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一时期，只有赵国在与秦国的硬性对抗中取得过战争胜利。后来，经过长平大战，秦国摧毁了赵国的强大军力，赵国开始进入了衰弱时期。但是，赵国还是山东六国中最强悍的国家。赵国对秦国的强力对抗，依然在秦昭王之后延续了相当长的时间。
2.秦王嬴政时期的秦赵对抗
秦王嬴政即位，秦赵之间的对抗并没有减弱，赵国依然是秦国的最主要敌人。
总体上说，秦王嬴政即位的前九年，吕不韦主政秦国，秦赵对抗大体是均衡的。这九年之中，秦赵对抗的重大事件主要有五次。
第一次，秦王政元年，秦国的河东基地晋阳，在赵国策动下叛乱反秦。秦国上将军蒙骜，率军平定叛乱。晋阳原本是赵国重镇，秦昭王时期被秦国占领，随即成为秦国在大河东岸的军事重镇。赵国策动叛乱，秦国又迅速平乱，赵国在争夺晋阳中失利。
第二次，秦王政二年，赵国孝成王病逝，太子赵偃继位，史称赵悼襄王。赵偃即位的第一件昏乱举措，是以乐乘取代廉颇，激发了大将之间的矛盾，致使廉颇率军对乐乘军队发动军事进攻。最终，逼名将廉颇先逃亡魏国，再逃亡楚国。由此，赵国军事力量受到很大损失，在对抗秦国中处于不利地位。
第三次，秦王政四年，赵国名将李牧以丞相名义进入秦国，与秦国订立和解盟约，约定互相放还此前交换的人质。此后，秦国王子自赵归秦，赵国王子自秦归赵。
第四次，秦王政六年，赵国名将庞煖发动最后一次五国合纵，从河西地带攻入秦国关中东部。秦国出兵应战，五国兵马很快撤回，合纵宣告解散。
第五次，秦王政八年，秦国王族公子长安君成蹻率军攻赵上党之地，受赵国策动，于中途发动兵变，反秦降赵。后来，秦国虽然平定了叛乱，但因处置大批犯罪将士及其家族，秦国军力受到严重损害。此后，赵国封成蹻于饶城（今河北饶阳地带）。成蹻事变，是赵国对抗秦国的一次很大胜利。
秦王政九年，秦王嬴政肃清嫪毐叛乱，亲政领国，秦赵对抗的天平迅速向秦国倾斜。
嬴政亲政的前八年，致力于振兴秦国。但是，这一期间的秦赵对抗非但没有中止，而且规模大大超过吕不韦领政时期。这八年之中，秦赵两大国的对抗事件，主要也是五次。
第一次，秦王政十一年，也就是嬴政亲政的第三年，秦国趁赵军进攻燕国之机，派出将军王翦、桓、杨端和率军攻赵，连下九城，尽数夺取赵国漳水流域。这是长平大战之后近三十年间，秦国对赵国取得的第一次较大规模的胜利。此战之后，在位九年的赵悼襄王病逝，其子赵迁继位，史称赵王迁。自此，赵国开始迅速衰落。
第二次，秦王政十三年，也就是嬴政亲政的第五年，秦国老将桓率军进攻赵国河东重镇平阳，大败赵军，斩首十万，杀赵军主将扈辄。由此，秦国基本控制了河东地带。战胜之后，嬴政亲自赶赴战场劳军。
第三次，秦王政十四年，也就是嬴政亲政的第六年，桓率秦军再度攻赵。赵国名将李牧率军于宜安之肥下（今河北石家庄东南地带）埋伏截击，大败桓秦军。这是赵国在长平大战之后近三十年间，对秦国作战取得的第一次真正胜利。李牧因此而建大功，被赵国封为武安君。
第四次，秦王政十五年，也就是嬴政亲政的第七年，秦军再度攻赵。赵军仍由李牧统率，于番吾之地（今河北灵寿西南地带）再次击败秦军。赵军连续两次战胜秦军，暂时恢复了秦赵对抗的均势。
第五次，秦王政十六年，也就是嬴政亲政的第八年，赵国北部发生大地震，城池房屋大半坍塌，地裂缝隙宽达一百余步，给赵国造成巨大损失。
嬴政亲政的第九年，统一战争开始，秦国发动了灭韩之战，秦赵对抗暂时中止。
综合秦王嬴政亲政前八年的秦赵对抗，可以看出三个基本方面的问题。
其一，在此期间，秦国虽然紧锣密鼓地处置韩国问题，但在实际的军事较量上，重点却一直是赵国。也就是说，在这八年间，秦国兵力出动的重点方向，始终都是针对赵国的扩张进攻；秦国的战略重心，始终围绕着对赵国的军事准备。
