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鼓山解封，对互助会来说头一件大事，其实是安排本地学生回家的事宜。人要走，总不能拦着不放，于是当天果真走了许多——三分之一。
有些没走的，也被林言劝说回家见见父母。
真像放假似的，当时学校里空荡荡的。只剩下无家可归的同学们还勉强维持着生产活动，偌大学校，只剩操场扎堆的这一小群，看着颇为凄清。
接孩子的家长来了又走，就像海潮从校门涌入，带走孩子们又退去，剩下的当然是白生生的海滩了。
林言自己是不敢回家的，毕竟是未经允许偷偷逃出来的叛逆青年，她父母倒是发消息叫她回去。他们忙于自救团的工作，一时半会抽不出空来接她。
好极了，那就当作没看见。
和林言不同的是，陶子成的家长是亲自来了学校。
来的是她母亲，两个人在校门口大吵一架，陶子成无论如何是不愿回去的，她母亲脸色铁青，只不断跟着，好话坏话说尽了，便抬手去捉她。陶子成随后是逃到学校围墙栏杆上，尖声大叫，说你再过来我就跳下去。
这点高度当然摔不死人，陶子成的母亲指着她的鼻子骂她不孝，说她有本事跳，跳了就别回家了，以后就当没生过你。
那么多人看着，同学，同学家长，车子在校门口堆积，他们围过来，远远站着，窃窃私语，指指点点。
场面很难看。
陶子成翻身就跳下了围墙，这一下到校外去了。
她妈妈尖叫着去翻围墙，因为中年人体能不济，没翻过去，又回到地上来，转身指着人群就骂，把人都骂散了，这才跑出校门找女儿去。
她穿着厚底高跟的鞋子，竟也能跑得这样快。
后来，陶子成是半夜回来的，发生了什么，大家不知道，也不敢去问，总之她看着不像是多难过，还能和同学们开玩笑。
这件事儿没人告诉边宁，他也不知情，当时本体在牢里，偶戏师在南郊处理政务，倒是用虚空义体远远张望了学校内的情势，见各家父母来来去去，没有出什么乱子，这也就放心离去。
虚空义体尚且要在鼓山各处游荡，侦察公司人员动向，该做何事便去做何事。并且不会离开本体太远，免得突发情况不能及时救场。
互助会的成员短时间内大量离开，并非坏事，他们中大部分还会回来。林言一早开会强调过，同学们在家不要坐以待毙，尽可能说服家人邻居参与到鼓山变革的进程里。这些四散开去的青年就像是火星子，带着鼓山各地方慢慢都燃起火苗来。
距离鼓山封闭已经两周，和预料的一样，大部分家庭已经耗尽存粮。
这时候自救团的宣传工作马上有成效了，原本严防死守的社区不再抗拒自救团的人员，一天之内加入的新人数量高达两万，后续依旧是大批市民加入，眼看着自救团对底层群体的收编接近完成，躲在墙后的公司也安排了对应的反制措施。
一场记者招待会，全程直播，还是在公告牌上放映，全城人都能看见。
自救团这边可以断掉大部分公共设施的电力供应，不过主要的放映机器是有独立发电机组的，这是公司的舆论反攻，没法阻止，让他们来就是了。
黑岛科技、福陆科技、伊尔科技……有头有脸的公司企业都派了代表，这是一次公司联合声明。
招待会开了七个小时，从早上八点开始，中午暂停了两小时，一直到下午五点十分才结束。
如果一一叙述会议内容，那便十分累赘，这些人嘴里说出的十句话里便有九句是无用的，不过最紧要的问题是回答了：首先抨击了自救团这类民间非法组织；其次表示不会对广大市民见死不救；各大公司将提供一批岗位给市民，名额有限；伊尔科技将定期分发救济粮，仅限良好市民，加入自救团等非法组织者不能接受公司救济；悬赏代号“主任”的新自由主义恐怖分子，及其领导的乌托邦自由人民主义党派所有成员。
