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实我想的他们吃不吃惊无所谓，我就是不知道他们会不会有一些小嫉妒什么的呢。”百里薰道。
“啊，他们嫉妒个什么呀？”李梨果问。
“会觉得自己简直是卑鄙可耻，毫无可取之处，他的优点也因此被打入自卑感的深渊。换言之，他会感到自己就是自己最鄙视的那种形象，他会把这看成不变的事实，感到完全绝望。这就提出了治疗过程中医生应加以留意的一个问题，即最好不要触动病人的自卑感，等到病人的绝望感已减弱，并且不再死抱他的理想化意象不放时，再着手做这方面的工作。只有在那个时候，病人才能面对他的自卑，开始认识到他的卑微并不是客观事实，而是自己的主观感受，产生于自己高不可攀的标准。在对自己更宽厚一点以后，他会明白这种情形并非不能改变，明白自己厌恶的那些品质并非真正可鄙，而是他最终能够克服的困难。
我们只有牢牢记住，维持那种自己就是理想化意象的幻觉对病人有多么重要的作用，我们才能理解他对自己的恼怒或这种怒意何以如此严重。他不仅对自己没有能力达到理想而感到颓丧失望，还简直对自己怒不可遏，这一事实的出现是因为他总是赋予理想化意象以万能的属性。不管他在童年时代碰上多大的坎坷周折，自以为万能的他，总应该有能力排除一切障碍的。现在他通过理智认识到甚至他也无力获得相互冲突的目标时，这种恼怒便达到了高潮。这就是一旦他突然意识到冲突，便立即感到刺心的疼痛的原因。
对自我的恼怒是以三种主要方式实现外化的。当患者毫无节制地发泄不满时，就将怒意发泄到自身之外。这样，它变成对他人的怒意，不是表现为广泛的愤怒，就是表现为对他人具体过失的愤怒，而实际上这正是因为患者恨自己有那种过失。举例说明也许更清楚：一个女性患者抱怨她丈夫办事犹豫不决，但涉及的事却无足轻重，她的那种怒不可遏显然不正常。我知道她自己就有犹豫不决的毛病，所以暗示性地告诉她，她这种抱怨恰好暴露了她在毫不留情地谴责她自己身上的这种毛病。听我这样一语道破，她突然发疯似的怒火中烧，恨不能把自己扯成碎块。事实上，她在自我理想化意象中是一个坚强果断的人，所以她根本不能容忍自己身上的弱点。很能体现她性格特点的是，她这种几乎是戏剧性的举动，在下一次与我谈话时就被彻底遗忘了。刹那间她已经瞥见了她的外化倾向，不过还谈不上就此“回头是岸”。
自我恼怒的第二种外化形式，表现为患者在有意识与无意识中不断感到恐惧，或随时担心连自己也不能容忍的过失会激怒他人。患者会确信自己的某种行为肯定会招致敌意，以至于如果他人没有敌意反应，他倒是会觉得奇怪。又比如，某位病人的理想是当一个像雨果的《悲惨世界》中那位主教一样的大善人。她很惊愕地发现，每当她表现强硬或发怒时，人们更喜欢她，而对她圣人似的表现倒并不欣赏。我们很容易从这种自我理想化意象中猜到，患者的主要倾向是屈从。屈从产生于她想亲近他人的渴望，而她对敌意的期待又大大增强了屈从的倾向。实际上，更严重的屈从正是这种外化作用的主要结果之一，并说明神经症趋势是怎样不断地通过恶性循环而相互增强的。在这一病例中强迫性屈从倾向得以增强，是因为圣人的理想化意象实际上驱迫患者进一步自我抹杀。由此而产生的敌意的冲动自然把怒意宣泄于自我，而怒意的外化既导致她更加畏惧他人，又反过来加重她的屈从倾向。
