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阎运《湘军志》，虽物论有异同，要为近代杰作。其子代功所编述《湘绮府君年谱》卷二，光绪元年乙亥（四十四岁）云：“……十一月遂至长沙。曾丈︱刚适遣使修书，请府君来省议修《湘军志》事，以为洪寇之平，功首湘军，湘军之兴二十余年，回捻平定又已十年，当时起义之人，殉难之士，多就湮没，恐传闻失实，功烈不彰，必当勒成一书，以信今而传后。以府君志在撰述，亲同袍泽，亟宜及时编辑，以竟先烈。且文正尝言著述当属之王君，功业或亦未敢多让，今日军志之作，非君而谁？府君不得已诺之。”光绪三年丁丑云：“五月，始撰《湘军志》，先阅《方略》诸书……七月，阅《方略》。八月，因撰《湘军志》，欲离城避嚣，遂假东山何氏宅，根云尚书之故业也……十一月，检咸丰时旧案关于军事者，及湘军招募遣散年月、统将姓名，欲别作——表以明之，而十不存一，无从稽核，迄未成书。”光绪四年戊寅云：“二月，往东山，阅《褒忠录》及《曾胡奏牍》诸篇，作《湘军志·曾军篇》。三月，入城，十二日仍往东山，作《水师篇》成，寄彭丈雪琴商定。四月，命大姊画《湘军志图》，以明进兵方略……作《曾军后篇》……六月，还东山，作《江西后篇》……八月，四川总督丁丈稚璜遣书约往四川，又致书谭丈文卿，属其劝驾。府君答以撰军志毕，始定行期。作《援江西篇》。九月，仍寓府学宫。十七日步还东山，作《援广西篇》、《临淮篇》、《援贵州篇》。十月……撰军志，作《湖南防守篇》、《平捻篇》。十一月，《湘军志》草创毕，始定蜀游。”光绪五年己卯云：“十月，改定《湘军志》。”光绪六年庚辰云：“五月……改《湘军志》。”光绪七年辛巳云：“七月，作《湘军志·援蜀篇》、《川陕篇》……闰月作《湘军志·营制篇》。至是《湘军志》始成，曰《湖南防守篇》、《曾军篇》、《湖北篇》、《江西篇》、《曾军后篇》、《水师篇》、《浙江篇》、《江西后篇》、《临淮篇》、《援江西篇》、《援广西篇》、《援贵州篇》、《川陕篇》、《平捻篇》、《营制篇》、《筹饷篇》，凡十六篇，九万余字。诸生（按：成都尊经书院生也）读军志，多言叙事文笔变化者。府君因语之曰：‘曾涤公尝言：画像必以鼻端为主，于文亦然。余文殊不尔，成而后见鼻口位置之美耳。其先固从顶上说到脚底，不暇问鼻端也。八家文凭空造出，故须从鼻起耳。余学古人，如镜取影，故无先后照应也。’……十月，始理归湘事。《湘军志》刻成，取版以归。”卷三光绪八年壬午云：“正月，人日登定王台。城中多言《湘军志》长短者。府君闻之，以谓直笔非私家所宜为，乃送刻版与郭丈筠仙，属其销毁，以息众论。”光绪九年癸未云：“三月……丁稚璜屡书速府君入蜀，且有责言，乃于二十五日买舟东下……九月……重校《湘军志》毕。蜀中诸生闻原版已送郭氏，故复刻之也。府君因语诸生曰：‘此书信奇作，实亦多所伤，有取祸之道，众人喧哗宜矣。韩退之言修史有人祸大刑，柳子厚驳之固快，然徒大言耳。子厚当之，岂能直笔耶？若以入政事堂相比，则更非也。政事堂就事论事耳，史臣则专以言进退占今人，无故而持大权，制人命，愈称职愈遭忌也。若非史官而言人长短，则人尤伤心矣。’”光绪十二年丙戌云：“七月……陈丈右铭盛推《湘军志》美，然疑其仍有爱憎。府君惜其犹有文士之见，不知怀私文必不能工，轻视文人，故有此见也。”卷四光绪二十三年丁酉云：“六月……答陈深之论文云：‘……单者顿挫以取回转，复者疏宕以行气势，貌神相变，即所渭物杂故文也。故《国策》、《史记》贾、晁、向、操诸人能用单，《国语》、班书，东汉以至梁初善用复，不能者袭其貌。单者纯单，始于北周，而韩愈扬其波，赵宋以后奉宗之，至近代归方而靡矣。复而又复，始于陈隋，而王勃等氵屈其泥，中唐以后小变焉，至南宋汪陆而塌矣。元结、孙樵化复为单，庾信、陆贽运单成复，皆似有使转，而终限町畦。卒非先觉，反失故步。故观于汪中、恽敬、袁枚之徒，体格无存，何论气韵？其余如侯魏之纪事，乃成小说，洪吴之骈俪，不如律赋，兹非学者之明戒欤？余少学为文，思兼单复，及作《桂阳图志》，下笔自欲陵子长，读之乃颇似明史，意甚恶焉。比作《湘军志》，庶乎轶承祚睨蔚宗矣。……’”卷五光绪三十四年戊申云：“五月……时张文襄公改两湖书院为存古学堂，以救新学之弊，研究文史，令代功分教。诸生多问作诗文法者，代功不敢专对，请府君书示后学……论文曰：‘诗有家数，有时代，文无家数，有时代，此论自余发之……明代无文，以其风尚在制艺，相去辽绝也。茅鹿门始以时文为古文，因取唐宋之似时文者为八家……余……文，力迫班马，极其工力，仅得似明史，心甚耻之。及作《湘军志》，乃脱离时代矣。以数十年苦心孤诣，仅仅得免为明文；若学八家，数月可似……’”运撰著此书之缘起暨经过，与夫自道甘苦及工力，略具于斯。
其谓“庶乎轶承祚睨蔚宗”，盖以《湘军志》与《三国志》、《后汉书》相衡。又《湘绮楼日记》光绪四年戊寅二月二十七日云：“作《湘军篇》，因看前所作者，甚为得意，居然似史公矣；不自料能至此，亦未知有赏音否？”二十八日云：“作《曾军篇》成，共十二页，已得二年军事之大纲矣。甚为得意。”三月十七日云：“撰《军志篇》成，读一过，似《史记》，不似余所作诸图志之文，乃悟《史记》诚一家言，修史者不能学也。《通典》、《通考》乃可学，郑樵《通志》正学之，亦智矣，惜其笔殊不副，然不自作不知之，则余智不如郑久矣。”则又尝以似《史记》自喜。《史记》之超妙处，《湘军志》虽尚难跻及，而运“脱离时代”之说，固可谓非漫自矜夸，以近代人实罕有此种文字也（所云《湘军篇》，盖属稿之初，有此篇名，旋改为《曾军篇》矣。三月十七日所云，按之前文，当指《胡军篇》，后来始改为《湖北篇》者）。
《湘军志》初刻于川，运携版回湘，以湘人之愤怒，乃送版于郭嵩焘销毁。后至川再刻之。《湘绮楼日记》光绪八年壬午正月关于毁版事所记，初七日云：“以外间颇欲议论《湘军志》长短，与书佐卿，属告诸公烧毁之。”十七日云：“锡九来，论《湘军志》版片宜送筠仙。余告之曰：‘吾以直笔非私家所宜，为众掩覆，毁版则可，外人既未出赀属我刻，而来索版，是无礼也。君不宜为众人所使，且置身事外，以免咎尤。此版吾毁愿毁之，又何劳索？’锡九唯唯而去。”廿日云：“遣送《湘军志》版及印刷书与筠仙，并书与之言：‘本宜交镜初，今从权办也。’”其当时在湘迫，于众怒难犯不得不毁版之情形，于此尤可略睹焉。送版及书与郭嵩焘者，盖嵩焘在湘绅中负重望，为反对《湘军志》领袖人物之一也。嵩焘有致陈士杰一书，深斥《湘军志》，可代表反对派之言论。其说云：