整场记者招待会搞得非常成功，像拍电影似的，开幕时气氛沉重，所有人不苟言笑，一副正视危机，公司与大众共命运的低姿态；第二幕抨击自救团，揭发乌派外来势力干涉时义愤填膺，誓死捍卫人民权益，咬定道德高地不放松；第三幕推销救济政策时其乐融融，所有人都笑得很开心，还为了给大众更好的条例吵得面红耳赤；第四幕专家上场，分析鼓山局势，指出自救团核心成员不怀好意，蓄谋已久；第五幕发布全城通缉义正词严；第六步安抚人心好言相劝；最后是荣绒上来作总结，声泪俱下，表示公司与大众要团结起来共度难关，中洲人民要联合起来，相信一定会迎来美好明天云云。
假使这些人不是虚伪的，那这场招待会真的很完美。
假使这些人不是在掩盖矛盾，那这场招待会真的很用心。
假使这些人不是出于欺骗大众的角度出发，那这场招待会真的很真诚。
可惜不是。
当晚，自救会人心惶惶，许多新加入的团员迫不及待脱离，剩余的大多数也在观望。
乌派的同志们紧急会议，商讨对策。
“对策很简单嘛，他们开招待会，咱们也可以开，不要那些公司的记者来采访，我们有自己的宣传部门，他们用电视屏幕直播，咱们就用电台广播，用城市广播系统，他们可以讲上七个小时，我们用不到这么久。我看，一个小时就能把鼓山的问题说清楚，再两个小时讲讲我们的对策和方针，哪用得着表演这个表演那个，一定得退潮了才看出来谁光着脚吗？”
同一个晚上，自救团领着一队青壮年，又让一队同志操作着自产的丑陋义体，一并跑去市中心，把广播大楼占领了，打了四个小时，公司那边主动退走，不想让战况升级。
第二天，陶子成等一众青年宣传队的成员接到任务，作为青年代表去广播大楼采访自救团最高指挥官，也就是代号“主任”的新自由主义恐怖分子。
有些没走的，也被林言劝说回家见见父母。
真像放假似的，当时学校里空荡荡的。只剩下无家可归的同学们还勉强维持着生产活动，偌大学校，只剩操场扎堆的这一小群，看着颇为凄清。
接孩子的家长来了又走，就像海潮从校门涌入，带走孩子们又退去，剩下的当然是白生生的海滩了。
林言自己是不敢回家的，毕竟是未经允许偷偷逃出来的叛逆青年，她父母倒是发消息叫她回去。他们忙于自救团的工作，一时半会抽不出空来接她。
好极了，那就当作没看见。
和林言不同的是，陶子成的家长是亲自来了学校。
来的是她母亲，两个人在校门口大吵一架，陶子成无论如何是不愿回去的，她母亲脸色铁青，只不断跟着，好话坏话说尽了，便抬手去捉她。陶子成随后是逃到学校围墙栏杆上，尖声大叫，说你再过来我就跳下去。
这点高度当然摔不死人，陶子成的母亲指着她的鼻子骂她不孝，说她有本事跳，跳了就别回家了，以后就当没生过你。
那么多人看着，同学，同学家长，车子在校门口堆积，他们围过来，远远站着，窃窃私语，指指点点。
场面很难看。
陶子成翻身就跳下了围墙，这一下到校外去了。
她妈妈尖叫着去翻围墙，因为中年人体能不济，没翻过去，又回到地上来，转身指着人群就骂，把人都骂散了，这才跑出校门找女儿去。
她穿着厚底高跟的鞋子，竟也能跑得这样快。
后来，陶子成是半夜回来的，发生了什么，大家不知道，也不敢去问，总之她看着不像是多难过，还能和同学们开玩笑。
这件事儿没人告诉边宁，他也不知情，当时本体在牢里，偶戏师在南郊处理政务，倒是用虚空义体远远张望了学校内的情势，见各家父母来来去去，没有出什么乱子，这也就放心离去。
