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种年轻女人的“本能”，在远古时期，这种幻想能够使姑娘们更热衷于战斗，并且时刻做好战斗的准备，这对于她们所属的部落而言是极为重要的。
然而这种幻想通常并不能够持久，并且还很容易受到其他因素的影响。比如像是秋穆自己，她在过分年轻的时候被送到了战场上，因此留下了难以磨灭的阴影。在她那么年轻的时候，战争的概念带给她的不是兴奋，而是犹如回到军阀的战场那样的恐惧。然而等到她过了那个幻想战斗的年纪，却又开始能够理解这种年轻人的热血了。
猛然间，秋穆发现自己已经不年轻了，以至于叙事方式也发生了改变。这真是令人感慨啊，连帕维尔都已经四十岁了，埃德加也三十五了，然而在她的印象里，分子钟小组的成员们却依旧是年轻时的样子。
她觉得自己完全无法想象时间的流逝。帕维尔和埃德加她倒不用太担心，短时期内她俩还不会走向老年。然而亚历山大老了之后还能那么富有魅力吗？年老的格蕾塔又会是什么模样？而伊斯克拉呢，他又会长大多少？
秋穆突然感到时间过得这样快，她已经离开莫斯科快三年了。她已经完全融入了丘阳，似乎仿佛她从未离开过。但她知道，自己的一部分永远地和分子钟小组在一起，只有当革命胜利、当她回到他们身边，她才能真正获得完整。
不过这似乎是一个和即将在高家村进行的复查土改工作没什么关系的想法。秋穆摇了摇头，似乎是要把这些无关的想法从脑海中甩出去。考虑得太远有时候并不利于做好眼前事儿，何况就目前看来，革命胜利已经是指日可待了。
到那时候，或许就不会是她再回到苏联去与亚历山大他们团圆，而是他们来到这里，参与这个新生的社会主义国家的建设——就像生物学家需要无产阶级立场，无产阶级的人民群众也需要生物学研究。
注释：
1参考《翻身》中的称法。
作者有话要说： 我已经是一条咸鱼了_(:з」∠)_
☆、第一百三十二章：没有翻身
在大约下午四点半的时候，工作队就到达了高家村。年轻的队员们从车斗里跳出来，似乎正打算用一腔热血把眼前这座破败的村子改造成社会主义的美好家园。
不过这座村子在秋穆看来远没有“破败”那么糟糕。尽管进村的土路坎坷不平，村里那些房子也灰突突的，但至少在村口安排了检查路条的“小鬼”1，说明这村子已经在真正意义上解放了，而且还有着基本的秩序。
秋穆跟着这些学生干部们走进村里，很快便遇到了出来迎接他们的高家村的干部。这个干部看起来也很年轻，穿着一身干净利索的白褂子和黑裤子，头上绑着一块儿黑布条。她向工作队员们介绍说，她是高家村的村长，叫高和喜。
她的年纪和张兴满也差不太多。这么看来，估计有不少村子的革命干部都是从原先的民兵队员或是参军的年轻姑娘里培养起来的。这些干部们虽然年轻，却也在抗日的战斗中积累了不少经验。有了这个基础，年轻人的热情反而更容易促使她们对革命工作全力投入。
高和喜一边带着工作队员往高家村村公所的院子走，一边给他们简要地讲了一下儿高家村的现状。按照她的说法，高家村的群众生活水平没能提高起来，主要还是由于村里近几年都比较干旱。她不断地请求工作队员在高家村旁边修一个水库：“哪怕是个小水库呢？我们只有两三成的地需要灌水，一个小塘子就足够了。”
作为工作队的队长，解放区大学的学生干部刘绪峰纠正她道：“工作队的主要任务，是检查你们土改工作的进度。别的事情我们也没有权力去管，尤其是修建水库之类的——我们也没那么多钱啊，是不是？”
高和喜听到她这么说，露出了些许沮丧的神情，不过又很快打起精神，说道：“那也好，我们搞土改当然需要检查。”
她开始说起来关于土地改革的事儿了。根据高和喜的描述，高家村主要的问题还是在于“穷”。这个“穷”不是指人的贫困，而是环境的恶劣。由于这边儿地处山区，村里的地比较分散，平时无论是拉水浇地还是播种耕田，都要在路上花费大量的人力畜力，群众实在负担不起。之前地主掌事儿时，地主自然会统筹安排长工们去种那些远近不一的地，这样也是最节省的办法。可是现在没有地主了，良莠不齐的土地被分给各家各户，那些分到了不好的地的农户就种得不好，甚至都没法做到收支平衡。最初分地时村公所给他们贷了款，可到了现在都没还清。