“湘军本末，宜有述录，发议自吴南屏，嵩焘实倡行之，曾︱刚一以属之王壬秋。始见其《曾军篇》，于曾文正多刺议，寓书力戒之。去腊自蜀归，其书遂已刊行。沅浦宫保指证其虚诬处，面加诘斥，几动湘人公愤，将其板销毁，然闻蜀人已有翻刻本，贻毒固无穷矣。壬秋文笔高朗，而专喜讥砭。通志局初开，嵩焘力援之，为罗研生所持，言：“若壬秋至，湘人攻击且尽，曷云志也？”其后所修三志，《东安志》板已毁，《桂阳志》亦有纠缪之作，《衡阳志》托名彭雪琴宫保，无敢议者，衡人私论亦皆隐憾之，自王船山先生已遭其讥议，其他可知，要其失不在秉笔而在包修。︱刚踵行其失，鄙心不能无歉然。因沅浦宫保之言，取其书读之，专叙塔忠武、多忠武战功，湘人一皆从略，江忠烈直没其名，至江西始载其以一军赴援，并帮办军务之命亦匿不书。而于李勇毅、杨厚庵则竟诋斥之。张笠臣指为诬善之书，且言：“楚人读之惨伤，天下之人无不爽心快目。”开端数行中，便谓洪寇之盛，实自湖南始，始合围而纵之，又起偏师追而歼之，直以是蔽罪湖南，亦竟不测壬秋之果为何意也。今其势不能不重加修辑，又万不能开局，当由思贤讲舍任之。壬秋高才积学，极谋以讲舍相属，而终见忤如此，所损声名实多。始悟君子成己成人之学，一皆性之德，于人多伤，终亦不能成己。重为壬秋惜之。”
盖纂修《湘军志》一事之发起，旨在表扬湘军功烈，垂乡邦之荣誉，而运任此，自出心裁，成一家之言，于发起纂修之本旨，未甚措意，且其为人，固以知兵自负，好谈大略，少年时颇思赞襄军谋，腾骧政路，而挟策以干曾国藩等，率见谓迂阔之谈，落落寡合，无所藉手，志愿弗克一酬，盖不能无觖望（如与吴大书有云：“运平生志愿，满腹经纶，一不得申，每嗟感遇。”又与左宗棠书有云：“运行天下，见王公大人众矣，皆无能求贤者。涤丈收人材不求人材，节下用人材不求人材，其余皆不足论此。以胡文忠之明果向道，尚不足知人材，何从而收之用之？故今世真能求贤者，运是也；而又在下贱，不与世事，性懒求进，力不能推荐豪杰，以此知天下必不治也。”又与李汉春书有云：“陈伯严来，述尊论，见许为霸才，不胜感激。自来曾胡左丁肃潘阎李诸公，相知者多，其或有许其经济，从无赏其纵横。尝有自挽联云：‘春秋表仅传，正有佳儿学诗礼。纵横志不就，空留高味满江山’盖其自负别有在也。而麾下一见便能道其衰曲，曷名钦佩！”均见其自负才猷迈众，不甘徒为文人）。故对于名震一时功成受赏之将帅，虽多写状甚工处，非于表扬无裨，而笔锋所及，每流露不足之感，或涉讽刺，或近揶揄，间有疏略，亦遗口实，湘人恚嫉，有由来矣。他读者亦颇致疑其不免以爱憎之见影响纪实，固不仅陈宝箴为然也。曾国藩以湘军领袖而居功首，最为群伦所崇仰，《湘军志》于传其苦心义概之外，不乏微词，其弟国荃，论功仅亚国藩，运书其功状，亦不如其意，故国荃甚恶而诘斥之，为王定安继撰《湘军记》之张本。
湘军之兴，郭嵩焘、昆焘兄弟，均参谋议。《湘军志》成，两人阅后，各加批识，以纠辨为多。乙卯（民国四年），昆焘、孙振墉辑录成帙，并加笺注，名曰《湘军志平议》，堪为读《湘军志》者之重要参考书。振墉叙有云：
“曩文正始立营制，先伯祖侍郎公、先祖京卿公，实豫咨议。其后先京卿公，佐湖南抚幕十余年，援师四出，兵饷又皆所手治。尝拟与吴公敏树、罗公汝怀、曹公耀湘等纂《楚军纪事本末》一书，存一代用兵方略。会文正虑近于张功，事以中辍。已而湘潭王壬秋先生运所撰《湘军志》，为文谲奇恣肆，侈论辩而多舛于事实，识者病之。振墉手录先侍郎公暨先京卿公订正是书百数十条，附以笺注，题曰《湘军志平议》。夫前人往矣，当其万折不回，克成大业，要自有常胜之理存，区区战事粗迹，乌足概其平生；然于军谋之奇正，地形之险夷，贼势之强弱，傥见为粗而遗之，亦治国闻者所深耻也……君子之立功也，求信于己而已，而立言者贵有以征信于后。孔子称董狐古之良史，为其直也。若是非之与淆，恩怨之或蔽，虽以迁史之文冠百代，世且目为谤书，他何论焉？”
其以迁史谤书为说，或即因运尝自言似《史记》也。又辛酉（民国十年）跋有云：
湘军开本朝创局，以驯致中兴，王氏挟区区乡曲之私怨而颠倒之，悖矣。考其篇目，始于湖南防守，而江军之援广西阙焉；略兵事之始，成于平捻，而左军之定甘肃、新疆阙焉，没兵事之终；江西既编析为三，而江南安庆不列篇名，以《曾军后篇》统括之，意谓曾文正公功绩第迄于两省而止。即兹荦荦大纲，不免谬误，其书之不足以服人心而彰国论明矣。《传》曰：“心有所好恶，则不得其正。”夫不正由于有好恶，而况好恶之辟之与人异性者欤？余氏肇康云，王志初出，分饷湘人，一时物议沸然，军阀尤愤，王氏将原书次第收回，其亦有不可自坚者邪？朱氏克敬改纂是书，稿佚不传。王氏定安之记，持论稍私于曾忠襄而文又不逮。盖斯志之流行海内久矣，其贻害岂浅哉？窃尝谓是非者天下之公，维皇降衷所固有也，故孟子曰无是非之心非人，盖是非棼泯，起于一念之微，其始不过语言文字之差耳，浸假发于其事，将使东西易位，玄黄变色，而实祸中于国家矣，尚得为衣冠视息之伦乎？夫以咸同之战迹昭昭在人耳目，而立论诡异如此，其他学说之戾，不言可知也。呜呼！平实之论难工，邪衰之言易悦，末俗异趣，文更甚焉。振墉惧夫王氏之矫诬害正，是以不得不辞而辟之，亦亡承先志而已，岂求胜于文辞之末哉？
诋斥尤力。至论篇目之失当，读此书者盖不乏同感，尤于《曾军篇》、《曾军后篇》，觉其末安。运于此，未闻有听说明，不知当时用意果何若也，？郭嵩焘批《湘军志》、《曾军篇》有云：“按湘军之名，创始曾文正公，其后骆文忠用以平蜀，左宗棠用以平浙及闽广，西至甘肃，复新疆万里之地，皆承曾文正公之遗，以湘军为名，是以曾文正公为湘军之大纲。疑此篇当为湘军原始篇，历叙各军分合与其源流本末所以立功之由。以曾军名篇，是谓曾文正公亦统于湘军也。前后叙述，亦与《湘南防守篇》大致无甚区别，于文为复，于所述事实亦为失伦。湘军原始，实由曾文正公，述其原始而后本末分明，未宜混合言之。”又云：“以《湘军志》为名，自应以曾文正公创立湘军为主，不宜特立曾军名目，以使有所专属。如江忠烈、王壮武、萧启江、李忠武及今曾威毅伯，皆别立一军为统帅，功绩又最伟，别为一篇可也，不可以施之曾文正也。”又批《曾军后篇》有云：“贼踞金陵十余年，克复南京自为湘军一大篇目。湘北江西各省，皆标立名目，江南攻战事宜，但名《曾军后篇》，并江南之名亦隐之，显示贬斥之意，似未足以服人。”（均见《湘军志平议》）。其言有当，未可目为阿私曾国藩之论也。又其子焯莹《湘军志平议后叙》有云：“王氏《湘军志》，文句规仿马迁，篇章祖袭《尚书》；其足惑世诬民，盖又有浮于《三国志演义》也。先兵左尝书戒易布政佩绅，以谓壬秋文辞自优美，足可引为师资，或行政治军，一闻壬秋之言，如饮狂药，不可救疗。彼其视诸老先所挟持以为常胜之理与之异趣也宜已，况济以爱憎予夺之私，更乌惜兴心而嫉妒取快于其说乎？……祸之中与人心风俗，讵减于猛兽洪水者？”亦深诋之。郭氏之攻《湘军志》，盖三世焉。