虚空义体尚且要在鼓山各处游荡，侦察公司人员动向，该做何事便去做何事。并且不会离开本体太远，免得突发情况不能及时救场。
互助会的成员短时间内大量离开，并非坏事，他们中大部分还会回来。林言一早开会强调过，同学们在家不要坐以待毙，尽可能说服家人邻居参与到鼓山变革的进程里。这些四散开去的青年就像是火星子，带着鼓山各地方慢慢都燃起火苗来。
距离鼓山封闭已经两周，和预料的一样，大部分家庭已经耗尽存粮。
这时候自救团的宣传工作马上有成效了，原本严防死守的社区不再抗拒自救团的人员，一天之内加入的新人数量高达两万，后续依旧是大批市民加入，眼看着自救团对底层群体的收编接近完成，躲在墙后的公司也安排了对应的反制措施。
一场记者招待会，全程直播，还是在公告牌上放映，全城人都能看见。
自救团这边可以断掉大部分公共设施的电力供应，不过主要的放映机器是有独立发电机组的，这是公司的舆论反攻，没法阻止，让他们来就是了。
黑岛科技、福陆科技、伊尔科技……有头有脸的公司企业都派了代表，这是一次公司联合声明。
招待会开了七个小时，从早上八点开始，中午暂停了两小时，一直到下午五点十分才结束。
如果一一叙述会议内容，那便十分累赘，这些人嘴里说出的十句话里便有九句是无用的，不过最紧要的问题是回答了：首先抨击了自救团这类民间非法组织；其次表示不会对广大市民见死不救；各大公司将提供一批岗位给市民，名额有限；伊尔科技将定期分发救济粮，仅限良好市民，加入自救团等非法组织者不能接受公司救济；悬赏代号“主任”的新自由主义恐怖分子，及其领导的乌托邦自由人民主义党派所有成员。
整场记者招待会搞得非常成功，像拍电影似的，开幕时气氛沉重，所有人不苟言笑，一副正视危机，公司与大众共命运的低姿态；第二幕抨击自救团，揭发乌派外来势力干涉时义愤填膺，誓死捍卫人民权益，咬定道德高地不放松；第三幕推销救济政策时其乐融融，所有人都笑得很开心，还为了给大众更好的条例吵得面红耳赤；第四幕专家上场，分析鼓山局势，指出自救团核心成员不怀好意，蓄谋已久；第五幕发布全城通缉义正词严；第六步安抚人心好言相劝；最后是荣绒上来作总结，声泪俱下，表示公司与大众要团结起来共度难关，中洲人民要联合起来，相信一定会迎来美好明天云云。
假使这些人不是虚伪的，那这场招待会真的很完美。
假使这些人不是在掩盖矛盾，那这场招待会真的很用心。
假使这些人不是出于欺骗大众的角度出发，那这场招待会真的很真诚。
可惜不是。
当晚，自救会人心惶惶，许多新加入的团员迫不及待脱离，剩余的大多数也在观望。
乌派的同志们紧急会议，商讨对策。
“对策很简单嘛，他们开招待会，咱们也可以开，不要那些公司的记者来采访，我们有自己的宣传部门，他们用电视屏幕直播，咱们就用电台广播，用城市广播系统，他们可以讲上七个小时，我们用不到这么久。我看，一个小时就能把鼓山的问题说清楚，再两个小时讲讲我们的对策和方针，哪用得着表演这个表演那个，一定得退潮了才看出来谁光着脚吗？”
同一个晚上，自救团领着一队青壮年，又让一队同志操作着自产的丑陋义体，一并跑去市中心，把广播大楼占领了，打了四个小时，公司那边主动退走，不想让战况升级。
第二天，陶子成等一众青年宣传队的成员接到任务，作为青年代表去广播大楼采访自救团最高指挥官，也就是代号“主任”的新自由主义恐怖分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