够的政策支持，现在粮库都是在以免税的方式，从国外产粮国直接大批量进口新粮，一次进口规模大，加上免税，粮库的采购价基本上维持在一两左右，相当于1.35库平两。
这样每年总的采购投入不过两亿三千万两左右。不过陈粮发售总能收回一些成本，旧粮在市场上出售价格大概是新粮的三分之二，粮库以批发形式向有信用的粮商成批出售，大概是半价的样子，因此在出售环节损失的成本并不算大。
粮库最大的净投入是维持仓库建筑，运输费用以及粮食朽坏的成本等等，这笔费用占到粮食价格的十分之一，也就是只有一亿两左右，虽然是一笔庞大的开销，但财政能够支持。
其实就是不能支持也得支持，储备粮一来备荒，一来备战，这都是不能讲究成本的。
但这笔支出确实太大，管理粮食又管理财政的户部官员提出过各种建议，比如由各地的仓储开办各种酒厂，用陈粮酿酒。直接开养殖场，用陈粮喂猪牛羊。还有提议让常平仓直接经营粮店，给他们特权，准许将旧粮按照新粮来卖的馊主意。
各种各样的办法，每年都会有人提议，而且很多都通过了，最后在朱敬伦这里被否决。
朱敬伦很清楚，储备就是储备，这就是一个纯粹赔钱的买卖，该投入就投入。想要投机取巧最后只会带来恶果。
最让他担心的是，光是一个储备系统，单纯的粮食管理，就出现了各种名目繁多的腐敗问题，有跟粮商勾结，用陈粮当新粮卖的，这样有三分之一的差价。有贪墨仓库维修经费的。有虚报运输费用的，将当地粮的运价报成外地粮的运价。有不动窝倒库的，不进口新粮，用陈粮当新粮，只在账面上做文章，就能腾出大笔经费来。
各种问题，每年都会查出来，每年都因此而杀人，真是带血的储备粮。
之所以如此，无非是因为利益巨大，现在都这样了，让他进入经济市场，那就更复杂，更有辗转腾挪的空间，更难监察了。而且储备库是官场，是享有特权的。一旦开始谋利，对市场的冲击是难以想象的。
而且官办产业的效率，朱敬伦没有任何信心，假如让他们开养殖场，饲养牲口赚不了钱的时候，他们又会要求允许他们经营屠宰，加工皮革，还赚不了钱，就又会说开商铺，到最后恐怕只会沦落为依靠特权炒作房地产等行业谋利了。
因为巨大的规模，政府只能任由这种产业一步步滚雪球下去，即便效率再低都不敢动。
相比每年一亿的净投入来说，朱敬伦担心让储备粮库经营产业，恐怕副作用更大。
现在可以微调一下，储备库主要是直接进口国外廉价粮食，大米是从南洋进口，小麦是从俄国和美国进口，虽说通过越来越大的船舶和铁路规模运输，极大的降低了成本，但对国内农民来说，其实相当于压低了他们产出的价格。因为大方向上来说，每年三分之一的粮食是进口的，尽管投入市场的只是陈粮，可依然让粮商有机会压低价格。
如果能将储备粮，从国外转向国内，尽管采购价格会变高。但取消了三分之一免税的粮食之后，国内粮价会上升，最终是农民和农业受益。从经济学上来讲，其实就是减少进口，保护了国内行业而已。
在战略上来讲，国内粮食自给自足十分重要，总是依赖进口，总不是办法。
至于储备系统开始以保护价收购国内粮食后，一来国内粮价升高，农民受贿，二来原本主要依赖国内粮食经营的中小粮商只能提高价格。短期内会造成进口减少，时间一长，大粮商还是会转变为过去国家粮库的角色，他们开始直接从国外进口。
造成的结果是，国家储备系统将收购目标从国外转向了国内，更加可控和安全。也更有选择空间，一旦通过这种转换，让国内粮食生产能够满足要求，粮食从国外进口可以限制，提高关税就可以了。如果不能满足，五亿担的储备粮，足够维持一年的粮食安全。有足够的缓冲时间。
另一个结果是，储备系统不再从国外直接进口粮食，采购成本会大幅度上升，这部分成本就是农民的手艺。成本会由财政支出，最终转嫁到全民头上，可以说是全民来补贴农民。
当然减少进口后，会跟国外有贸易摩擦，但跟俄国和美国的贸易摩擦就没少过，跟美国战争之后，美国人就在关税问题上不断做手脚，虽然不敢增加中国产品的进口关税，可是向特定国家减免关税还是可以的，比如他们大幅度降低了日本的生丝和茶叶关税，导致中国出口美国这两项产品剧减。俄国则是不断提高工业品关税，中国输入俄国的丝绸下降，而且还跟中国抢夺蒙古和东北市场，通过各种特权，将晋商排挤出这两个市场，也就将中国产品排挤出了这两个市场。俄国的棉布、呢绒制品，已经垄断了蒙古市场和黑龙江。
加上中国迟早要跟俄国开战，减少对俄国粮食的依赖，这是必不可少的。
对陈芝廷而言，他却可以以此为名，打出富民的旗帜，政治上收益甚大，会让他很快就站稳脚跟。
现在所缺的，就是让陈芝廷复出了。
尚书令是赫德，要让赫德让位，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即便他根基很不稳，但毕竟是尚书令，在官场上依然有错综复杂的关系，在现行制度下，动这一级别的官员，是很大的政治动作。
所以朱敬伦决定先跟赫德谈谈。
赫德十分识相，经过跟朱敬伦一番长谈之后，他明白皇帝想让他平稳辞职，他即便不同意，最后也不过是被罢免，自取其辱罢了。从陈芝廷来南京的那一刻，他就知道自己的尚书令做到头了。当时他就考虑清楚了，犯不着对抗，除了带来一些政治风波之外，任何人都不会有好处。主动退让，让他能够带着荣誉走，就是回英国也是衣锦还乡。
但赫德还是有些不舍的，他是一个贪恋权位，或者说贪恋权力的人。好在朱敬伦给他留了余地，特别任命他为中国政治总顾问，授予他可以对任何事务发表建议的权力，而且是直接传达到皇帝耳中，过程中不需要经过任何人审核。
职位上依然位比三省，继续按照尚书令的职务给他发放俸禄。
于是很快就出现了戏剧性的局面，赫德突然向皇帝提出了辞呈，理由是年纪大了，身体不好，而皇帝则再三的挽留，俩人经过一番“深谈”之后，难以拒绝皇帝礼贤下士的诚意，赫德勉强答应继续为中国政府服务，但只接受一个顾问身份，不打算继续参与政治了。
于是皆大欢喜，接着陈芝廷被紧急复任，好似是因为赫德突然离开，皇帝找不到合适的人选一样。
陈芝廷上台后，第一时间发布了自己的执政目的，就是要富民。
不提他的施政纲领，仅仅是他本人上台，就足以得到一大批士大夫的支持。舆论上对他的支持力度超乎想像。让赫德不由得感慨，他用尽了办法，依然无法让人接受他是一个中国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