郭振墉辑录《湘军志平议》成，寄示王先谦、冯煦。先谦复书谓：
承示大著《平议》一册，尤深愉快。壬秋此志，湘人咸不谓然，天下皆知，然不明揭其症结所在，则人将以为爱憎毁誉之私，而喜其文笔者，更曲护之，而无能夺其气。犹忆弟衔艰归里时，令伯祖谈及此事，欲以改作见委，卒不果行，盖兵事曲折轻重，非当日身亲目击者不能知其深，事过境迁，化而为文，则人但问其笔墨何如，而兵戈是非无复言之者矣。此所以壬秋志出，君家令伯祖、令祖两公独引憾，而他人视之淡如也。今兄取两公当日书眉所评论纠正百数十条，复以官书私录笺注之，为《湘军志平议》一书，使留心世事者，即事征文，虚实立见，且俾后之人知两公苦心所争得失，乃史千古之公，非湘军偏隅之事也。从此阅王志者，家置一编，以开迷误，则兄绍述之功在天下矣。
亦湘中有名学者不满意《湘军志》，而助郭氏张目者。阅此，知郭嵩焘曾有请先谦改作之议也。先谦盛推《湘军志平议》，《平议》一书要非苟作，特惜其行世时，运未及见，不得闻其对斯之意见与感想何如耳。煦复书谓：
荷手翰并《湘军志平议》一册。此书之纰缪，往闻之曾忠襄“几欲得此老而甘心”，今已论定，则其名已沦于罗刹鬼国。文正当日，凡湘中才俊，无不延揽，而对于此老，则淡泊遇之如此，益服文正之知人，然不料此老之末路顽钝无耻至是也。为之一叹！
将运痛骂一番，似不无过火处。至曾国荃之痛恨《湘军志》，则属实情也。
黎庶昌为曾国藩门下治古文者四大弟子之一（其他为张裕钊、吴汝纶、薛福成三人。黎与薛文学之功，候视张吴稍逊，而兼长经济），对于《湘军志》，却甚为赞赏。其所选辑之《续古文辞类纂》，于叙记类特录《湘军志》之《曾军篇》、《曾军后篇》、《湖北篇》、《水师篇》、《营制篇》为一卷，惟标目不曰《湘军志》而曰《湘军水陆战纪》，评注云：“此书不著作者名氏，盖湘潭举人王运笔也。文质事核，不虚美，不曲讳，其是非颇存咸同朝之真，深合子长叙事意理，近世良史也。大体皆善，今录五篇。”又云：“按壬秋原书，本名《湘军志》，此称《湘军水陆战纪》者，据沪上活字本也。”上海书坊，以活字排印，改题《湘军水陆战纪》之名，殆以避时忌之故欤。庶昌不独赏其文词，且赞以良史，许以真核，所见与郭嵩焘辈大异矣。运此作，以似《史记》自负，庶昌亦正以斯推之，在运尤可云搔着痒处，故对庶昌深有文字相知之感。其与庶昌书有云：
文诚（按：谓丁宝桢也）与运为知己，亦犹曾文正之为运知己。外间但以未得保荐不入幕府疑之，又焉知真知者乎？前年所作诔文，以限于骈体，词甚隐约，传状既非朋友所作，所言止此而已，较之曾文正身后仅有挽联者，已为多矣。然曾文公事业在《湘军志》者，殊炳炳麟麟，而沅甫以为谤书；曷承特采，曷胜感激！三不朽之业，著一毫俗见不得；节下蝉翼轩冕，一意立言，真人豪也。抑尝论之：孔子云有言者不必有德，此是言语之言；不朽立言，是文言之言；未有无德而有功言者。德者、本也，功、用也，言、体也；平生蕴蓄，一望而知；尤愿先生依经以立干耳。运伏处卅年，于诸经稍有发明，惜曾公早逝，未及尽见。
致感之余，并对物论略为辩解，而自示《湘军志》之作，实依经立干，为有德之言焉。其谓曾国藩“事业在《湘军志》者殊炳炳麟麟”，固非无据之饰词，盖《湘军志》之书国藩事，虽间有未甚许可之语气，而国藩之伟大处，忠诚处，实往往可见也。丁曾并论，亦所以自白无诋谤国藩之意（丁文诚诔，佳作也。陈夔龙为丁宝桢侄婿，所著《梦蕉亭杂记》卷二有云：“湖南湘潭王壬秋太史丈……睥睨一世……中兴诸将帅，半系旧人，均敬而远之，独与文诚公臭味相投，申之以婚姻。文诚逝世，大史所作诔文，哀感顽艳；其遒丽处，恐六朝人无此乎笔。”述其与宝桢之相得，良然；至叹美此作，盖亦未为过誉。挽国藩联，文为：“平生以霍子孟张叔大自期，异地不同功，勘定仅传方面略。经学在纪河间阮仪征之上，致身何大早，龙蛇遗憾礼堂书。”雄深超卓，亦其杰构。挽曾诸联，斯为健者，亦颇见其对国藩之认识与理解不同恒流。孙衣言联云：“人间论勋业，但谓如周召虎、唐郭子仪，岂知志在皋夔，别有独居深念事？天下诵文章，殆不愧韩退之、欧阳永叔，却恨老来轼，更无便坐雅谈时。”用意略相近，而骏迈处未逮）。
运撰《湘军志》时对国藩之情绪，可考之于《湘绮楼日记》。戊寅（光绪四年）二月十一日云：“翻曾涤丈文集，见其少时汲汲皇皇，有侠动之志，因思诸葛孔明自比管乐，殊非淡静者，而两人陈义皆以恬淡为宗，盖补其不足耶。”二十一日云：“作《湘军篇》，颇能传曾侯苦心。其夜遂梦曾……”二十七日云：“夜览涤公奏，其在江西时，实悲苦，令人泣下，然其苦乃自寻得，于国事无济，且与渠亦无济，反有损，要不能不敬叹，宜其前夜见梦也。世有精诚，定无间于幽明，感怆久之。彼有此一念，决不入地狱。且吾尝怪其相法当刑死，而竟侯相，亦以此心耿耿，可对君父也。余竟不能有此愚诚。‘闻春风之怒号，则寸心欲碎；见贼船之上驶，则绕屋彷徨。’《出师表》无此沉痛。”二十九日云：“作《胡军篇》。看咏芝奏牍，精神殊胜涤公；有才如此，未竟其用，可叹也！”三月十六日云：“看胡奏稿书札及方略，见庚申年事，忽忽不乐。又看曾奏稿，殊矢忠诚之道。曾不如胡明甚，而名重于胡者，其始于至诚且贤，其后不能掩之也。余初未合观两公集，每右曾而左胡，今乃知胡之不可及，惜交臂失此人也。向非余厚曾薄胡彰著于天下，则今日之论，几何而不疑余之忌盛哉？”十七日云：“欲作《曾军后篇》，连日正不喜曾，乃改撰《水师篇》。”四月十一日云：“作军志。咸丰六年至八年，湖南协济江西军饷银二百九十一万五千两，此左生之功也。左生于江西殊胜曾公。”十二日云：“夜看曾书札，于危苦时不废学，亦可取，而大要为谨守所误，使万民涂炭，犹自以心无愧，则儒者之罪也，似张浚矣。”十四日云：“作军志。叙多功于曾军，使稍生色，亦以对砭其失。军不可惧，孔子以惧教子路，言其轻死耳，非谓行三军当惧也。”十五日云：“作军志。看曾书疏，未尝一日忘惧，似得朱（按：疑应是“宋”字）儒之精矣，而成就不大，何也？”盖于推许之外，兼有不足之意。国藩用兵，最重“扎硬寨，打死仗”，不尚诡谋奇计，而为人力求稳慎，不喜冒险。运固自负权奇郁不得施，对之有不以为然者，加之性好讥评，遂论之如此。撰《湘军志》时之情绪，见于日记者，自可与《湘军志》参阅，然不可过泥，以其日记中多有兴到语、率尔语（且前后不尽一致），著书下笔之际，则较有斟酌，与写日记时之信笔放言，态度上尚颇有谨严与率易之别耳（其四月二十五日日记云：“作军志。看方略、曾奏将毕矣，然叙次殊不及前，以彭杨曾构陈事，三人皆不欲载，有依违也。故修史难：不同时，失实；同时，循情。才学识皆究，仅记其迹耳。”则自谓有固有所瞻顾而不肯深文之处也。又是月二十二日云：“作军志。序田镇战事颇近小说，然未能割爱也。”盖颇以此役战状写得过于历历如绘自疑，而亦不失为佳文）。
