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语云,穷则思变。这人穷,就得想办法,不想办法就一直穷。眼瞅着就要饿死了,还端着架子,那不是气节,那是作死。大将军能屈能伸,不愧是一个大丈夫,值得大家学习。出力赚钱,说到哪儿都不丢人,不丢人!”
    百官之中多得是饱学之士,听了李牧这番话,心里都在腹诽。人家圣人的典籍中,说的是这个意思么?
    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语出《易经》,说的是事物到了尽头,就会发生变化,讲的是物极必反的道理。此“穷”非彼“穷”,到了李牧这儿可倒好,此“穷”就是彼“穷”了,好好的一句圣人言,一下子充满了铜臭之气,简直俗不可耐。
    李牧可不管旁人看他的眼神有多古怪,继续说道:“这第二个办法么,便与接下来要说的田地有关了。”
    听到“田地”二字,瞬间所有官员的耳朵都竖了起来。事关田产,就与他们都有关系了。联想到最近长安城中疯传的消息,众人的心瞬间提到了嗓子眼。
    李牧把众人的反应收到眼底,悠悠道:“陛下,年前发生了粮价暴涨的事件,陛下因此龙颜震怒,受了山东粮商不小的气。虽然事情已经解决了,但是臣却不能忘怀此事。有道是君忧臣劳,君辱臣死。为了解陛下之忧心,臣彻夜苦死,通宵达旦,研究了本朝与前朝的律法,终于找出了一个解决问题的良方。”
    李世民知道又到了自己捧哏的时候了,一本正经地出声接话道:“是何良方,快快说来!”
    “陛下,臣查阅得知,本朝的田地制度,为均田制,税赋施行租庸调制。均田制为,丁男二十岁以上,授田百亩,其中二十亩为永业田,八十亩为口分田。死後还田。每丁每年要向朝廷交纳粟二石,称做租;交纳绢二丈、绵三两或布二丈五尺、麻三斤,称做调;服徭役二十天,闰年加二日,是为正役,朝廷若不需要其服役,则每丁可按每天交纳绢三尺或布三尺七寸五分的标准,交足二十天的数额以代役,这称做庸,总体而言,“纳绢代役即为庸”,也叫“输庸代役”。陛下,诸公,我说得可有错处?”
    李世民微微颔首,道:“说得清楚明白,看得出你是下了功夫的?怎么,这等国本之策,你还有什么新奇的见解么?”
    “有。”李牧掷地有声,道:“均田制以及租庸调制,都是本朝承袭前朝的制度。在臣看来,这个制度乃是一个落后的制度,前朝之覆灭,与此制度有一定的关系,而本朝若还要效仿,则隐患颇深,难免重蹈覆辙!”
    此言一出,百官哗然。御史台早已蠢蠢欲动,第一个按捺不住的,便是御史中丞王境泽。只见他高举铁笏板,站出队列,高声道:“陛下,臣有一言,不吐不快!逐鹿侯太过于猖狂,太过于目中无人了。均田制与租庸调制,乃是历朝经验之累积,为国本之策,逐鹿侯竟然夸口此制落后,还危言耸听,试图蛊惑陛下,妄图动摇国本,其心可诛矣!”
    说罢,怒视李牧,一副恨不得要与他同归于尽的架势。
    李牧欣赏着王境泽的表演,暗挑大拇指,这小子的演技是越来越好了,不得不佩服。他的话显然代表了绝大多数人的心声,有了一个带头的,陆续又站出来好几个人,御史台的、民部的、吏部的、各部都有,纷纷指责李牧狂妄,只不过语气缓和了许多,毕竟李牧的恶名在那儿摆着,得罪深了,怕他报复。
    李世民也是紧皱眉头,李牧上次跟他说的时候,只说以田地来要挟门阀士族,并没有说明白怎样实施。他忽然提起田地制度来,李世民也有些措手不及,他看向李牧,得到李牧肯定的回应,心中犹豫一瞬,道:“李牧,国本之事,不容你胡言乱语,今日你若说不出个道理来,朕可是要罚你的。”
    这话听起来像是在威胁,但却无形之中堵住了百官的嘴。李世民说的是,你若说不出个道理来,言下之意就是给李牧“说出个道理”的机会。
    李牧怎会听不出这意思,当即道:“陛下,臣敢说,自然有道理。请陛下与诸公静听。”
    “首先说均田制。据臣所知,均田制的产生,乃是缘起于北魏,盛行于前隋。历朝历代,对均田制都是赞赏有加。但却无人指出其弊端,臣非常纳闷,如此弊端明显的制度,竟无一人看出其弊端,真是奇也怪也!”
