邯郸未央宫,温明殿内。
    建武皇帝刘秀将案上的奏书狠狠地扫到地上,大怒道:“韩歆辱我太甚,我必杀之!”
    殿内有宦官宫女,也有皇帝的近侍,邓禹此时也在殿内。众从未见皇帝如此暴怒,吓得一个个跪伏于地,不敢抬头。
    皇帝说道:“邓禹,你也看看,这上面都写的什么大逆不道之言!”
    皇帝没有称呼邓禹的官职,也没有亲切地称呼他的字,而是直接唤名,这种情况十分罕见,可见他此时心情必是差到了极点。
    邓禹慢慢走上前来,拾起散落在地的竹简,一根一根展开来看,他从头看到尾,之后便垂首不语。
    刘秀此时正背着双手,在殿中来回疾走,看样子是气得不轻。
    他忽地停住脚步,向着众人道:“伪汉猖獗,祸乱天下;豪强无义,反叛朝廷;流民无情,四处掳掠。国家于此生死存亡之际,我等君臣正该同心一意,共振朝局。韩歆身为大司徒,当为天下官民之表率,可他不思为朕分忧,为国纡难,反而无端指责于朕,胡乱向朕的身上泼脏水。他说朕处事不公,迁就豪门,不恤百姓,致使民怨沸腾,流寇四起,百姓流离失所,饥民遍地。他将这些统统归咎于朕,这个意思,是说朕是桀纣之君吗?他还要朕效仿刘钰,善待百姓,压制豪强。他的意思,是说朕不如伪汉的那个放牛皇帝了!既然他那么看好放牛皇帝,干脆投奔长安好了!”
    这话说得非常严重,叛国投敌,那可是抄家灭族的大罪,邓禹本不想说什么,可此时也忍不住低声道:“陛下,陛下言重了,您知道,韩歆说话向来如此,不会拐弯抹角,他绝没有这个意思。。。”
    “他是不会拐弯抹角,他都直接指着朕的鼻子开骂了!”刘秀气得声音都有些发抖,“朕夙兴夜寐,批阅奏章,处理政事;朕绞尽脑汁,筹集粮食,救济灾民;朕还要亲征沙场,披坚执锐,去做那些为将者该做的事。朕,朕做了这个皇帝,简直没一日轻闲,没一日舒心享受。朕如此辛苦,为的都是国家和百姓,没想到还要受他的污蔑!眼下朝局是不顺,年景也不好,有一些饥民闹事,可他作为大司徒,难道就没有一点责任?他不思自我反省,把自己撇得干干净净,却往朕的头上扣屎盆子。他自己要搏一个直臣之名,却要陷朕于不义之地。你说说,他到底居心何在?朕不杀他,枉为帝王!”
    刘秀暴怒之下,根本听不见什么劝谏,邓禹只好闭了嘴,默然站在一旁,心里只替韩歆叫苦,以他对刘秀的了解,这个坎恐怕韩歆很难过得去了。
    韩歆一向直言敢谏,从不知道隐讳,他曾数次触怒刘秀。
    前两年韩歆为尚书令时,为皇帝处理各地的奏书,对政事和民情很是了解。他断言当年是饥凶之年,年成肯定不好。刘秀一直被粮食问题折磨,当然不愿听这种话。更重要的是,韩歆是在拿天象说事,而天象一向是被儒家与皇帝的德行联系在一起的。在刘秀看来,韩歆表面上是在说年景,实际上是在当面指责他这个皇帝失德,所以上天要以饥凶之年来示警惩诫。
    韩歆根本没顾忌皇帝的感受,竟然还上前争辩,指天画地,言辞很是激烈,惹得刘秀勃然大怒,当时便想处置了他,多亏群臣求情,才保住了韩歆。
    虽然后来证实韩歆说的对,当年确实是一个饥凶之年,但是说不招人喜欢的实话的人向来没什么好下场。韩歆证实了他的预言,却愈发被刘秀厌恶。
    在这之后,很神奇的是韩歆竟然升了官,做上了大司徒,位列三公。但是韩歆却对这次升职闷闷不乐。因为这实在是个凶险的职位,常常因为小事就被下大狱,承担极大的罪责。
    自董仲舒强化“天人感应”之说以来,天灾再也不是纯粹的天灾,而被理解成为上天对统治者的警告。“凡灾异之本,尽生于国家之失。”儒家认为,只要违背了天意,不行仁义,上天就会降下灾异朝廷谴责。一定要有人对此负责任。
    皇帝是至高无上的,要保持权威,轻易不能背这个锅,需要有人代他受过,于是位极人臣的“三公”,尤其是大司徒,便成了最适合的背锅工具。原本“天人感应”学说的产生蕴含着限制无限君权的意思,结果竟成为了历任“三公”的噩梦。
    除了背锅“灾异说”的风险之外,荐举人才也相当危险,如果哪位大臣荐举的人才犯了罪,那么他的举荐人也要连坐。越是官职高,对他的要求就越是苛刻,万石高官可能被几百石小官的过失连累致死。另一位大司徒戴涉便是因为所举荐的人偷盗金钱,被连累下狱,死在狱中。