曾国荃之围攻南京，李秀成率师驰救，众远过之，以国荃之坚持，卒不得逞而去，自是南京无援，遂成必破之局。此役关系太平天国之存亡甚大，当时曾国藩之奏报，备陈形势之孤危与战事之剧烈，而日记及家书中有“寸心如焚”、“心胆俱碎”等语，想见忧悸之甚，其《金陵湘军陆师昭忠祠记》，亦著其坚苦御敌之状，故此役实国荃所引以自豪者。《湘军志·曾军后篇》叙此云：
同治元年……闰八月，苏、常寇来攻曾国荃军，多发西夷火器相烧击，复穴地袭屯垒，连十昼夜不休。九月，浙江寇复来助攻。国藩急征援兵，皆牵制不得赴。国荃以三万人居围中，城寇与援寇相环伺，士卒死伤劳敝，然罕搏战，率恃炮声相震骇。盖寇将骄佚，亦自重其死，又乌合大众，不知选将，比于初起时衰矣。十月，寇解去……
将国荃此一场大功，写得甚简，若无甚奇特。国荃之斥为谤书，盖于此节尤所忿恚也。郭嵩焘云（见《湘军志平议》）：
李秀成以三十万众，困曾三万人。搏战四十余日，用火药轰炸其营垒，破其地道无数，极古今之恶战。壬秋一意掩没其劳，以数语淡淡了之，真令人气沮。
嵩焘且“气沮”，国荃安得而不大怒乎？王定安承国荃之指而作之《湘军记·围攻金陵下篇》纪此役云：
闰八月，疫犹未已，军士互传染，死者山积……当是时，群医旁午，病者方资休息，而伪忠王李秀成引兵三十万，自苏、常奔至，号六十万，东起方山，西讫板桥镇，连营数百。国荃兵不满三万，贼围之数匝。彭玉麟、杨岳斌水师，皆阻隔不相闻。诸将惩向荣、和春之失，谋溃围就水师，退保芜湖。国藩在安庆，忧之废寝食，飞檄令解围。国荃令于众曰：“贼以全力突围，是其故伎，向公、和公正以退而致挫，今若蹈其覆辙，贼且长驱西上，大局倾覆，何芜湖之能保？夫贼虽众，皆乌合无纪律，且久据吴会，习于骄佚，未尝经大挫，吾正苦其散漫难遍击，今致之来，聚而创之，必狂走，吾乃得专力捣其巢，破之必矣。愿诸君共努力！”诸将诺服。己亥，乃分围师为三，以其二防城贼侵袭，国荃自将其一当援寇。一夕筑小垒无数，障粮道以属之江。贼益番休迭进，蚁附环攻，累箱实土，以作橹。挟西洋开花炮自空下击，所触皆摧。国荃留孱卒守棚，选健者日夜拒战，更代眠食，常以火毯大炮烧贼无算，贼仍抵死弗退，军士伤亡颇众。己酉，部将倪桂节中炮殒。国荃左颊受枪伤，血渍重襟，犹裹创巡营。历半月，贼稍却，而伪堵王黄文金出东坝，攻金宝圩，为李秀成声援。鲍超遣军御之新河庄，为所乘，水师亦困于金柱关。贼焰益张，乃掘地道陷官军垒。国荃屡堵合之，亦时以秽卤倒浸穴中。九月壬子，伪侍王李世贤复自浙江纠众至，合秀成军号八十万。国荃度浙寇新来气盛，诫诸将厚集其阵，暇以待之。贼负板担草士填濠，我军拒濠发炮，贼屡却，仍坚壁不出，相持两昼夜。甲寅乃发万人开壁击之，军士气十倍，呼声动天，当者无不摧靡，一日内破坚垒十三，杀八千人。援贼气夺，乃益凿地埋火药。辛酉，两穴同发，土石飞跃如雨，大营墙坍，贼队猛进，国荃督军士露立墙外，环掷火毯，间有枪炮，贼前者既殪，后者复登，逾三时墙缺复合，杀悍寇数千。群贼乃谋昼息宵攻，轮进以疲我，连营周百里，其近者距官军才二十丈，仍潜开隧道，乘雨夜轰之。国荃令各军掘内濠，翼以外墙，破其地洞七，贼计始窘。十月，国荃度贼力疲，可一战破也，乃诫诸将秣厉以俟。壬午，引军出濠，克十余卡，知贼不任战，军益大出。癸未，李臣典等出东路，曾贞干出西路，彭毓橘、萧孚泗等出南路。甲申，天向曙，臣典烧东路四垒，火光烛天，西南诸贼望见汹惧，弃垒逃。贞干侦三汊河贼宵遁，急引兵趋之，遇逃寇则纵兵要击，追之板桥周村。彭毓橘追至牛首山，王可升搜贼方山西。诸贼在东路者绕南门逸，其在西路者走秣陵关，于是苏浙贼数十万皆遁，金陵围师解严。是役也，李秀成率十三伪王赴援，李世贤继之，杨辅清、黄文金围鲍超于宁国，陈坤书出太平窥金柱关以困水师，悍酋萃一隅，我军几殆惫不振。曾国藩固以进攻金陵为非计，业被围则飞檄调蒋益澧、程学启驰救。益澧在浙，学启在苏，皆有故不得至。国荃孤军居围中，战守四十六日，杀贼五万，我军亦伤亡五千，将士皮肉几尽，军兴来未有如此苦战也。
详叙此役战守之状，写得如火如荼，于国荃尤特为标举，而断以“军兴来未有如此之苦战”，与嵩焘所谓“极古今之恶战”，均以辨正运“罕搏战”等语。研究《湘军记》与《湘军志》之异同，此节最宜留意，盖国荃之属定安撰《湘军记》，斯其最大动机也（定安自叙云：“向张既殒，朱维沦胥。帝曰：‘汝藩作督三吴；汝荃统师，布政于苏。’乃整其旅，电扫风驱。北斫濡须，南巢芜湖。遂捎秣陵，连壁南都。洪酋忄匡慑，乃召其徒。其徒百万，封豕训狐。威毅笞之，如割如屠。忠仆侍颠，弃戈而嘘。乃张九贼，周其四去。两徂寒暑，乃焚厥居。帝嘉乃绩，锡之券书。兄侯弟伯，析圭剖符。紫阁图形，载之典谟。作围攻金陵下篇第九。”盛推国荃下金陵之功，亦着重此役之击退李秀成等援师）。平情论之，运所谓“罕搏战，率持炮声相震骇”，举重若轻，未免太甚，且词涉轻薄，良有召怒之道，定安为国荃竭力铺叙，亦势所必然。惟运之论太平援军方面之弱点，则不尽虚诬，盖太平军已有暮气，亦湘军所由奏绩也。不然，以秀成之智勇能军，将众以临寡，形势上可操必胜之券，何竟不能解金陵之危，使国荃为向荣、和春之续，而逡巡退却，不克再振，坐待天京之沦陷，天国之覆亡乎？虽曰国荃武略优长，湘军善于战守，太平军如无弱点，结果当不若是耳。国藩《金陵军营官绅昭忠祠记》有云：
当诸将屯驻秣陵，向公荣、张公国梁最负众望，其余智者竭谋，勇者殚力，亦岂不切齿图力，思得当以报国？事会未至，究天下之力而无如何。彼六七伪王者，各挟数十万之众，代兴迭盛，横行一时，而上游沿江千里，亦足转输盗粮。及贼势将衰，诸酋次第僵毙，而广封竖，至百余王之多，权分而势益散。长江渐清，贼粮渐匮。厥后楚军围金陵，两载而告克。非前者果拙而后者果工也；时未可为，则圣哲亦终无成，时可为，则事半而功倍也，皆天也。
以湘军之成功，归之于时，归之于天，是国藩识度高卓襟怀宏阔处。虽非专指击退援军之役，与运所论亦不尽同，而其言太平军方面实有弱点之可乘，则与运固无大异也。“贼势将衰”，“比于初起时衰矣”其意义岂不相通耶？国藩此论，若概目为谦让不矜之意，则体会有失矣。故运之说，良有未可抹杀者（郭振墉于嵩焘语之笺注，谓：“寇势未衰于初起也。”而所引证佐，未足以破运说）。定安叙此，亦未便完全不顾，而若仍之，虑于国荃伟烈若有所损，非“持论稍私于曾忠襄”者所宜，于是于国荃鼓励军心语中，叙入“贼虽众，皆乌合无纪律，且久据吴会，习于骄佚”等语（实犹运所谓“寇将骄佚，亦自重其死，又乌合大众，不知选将”也），并著“知贼不任战”语于迭经苦战，“国荃度贼力疲，可一战破也”之后。如此写法，俾太平军之弱点，不为遗漏，而在国荃方面，却又占得地步，不至掩其战绩，亦可谓匠意斡旋，良工心苦矣。吾人于此，不宜滑口读过也。