其二，若仅仅从军事上看，对抗是均势的：八年之间，秦国两胜两败，赵国也是两胜两败。但是，若从国家利益的实现上看，赵国则无疑是严重失败的。因为，秦军两胜，连续夺取了赵国南部丰饶的漳水流域，以及赵国西南以平阳为轴心的河东地带；而赵国两胜，则只是在本土击败秦军，是一种防御战的胜利，并没有获得国家实力的增长。
其三，在这八年之间，秦国处于迅速振兴阶段，国家实力一路上升到巅峰时期。相反，赵国却处于迅速没落阶段，一路下降到谷底时期。赵悼襄王在位九年，赵国的政治生活已经陷入了普遍的黑暗与腐败。赵王迁继位之后，赵国高层政治的阴暗腐败迅速趋于恶化，君主昏聩，权奸当政，灾难频仍，派系倾轧。前后十余年，赵国已经在事实上陷入了最大的内政危机。惟其如此，秦国在统一韩国之后，几乎是没有停顿地立即发动了灭赵之战。
3.灭赵战役的战略部署
公元前229年，秦国正式发动了对赵国的统一战争。
（1）灭赵战役的正面部署
灭赵战役之秦军统帅，是老将军王翦。灭赵之战出动的兵力总数，是秦国的主力大军四十余万。灭赵之战的进军路线是，分北、中、南三路，同时进逼赵国。北路，以大将羌瘣为主将，率军十万，经秦国上郡的离石要塞渡过大河，以晋阳为后援根基，压向赵国背后。南路，以大将杨端和为主将，率军十万，出河内郡，经安阳北上进军，直逼赵国都城邯郸地带。中路大军二十余万，由王翦亲自统率，出函谷关，经河东郡进入上党高地的东北方向，直接压迫赵军主力防守的井陉关。
如此三路进军，堪称古典战争时期最为经典的大分割、大包围战略。
这一战略的实施目的，是置赵国于退无可退之境地，逼迫赵国全面应战，一战彻底解决赵国问题，不使战争出现反复动荡的局面。因为，赵国是山东六国中实力最强大的国家，其尚武风习，其举国皆兵的传统，与秦国如出一辙。秦国如果不能一次性完胜赵国，并安定赵国，则赵国军力流散的后果是很难收拾的。后来的实践证明，即或秦国作了最为充分的谋划，其战略目标还是没能全部实现。
（2）灭赵战役的侧翼部署——防御北方胡患
这支大军，就是大大扩充了的驻扎在九原郡的二十余万秦军。这支秦军自灭赵之战开始，驻扎于阴山草原之南，直至统一中国，始终有增无减。这支九原秦军，由年轻的将领蒙恬统率，始终没有加入华夏世界的统一战争。即或是后来第二次灭楚大战开始之际，秦军需要集中六十万主力大军，在兵力一时显得紧张的形势下，这支九原秦军也没有南下加入灭楚之战。
这就是历史实践所展现出来的秦统一中国的最高战略——内一华夏，外防匈奴。
整个战国时代，北方的匈奴族群联盟已经成为诸胡族群、戎狄族群中最为强大的军事力量，相对稳定的匈奴联盟政权也已经建立。战国末期，匈奴骑兵与诸胡骑兵，已经发展为规模相当巨大的快速军事力量，其对华夏世界的突然侵袭时有发生，南下地域越来越深入，作战规模越来越大。那时，华夏北部的燕国、赵国、秦国，是正面抵御所有北方胡患最主要的三方力量。三大国抗击胡患的大形势是：
燕国的渔阳郡、右北平郡、辽西郡、辽东郡，均与聚散无定的东胡诸族群接壤。在东西数千里的广阔地带，燕国担负着正面抗击东胡势力侵袭的重担。
赵国的云中郡、雁门郡、代郡、上谷郡，则处在与匈奴联盟正面相对的阴山草原的中心位置。在东西横阔千里有余的阴山大草原南部，赵国担负着正面抗击匈奴游牧大军大规模南下烧杀劫掠的重担。
秦国的北方边患，则有两个战场：一个是西部的陇西郡，担负着抗击西部戎狄与西部匈奴的作战重担；另一个是北部的北地郡、九原郡、云中郡（其时秦赵两国都有云中郡）上郡，均面对阴山草原的西南部，与赵国共同承担着抗击北部匈奴南下的重担。
