礼部尚书李纲和刚刚回京不久的礼部侍郎刘洎两人一道入到太极殿。
李破在殿上抬头，招手让施礼的两人入座。
两人屁股刚挨上座椅，李破便道：“长安书院之事你们都听说了吧？”
刘洎回来没几天，他和长孙顺德两人在上党算是过了瘾，领兵把上党扫了一遍，平定乱象，整肃官场，弄的一身血色。
他们离开的时候，上党官民估计是额手相庆，就差放鞭炮了。
不过对于朝廷来说，两人却是有功，要在他们为官资历上划下浓墨重彩的一笔，今年年末赏功，少不了他们两人一份。
刘洎回到长安后休息了一段日子，这才刚到礼部上班。
长安书院的事情他自然是听说了，可他刚刚上衙坐班，这种事找不到他头上，所以他看了看李纲，也就没急着说话。
李纲暗自叹了口气，重又身施礼道：“兹未战也，先风波，未能料在事先，臣之罪也。”
李破按了按手，示意他坐下说话，神态缓和，并不是有所恼怒的样子，“错不在你……再者说了，读书人论及时政，言说利弊，有所见解，应该说是好事。
总比那些读书只为求取富贵的人强吧？”
李纲好似早有预料会是这样一个结果，所以点着头重又坐了下来。
刘洎则有些诧异，这么轻描淡写吗？他愣了愣神，心说陛下如此开明，真是社稷之福也。
这方面李纲比刘洎体会要深刻的多，科举泄题一案至今没个结果，皇帝却很有耐心，也能体谅臣下们的难处，只这一点在晋末以来的君王身上就属于难能可贵的品质。
更何况这几年皇帝治理天下一直都是不骄不躁，足以称得上一声圣明天子了。
………………
长安书院一事，还是因长安祭酒李玄道等人而，在长安书院办了会，并广邀南北人才子参与，最后摆了擂台……
眼见大家火气越来越盛，他们又恳请朝廷出面缓和。
礼部这边反应有点迟钝，没办法，也不能怪李纲等人不够敏感，主要是京试马上就要开始了，礼部上下都在准备大考诸事，加之还有乱七八糟请托求情的，也就顾不上其他的了。
书那边反应倒是快，其实还是因为那边有些人和长安书院来往比较多些而已。
岑本和孙伏伽身份都不一般，不但在坛之上占有一席之地，而且分属南北，想来他们一露面，这些南北士子见到他们，些许意气之争还不是人到即安？
可这两位到了书院，正逢书院人们议论时事。
这无疑是人们的主战场之一，之外什么诗词歌赋，评论古今人物等等，也是他们的主要话题。
平时大家会谨慎一些，只不过现在刺刀见红，谈论时事难免有人信口开河。
而且不管什么时候，能诉诸于口舌的东西都很多，尤其是如今，旧朝渐远，新朝初立的阶段就更是如此。
年轻的士子们热血上头，指摘旧朝之弊，宣扬新朝之明，那怎么能显示出他们的本事？很多人都觉得只有反其道而行之，才能收一鸣惊人之效。
年轻人就是这个样子，不够谨慎，总想特立独行，邀名于外，只有付出了足够的代价，才会晓得道之险恶。
这本不算是坏事，年轻人若不如此，暮气沉沉的又叫什么年轻人？
可要是时机不对，那些不够理智的年轻人便会付出他们难以承受的代价……
长安书院的论战就是如此，南北士子们碰出了火花，一些人脑袋一热，便抛开了诸般顾忌，只想在论战压倒对方，丝毫也没顾忌会造成怎样的后果。
尤其是年轻士子受限于其年纪，眼界，人生经验等等，其实并无多少新鲜而有见地的观点，大多只是求个标新立异罢了。
待到词穷之际，便把长辈们私下里说说的东西拿出来用到争论当，那就更增添了几分危险。
当话题来到选才之制上面，已如风之悬线，一旦为有心人所用，后果不堪设想，累及自身都是轻的，祸及家族也不是不可能。
岑本和孙伏伽到时，会已开了两天，长安书院的教授们并未能引导舆论，平息士子们的纷争，反而有越演越烈之势。
这事长安书院的人确实要负有主要责任。
读书人聚集于京师准备大考，他们眼见于此，便选了一些名声大的，才学高的，家足够的士子来参加长安书院会。