    韩歆明知道自己处于凶险境地,可是本性难移,依然是有啥说啥,不知避讳,眼看着就要成为下一场灾异的背锅者。
    这一次他因为国内流民四起,又勇敢地上了一封奏书。韩歆毫不避讳,直接指出刘秀的为政过失。最不应该的是,韩歆竟然以长安的建世皇帝为例,举出长安朝廷的一些为政举措,声称这些政策可以拿来借鉴。
    刘秀此时被刘钰步步紧逼,已左支右绌,难以应付,他的江山已处于崩溃的边缘。韩歆拿刘钰做参照,来与他进行对比,潜台词就是建武皇帝为政不如建世皇帝。这确实触及了刘秀的底线,犯了大忌。
    就算他说的是实话,那也是要找死的实话。
    果然,因为这封奏书,刘秀将韩歆下狱论处,他甚至懒得找什么灾异的理由,直接扣了个忤逆犯上的罪名,要将他处死。
    这桩案子立即引起了轩然大波。
    韩歆是南阳名士,不仅学问精深,而且为人正直,一直为人敬重。他因言语获罪,说服力并不充分。朝堂上的大臣们纷纷上书,为韩歆求情,请求皇帝对他从轻发落。
    刘秀面对厚厚的一撂求情奏书,越发生气,他没想到自己身为皇帝,九五之尊,只是想要处置一个臣子,竟然会遭遇如此大的阻力。
    他不禁想起当年欧阳歙之案,在罪行清楚、证据确凿的情况下,他费尽心力才终于杀死了欧阳歙。如今韩歆的罪行远不如欧阳歙那么重,在天下人看来,是韩歆说话太直,得罪了皇帝,这不过是一些言语上的小过失罢了,皇帝不应该小题大做。更有甚者,有人暗中觉得韩歆说的对,皇帝的为政原来就有过失,韩歆是为民请命的那个人。
    此时刘秀心中的忿恨远甚于当年面对欧阳歙,欧阳歙在当时已成为他的政敌,他杀欧阳歙是为了推行政事,是为公,他可以平心静气,处心积虑地考虑周全。而他要杀韩歆是为私,是因为韩歆戳到了他的痛处,让他感觉受到了污辱。刘秀已经出离愤怒,他要泄一已之私愤。这种情况下,他很难保持冷静。
    一向处事谨慎、考虑周到的建武皇帝这一次是真的动了怒,他不顾满朝大臣的反对,乾纲独断,将韩歆就地免职,褫夺爵位,赶出邯郸城。
    韩歆的老家在南阳,此时南阳在刘钰手中,他当然不能回去。他的家安在了邯郸,但是皇帝不想在邯郸再见到他,直接勒令他迁走。
    韩歆曾在河内做过几年的太守,河内相当于他的第二个家乡,韩家在那儿有房产田宅,足够他安身立命。于是韩歆带着全家老小,自邯郸南下,想要迁到河内去。
    韩歆因言获罪,朝臣为其鸣不平,都不免觉得刘秀薄待功臣,褫夺爵位的处置太重了。但是韩歆终究保住了一条性命,免职还乡的结果还算可以接受。
    免官复起的人多了,不一定什么时候,皇帝便可能回心转意,召回韩歆,一旦他重新得宠,复爵也就是皇帝一句话的事。
    许多朝臣聚集在邯郸南郊为韩歆送行。昔日的同僚坐在一处饮酒,有人道着珍重,有人宽慰他耐心等待,待陛下息雷霆之怒,或许不久的将来他们还会再见。
    他的好友桓谭为他弹奏了新做的送行之曲。一曲奏罢,桓谭向着韩歆笑道:“韩公,我这次做了两首新曲,全是用的七音之法,一首归去,一首归来,这两首曲子都是为韩公而做,如今归去曲奏完了,我可是急着要奏归来之曲,韩公莫要让我久待!”
    韩歆面色黯然,说道:“桓公,不瞒你说,我此番远离朝堂,心中很是平静,我只愿从此终老田园,再不闻朝堂之事,在家坐享天伦之乐,你那归来之曲,恐怕再没机会奏响了!”
    此时此刻这确实是韩歆的真心话,他已经灰了心,暂时忘掉了自己的雄心壮志,虽然他才高能干,但是为人处事一直不称上意,他自己也觉得憋屈烦恼。如今韩歆只想远离邯郸,远离是非,过一过清静日子。
    桓谭握住他的手,低声道:“韩公这么说,竟让我也起了归乡之思。”
    恒谭同样是不受皇帝待见的那个人,他对于刘秀大力提倡的谶纬之学嗤之以鼻,有时难免大放厥词,批判一番,韩歆今天的下场,或许就是他桓谭的前车之鉴。
    韩歆告别了同僚,带着独子韩婴以及一家老小登车南下。
    一天之后,邯郸未央宫中驶出了一辆轺车,急匆匆地也向南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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