在抗击匈奴的华夏力量中，赵国承担的压力最大，承受的匈奴兵祸也最为严重。在这样的大形势下，秦国要发动统一中国的战争，就必然面临一个严酷的现实问题：如果匈奴联盟与诸胡大军趁秦赵大战之机，大举南下进攻中原腹心地带，秦国将如何应对？若不做北方防御之准备，则匈奴联盟必然会大军直下，将华夏世界搅成一锅粥，其严重后果将远远超过西周末期戎狄势力毁灭镐京的文明灾难。届时，秦国非但无法统一中国，且很可能在多方混战中彻底毁灭华夏族群的文明世界。果真如此，秦国发动的统一之战，便将成为毁灭华夏文明的千古罪行。
但是，若要部署一支北方大军，以防御并威慑匈奴与诸胡不敢趁火打劫，那么，这必须是一支强大到能够以绝对优势堵截反击匈奴骑兵的大军。否则，不能保证在如此广阔的战线上能有效地取代赵燕两国的军事力量。
历史实践所展现的事实是：当时的秦国，以秦王嬴政为轴心的最高决策层，极富胆略地选择了具有深远文明意义的两面合一的整体战略：对内战略——发动统一中国战争；对外战略——正面部署大军以防御威慑匈奴联盟。
基于如此决策，秦王嬴政选派了出身军旅世家，且具有很高军事天赋的青年大将蒙恬，担任北方九原秦军的统帅。与此同时，秦国将九原秦军的规模一次增加到二十余万，足以构成大规模对匈奴进行防御反击作战的军力。
（3）九原秦军的防守基地——河南地
蒙恬的选择是，将九原秦军集中布防于阴山、阳山之间的“河南地”。
战国时代的黄河，从九原郡的西部分流为两河：北边的一条河绕行数百里后，又复归主流。这条分流河，战国时代叫做北河。北河与大河主流之间，形成了一块南北百余里，东西两百余里、大体长方形的草原丘陵地。大河主流向南百余里，便是当时秦国的北地郡（今日内蒙古杭锦旗地带）。当时所说的河南地，就是指从北河向南、再到大河主流之南北地郡的这一地域。通俗地说，两河之南，皆为河南地。
这块河南地，地理位置十分重要：东面紧邻九原郡治所（今日包头市地带），东北方向是东西横亘的阴山，西北方向是东北西南走向的阳山，河南地恰恰处在阴、阳两山之间，同时又处在有两条大河横亘分割的要害位置。
战国末期的九原秦军，所以一直驻扎在河南地，直到帝国建立之后对匈奴大反击作战，其最主要的原因正是地利所致。河南地，具有草原、大河、丘陵、山脉、湖泊、戈壁等多种地形交织的特点。从军事上说，这种复杂的地形构成，非常有利于以不同地形分割区域，构筑宏大坚实的壁垒，有效堵截大规模的集群骑兵。前出河南地则是广袤的草原，有利于骑兵快速反击。也就是说，驻军河南地，一则非常有利于秦军重装步兵的防御战，对堵截匈奴南下具有较大优势；二则，战事形势有利，少量骑兵也可以迅速开出河南地，向阴山草原快速反击。这就是河南地，一方攻守兼备的战略要地。
统一战争的十年，匈奴始终未能大举南进，秦军利用河南地构成的大规模防御阵地起到了最关键的作用。
秦国预先部署九原大军的历史事实，提供了这样两个历史答案。
其一，当时的山东六国，没有任何一个国家具有统一中国的实力条件。从当时的综合实力看，只有处于巅峰状态的秦国，具有同时在两个战场进行大规模作战的能力。山东六国的任何一国，都远不具备如此强大的综合条件。从这一点上说，当时的华夏世界，只有秦国具备了统一中国的真正实力。从根本上说，这种强大的综合实力，来源于深彻变法并始终坚持法治的150余年的长期积累。假如，在战国变法大潮连绵涌动的新起点时期，历史的可能性还是不确定的，还是可以假设的。那么，到了战国末期这样的历史时刻，一切都已经清楚了——除了秦国，哪个国家也没有能力统一中国。
其二，在此前的中国历史上，已经有过为了自身利益而勾结异族入侵，从而给华夏文明带来深重灾难的政权集团。这就是西周末期的太子宜臼（周平王）与申侯集团。他们为了争夺王权，引戎狄进入关中，毁灭镐京，颠覆周幽王政权，对华夏文明造成巨大的破坏。这是一个罪恶的先例。周政权所尊奉的礼治王道的虚伪性，也由此而崩溃了。