怒意的外化作用的第三种方式，是把注意力放在身体的不适上。当患者不知道这是在对自己发怒时，便只感到相当严重的机体紧张状态，这可表现为肠胃失调、头痛、倦怠等。然而，只要他有意识地感受到这种自我恼怒，所有这些症状便立即消失。这一点也颇能说明问题。人们甚至可以怀疑，究竟应该称呼这些生理表现为外化作用，还是应该称之为由压抑愤怒而产生的生理性结果，但我们不可忽视病人对这些表现的利用。一般说来，他们总是迫不及待地把精神毛病归咎于机体的不适，从而又认为是外因引起的不适。他们总煞有介事地证明，他们精神上没有出问题，只是因为饮食不当引起了肠胃失调，或因为过度劳累引起了疲乏，或潮湿空气引起了关节炎，等等。
通过怒意的外化作用后，患者有何收益呢？它可说是与自我鄙夷达到的目的一样。不过，有一点还值得提一提。除非我们认识到患者的这些自我破坏的冲动的真正危险，否则不能充分理解他的病情会严重到什么程度。刚才提到的第一例中的病人只是在短暂的时间内有过把自己砸碎的念头，但精神错乱者会真的发展到把自己砍伤致残的地步。26如果不是外化作用的缘故，很有可能会发生更多的自杀病例。所以，可以理解的是，由于弗洛伊德认识到自我毁灭冲动的能量，才提出了一种死亡本能的说法——可惜这一概念阻碍了他真正理解自我毁灭行为，从而阻碍了有效治疗的途径。
内心压迫感的强度取决于理想化意象的权威对患者人格的钳制程度，对这种压力作用做再高的估计也不过分。它比来自外部的压力更可怕，因为外部压力至少允许患者保留内心的自由。病人大多不知道这种压迫感，但每当这种压迫感一消除，病人便如释重负，好像重获自由，可见这种压制的力量之大。患者可以通过对他人施加压力而使自身所受的压力外化，这样的效果在外表上非常相似于对支配地位的渴求，但两者的区别在于：内心压力的外化，并不主要是要求别人服从。它主要还在于把使自己所苦恼的标准强加于他人，而不考虑这样会不会使别人痛苦。那种清教徒心理正是众所周知的一个例子。
“啊，他们嫉妒个什么呀？”李梨果问。
“会觉得自己简直是卑鄙可耻，毫无可取之处，他的优点也因此被打入自卑感的深渊。换言之，他会感到自己就是自己最鄙视的那种形象，他会把这看成不变的事实，感到完全绝望。这就提出了治疗过程中医生应加以留意的一个问题，即最好不要触动病人的自卑感，等到病人的绝望感已减弱，并且不再死抱他的理想化意象不放时，再着手做这方面的工作。只有在那个时候，病人才能面对他的自卑，开始认识到他的卑微并不是客观事实，而是自己的主观感受，产生于自己高不可攀的标准。在对自己更宽厚一点以后，他会明白这种情形并非不能改变，明白自己厌恶的那些品质并非真正可鄙，而是他最终能够克服的困难。
我们只有牢牢记住，维持那种自己就是理想化意象的幻觉对病人有多么重要的作用，我们才能理解他对自己的恼怒或这种怒意何以如此严重。他不仅对自己没有能力达到理想而感到颓丧失望，还简直对自己怒不可遏，这一事实的出现是因为他总是赋予理想化意象以万能的属性。不管他在童年时代碰上多大的坎坷周折，自以为万能的他，总应该有能力排除一切障碍的。现在他通过理智认识到甚至他也无力获得相互冲突的目标时，这种恼怒便达到了高潮。这就是一旦他突然意识到冲突，便立即感到刺心的疼痛的原因。