梁启超《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卜五《清代学者整理旧学之总成绩·三·史学》有云：“其局部的纪事本末之部，最著者有魏默深源之《圣武记》、王壬秋运之《湘军志》等……壬秋文人，缺乏史德，往往以爱憎颠倒事实……要之壬秋此书文采可观，其内容则反不如王定安《湘军记》之翔实也。”扬《湘军记》而抑《湘军志》，其不满《湘军志》处，与陈宝箴所疑相同，运所不肯自承者也。定安之撰《湘军记》，分《粤湘战守篇》、《湖南防御篇》、《规复湖北篇》、《援守江西上篇》、《援守江西下篇》、《规复安徽篇》、《绥辑淮甸篇》、《围攻金陵上篇》、《围攻金陵下篇》、《谋苏篇》、《谋浙篇》、《援广闽篇》、《援川陕篇》、《平黔篇》、《平滇篇》、《平捻篇》、《平回上篇》、《平回下篇》、《戡定西域篇》、《水陆营制篇》，凡二十篇，以体裁论，颇较《湘军志》为完整。国荃光绪十五年己丑叙有云：“今海内安，湘中宿将存者什二三，惧其战迹之轶也，议为一书，与方略相表里，而执笔者传闻异词，乃丐东湖王鼎丞观察定安更为之。鼎丞久从愚兄弟游，谙湘军战事，其所述者，非其所目睹，则其所习闻。书既成，复与湘阴郭筠仙侍郎嵩焘暨下走商订得失。漏者补之，疑者阙之，不为苟同，亦不立异，盖其慎也。”定安自叙有云：“及壮，佐湘乡曾文正公戎幕，从今宫太保威毅伯游者二十余年，湘中魁人巨公什识八九，其它偏裨建勋伐者不可胜数，东南兵事，饫闻而熟睹之久矣。其后宦游天津，稍习淮军将帅，而湘阴左文襄公暨今陕甘总督茶陵谭公、新疆巡抚湘乡刘公，钞录西北战事，累数百卷，先后邮书见畀。最后从云贵总督新宁湘乡两刘公家得其章奏遗稿，于是又稍知滇黔越南轶事。自咸同以来，圣主之忧勤，生灵之涂炭，将帅之功罪，庙谟之深远，上稽方略，下采疆臣奏疏，粲然备具，而故老之流传，将裨幕僚之麈谭，苟得其实，必录焉。其或传闻异辞，疑信参半者，宁从阙疑，非真知灼见，不敢诬也。”又云：“蒙以不才废弃，居彝陵山中，湘中诸君子，书问相勉，而为此作。自光绪十三年三月讫四月，成第一至第五卷，又自十月讫腊月，成第六至第十一卷。明年五月，放棹南游，客新宁刘氏，湘人士敦促，自八月讫九月，成第十二至第十五卷；而余有江南燕齐之行。过长沙，与郭筠仙侍郎商榷得失，携其稿呈威毅伯曾公。又明年三月，余归东湖。六月，至金陵……乃续成五卷，自七月讫九月毕事。阅时几三载，凡历游五省，中间人事牵率，忽作忽辍，其执笔为文，九阅月耳。”国荃因不满《湘军志》而嘱定安改撰之缘起与夫定安撰《湘军记》之经过暨资料，于此可见大凡。盖以《湘军志》为底本，而加以修改与补充，阎运为创作，定安则因其旧而重为编撰（取材《湘军志》处固不鲜），创者每易疏漏，因者易于周密，此亦常理，而资料较富，叙次多较赡备（亦间有失考处），启超称以“翔实”，非无当也。特运之独往独来，少所瞻顾，振笔直书，断制自如，蔚成一家之言，自非定安所逮。而文章之雅健雄奇，使读者感浓厚之兴味，留深刻之印象，恶之者亦叹美不遑，而恚嫉所以益甚焉。世之嗜读《湘军志》者多《湘军记》者少，岂无故哉？（国荃叙《湘军记》，谓“至其叙事简瞻，论断精严，则仰龙门，俯瞰兰台，伯仲于陈志、欧史之间，可谓体大思精，事实而言文者矣。”亦甚赞其文字之工，虽涉过誉，定安要亦能文者，造诣可观，惟难与运抗衡耳。）
沃丘仲子（费行简）《近代名人小传》传运有云：“所为《湘军志》，是非之公，为唐后良史第一，而骄将恶其笔伐，有欲得而甘心者……”则以门人而赞扬本师，亦略同运所谓“此书信奇作，实亦多所伤，有取祸之道……非史官而言人长短，则人尤伤心矣”之旨也。信史之难，自古所叹，运此作，虽可议处甚多，而精气光怪，不可掩遏，实有不朽者存，是在读者之善于别择而已（民国二十五年）。
其谓“庶乎轶承祚睨蔚宗”，盖以《湘军志》与《三国志》、《后汉书》相衡。又《湘绮楼日记》光绪四年戊寅二月二十七日云：“作《湘军篇》，因看前所作者，甚为得意，居然似史公矣；不自料能至此，亦未知有赏音否？”二十八日云：“作《曾军篇》成，共十二页，已得二年军事之大纲矣。甚为得意。”三月十七日云：“撰《军志篇》成，读一过，似《史记》，不似余所作诸图志之文，乃悟《史记》诚一家言，修史者不能学也。《通典》、《通考》乃可学，郑樵《通志》正学之，亦智矣，惜其笔殊不副，然不自作不知之，则余智不如郑久矣。”则又尝以似《史记》自喜。《史记》之超妙处，《湘军志》虽尚难跻及，而运“脱离时代”之说，固可谓非漫自矜夸，以近代人实罕有此种文字也（所云《湘军篇》，盖属稿之初，有此篇名，旋改为《曾军篇》矣。三月十七日所云，按之前文，当指《胡军篇》，后来始改为《湖北篇》者）。
《湘军志》初刻于川，运携版回湘，以湘人之愤怒，乃送版于郭嵩焘销毁。后至川再刻之。《湘绮楼日记》光绪八年壬午正月关于毁版事所记，初七日云：“以外间颇欲议论《湘军志》长短，与书佐卿，属告诸公烧毁之。”十七日云：“锡九来，论《湘军志》版片宜送筠仙。余告之曰：‘吾以直笔非私家所宜，为众掩覆，毁版则可，外人既未出赀属我刻，而来索版，是无礼也。君不宜为众人所使，且置身事外，以免咎尤。此版吾毁愿毁之，又何劳索？’锡九唯唯而去。”廿日云：“遣送《湘军志》版及印刷书与筠仙，并书与之言：‘本宜交镜初，今从权办也。’”其当时在湘迫，于众怒难犯不得不毁版之情形，于此尤可略睹焉。送版及书与郭嵩焘者，盖嵩焘在湘绅中负重望，为反对《湘军志》领袖人物之一也。嵩焘有致陈士杰一书，深斥《湘军志》，可代表反对派之言论。其说云：
“湘军本末，宜有述录，发议自吴南屏，嵩焘实倡行之，曾︱刚一以属之王壬秋。始见其《曾军篇》，于曾文正多刺议，寓书力戒之。去腊自蜀归，其书遂已刊行。沅浦宫保指证其虚诬处，面加诘斥，几动湘人公愤，将其板销毁，然闻蜀人已有翻刻本，贻毒固无穷矣。壬秋文笔高朗，而专喜讥砭。通志局初开，嵩焘力援之，为罗研生所持，言：“若壬秋至，湘人攻击且尽，曷云志也？”其后所修三志，《东安志》板已毁，《桂阳志》亦有纠缪之作，《衡阳志》托名彭雪琴宫保，无敢议者，衡人私论亦皆隐憾之，自王船山先生已遭其讥议，其他可知，要其失不在秉笔而在包修。︱刚踵行其失，鄙心不能无歉然。因沅浦宫保之言，取其书读之，专叙塔忠武、多忠武战功，湘人一皆从略，江忠烈直没其名，至江西始载其以一军赴援，并帮办军务之命亦匿不书。而于李勇毅、杨厚庵则竟诋斥之。张笠臣指为诬善之书，且言：“楚人读之惨伤，天下之人无不爽心快目。”开端数行中，便谓洪寇之盛，实自湖南始，始合围而纵之，又起偏师追而歼之，直以是蔽罪湖南，亦竟不测壬秋之果为何意也。今其势不能不重加修辑，又万不能开局，当由思贤讲舍任之。壬秋高才积学，极谋以讲舍相属，而终见忤如此，所损声名实多。始悟君子成己成人之学，一皆性之德，于人多伤，终亦不能成己。重为壬秋惜之。”