历史的幸运是，处于最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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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秦王嬴政时期的秦赵对抗
秦王嬴政即位，秦赵之间的对抗并没有减弱，赵国依然是秦国的最主要敌人。
总体上说，秦王嬴政即位的前九年，吕不韦主政秦国，秦赵对抗大体是均衡的。这九年之中，秦赵对抗的重大事件主要有五次。
第一次，秦王政元年，秦国的河东基地晋阳，在赵国策动下叛乱反秦。秦国上将军蒙骜，率军平定叛乱。晋阳原本是赵国重镇，秦昭王时期被秦国占领，随即成为秦国在大河东岸的军事重镇。赵国策动叛乱，秦国又迅速平乱，赵国在争夺晋阳中失利。
第二次，秦王政二年，赵国孝成王病逝，太子赵偃继位，史称赵悼襄王。赵偃即位的第一件昏乱举措，是以乐乘取代廉颇，激发了大将之间的矛盾，致使廉颇率军对乐乘军队发动军事进攻。最终，逼名将廉颇先逃亡魏国，再逃亡楚国。由此，赵国军事力量受到很大损失，在对抗秦国中处于不利地位。
第三次，秦王政四年，赵国名将李牧以丞相名义进入秦国，与秦国订立和解盟约，约定互相放还此前交换的人质。此后，秦国王子自赵归秦，赵国王子自秦归赵。
第四次，秦王政六年，赵国名将庞煖发动最后一次五国合纵，从河西地带攻入秦国关中东部。秦国出兵应战，五国兵马很快撤回，合纵宣告解散。
第五次，秦王政八年，秦国王族公子长安君成蹻率军攻赵上党之地，受赵国策动，于中途发动兵变，反秦降赵。后来，秦国虽然平定了叛乱，但因处置大批犯罪将士及其家族，秦国军力受到严重损害。此后，赵国封成蹻于饶城（今河北饶阳地带）。成蹻事变，是赵国对抗秦国的一次很大胜利。
秦王政九年，秦王嬴政肃清嫪毐叛乱，亲政领国，秦赵对抗的天平迅速向秦国倾斜。
嬴政亲政的前八年，致力于振兴秦国。但是，这一期间的秦赵对抗非但没有中止，而且规模大大超过吕不韦领政时期。这八年之中，秦赵两大国的对抗事件，主要也是五次。
第一次，秦王政十一年，也就是嬴政亲政的第三年，秦国趁赵军进攻燕国之机，派出将军王翦、桓、杨端和率军攻赵，连下九城，尽数夺取赵国漳水流域。这是长平大战之后近三十年间，秦国对赵国取得的第一次较大规模的胜利。此战之后，在位九年的赵悼襄王病逝，其子赵迁继位，史称赵王迁。自此，赵国开始迅速衰落。
第二次，秦王政十三年，也就是嬴政亲政的第五年，秦国老将桓率军进攻赵国河东重镇平阳，大败赵军，斩首十万，杀赵军主将扈辄。由此，秦国基本控制了河东地带。战胜之后，嬴政亲自赶赴战场劳军。
第三次，秦王政十四年，也就是嬴政亲政的第六年，桓率秦军再度攻赵。赵国名将李牧率军于宜安之肥下（今河北石家庄东南地带）埋伏截击，大败桓秦军。这是赵国在长平大战之后近三十年间，对秦国作战取得的第一次真正胜利。李牧因此而建大功，被赵国封为武安君。
第四次，秦王政十五年，也就是嬴政亲政的第七年，秦军再度攻赵。赵军仍由李牧统率，于番吾之地（今河北灵寿西南地带）再次击败秦军。赵军连续两次战胜秦军，暂时恢复了秦赵对抗的均势。
第五次，秦王政十六年，也就是嬴政亲政的第八年，赵国北部发生大地震，城池房屋大半坍塌，地裂缝隙宽达一百余步，给赵国造成巨大损失。
嬴政亲政的第九年，统一战争开始，秦国发动了灭韩之战，秦赵对抗暂时中止。
综合秦王嬴政亲政前八年的秦赵对抗，可以看出三个基本方面的问题。
其一，在此期间，秦国虽然紧锣密鼓地处置韩国问题，但在实际的军事较量上，重点却一直是赵国。也就是说，在这八年间，秦国兵力出动的重点方向，始终都是针对赵国的扩张进攻；秦国的战略重心，始终围绕着对赵国的军事准备。