高和喜这么说，却让工作队员们听着不乐意了。一个叫杨成林年轻姑娘说道：“合着你这么讲，地主雇长工比各家都有地更好，就是不该分地了？”
“当然不是！”高和喜连忙说道，“要是不分地，我们过的生活连地主家的牲口也不如。可是现在这么看，在分地之后，种地的效率反而变低了。不过即使效率低了，普通人的日子还是过得比以前好得多。”
秋穆十分能够理解这种“单干”的低效性。因为丘阳的地比较容易种，这种分地之后效率反而降低的现象在丘阳倒不明显。然而在那些土地贫瘠、养活一个人需要更多土地的地方，则是必须要搞规模化农业的。在地主掌握着长工的劳动力时，她们就能把这些劳动力统筹地进行安排，使得单位劳动力的产出和投入能得到提高，也就表现为种地的“效率”高。可是当这种规模化的生产方式被打破时，每家每户都各自种各自的地，如此很难进行劳动力的统筹安排，而且还会出现一部分人家的农具闲置而同时对于其他人家又出现相同农具短缺的情况。
这是由于从前的规模化被破坏而产生的问题，也只能通过重新规模化而解决。并且这个解决方式，说起来还是大家很熟悉的，就是所谓的“互助生产”。从前是一个地主通过占有所有生产资料的方式，把缺乏生产资料的长工们组织起来，而没有地主之后，普通农民们也可以通过互助的方式组织起来，统筹安排劳动力和生产资料，进行规模化的生产劳动。
然而对于工作队而言，重要的倒不是组织生产，而是土地改革的情况。按照大概是之前学生干部们在学校里了解到的统计数据，剥夺地、富分子的剩余财产而补偿给贫雇农之后，应当可以使得贫雇农都可以“翻身”，也就是达到中农的生活水平。而中农——也就是所谓的“自耕农”——从理论上是完全可以自己用自家的生产资料进行生产，而养活自己的。所以，从这个逻辑，高家村的群众里还有一部分没有
然而这种幻想通常并不能够持久，并且还很容易受到其他因素的影响。比如像是秋穆自己，她在过分年轻的时候被送到了战场上，因此留下了难以磨灭的阴影。在她那么年轻的时候，战争的概念带给她的不是兴奋，而是犹如回到军阀的战场那样的恐惧。然而等到她过了那个幻想战斗的年纪，却又开始能够理解这种年轻人的热血了。
猛然间，秋穆发现自己已经不年轻了，以至于叙事方式也发生了改变。这真是令人感慨啊，连帕维尔都已经四十岁了，埃德加也三十五了，然而在她的印象里，分子钟小组的成员们却依旧是年轻时的样子。
她觉得自己完全无法想象时间的流逝。帕维尔和埃德加她倒不用太担心，短时期内她俩还不会走向老年。然而亚历山大老了之后还能那么富有魅力吗？年老的格蕾塔又会是什么模样？而伊斯克拉呢，他又会长大多少？
秋穆突然感到时间过得这样快，她已经离开莫斯科快三年了。她已经完全融入了丘阳，似乎仿佛她从未离开过。但她知道，自己的一部分永远地和分子钟小组在一起，只有当革命胜利、当她回到他们身边，她才能真正获得完整。
不过这似乎是一个和即将在高家村进行的复查土改工作没什么关系的想法。秋穆摇了摇头，似乎是要把这些无关的想法从脑海中甩出去。考虑得太远有时候并不利于做好眼前事儿，何况就目前看来，革命胜利已经是指日可待了。
到那时候，或许就不会是她再回到苏联去与亚历山大他们团圆，而是他们来到这里，参与这个新生的社会主义国家的建设——就像生物学家需要无产阶级立场，无产阶级的人民群众也需要生物学研究。
注释：
1参考《翻身》中的称法。
作者有话要说： 我已经是一条咸鱼了_(:з」∠)_
☆、第一百三十二章：没有翻身
在大约下午四点半的时候，工作队就到达了高家村。年轻的队员们从车斗里跳出来，似乎正打算用一腔热血把眼前这座破败的村子改造成社会主义的美好家园。