盖纂修《湘军志》一事之发起，旨在表扬湘军功烈，垂乡邦之荣誉，而运任此，自出心裁，成一家之言，于发起纂修之本旨，未甚措意，且其为人，固以知兵自负，好谈大略，少年时颇思赞襄军谋，腾骧政路，而挟策以干曾国藩等，率见谓迂阔之谈，落落寡合，无所藉手，志愿弗克一酬，盖不能无觖望（如与吴大书有云：“运平生志愿，满腹经纶，一不得申，每嗟感遇。”又与左宗棠书有云：“运行天下，见王公大人众矣，皆无能求贤者。涤丈收人材不求人材，节下用人材不求人材，其余皆不足论此。以胡文忠之明果向道，尚不足知人材，何从而收之用之？故今世真能求贤者，运是也；而又在下贱，不与世事，性懒求进，力不能推荐豪杰，以此知天下必不治也。”又与李汉春书有云：“陈伯严来，述尊论，见许为霸才，不胜感激。自来曾胡左丁肃潘阎李诸公，相知者多，其或有许其经济，从无赏其纵横。尝有自挽联云：‘春秋表仅传，正有佳儿学诗礼。纵横志不就，空留高味满江山’盖其自负别有在也。而麾下一见便能道其衰曲，曷名钦佩！”均见其自负才猷迈众，不甘徒为文人）。故对于名震一时功成受赏之将帅，虽多写状甚工处，非于表扬无裨，而笔锋所及，每流露不足之感，或涉讽刺，或近揶揄，间有疏略，亦遗口实，湘人恚嫉，有由来矣。他读者亦颇致疑其不免以爱憎之见影响纪实，固不仅陈宝箴为然也。曾国藩以湘军领袖而居功首，最为群伦所崇仰，《湘军志》于传其苦心义概之外，不乏微词，其弟国荃，论功仅亚国藩，运书其功状，亦不如其意，故国荃甚恶而诘斥之，为王定安继撰《湘军记》之张本。
湘军之兴，郭嵩焘、昆焘兄弟，均参谋议。《湘军志》成，两人阅后，各加批识，以纠辨为多。乙卯（民国四年），昆焘、孙振墉辑录成帙，并加笺注，名曰《湘军志平议》，堪为读《湘军志》者之重要参考书。振墉叙有云：
“曩文正始立营制，先伯祖侍郎公、先祖京卿公，实豫咨议。其后先京卿公，佐湖南抚幕十余年，援师四出，兵饷又皆所手治。尝拟与吴公敏树、罗公汝怀、曹公耀湘等纂《楚军纪事本末》一书，存一代用兵方略。会文正虑近于张功，事以中辍。已而湘潭王壬秋先生运所撰《湘军志》，为文谲奇恣肆，侈论辩而多舛于事实，识者病之。振墉手录先侍郎公暨先京卿公订正是书百数十条，附以笺注，题曰《湘军志平议》。夫前人往矣，当其万折不回，克成大业，要自有常胜之理存，区区战事粗迹，乌足概其平生；然于军谋之奇正，地形之险夷，贼势之强弱，傥见为粗而遗之，亦治国闻者所深耻也……君子之立功也，求信于己而已，而立言者贵有以征信于后。孔子称董狐古之良史，为其直也。若是非之与淆，恩怨之或蔽，虽以迁史之文冠百代，世且目为谤书，他何论焉？”
其以迁史谤书为说，或即因运尝自言似《史记》也。又辛酉（民国十年）跋有云：
湘军开本朝创局，以驯致中兴，王氏挟区区乡曲之私怨而颠倒之，悖矣。考其篇目，始于湖南防守，而江军之援广西阙焉；略兵事之始，成于平捻，而左军之定甘肃、新疆阙焉，没兵事之终；江西既编析为三，而江南安庆不列篇名，以《曾军后篇》统括之，意谓曾文正公功绩第迄于两省而止。即兹荦荦大纲，不免谬误，其书之不足以服人心而彰国论明矣。《传》曰：“心有所好恶，则不得其正。”夫不正由于有好恶，而况好恶之辟之与人异性者欤？余氏肇康云，王志初出，分饷湘人，一时物议沸然，军阀尤愤，王氏将原书次第收回，其亦有不可自坚者邪？朱氏克敬改纂是书，稿佚不传。王氏定安之记，持论稍私于曾忠襄而文又不逮。盖斯志之流行海内久矣，其贻害岂浅哉？窃尝谓是非者天下之公，维皇降衷所固有也，故孟子曰无是非之心非人，盖是非棼泯，起于一念之微，其始不过语言文字之差耳，浸假发于其事，将使东西易位，玄黄变色，而实祸中于国家矣，尚得为衣冠视息之伦乎？夫以咸同之战迹昭昭在人耳目，而立论诡异如此，其他学说之戾，不言可知也。呜呼！平实之论难工，邪衰之言易悦，末俗异趣，文更甚焉。振墉惧夫王氏之矫诬害正，是以不得不辞而辟之，亦亡承先志而已，岂求胜于文辞之末哉？
诋斥尤力。至论篇目之失当，读此书者盖不乏同感，尤于《曾军篇》、《曾军后篇》，觉其末安。运于此，未闻有听说明，不知当时用意果何若也，？郭嵩焘批《湘军志》、《曾军篇》有云：“按湘军之名，创始曾文正公，其后骆文忠用以平蜀，左宗棠用以平浙及闽广，西至甘肃，复新疆万里之地，皆承曾文正公之遗，以湘军为名，是以曾文正公为湘军之大纲。疑此篇当为湘军原始篇，历叙各军分合与其源流本末所以立功之由。以曾军名篇，是谓曾文正公亦统于湘军也。前后叙述，亦与《湘南防守篇》大致无甚区别，于文为复，于所述事实亦为失伦。湘军原始，实由曾文正公，述其原始而后本末分明，未宜混合言之。”又云：“以《湘军志》为名，自应以曾文正公创立湘军为主，不宜特立曾军名目，以使有所专属。如江忠烈、王壮武、萧启江、李忠武及今曾威毅伯，皆别立一军为统帅，功绩又最伟，别为一篇可也，不可以施之曾文正也。”又批《曾军后篇》有云：“贼踞金陵十余年，克复南京自为湘军一大篇目。湘北江西各省，皆标立名目，江南攻战事宜，但名《曾军后篇》，并江南之名亦隐之，显示贬斥之意，似未足以服人。”（均见《湘军志平议》）。其言有当，未可目为阿私曾国藩之论也。又其子焯莹《湘军志平议后叙》有云：“王氏《湘军志》，文句规仿马迁，篇章祖袭《尚书》；其足惑世诬民，盖又有浮于《三国志演义》也。先兵左尝书戒易布政佩绅，以谓壬秋文辞自优美，足可引为师资，或行政治军，一闻壬秋之言，如饮狂药，不可救疗。彼其视诸老先所挟持以为常胜之理与之异趣也宜已，况济以爱憎予夺之私，更乌惜兴心而嫉妒取快于其说乎？……祸之中与人心风俗，讵减于猛兽洪水者？”亦深诋之。郭氏之攻《湘军志》，盖三世焉。
郭振墉辑录《湘军志平议》成，寄示王先谦、冯煦。先谦复书谓：
承示大著《平议》一册，尤深愉快。壬秋此志，湘人咸不谓然，天下皆知，然不明揭其症结所在，则人将以为爱憎毁誉之私，而喜其文笔者，更曲护之，而无能夺其气。犹忆弟衔艰归里时，令伯祖谈及此事，欲以改作见委，卒不果行，盖兵事曲折轻重，非当日身亲目击者不能知其深，事过境迁，化而为文，则人但问其笔墨何如，而兵戈是非无复言之者矣。此所以壬秋志出，君家令伯祖、令祖两公独引憾，而他人视之淡如也。今兄取两公当日书眉所评论纠正百数十条，复以官书私录笺注之，为《湘军志平议》一书，使留心世事者，即事征文，虚实立见，且俾后之人知两公苦心所争得失，乃史千古之公，非湘军偏隅之事也。从此阅王志者，家置一编，以开迷误，则兄绍述之功在天下矣。
