伊江给我提供了车,又给我提供了书,妈妈说她帮着我卖书。
    我的妈妈已经六十多岁了,她的身体已大不如从前了,腿脚也不太利落,但她跟我说:“我的身体好着呢!我能搬书,能当小伙子使!累活你别干了,全交给我,我干!你光卖书就行。”
    春节了,也找不着人帮忙,只有让妈妈帮我了。
    看着妈妈帮我搬着一箱一箱的书,我真想哭出来,她那么大的年纪,我没有使她安度晚年,却让她跟我遭这样的罪,我咋这么不孝?
    妈妈帮我搬完了书,还故意地伸伸腿,摇摇胳膊“你看,一点儿都没事儿!我的身体好着呢!”
    没有妈妈的支持,我也干不下来。妈妈、孩子和我,这三个人是老的老,小的小,病的病。
    在庙会上,我也用了伊江的那个办法,低价销售,仍以“五元两本”的书招揽顾客,其它的书卖的也比较便宜,每天的利润还不错。我的那个小摊,书都摆满了,只留出一角,够我一个人坐的。妈妈不会卖书,我就让她逛逛庙会,她也不逛,她坐在台阶上,瞅着行人,也瞅着我的这个摊。
    我在里面,妈妈在外面,我们这么看着,也没看住,有两套的书(八开,共二十本)被一个年轻人趁乱中拿跑了。等我发现,让妈妈去追。哪还追得上啊,早就不见了!
    妈妈在外面急得直跺脚,我说:“妈,你别追了,追不上他,他跑的肯定比你快!丢就丢了吧。”
    偷书的人是在我们最忙的时候,来捣乱的。再去追他,那么多的人还等着买书呢,又怕影响了买卖,因此他们得手的机会就多。
    我还碰到了一个来倒钱的。他也是在我最忙的时候来的,挑了这套书,又挑那套书,最后定下来了,要一套四十元的书,八开八本。他把一百元钱给了我,我正要给他找钱时,他说:“我好象有零钱,零的够。”他从我的手里把那张一百元的拿回去了。只见他左翻右翻的。这时,又有人不断地问我书的价格,还有买书的。
    那个人翻了半天,也没凑够零钱,最后他说:“不够。还是你找给我吧。”
    我从我的钱里又给了他六十块钱。
    他拎着书走了,等我明白上当了,也见不着他了。他没花一分钱,就从我这里得到了一套书,又倒走了六十块钱。
    过了一天,这个人上又我这儿,还想故伎重演,被我识破,我说:“你赶紧给我走!别让我见着你!”
    一年以后,我在另一个展销会上,看到了这个人,他没有上我这儿,眼睛这瞅瞅,那看看,像是在踩点。
    这种骗子,如果当场不抓住他们,事后就很难取证。他们正是抓住了这个特点,一次次地行骗,一次次地得手。
    我的两位亲戚也是以同样的方式被人骗过。
    一位七十多岁的老顾客买了一百多块钱的书,在他走后,我才看出,他给我的一百元钱是假的。
    我开车时,又被警察逮着了,罚了二百块钱。
    这个月可挺全乎,这几样事都让我碰上了!人要是倒霉吧,没个治!
    妈妈心疼钱,老叨咕那二百块钱。我劝着妈妈:“咱这常年都在违章,警察也没逮咱几回,够意思了,罚二百就罚二百呗,别老是想它。”
    妈妈看我想得开,也变得好起来了。
    原先的庙会有很多小吃,今年却没有,为了防火。我和妈妈吃饭就成了问题,小商店关门了,小吃部也关门了,只有一些推着车子的流动的烤地瓜及卖大饼的,我和妈妈就对付着吃。
    庙会的晚上没有人给看摊,那些书,我们又不能天天往回拉,又怕书丢,妈妈就决定陪着我在那住。如果卖的好,缺的书多,晚上封好了摊,我还得回家拉一趟书。我让淘气儿先在家把饭做好,我去库房装好了书,回家再吃一顿,喝点热乎的,再给妈妈带回来。
    淘气儿做菜,是我和妈妈现打电话教的。他还真行,给做出来了。但是也有做得不好的,蒸鸡蛋糕成了鸡蛋水,米饭放水少了,煮得生硬。做的不好的,他的态度却很好,说自己整砸了,问我原因。他的悟性极好,一点就会。
    淘气儿还有项任务,就是看家,看好我每天带回去的钱。整钱全放在他那,他也很把这个当作一项任务完成。他怕钱被人抢去,一再问我,有强盗进来怎么办?
    由于我平时工作很忙,我常常是早晨上班,孩子还没醒,等我晚上回来了,他已经睡了。经常是连着好几天,他也见不着我。我没有时间照顾他,也觉得挺对不起他的。这次,他肩负着做饭、看家、看钱的任务,一旦发生了什么事,我和他姥姥的态度都很明确:保命要紧,再多的钱,也比不上他的一条命!
    我们总希望他能平安。
    我还给妈妈带去了一暖瓶开水,想让她喝些热水,暖暖身子。可这个暖瓶在庙会上又丢了。
    晚上,我把车停在了摊位的旁边,我和妈妈铺了两层被子,盖了两层被子,我们穿着衣服在车里睡。半夜里,如果被子里透进了风,就会把我们冻精神了。
    妈妈和我天天在那住,邻居的几个摊位对我们很信任,他们的货也存放在我们的摊位上,让给看着。大家挣钱也都不容易,我和妈妈就都答应下来了。庙会结束时,他们也赠送给我们礼物作为感谢,有的给野菜,有的给套娃等,他们卖啥,就给我们啥。
    伊江他们回来时,他包下来的那些书快让我给卖光了。我与他们结完了帐,除了本钱和各种花销,剩下了四千多块钱。我给妈妈钱,她说啥也不要,就由她自己挑选了一件她喜欢的人造毛的大衣,算作送给她的。
    渗透到生活细节中的母爱,让你不得不说其伟大。
    有一件事得说说。
    大年初一,我和妈妈准备去库房装书。
    我们的库房坐落在五环的边上,是那种乍一看,随时可以拆迁的小*平房,东西走向,院里共有五栋这类房子,住了二十几家,有几间打通的房子做了锯房。租房子的人共有两类,一类是做木材加工生意的安徽派,一类是从事图书经营的东北帮。安徽派的人,工作、生活都在这里;东北帮呢,只存图书不住人,两大帮派很少往来,互不干涉。平时,这院子里,男人做工,女人做饭,打打毛衣,干些拉杂的活儿;孩子们拿着附首可拾的板条子,打打杀杀。赚得钱了的安徽人,便把“松花江”小面换成了“昌河”“昌河”挤得愁坏了房东老刘,老刘想把院子里的线路改成单行线。按照他说的,我们不倒着出来,就无路可走,连最基本的单行线的循环条件都没形成。
    而今呢?院子里空空的,没有一辆车,孩子们的吵闹声不见了,锯房的电锯声不见了,到处是冷清、萧条和破败,与外面的祥和、喜庆、红红火火的年成了个对比。
    挣钱不挣钱,都得回家过个年安徽人开着私家车回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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