其二，若仅仅从军事上看，对抗是均势的：八年之间，秦国两胜两败，赵国也是两胜两败。但是，若从国家利益的实现上看，赵国则无疑是严重失败的。因为，秦军两胜，连续夺取了赵国南部丰饶的漳水流域，以及赵国西南以平阳为轴心的河东地带；而赵国两胜，则只是在本土击败秦军，是一种防御战的胜利，并没有获得国家实力的增长。
其三，在这八年之间，秦国处于迅速振兴阶段，国家实力一路上升到巅峰时期。相反，赵国却处于迅速没落阶段，一路下降到谷底时期。赵悼襄王在位九年，赵国的政治生活已经陷入了普遍的黑暗与腐败。赵王迁继位之后，赵国高层政治的阴暗腐败迅速趋于恶化，君主昏聩，权奸当政，灾难频仍，派系倾轧。前后十余年，赵国已经在事实上陷入了最大的内政危机。惟其如此，秦国在统一韩国之后，几乎是没有停顿地立即发动了灭赵之战。
3.灭赵战役的战略部署
公元前229年，秦国正式发动了对赵国的统一战争。
（1）灭赵战役的正面部署
灭赵战役之秦军统帅，是老将军王翦。灭赵之战出动的兵力总数，是秦国的主力大军四十余万。灭赵之战的进军路线是，分北、中、南三路，同时进逼赵国。北路，以大将羌瘣为主将，率军十万，经秦国上郡的离石要塞渡过大河，以晋阳为后援根基，压向赵国背后。南路，以大将杨端和为主将，率军十万，出河内郡，经安阳北上进军，直逼赵国都城邯郸地带。中路大军二十余万，由王翦亲自统率，出函谷关，经河东郡进入上党高地的东北方向，直接压迫赵军主力防守的井陉关。
如此三路进军，堪称古典战争时期最为经典的大分割、大包围战略。
这一战略的实施目的，是置赵国于退无可退之境地，逼迫赵国全面应战，一战彻底解决赵国问题，不使战争出现反复动荡的局面。因为，赵国是山东六国中实力最强大的国家，其尚武风习，其举国皆兵的传统，与秦国如出一辙。秦国如果不能一次性完胜赵国，并安定赵国，则赵国军力流散的后果是很难收拾的。后来的实践证明，即或秦国作了最为充分的谋划，其战略目标还是没能全部实现。
（2）灭赵战役的侧翼部署——防御北方胡患
这支大军，就是大大扩充了的驻扎在九原郡的二十余万秦军。这支秦军自灭赵之战开始，驻扎于阴山草原之南，直至统一中国，始终有增无减。这支九原秦军，由年轻的将领蒙恬统率，始终没有加入华夏世界的统一战争。即或是后来第二次灭楚大战开始之际，秦军需要集中六十万主力大军，在兵力一时显得紧张的形势下，这支九原秦军也没有南下加入灭楚之战。
这就是历史实践所展现出来的秦统一中国的最高战略——内一华夏，外防匈奴。
整个战国时代，北方的匈奴族群联盟已经成为诸胡族群、戎狄族群中最为强大的军事力量，相对稳定的匈奴联盟政权也已经建立。战国末期，匈奴骑兵与诸胡骑兵，已经发展为规模相当巨大的快速军事力量，其对华夏世界的突然侵袭时有发生，南下地域越来越深入，作战规模越来越大。那时，华夏北部的燕国、赵国、秦国，是正面抵御所有北方胡患最主要的三方力量。三大国抗击胡患的大形势是：
燕国的渔阳郡、右北平郡、辽西郡、辽东郡，均与聚散无定的东胡诸族群接壤。在东西数千里的广阔地带，燕国担负着正面抗击东胡势力侵袭的重担。
赵国的云中郡、雁门郡、代郡、上谷郡，则处在与匈奴联盟正面相对的阴山草原的中心位置。在东西横阔千里有余的阴山大草原南部，赵国担负着正面抗击匈奴游牧大军大规模南下烧杀劫掠的重担。
秦国的北方边患，则有两个战场：一个是西部的陇西郡，担负着抗击西部戎狄与西部匈奴的作战重担；另一个是北部的北地郡、九原郡、云中郡（其时秦赵两国都有云中郡）上郡，均面对阴山草原的西南部，与赵国共同承担着抗击北部匈奴南下的重担。
在抗击匈奴的华夏力量中，赵国承担的压力最大，承受的匈奴兵祸也最为严重。在这样的大形势下，秦国要发动统一中国的战争，就必然面临一个严酷的现实问题：如果匈奴联盟与诸胡大军趁秦赵大战之机，大举南下进攻中原腹心地带，秦国将如何应对？若不做北方防御之准备，则匈奴联盟必然会大军直下，将华夏世界搅成一锅粥，其严重后果将远远超过西周末期戎狄势力毁灭镐京的文明灾难。届时，秦国非但无法统一中国，且很可能在多方混战中彻底毁灭华夏族群的文明世界。果真如此，秦国发动的统一之战，便将成为毁灭华夏文明的千古罪行。