亦湘中有名学者不满意《湘军志》，而助郭氏张目者。阅此，知郭嵩焘曾有请先谦改作之议也。先谦盛推《湘军志平议》，《平议》一书要非苟作，特惜其行世时，运未及见，不得闻其对斯之意见与感想何如耳。煦复书谓：
荷手翰并《湘军志平议》一册。此书之纰缪，往闻之曾忠襄“几欲得此老而甘心”，今已论定，则其名已沦于罗刹鬼国。文正当日，凡湘中才俊，无不延揽，而对于此老，则淡泊遇之如此，益服文正之知人，然不料此老之末路顽钝无耻至是也。为之一叹！
将运痛骂一番，似不无过火处。至曾国荃之痛恨《湘军志》，则属实情也。
黎庶昌为曾国藩门下治古文者四大弟子之一（其他为张裕钊、吴汝纶、薛福成三人。黎与薛文学之功，候视张吴稍逊，而兼长经济），对于《湘军志》，却甚为赞赏。其所选辑之《续古文辞类纂》，于叙记类特录《湘军志》之《曾军篇》、《曾军后篇》、《湖北篇》、《水师篇》、《营制篇》为一卷，惟标目不曰《湘军志》而曰《湘军水陆战纪》，评注云：“此书不著作者名氏，盖湘潭举人王运笔也。文质事核，不虚美，不曲讳，其是非颇存咸同朝之真，深合子长叙事意理，近世良史也。大体皆善，今录五篇。”又云：“按壬秋原书，本名《湘军志》，此称《湘军水陆战纪》者，据沪上活字本也。”上海书坊，以活字排印，改题《湘军水陆战纪》之名，殆以避时忌之故欤。庶昌不独赏其文词，且赞以良史，许以真核，所见与郭嵩焘辈大异矣。运此作，以似《史记》自负，庶昌亦正以斯推之，在运尤可云搔着痒处，故对庶昌深有文字相知之感。其与庶昌书有云：
文诚（按：谓丁宝桢也）与运为知己，亦犹曾文正之为运知己。外间但以未得保荐不入幕府疑之，又焉知真知者乎？前年所作诔文，以限于骈体，词甚隐约，传状既非朋友所作，所言止此而已，较之曾文正身后仅有挽联者，已为多矣。然曾文公事业在《湘军志》者，殊炳炳麟麟，而沅甫以为谤书；曷承特采，曷胜感激！三不朽之业，著一毫俗见不得；节下蝉翼轩冕，一意立言，真人豪也。抑尝论之：孔子云有言者不必有德，此是言语之言；不朽立言，是文言之言；未有无德而有功言者。德者、本也，功、用也，言、体也；平生蕴蓄，一望而知；尤愿先生依经以立干耳。运伏处卅年，于诸经稍有发明，惜曾公早逝，未及尽见。
致感之余，并对物论略为辩解，而自示《湘军志》之作，实依经立干，为有德之言焉。其谓曾国藩“事业在《湘军志》者殊炳炳麟麟”，固非无据之饰词，盖《湘军志》之书国藩事，虽间有未甚许可之语气，而国藩之伟大处，忠诚处，实往往可见也。丁曾并论，亦所以自白无诋谤国藩之意（丁文诚诔，佳作也。陈夔龙为丁宝桢侄婿，所著《梦蕉亭杂记》卷二有云：“湖南湘潭王壬秋太史丈……睥睨一世……中兴诸将帅，半系旧人，均敬而远之，独与文诚公臭味相投，申之以婚姻。文诚逝世，大史所作诔文，哀感顽艳；其遒丽处，恐六朝人无此乎笔。”述其与宝桢之相得，良然；至叹美此作，盖亦未为过誉。挽国藩联，文为：“平生以霍子孟张叔大自期，异地不同功，勘定仅传方面略。经学在纪河间阮仪征之上，致身何大早，龙蛇遗憾礼堂书。”雄深超卓，亦其杰构。挽曾诸联，斯为健者，亦颇见其对国藩之认识与理解不同恒流。孙衣言联云：“人间论勋业，但谓如周召虎、唐郭子仪，岂知志在皋夔，别有独居深念事？天下诵文章，殆不愧韩退之、欧阳永叔，却恨老来轼，更无便坐雅谈时。”用意略相近，而骏迈处未逮）。
运撰《湘军志》时对国藩之情绪，可考之于《湘绮楼日记》。戊寅（光绪四年）二月十一日云：“翻曾涤丈文集，见其少时汲汲皇皇，有侠动之志，因思诸葛孔明自比管乐，殊非淡静者，而两人陈义皆以恬淡为宗，盖补其不足耶。”二十一日云：“作《湘军篇》，颇能传曾侯苦心。其夜遂梦曾……”二十七日云：“夜览涤公奏，其在江西时，实悲苦，令人泣下，然其苦乃自寻得，于国事无济，且与渠亦无济，反有损，要不能不敬叹，宜其前夜见梦也。世有精诚，定无间于幽明，感怆久之。彼有此一念，决不入地狱。且吾尝怪其相法当刑死，而竟侯相，亦以此心耿耿，可对君父也。余竟不能有此愚诚。‘闻春风之怒号，则寸心欲碎；见贼船之上驶，则绕屋彷徨。’《出师表》无此沉痛。”二十九日云：“作《胡军篇》。看咏芝奏牍，精神殊胜涤公；有才如此，未竟其用，可叹也！”三月十六日云：“看胡奏稿书札及方略，见庚申年事，忽忽不乐。又看曾奏稿，殊矢忠诚之道。曾不如胡明甚，而名重于胡者，其始于至诚且贤，其后不能掩之也。余初未合观两公集，每右曾而左胡，今乃知胡之不可及，惜交臂失此人也。向非余厚曾薄胡彰著于天下，则今日之论，几何而不疑余之忌盛哉？”十七日云：“欲作《曾军后篇》，连日正不喜曾，乃改撰《水师篇》。”四月十一日云：“作军志。咸丰六年至八年，湖南协济江西军饷银二百九十一万五千两，此左生之功也。左生于江西殊胜曾公。”十二日云：“夜看曾书札，于危苦时不废学，亦可取，而大要为谨守所误，使万民涂炭，犹自以心无愧，则儒者之罪也，似张浚矣。”十四日云：“作军志。叙多功于曾军，使稍生色，亦以对砭其失。军不可惧，孔子以惧教子路，言其轻死耳，非谓行三军当惧也。”十五日云：“作军志。看曾书疏，未尝一日忘惧，似得朱（按：疑应是“宋”字）儒之精矣，而成就不大，何也？”盖于推许之外，兼有不足之意。国藩用兵，最重“扎硬寨，打死仗”，不尚诡谋奇计，而为人力求稳慎，不喜冒险。运固自负权奇郁不得施，对之有不以为然者，加之性好讥评，遂论之如此。撰《湘军志》时之情绪，见于日记者，自可与《湘军志》参阅，然不可过泥，以其日记中多有兴到语、率尔语（且前后不尽一致），著书下笔之际，则较有斟酌，与写日记时之信笔放言，态度上尚颇有谨严与率易之别耳（其四月二十五日日记云：“作军志。看方略、曾奏将毕矣，然叙次殊不及前，以彭杨曾构陈事，三人皆不欲载，有依违也。故修史难：不同时，失实；同时，循情。才学识皆究，仅记其迹耳。”则自谓有固有所瞻顾而不肯深文之处也。又是月二十二日云：“作军志。序田镇战事颇近小说，然未能割爱也。”盖颇以此役战状写得过于历历如绘自疑，而亦不失为佳文）。
曾国荃之围攻南京，李秀成率师驰救，众远过之，以国荃之坚持，卒不得逞而去，自是南京无援，遂成必破之局。此役关系太平天国之存亡甚大，当时曾国藩之奏报，备陈形势之孤危与战事之剧烈，而日记及家书中有“寸心如焚”、“心胆俱碎”等语，想见忧悸之甚，其《金陵湘军陆师昭忠祠记》，亦著其坚苦御敌之状，故此役实国荃所引以自豪者。《湘军志·曾军后篇》叙此云：
同治元年……闰八月，苏、常寇来攻曾国荃军，多发西夷火器相烧击，复穴地袭屯垒，连十昼夜不休。九月，浙江寇复来助攻。国藩急征援兵，皆牵制不得赴。国荃以三万人居围中，城寇与援寇相环伺，士卒死伤劳敝，然罕搏战，率恃炮声相震骇。盖寇将骄佚，亦自重其死，又乌合大众，不知选将，比于初起时衰矣。十月，寇解去……
将国荃此一场大功，写得甚简，若无甚奇特。国荃之斥为谤书，盖于此节尤所忿恚也。郭嵩焘云（见《湘军志平议》）：