等到士子们渐渐分成了两派，他们还没有意识到危险所在，反而从推波助澜，想让年轻人们尽量展露才华，要的其实就是巩固长安书院在人间的地位而已，丝毫也没有顾及会不会影响到将要到来的京试。
直到局势愈演愈烈，他们根本无法控制的时候，这才感觉要糟，求助于朝。
岑本和孙伏伽本来没当回事，不过当他们到来之时，论战已涉及到选才之制这种关乎于年轻人们命运的话题。
场面那可就厉害了……
比如说北人士子大多默认前隋时创立科举选才之制，但江南的士子可不这么认为，他们觉得南齐时，便有课考之说，那才是科举的源头。
而且梁陈两朝都有所延续，你们北人骄傲个什么？明显那是咱们有所创新，你们只知道拾人牙慧，却还一副得意洋洋的模样，观之实在令人生厌。
话题接着又偏了一些，有那江南才子指出，前隋立下科举，还不是为了对付以关西阀为首的北方族？
然后还愤愤的加上一句，前隋时科举不像样子，咱们江南有识之士都不带去参加的，选出来的那些什么秀才进士，到了咱们南边，谁会多瞅他们一眼？学识估计连咱家的书童都不如。
要说前半段还有些根据，不能说胡言乱语的话，那么后半段就属于大放厥词的范畴了。
孙伏伽，房玄龄，许敬宗，杜氏兄弟等人都是前隋选才的产物，他们大多出身庶族，真正位于九品之内的人极少，而且确实多为北方人。
可以说前隋开科取士弄的极其拉胯，可选出来的那些人都很有才能。
其一大部分湮灭在了隋末乱当，可活下来的人各个都很了得，也正是隋末乱，给予了他们极为难得的机会，如今位列朝堂之上的很有那么几位。
年轻人激切之下说话不过脑子，一下就把这些人给带了进来，只要有那么一位两位跟他较真，他这一辈子也就毁了。
而出格之处不止这些，江南士子对科举的态度也渐渐流露了出来，他们自己其实没什么固定的观点，可他们家长辈不看好科举的却是大有人在。
于是他们论辩之时引经据典，把察觉制也拿了出来做比，渐渐的有人说出的观点就极端了来。
认为将要到来的京试很难保证公正，听说还要弄出什么南北二榜，显然是为了维护北方士子的利益……
很难说其是不是有人心怀叵测，从推波助澜所致，可舆论就是这样，江南士子能来到长安书院参加会的，都是此次京试的精华所在。
他们口所言传出去了，定然会引导风潮，换句话说，京试还没有开始，就已经有人在质疑大考的公正性了，你说糟糕不糟糕？
孙伏伽和岑本没有料到情形这么严重，也只是想摆出一副前辈高官的架子，转圜一下也就成了。
可风评即，南北之人论战正酣，火气旺盛。
两位高官的到来，确实让大部分年轻人们有了迟疑，可有些人却兴奋了来，觉得是扬名于的大好时机。
陆续站出来与两位高官论辩。
岑本和孙伏伽倒是很镇定，一一解答，旁边又有长安书院的人相助，哪里会让年轻人占了便宜？
这不能说是什么论辩，只能说是坐而论道，以岑本，孙伏伽之才，对这些年轻的士子是降维打击。
辩论？哪有谁能跟他们辩论，只一个身份就相差太远，能下场跟你说两句，那就是给足了面子。
可说回来了，若是之前两人早点过来，也许真就能把这场论辩变成年轻人在高官面前展露才学的场面。
不过他们来的晚了些，味道也就不对了。
南北两边的士子火气正盛，他们不想见到两位高官和稀泥，而是想让两位高官把事情讲清楚。
比如说为什么会分南北两榜，又比如说之前地方科举应试那般混乱，朝廷怎么保证选出来的人就能让大家心服口服？
再有更深刻一些的，用科举制度来代替察觉，真的能成吗？前隋时的例证不要太多，朝廷又是怎么个说法？
你一言我一语间，两位高官渐渐成了众矢之的。
一天下来，岑本和孙伏伽两人非但没有安抚住士子的情绪，两人之间反而意见有所不合。
结果令人瞠目结舌，两位高官竟是把这种论辩带回了朝堂，李破听闻的时候也有点愣神，我的天，这是岑本和孙伏伽干出来的事情？