对自我的恼怒是以三种主要方式实现外化的。当患者毫无节制地发泄不满时，就将怒意发泄到自身之外。这样，它变成对他人的怒意，不是表现为广泛的愤怒，就是表现为对他人具体过失的愤怒，而实际上这正是因为患者恨自己有那种过失。举例说明也许更清楚：一个女性患者抱怨她丈夫办事犹豫不决，但涉及的事却无足轻重，她的那种怒不可遏显然不正常。我知道她自己就有犹豫不决的毛病，所以暗示性地告诉她，她这种抱怨恰好暴露了她在毫不留情地谴责她自己身上的这种毛病。听我这样一语道破，她突然发疯似的怒火中烧，恨不能把自己扯成碎块。事实上，她在自我理想化意象中是一个坚强果断的人，所以她根本不能容忍自己身上的弱点。很能体现她性格特点的是，她这种几乎是戏剧性的举动，在下一次与我谈话时就被彻底遗忘了。刹那间她已经瞥见了她的外化倾向，不过还谈不上就此“回头是岸”。
自我恼怒的第二种外化形式，表现为患者在有意识与无意识中不断感到恐惧，或随时担心连自己也不能容忍的过失会激怒他人。患者会确信自己的某种行为肯定会招致敌意，以至于如果他人没有敌意反应，他倒是会觉得奇怪。又比如，某位病人的理想是当一个像雨果的《悲惨世界》中那位主教一样的大善人。她很惊愕地发现，每当她表现强硬或发怒时，人们更喜欢她，而对她圣人似的表现倒并不欣赏。我们很容易从这种自我理想化意象中猜到，患者的主要倾向是屈从。屈从产生于她想亲近他人的渴望，而她对敌意的期待又大大增强了屈从的倾向。实际上，更严重的屈从正是这种外化作用的主要结果之一，并说明神经症趋势是怎样不断地通过恶性循环而相互增强的。在这一病例中强迫性屈从倾向得以增强，是因为圣人的理想化意象实际上驱迫患者进一步自我抹杀。由此而产生的敌意的冲动自然把怒意宣泄于自我，而怒意的外化既导致她更加畏惧他人，又反过来加重她的屈从倾向。
怒意的外化作用的第三种方式，是把注意力放在身体的不适上。当患者不知道这是在对自己发怒时，便只感到相当严重的机体紧张状态，这可表现为肠胃失调、头痛、倦怠等。然而，只要他有意识地感受到这种自我恼怒，所有这些症状便立即消失。这一点也颇能说明问题。人们甚至可以怀疑，究竟应该称呼这些生理表现为外化作用，还是应该称之为由压抑愤怒而产生的生理性结果，但我们不可忽视病人对这些表现的利用。一般说来，他们总是迫不及待地把精神毛病归咎于机体的不适，从而又认为是外因引起的不适。他们总煞有介事地证明，他们精神上没有出问题，只是因为饮食不当引起了肠胃失调，或因为过度劳累引起了疲乏，或潮湿空气引起了关节炎，等等。
通过怒意的外化作用后，患者有何收益呢？它可说是与自我鄙夷达到的目的一样。不过，有一点还值得提一提。除非我们认识到患者的这些自我破坏的冲动的真正危险，否则不能充分理解他的病情会严重到什么程度。刚才提到的第一例中的病人只是在短暂的时间内有过把自己砸碎的念头，但精神错乱者会真的发展到把自己砍伤致残的地步。26如果不是外化作用的缘故，很有可能会发生更多的自杀病例。所以，可以理解的是，由于弗洛伊德认识到自我毁灭冲动的能量，才提出了一种死亡本能的说法——可惜这一概念阻碍了他真正理解自我毁灭行为，从而阻碍了有效治疗的途径。
内心压迫感的强度取决于理想化意象的权威对患者人格的钳制程度，对这种压力作用做再高的估计也不过分。它比来自外部的压力更可怕，因为外部压力至少允许患者保留内心的自由。病人大多不知道这种压迫感，但每当这种压迫感一消除，病人便如释重负，好像重获自由，可见这种压制的力量之大。患者可以通过对他人施加压力而使自身所受的压力外化，这样的效果在外表上非常相似于对支配地位的渴求，但两者的区别在于：内心压力的外化，并不主要是要求别人服从。它主要还在于把使自己所苦恼的标准强加于他人，而不考虑这样会不会使别人痛苦。那种清教徒心理正是众所周知的一个例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