    王境泽便如一个绝好的捧哏,听到此处,跳出来道:“逐鹿侯,你把话说清楚些,到底是什么弊端,为何历朝先贤都看不出,偏就你能看出来,恁地狂妄,真把自己当圣人了么?”
    李牧冷冷扫过去一眼,道:“王中丞,陛下让我说,可没让你说,再打断我的话,信不信我一拳头打掉你满口的牙,让你这辈子说话都漏风?”
    “你!”
    王境泽愤愤地跺脚,却也不敢出声了,大殿之上为之一静。所有人都知道,李牧要是愣起来,除了李世民谁也拦不住,真把他惹毛了,他干得出来!
    李牧继续说道:“为了解开这个谜团,我进行了深入的研究,并最终让我解开了答案。”
    “均田制诞生的背景,乃是南朝与北朝对峙时期。在这个时期,无论是南朝和北朝,朝代更迭频繁,鲜少有超过几十年不打仗的时候。请大家注意,这意味着什么?”
    “这意味着,人口经过一段时间的增长,达到一定数量之后,便会因为打仗而迅速减少。也就是说,当人口累积到一定程度,耕地马上就不够分了,就开始打仗了。打仗,人死一多半,田地便又够分了,甚至比原来分得还多,所以这均田制的弊端,便一直没有被察觉。”
    停顿了一下,李牧又继续道:“说到这,想必陛下与诸公都明白我的意思了。没错,均田制的最大弊端,便是与人口有关。若天下升平,没有大仗,或者少有大仗,人口增加到了一定数值,田地就会不够分。总有一天朝廷会无田可分,到了那时候,便是祸乱的开始。”
    “而租庸调制,也有非常大的弊端。”
    “先说租调,朝廷按男丁分田地,数目是固定的,都是一百亩。但是,田有肥田,贫田,产出不一样。每一户人口也不一样,有的户,一夫一妻而已,有的户,却可能上有老母,下有儿女,而家中只有一个男丁。试问陛下与诸公,每家每户的情况不同,却要按着同样的标准交租调,这公平吗?合理吗?还是陛下与诸公觉得唯有男丁算人,女子便不算人,不用吃饭?”
    “还有,天灾人祸难免,朝廷的赋税是每年都要收的。若是赶上了天灾,地里颗粒无收,赋税会少要么?若是赶上了贫田,地里长出的粮食,只够交赋税,百姓怎么办?饿死?还是成为流民?这些陛下与诸公都想过吗?”
    “至于‘输庸代役’,则是更加不公。这个制度,惯坏了家有余财的商贾与士大夫,苦了穷苦的百姓。贫苦的百姓,不但要背负租调,还要去服徭役。若家中只有一个男丁,他去服徭役了,家中农活都没人干。以至于贫者愈贫,富者愈富,百姓永远为奴为婢,再无出头之日!”
    “我刚才说到前朝,便是这个意思。前朝一统南北,国力空前,在前隋文帝在位期间,人口爆发增长,田地越发捉襟见肘。而到了炀帝时,他没有意识到这个隐患,不采取任何措施,只顾对百姓横征暴敛,逼迫百姓徭役,终于百姓不堪重负,各地揭竿而起。因此,我说前隋灭亡在均田制,有什么错么?”
    李牧朗声道:“陛下当为天下人之陛下,不可只为士大夫之陛下。臣今日冒着得罪权贵之风险,指出均田制及租庸调制的不足,还望陛下能慎思之。”
    言毕,李世民与百官皆沉默不语。
    不是李牧说错了,而是他说得太对了。每一字每一句,他们都想不到话语来反驳。更加让君臣感觉到震惊的是,李牧想的这些,是那么的超前,他们竟然一点也没有想到!