但是，若要部署一支北方大军，以防御并威慑匈奴与诸胡不敢趁火打劫，那么，这必须是一支强大到能够以绝对优势堵截反击匈奴骑兵的大军。否则，不能保证在如此广阔的战线上能有效地取代赵燕两国的军事力量。
历史实践所展现的事实是：当时的秦国，以秦王嬴政为轴心的最高决策层，极富胆略地选择了具有深远文明意义的两面合一的整体战略：对内战略——发动统一中国战争；对外战略——正面部署大军以防御威慑匈奴联盟。
基于如此决策，秦王嬴政选派了出身军旅世家，且具有很高军事天赋的青年大将蒙恬，担任北方九原秦军的统帅。与此同时，秦国将九原秦军的规模一次增加到二十余万，足以构成大规模对匈奴进行防御反击作战的军力。
（3）九原秦军的防守基地——河南地
蒙恬的选择是，将九原秦军集中布防于阴山、阳山之间的“河南地”。
战国时代的黄河，从九原郡的西部分流为两河：北边的一条河绕行数百里后，又复归主流。这条分流河，战国时代叫做北河。北河与大河主流之间，形成了一块南北百余里，东西两百余里、大体长方形的草原丘陵地。大河主流向南百余里，便是当时秦国的北地郡（今日内蒙古杭锦旗地带）。当时所说的河南地，就是指从北河向南、再到大河主流之南北地郡的这一地域。通俗地说，两河之南，皆为河南地。
这块河南地，地理位置十分重要：东面紧邻九原郡治所（今日包头市地带），东北方向是东西横亘的阴山，西北方向是东北西南走向的阳山，河南地恰恰处在阴、阳两山之间，同时又处在有两条大河横亘分割的要害位置。
战国末期的九原秦军，所以一直驻扎在河南地，直到帝国建立之后对匈奴大反击作战，其最主要的原因正是地利所致。河南地，具有草原、大河、丘陵、山脉、湖泊、戈壁等多种地形交织的特点。从军事上说，这种复杂的地形构成，非常有利于以不同地形分割区域，构筑宏大坚实的壁垒，有效堵截大规模的集群骑兵。前出河南地则是广袤的草原，有利于骑兵快速反击。也就是说，驻军河南地，一则非常有利于秦军重装步兵的防御战，对堵截匈奴南下具有较大优势；二则，战事形势有利，少量骑兵也可以迅速开出河南地，向阴山草原快速反击。这就是河南地，一方攻守兼备的战略要地。
统一战争的十年，匈奴始终未能大举南进，秦军利用河南地构成的大规模防御阵地起到了最关键的作用。
秦国预先部署九原大军的历史事实，提供了这样两个历史答案。
其一，当时的山东六国，没有任何一个国家具有统一中国的实力条件。从当时的综合实力看，只有处于巅峰状态的秦国，具有同时在两个战场进行大规模作战的能力。山东六国的任何一国，都远不具备如此强大的综合条件。从这一点上说，当时的华夏世界，只有秦国具备了统一中国的真正实力。从根本上说，这种强大的综合实力，来源于深彻变法并始终坚持法治的150余年的长期积累。假如，在战国变法大潮连绵涌动的新起点时期，历史的可能性还是不确定的，还是可以假设的。那么，到了战国末期这样的历史时刻，一切都已经清楚了——除了秦国，哪个国家也没有能力统一中国。
其二，在此前的中国历史上，已经有过为了自身利益而勾结异族入侵，从而给华夏文明带来深重灾难的政权集团。这就是西周末期的太子宜臼（周平王）与申侯集团。他们为了争夺王权，引戎狄进入关中，毁灭镐京，颠覆周幽王政权，对华夏文明造成巨大的破坏。这是一个罪恶的先例。周政权所尊奉的礼治王道的虚伪性，也由此而崩溃了。
历史的幸运是，处于最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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