不过这座村子在秋穆看来远没有“破败”那么糟糕。尽管进村的土路坎坷不平，村里那些房子也灰突突的，但至少在村口安排了检查路条的“小鬼”1，说明这村子已经在真正意义上解放了，而且还有着基本的秩序。
秋穆跟着这些学生干部们走进村里，很快便遇到了出来迎接他们的高家村的干部。这个干部看起来也很年轻，穿着一身干净利索的白褂子和黑裤子，头上绑着一块儿黑布条。她向工作队员们介绍说，她是高家村的村长，叫高和喜。
她的年纪和张兴满也差不太多。这么看来，估计有不少村子的革命干部都是从原先的民兵队员或是参军的年轻姑娘里培养起来的。这些干部们虽然年轻，却也在抗日的战斗中积累了不少经验。有了这个基础，年轻人的热情反而更容易促使她们对革命工作全力投入。
高和喜一边带着工作队员往高家村村公所的院子走，一边给他们简要地讲了一下儿高家村的现状。按照她的说法，高家村的群众生活水平没能提高起来，主要还是由于村里近几年都比较干旱。她不断地请求工作队员在高家村旁边修一个水库：“哪怕是个小水库呢？我们只有两三成的地需要灌水，一个小塘子就足够了。”
作为工作队的队长，解放区大学的学生干部刘绪峰纠正她道：“工作队的主要任务，是检查你们土改工作的进度。别的事情我们也没有权力去管，尤其是修建水库之类的——我们也没那么多钱啊，是不是？”
高和喜听到她这么说，露出了些许沮丧的神情，不过又很快打起精神，说道：“那也好，我们搞土改当然需要检查。”
她开始说起来关于土地改革的事儿了。根据高和喜的描述，高家村主要的问题还是在于“穷”。这个“穷”不是指人的贫困，而是环境的恶劣。由于这边儿地处山区，村里的地比较分散，平时无论是拉水浇地还是播种耕田，都要在路上花费大量的人力畜力，群众实在负担不起。之前地主掌事儿时，地主自然会统筹安排长工们去种那些远近不一的地，这样也是最节省的办法。可是现在没有地主了，良莠不齐的土地被分给各家各户，那些分到了不好的地的农户就种得不好，甚至都没法做到收支平衡。最初分地时村公所给他们贷了款，可到了现在都没还清。
高和喜这么说，却让工作队员们听着不乐意了。一个叫杨成林年轻姑娘说道：“合着你这么讲，地主雇长工比各家都有地更好，就是不该分地了？”
“当然不是！”高和喜连忙说道，“要是不分地，我们过的生活连地主家的牲口也不如。可是现在这么看，在分地之后，种地的效率反而变低了。不过即使效率低了，普通人的日子还是过得比以前好得多。”
秋穆十分能够理解这种“单干”的低效性。因为丘阳的地比较容易种，这种分地之后效率反而降低的现象在丘阳倒不明显。然而在那些土地贫瘠、养活一个人需要更多土地的地方，则是必须要搞规模化农业的。在地主掌握着长工的劳动力时，她们就能把这些劳动力统筹地进行安排，使得单位劳动力的产出和投入能得到提高，也就表现为种地的“效率”高。可是当这种规模化的生产方式被打破时，每家每户都各自种各自的地，如此很难进行劳动力的统筹安排，而且还会出现一部分人家的农具闲置而同时对于其他人家又出现相同农具短缺的情况。
这是由于从前的规模化被破坏而产生的问题，也只能通过重新规模化而解决。并且这个解决方式，说起来还是大家很熟悉的，就是所谓的“互助生产”。从前是一个地主通过占有所有生产资料的方式，把缺乏生产资料的长工们组织起来，而没有地主之后，普通农民们也可以通过互助的方式组织起来，统筹安排劳动力和生产资料，进行规模化的生产劳动。
然而对于工作队而言，重要的倒不是组织生产，而是土地改革的情况。按照大概是之前学生干部们在学校里了解到的统计数据，剥夺地、富分子的剩余财产而补偿给贫雇农之后，应当可以使得贫雇农都可以“翻身”，也就是达到中农的生活水平。而中农——也就是所谓的“自耕农”——从理论上是完全可以自己用自家的生产资料进行生产，而养活自己的。所以，从这个逻辑，高家村的群众里还有一部分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