李破在殿上抬头，招手让施礼的两人入座。
两人屁股刚挨上座椅，李破便道：“长安书院之事你们都听说了吧？”
刘洎回来没几天，他和长孙顺德两人在上党算是过了瘾，领兵把上党扫了一遍，平定乱象，整肃官场，弄的一身血色。
他们离开的时候，上党官民估计是额手相庆，就差放鞭炮了。
不过对于朝廷来说，两人却是有功，要在他们为官资历上划下浓墨重彩的一笔，今年年末赏功，少不了他们两人一份。
刘洎回到长安后休息了一段日子，这才刚到礼部上班。
长安书院的事情他自然是听说了，可他刚刚上衙坐班，这种事找不到他头上，所以他看了看李纲，也就没急着说话。
李纲暗自叹了口气，重又身施礼道：“兹未战也，先风波，未能料在事先，臣之罪也。”
李破按了按手，示意他坐下说话，神态缓和，并不是有所恼怒的样子，“错不在你……再者说了，读书人论及时政，言说利弊，有所见解，应该说是好事。
总比那些读书只为求取富贵的人强吧？”
李纲好似早有预料会是这样一个结果，所以点着头重又坐了下来。
刘洎则有些诧异，这么轻描淡写吗？他愣了愣神，心说陛下如此开明，真是社稷之福也。
这方面李纲比刘洎体会要深刻的多，科举泄题一案至今没个结果，皇帝却很有耐心，也能体谅臣下们的难处，只这一点在晋末以来的君王身上就属于难能可贵的品质。
更何况这几年皇帝治理天下一直都是不骄不躁，足以称得上一声圣明天子了。
………………
长安书院一事，还是因长安祭酒李玄道等人而，在长安书院办了会，并广邀南北人才子参与，最后摆了擂台……
眼见大家火气越来越盛，他们又恳请朝廷出面缓和。
礼部这边反应有点迟钝，没办法，也不能怪李纲等人不够敏感，主要是京试马上就要开始了，礼部上下都在准备大考诸事，加之还有乱七八糟请托求情的，也就顾不上其他的了。
书那边反应倒是快，其实还是因为那边有些人和长安书院来往比较多些而已。
岑本和孙伏伽身份都不一般，不但在坛之上占有一席之地，而且分属南北，想来他们一露面，这些南北士子见到他们，些许意气之争还不是人到即安？
可这两位到了书院，正逢书院人们议论时事。
这无疑是人们的主战场之一，之外什么诗词歌赋，评论古今人物等等，也是他们的主要话题。
平时大家会谨慎一些，只不过现在刺刀见红，谈论时事难免有人信口开河。
而且不管什么时候，能诉诸于口舌的东西都很多，尤其是如今，旧朝渐远，新朝初立的阶段就更是如此。
年轻的士子们热血上头，指摘旧朝之弊，宣扬新朝之明，那怎么能显示出他们的本事？很多人都觉得只有反其道而行之，才能收一鸣惊人之效。
年轻人就是这个样子，不够谨慎，总想特立独行，邀名于外，只有付出了足够的代价，才会晓得道之险恶。
这本不算是坏事，年轻人若不如此，暮气沉沉的又叫什么年轻人？
可要是时机不对，那些不够理智的年轻人便会付出他们难以承受的代价……
长安书院的论战就是如此，南北士子们碰出了火花，一些人脑袋一热，便抛开了诸般顾忌，只想在论战压倒对方，丝毫也没顾忌会造成怎样的后果。
尤其是年轻士子受限于其年纪，眼界，人生经验等等，其实并无多少新鲜而有见地的观点，大多只是求个标新立异罢了。
待到词穷之际，便把长辈们私下里说说的东西拿出来用到争论当，那就更增添了几分危险。
当话题来到选才之制上面，已如风之悬线，一旦为有心人所用，后果不堪设想，累及自身都是轻的，祸及家族也不是不可能。
岑本和孙伏伽到时，会已开了两天，长安书院的教授们并未能引导舆论，平息士子们的纷争，反而有越演越烈之势。
这事长安书院的人确实要负有主要责任。
读书人聚集于京师准备大考，他们眼见于此，便选了一些名声大的，才学高的，家足够的士子来参加长安书院会。
等到士子们渐渐分成了两派，他们还没有意识到危险所在，反而从推波助澜，想让年轻人们尽量展露才华，要的其实就是巩固长安书院在人间的地位而已，丝毫也没有顾及会不会影响到将要到来的京试。
