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1056年，四川眉州眉山市。
苏洵整理好简单的行囊，带着苏洵、苏辙赶赴京城开封。这一年，苏轼二十一岁，年纪轻轻，却颇有仙风道骨的风范。父子三人进京，是为了参见朝廷的科举考试。
三人自眉山出发，登船起行，沿江东下，逶迤到达开封。
天下人皆知，如今的文坛领袖是欧阳修，他正是这次科举考试的主考官，小试官是诗坛宿将梅尧臣。
策论的试题是《刑赏忠厚之至论》。在批阅试卷的时候，欧阳修、梅尧臣都被同一篇文章震住了。这篇文章清新脱俗，欧阳修自知如今的文坛千篇一律，萎靡不振，太久没有读到过这样的佳作了。欧、梅二人都是主张诗文革新的人，初读这篇文章，都感到妙不可言，真不知道能写出这篇文章的是一个什么样的人。
误会发生了。欧阳修以为这篇文章是自己的弟子曾巩所作，为了避嫌，他没有将第一名给这篇文章的作者，而是给了第二名。
文章中写到：“皋陶为士，将杀人。皋陶曰杀之三，尧曰宥之三。”欧、梅二人都极为赞赏，然而都不知道这两句话的出处。以欧阳修的学问，不知道文章出处可说罕见已极。
放榜之后，苏轼前去谒谢考官。欧阳修好奇地问：“你文章‘皋陶为士，将杀人。皋陶曰杀之三，尧曰宥之三’出自哪里？
苏轼答道：“何必知道出处！”
欧、梅二人闻言，面面相觑。苏轼离开之后，欧阳修对梅尧臣说道：“此人可谓善读书，善用书，他日必将文章独步天下！”
能得到文坛领袖的称赞，实在不易，苏轼也因此以名声大噪。
随后，苏轼参加礼部复试，以“春秋对义”取为第一。仁宗殿试，苏轼、苏辙同科进士及第。正当苏轼名动京师，想要大展身手的时候，老家传来噩耗，母亲病故了。
父子三人只得回乡奔丧。三年之后，苏轼兄弟又同应制科试，考官们阅卷后以“文义灿然”决定苏轼入“三等”(最高等)。自宋建国以来，制策入三等的只有吴育和苏轼二人，可谓“百年一见”。仁宗退朝后，欣喜地对高皇后说：“朕今日为子孙找到宰相了！”高皇后见仁宗喜形于色，连忙道贺，说道：“恭喜陛下！好久没见陛下如此高兴了，臣妾也替陛下感到欣喜。”
似乎，苏轼的前途一片光明，他会为国家、人民最很多事情。然而，事实能这样发展吗？
仁宗皇帝每次读苏轼的诗文，总是赞不绝口，大夸：“奇才，奇才！”可惜还没等到重用苏轼，仁宗便驾崩了，继承皇位的人是英宗。英宗即位不久，生了病，由高太后主政。高太后始终记得仁宗生前提到的苏轼，便予以重任，先后让苏轼当上吏部尚书、兵部尚书、礼部尚书。这时候的苏轼，离宰相只有一步之遥。
英宗亲政，高太后对他说：“你父皇曾说过苏轼是可为相的人，这也是你父皇的遗愿，你要特意栽培重用。”英宗记住了高太后的话，他本想将苏轼召入翰林院，授予知制诰的职务，宰相韩琦却说：“苏轼是能成大器的人，今后必然会被皇上重用，只要好好栽培他，举国的文人学士都会以他为榜样，对皇上效劳。倘若现在突然重用苏轼，天下的士大夫恐怕会怀疑他的能力，这对苏轼是极为不利的。”
英宗想了想，觉得韩琦的话有道理，苏轼毕竟也还年轻，朝廷应该好好栽培几年，到时候名正言顺地拜他为相也不迟。
英宗没有完成自己的计划，早早地驾崩了。神宗上位，为了富国强兵，重用王安石，开始变法。神宗本就怀着富国强兵的强烈愿望，一上台就风风火火地让王安石改革。朝朝廷形成了两大对立的阵营。革新派的代表当然是王安石，守旧派代表是司马光。
对新举措，苏轼并不反对，但是，他认为王安石太过激进，非但不能成功改革，还可能弄巧成拙，适得其反，便劝王安石不要心急，一步一步来。