    众人心里不禁产生了一个同样的疑问,为何李牧能够想到这些,难不成他真的是谪仙下凡?
    长孙无忌更是面色阴郁,作为从龙之功第一人,大唐朝堂之上实际的宰相,这些话本该他来提出更加合适。但他完全没有想到这些,反而是李牧把这些话说了出来,若是让他成功了,他岂不是要名垂青史么!
    想到这,长孙无忌有些蠢蠢欲动,他想站出来阻止,但余光瞥见李世民的脸色,他又把步子收了回来。在没有摸清李世民的心思之前,他知道自己最明智的选择就是不说话。甚至他现在都有点怀疑,眼前这一幕是不是李世民与李牧商量好的,他实在是难以相信,李牧会有这么高深的见地,这件事会不是李世民已经想好了要这么干,只不过是授意李牧说出来,若真是这样,那这背后的意图可就难说了。
    为今之计,还是谨慎为先。
    长孙无忌深吸了口气,把目光收了回来,低头盯着脚尖,如同老僧入定一般。另一边,短暂沉默过后,李世民终于开腔出声。
    他站了起来,来到李牧跟前,郑重其事拉过他的手,对百官道:“诸位爱卿都瞧瞧,这便是真正的栋梁之才!朕没有看错人,李牧虽然平时戏谑了些,但他若是认真起来,是真正能为朕分忧,为朕办事的!他刚才说的话,你们都听到了,可有人站出来反驳?”
    李世民把目光投向了御史台众人,尤其是王境泽的身上,道:“王爱卿,你还有何话说?逐鹿侯一番言论,你认为有什么错处么?”
    王境泽冷汗淋漓,急忙道:“逐鹿侯一番言论,振聋发聩,臣受教良多,惭愧之至。”
    李世民笑了一声,不甘于此,又看向魏征,道:“魏爱卿必是有一番高论了,可否品评一二?”
    魏征颇为意外地瞧了李牧一眼,低头道:“臣对逐鹿侯一番高论,佩服之至,不敢班门弄斧。”
    “好!”李世民快意地大笑了三声,道:“魏公就是魏公,能承认自己的缺点,肯定他人之优点,仅此一条,便胜过无数人了。朕今日很高兴,很开心!天可怜见,赐朕福将。李牧,你没有辜负朕的期望,既然你指出弊端,定有解决良策,快快说来,让朕与诸爱卿见识一下吧。”
    李牧赶紧躬身,谦逊道:“见识不敢当,只是一点不成熟的小建议,还得陛下与诸公来商议,定夺。”
    “臣的解决办法是逐个击破,根据每一个制度的弊端,像治病一样,对症下药。”
    铺垫过了,李牧也轻松了不少,侃侃而谈:“先说这‘输庸代役’吧,臣以为,此事并非不可行,而是方式有些不妥。有钱的人缴纳财物代替了劳役,朝廷收了他们的钱,看似皆大欢喜。但这里面有个问题,本来应该他们做的劳役,谁来做了呢?朝廷收了他们的财物,又拿去做什么了呢?”
    李牧轻笑了一声,道:“据我的调查,朝廷收了他们的财物,做什么了,不好说。但可以肯定的是,肯定没拿他们缴纳的财物去雇佣工匠代替他们的劳役,而劳役,则是分摊到了没有钱的百姓身上。本来一百个人的徭役,五十个人缴纳了财物之后,便只剩下五十人来做,变相让他们的徭役翻倍,这便是百姓不堪负重的主因。”
    “对此,我给出的对症之方很简单。可以缴纳财物代替徭役,但缴纳的财物,必须专款专用。把这个钱,拿来给那些多负担了徭役的人,就像工部的那些工匠。他们之前是服徭役来到长安城,不堪其苦。但是自工部改革之后,他们的劳动可以得到了回报,现在一个个都不肯还乡,这便是自发与被迫的区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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