直到局势愈演愈烈，他们根本无法控制的时候，这才感觉要糟，求助于朝。
岑本和孙伏伽本来没当回事，不过当他们到来之时，论战已涉及到选才之制这种关乎于年轻人们命运的话题。
场面那可就厉害了……
比如说北人士子大多默认前隋时创立科举选才之制，但江南的士子可不这么认为，他们觉得南齐时，便有课考之说，那才是科举的源头。
而且梁陈两朝都有所延续，你们北人骄傲个什么？明显那是咱们有所创新，你们只知道拾人牙慧，却还一副得意洋洋的模样，观之实在令人生厌。
话题接着又偏了一些，有那江南才子指出，前隋立下科举，还不是为了对付以关西阀为首的北方族？
然后还愤愤的加上一句，前隋时科举不像样子，咱们江南有识之士都不带去参加的，选出来的那些什么秀才进士，到了咱们南边，谁会多瞅他们一眼？学识估计连咱家的书童都不如。
要说前半段还有些根据，不能说胡言乱语的话，那么后半段就属于大放厥词的范畴了。
孙伏伽，房玄龄，许敬宗，杜氏兄弟等人都是前隋选才的产物，他们大多出身庶族，真正位于九品之内的人极少，而且确实多为北方人。
可以说前隋开科取士弄的极其拉胯，可选出来的那些人都很有才能。
其一大部分湮灭在了隋末乱当，可活下来的人各个都很了得，也正是隋末乱，给予了他们极为难得的机会，如今位列朝堂之上的很有那么几位。
年轻人激切之下说话不过脑子，一下就把这些人给带了进来，只要有那么一位两位跟他较真，他这一辈子也就毁了。
而出格之处不止这些，江南士子对科举的态度也渐渐流露了出来，他们自己其实没什么固定的观点，可他们家长辈不看好科举的却是大有人在。
于是他们论辩之时引经据典，把察觉制也拿了出来做比，渐渐的有人说出的观点就极端了来。
认为将要到来的京试很难保证公正，听说还要弄出什么南北二榜，显然是为了维护北方士子的利益……
很难说其是不是有人心怀叵测，从推波助澜所致，可舆论就是这样，江南士子能来到长安书院参加会的，都是此次京试的精华所在。
他们口所言传出去了，定然会引导风潮，换句话说，京试还没有开始，就已经有人在质疑大考的公正性了，你说糟糕不糟糕？
孙伏伽和岑本没有料到情形这么严重，也只是想摆出一副前辈高官的架子，转圜一下也就成了。
可风评即，南北之人论战正酣，火气旺盛。
两位高官的到来，确实让大部分年轻人们有了迟疑，可有些人却兴奋了来，觉得是扬名于的大好时机。
陆续站出来与两位高官论辩。
岑本和孙伏伽倒是很镇定，一一解答，旁边又有长安书院的人相助，哪里会让年轻人占了便宜？
这不能说是什么论辩，只能说是坐而论道，以岑本，孙伏伽之才，对这些年轻的士子是降维打击。
辩论？哪有谁能跟他们辩论，只一个身份就相差太远，能下场跟你说两句，那就是给足了面子。
可说回来了，若是之前两人早点过来，也许真就能把这场论辩变成年轻人在高官面前展露才学的场面。
不过他们来的晚了些，味道也就不对了。
南北两边的士子火气正盛，他们不想见到两位高官和稀泥，而是想让两位高官把事情讲清楚。
比如说为什么会分南北两榜，又比如说之前地方科举应试那般混乱，朝廷怎么保证选出来的人就能让大家心服口服？
再有更深刻一些的，用科举制度来代替察觉，真的能成吗？前隋时的例证不要太多，朝廷又是怎么个说法？
你一言我一语间，两位高官渐渐成了众矢之的。
一天下来，岑本和孙伏伽两人非但没有安抚住士子的情绪，两人之间反而意见有所不合。
结果令人瞠目结舌，两位高官竟是把这种论辩带回了朝堂，李破听闻的时候也有点愣神，我的天，这是岑本和孙伏伽干出来的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