王安石不想辜负神宗的期望，大刀阔斧地变法，对苏轼的劝告置若罔闻。两大阵营的矛盾日益突显，凡是王安石提出的，司马光疑虑反对，几乎到了水火不容的地步。
眼见朝廷班子日趋分裂，苏轼希望王安石暂停变法，等待时机。王安石当然不听，苏轼不得已向神宗上书谈论新法的弊端，惹恼了王安石。王安石一气之下，让御史谢景在神宗跟前说苏轼的过失。苏轼不幸的人生开始了。
苏轼自认卷入这场纷争乃是身不由己，为了远离纷争，请求出京任职，被派往杭州任通判，这一年，苏轼三十六岁。所谓通判，就是知府的助理。三年时间，苏轼由于不是主要长官，在杭州没有大作为，等他第二次来就不同了。
三年后，苏轼被调往密州（今山东诸城）任知州。这次的官衔是“朝奉郎、尚书祠部员外郎、直史官、知密州军州事、骑都尉”。官衔名称很长，这是宋朝历来习惯，官员称谓包括“职”、“阶”、“衔”、“爵”、“勋”，也就是本职、品级、官阶等级、世袭爵位、勋官等复杂名目。其中的“知密州军州事”是苏轼受朝廷差遣的本职职务。
苏轼初到密州，便见到这样一幅景象：百姓们都在田里捕捉蝗虫。苏轼急忙叫来当地官员问灾情，官员们竟然说：“蝗不为灾，反而能为民除草。”事实上，当地百姓因为蝗虫肆虐，早已食不果腹，吃草吃泥。
苏轼一听，怒不可遏，喝道：“蝗不为灾，你们是在欺骗谁？”跟着问道：“你们坐观百姓受灾，不思救助，居心何在？”说完，亲自下田同百姓一起灭蝗抗灾。
眼见百姓身处水深火热之中，苏轼急忙向朝廷上奏，请求豁免秋税。
苏轼为当地百姓想出一个消灭蝗虫的办法。他让百姓焚烧田禾，灭蝗取卵，很快取得了成效。
蝗灾得到初步解决，却又偏偏来了旱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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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洵整理好简单的行囊，带着苏洵、苏辙赶赴京城开封。这一年，苏轼二十一岁，年纪轻轻，却颇有仙风道骨的风范。父子三人进京，是为了参见朝廷的科举考试。
三人自眉山出发，登船起行，沿江东下，逶迤到达开封。
天下人皆知，如今的文坛领袖是欧阳修，他正是这次科举考试的主考官，小试官是诗坛宿将梅尧臣。
策论的试题是《刑赏忠厚之至论》。在批阅试卷的时候，欧阳修、梅尧臣都被同一篇文章震住了。这篇文章清新脱俗，欧阳修自知如今的文坛千篇一律，萎靡不振，太久没有读到过这样的佳作了。欧、梅二人都是主张诗文革新的人，初读这篇文章，都感到妙不可言，真不知道能写出这篇文章的是一个什么样的人。
误会发生了。欧阳修以为这篇文章是自己的弟子曾巩所作，为了避嫌，他没有将第一名给这篇文章的作者，而是给了第二名。
文章中写到：“皋陶为士，将杀人。皋陶曰杀之三，尧曰宥之三。”欧、梅二人都极为赞赏，然而都不知道这两句话的出处。以欧阳修的学问，不知道文章出处可说罕见已极。
放榜之后，苏轼前去谒谢考官。欧阳修好奇地问：“你文章‘皋陶为士，将杀人。皋陶曰杀之三，尧曰宥之三’出自哪里？
苏轼答道：“何必知道出处！”
欧、梅二人闻言，面面相觑。苏轼离开之后，欧阳修对梅尧臣说道：“此人可谓善读书，善用书，他日必将文章独步天下！”
能得到文坛领袖的称赞，实在不易，苏轼也因此以名声大噪。
随后，苏轼参加礼部复试，以“春秋对义”取为第一。仁宗殿试，苏轼、苏辙同科进士及第。正当苏轼名动京师，想要大展身手的时候，老家传来噩耗，母亲病故了。
父子三人只得回乡奔丧。三年之后，苏轼兄弟又同应制科试，考官们阅卷后以“文义灿然”决定苏轼入“三等”(最高等)。自宋建国以来，制策入三等的只有吴育和苏轼二人，可谓“百年一见”。仁宗退朝后，欣喜地对高皇后说：“朕今日为子孙找到宰相了！”高皇后见仁宗喜形于色，连忙道贺，说道：“恭喜陛下！好久没见陛下如此高兴了，臣妾也替陛下感到欣喜。”
似乎，苏轼的前途一片光明，他会为国家、人民最很多事情。然而，事实能这样发展吗？
仁宗皇帝每次读苏轼的诗文，总是赞不绝口，大夸：“奇才，奇才！”可惜还没等到重用苏轼，仁宗便驾崩了，继承皇位的人是英宗。英宗即位不久，生了病，由高太后主政。高太后始终记得仁宗生前提到的苏轼，便予以重任，先后让苏轼当上吏部尚书、兵部尚书、礼部尚书。这时候的苏轼，离宰相只有一步之遥。
英宗亲政，高太后对他说：“你父皇曾说过苏轼是可为相的人，这也是你父皇的遗愿，你要特意栽培重用。”英宗记住了高太后的话，他本想将苏轼召入翰林院，授予知制诰的职务，宰相韩琦却说：“苏轼是能成大器的人，今后必然会被皇上重用，只要好好栽培他，举国的文人学士都会以他为榜样，对皇上效劳。倘若现在突然重用苏轼，天下的士大夫恐怕会怀疑他的能力，这对苏轼是极为不利的。”
英宗想了想，觉得韩琦的话有道理，苏轼毕竟也还年轻，朝廷应该好好栽培几年，到时候名正言顺地拜他为相也不迟。
英宗没有完成自己的计划，早早地驾崩了。神宗上位，为了富国强兵，重用王安石，开始变法。神宗本就怀着富国强兵的强烈愿望，一上台就风风火火地让王安石改革。朝朝廷形成了两大对立的阵营。革新派的代表当然是王安石，守旧派代表是司马光。
对新举措，苏轼并不反对，但是，他认为王安石太过激进，非但不能成功改革，还可能弄巧成拙，适得其反，便劝王安石不要心急，一步一步来。
王安石不想辜负神宗的期望，大刀阔斧地变法，对苏轼的劝告置若罔闻。两大阵营的矛盾日益突显，凡是王安石提出的，司马光疑虑反对，几乎到了水火不容的地步。
眼见朝廷班子日趋分裂，苏轼希望王安石暂停变法，等待时机。王安石当然不听，苏轼不得已向神宗上书谈论新法的弊端，惹恼了王安石。王安石一气之下，让御史谢景在神宗跟前说苏轼的过失。苏轼不幸的人生开始了。
苏轼自认卷入这场纷争乃是身不由己，为了远离纷争，请求出京任职，被派往杭州任通判，这一年，苏轼三十六岁。所谓通判，就是知府的助理。三年时间，苏轼由于不是主要长官，在杭州没有大作为，等他第二次来就不同了。
三年后，苏轼被调往密州（今山东诸城）任知州。这次的官衔是“朝奉郎、尚书祠部员外郎、直史官、知密州军州事、骑都尉”。官衔名称很长，这是宋朝历来习惯，官员称谓包括“职”、“阶”、“衔”、“爵”、“勋”，也就是本职、品级、官阶等级、世袭爵位、勋官等复杂名目。其中的“知密州军州事”是苏轼受朝廷差遣的本职职务。
苏轼初到密州，便见到这样一幅景象：百姓们都在田里捕捉蝗虫。苏轼急忙叫来当地官员问灾情，官员们竟然说：“蝗不为灾，反而能为民除草。”事实上，当地百姓因为蝗虫肆虐，早已食不果腹，吃草吃泥。
苏轼一听，怒不可遏，喝道：“蝗不为灾，你们是在欺骗谁？”跟着问道：“你们坐观百姓受灾，不思救助，居心何在？”说完，亲自下田同百姓一起灭蝗抗灾。
眼见百姓身处水深火热之中，苏轼急忙向朝廷上奏，请求豁免秋税。
苏轼为当地百姓想出一个消灭蝗虫的办法。他让百姓焚烧田禾，灭蝗取卵，很快取得了成效。
蝗灾得到初步解决，却又偏偏来了旱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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