李秀成以三十万众，困曾三万人。搏战四十余日，用火药轰炸其营垒，破其地道无数，极古今之恶战。壬秋一意掩没其劳，以数语淡淡了之，真令人气沮。
嵩焘且“气沮”，国荃安得而不大怒乎？王定安承国荃之指而作之《湘军记·围攻金陵下篇》纪此役云：
闰八月，疫犹未已，军士互传染，死者山积……当是时，群医旁午，病者方资休息，而伪忠王李秀成引兵三十万，自苏、常奔至，号六十万，东起方山，西讫板桥镇，连营数百。国荃兵不满三万，贼围之数匝。彭玉麟、杨岳斌水师，皆阻隔不相闻。诸将惩向荣、和春之失，谋溃围就水师，退保芜湖。国藩在安庆，忧之废寝食，飞檄令解围。国荃令于众曰：“贼以全力突围，是其故伎，向公、和公正以退而致挫，今若蹈其覆辙，贼且长驱西上，大局倾覆，何芜湖之能保？夫贼虽众，皆乌合无纪律，且久据吴会，习于骄佚，未尝经大挫，吾正苦其散漫难遍击，今致之来，聚而创之，必狂走，吾乃得专力捣其巢，破之必矣。愿诸君共努力！”诸将诺服。己亥，乃分围师为三，以其二防城贼侵袭，国荃自将其一当援寇。一夕筑小垒无数，障粮道以属之江。贼益番休迭进，蚁附环攻，累箱实土，以作橹。挟西洋开花炮自空下击，所触皆摧。国荃留孱卒守棚，选健者日夜拒战，更代眠食，常以火毯大炮烧贼无算，贼仍抵死弗退，军士伤亡颇众。己酉，部将倪桂节中炮殒。国荃左颊受枪伤，血渍重襟，犹裹创巡营。历半月，贼稍却，而伪堵王黄文金出东坝，攻金宝圩，为李秀成声援。鲍超遣军御之新河庄，为所乘，水师亦困于金柱关。贼焰益张，乃掘地道陷官军垒。国荃屡堵合之，亦时以秽卤倒浸穴中。九月壬子，伪侍王李世贤复自浙江纠众至，合秀成军号八十万。国荃度浙寇新来气盛，诫诸将厚集其阵，暇以待之。贼负板担草士填濠，我军拒濠发炮，贼屡却，仍坚壁不出，相持两昼夜。甲寅乃发万人开壁击之，军士气十倍，呼声动天，当者无不摧靡，一日内破坚垒十三，杀八千人。援贼气夺，乃益凿地埋火药。辛酉，两穴同发，土石飞跃如雨，大营墙坍，贼队猛进，国荃督军士露立墙外，环掷火毯，间有枪炮，贼前者既殪，后者复登，逾三时墙缺复合，杀悍寇数千。群贼乃谋昼息宵攻，轮进以疲我，连营周百里，其近者距官军才二十丈，仍潜开隧道，乘雨夜轰之。国荃令各军掘内濠，翼以外墙，破其地洞七，贼计始窘。十月，国荃度贼力疲，可一战破也，乃诫诸将秣厉以俟。壬午，引军出濠，克十余卡，知贼不任战，军益大出。癸未，李臣典等出东路，曾贞干出西路，彭毓橘、萧孚泗等出南路。甲申，天向曙，臣典烧东路四垒，火光烛天，西南诸贼望见汹惧，弃垒逃。贞干侦三汊河贼宵遁，急引兵趋之，遇逃寇则纵兵要击，追之板桥周村。彭毓橘追至牛首山，王可升搜贼方山西。诸贼在东路者绕南门逸，其在西路者走秣陵关，于是苏浙贼数十万皆遁，金陵围师解严。是役也，李秀成率十三伪王赴援，李世贤继之，杨辅清、黄文金围鲍超于宁国，陈坤书出太平窥金柱关以困水师，悍酋萃一隅，我军几殆惫不振。曾国藩固以进攻金陵为非计，业被围则飞檄调蒋益澧、程学启驰救。益澧在浙，学启在苏，皆有故不得至。国荃孤军居围中，战守四十六日，杀贼五万，我军亦伤亡五千，将士皮肉几尽，军兴来未有如此苦战也。
详叙此役战守之状，写得如火如荼，于国荃尤特为标举，而断以“军兴来未有如此之苦战”，与嵩焘所谓“极古今之恶战”，均以辨正运“罕搏战”等语。研究《湘军记》与《湘军志》之异同，此节最宜留意，盖国荃之属定安撰《湘军记》，斯其最大动机也（定安自叙云：“向张既殒，朱维沦胥。帝曰：‘汝藩作督三吴；汝荃统师，布政于苏。’乃整其旅，电扫风驱。北斫濡须，南巢芜湖。遂捎秣陵，连壁南都。洪酋忄匡慑，乃召其徒。其徒百万，封豕训狐。威毅笞之，如割如屠。忠仆侍颠，弃戈而嘘。乃张九贼，周其四去。两徂寒暑，乃焚厥居。帝嘉乃绩，锡之券书。兄侯弟伯，析圭剖符。紫阁图形，载之典谟。作围攻金陵下篇第九。”盛推国荃下金陵之功，亦着重此役之击退李秀成等援师）。平情论之，运所谓“罕搏战，率持炮声相震骇”，举重若轻，未免太甚，且词涉轻薄，良有召怒之道，定安为国荃竭力铺叙，亦势所必然。惟运之论太平援军方面之弱点，则不尽虚诬，盖太平军已有暮气，亦湘军所由奏绩也。不然，以秀成之智勇能军，将众以临寡，形势上可操必胜之券，何竟不能解金陵之危，使国荃为向荣、和春之续，而逡巡退却，不克再振，坐待天京之沦陷，天国之覆亡乎？虽曰国荃武略优长，湘军善于战守，太平军如无弱点，结果当不若是耳。国藩《金陵军营官绅昭忠祠记》有云：
当诸将屯驻秣陵，向公荣、张公国梁最负众望，其余智者竭谋，勇者殚力，亦岂不切齿图力，思得当以报国？事会未至，究天下之力而无如何。彼六七伪王者，各挟数十万之众，代兴迭盛，横行一时，而上游沿江千里，亦足转输盗粮。及贼势将衰，诸酋次第僵毙，而广封竖，至百余王之多，权分而势益散。长江渐清，贼粮渐匮。厥后楚军围金陵，两载而告克。非前者果拙而后者果工也；时未可为，则圣哲亦终无成，时可为，则事半而功倍也，皆天也。
以湘军之成功，归之于时，归之于天，是国藩识度高卓襟怀宏阔处。虽非专指击退援军之役，与运所论亦不尽同，而其言太平军方面实有弱点之可乘，则与运固无大异也。“贼势将衰”，“比于初起时衰矣”其意义岂不相通耶？国藩此论，若概目为谦让不矜之意，则体会有失矣。故运之说，良有未可抹杀者（郭振墉于嵩焘语之笺注，谓：“寇势未衰于初起也。”而所引证佐，未足以破运说）。定安叙此，亦未便完全不顾，而若仍之，虑于国荃伟烈若有所损，非“持论稍私于曾忠襄”者所宜，于是于国荃鼓励军心语中，叙入“贼虽众，皆乌合无纪律，且久据吴会，习于骄佚”等语（实犹运所谓“寇将骄佚，亦自重其死，又乌合大众，不知选将”也），并著“知贼不任战”语于迭经苦战，“国荃度贼力疲，可一战破也”之后。如此写法，俾太平军之弱点，不为遗漏，而在国荃方面，却又占得地步，不至掩其战绩，亦可谓匠意斡旋，良工心苦矣。吾人于此，不宜滑口读过也。
梁启超《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卜五《清代学者整理旧学之总成绩·三·史学》有云：“其局部的纪事本末之部，最著者有魏默深源之《圣武记》、王壬秋运之《湘军志》等……壬秋文人，缺乏史德，往往以爱憎颠倒事实……要之壬秋此书文采可观，其内容则反不如王定安《湘军记》之翔实也。”扬《湘军记》而抑《湘军志》，其不满《湘军志》处，与陈宝箴所疑相同，运所不肯自承者也。定安之撰《湘军记》，分《粤湘战守篇》、《湖南防御篇》、《规复湖北篇》、《援守江西上篇》、《援守江西下篇》、《规复安徽篇》、《绥辑淮甸篇》、《围攻金陵上篇》、《围攻金陵下篇》、《谋苏篇》、《谋浙篇》、《援广闽篇》、《援川陕篇》、《平黔篇》、《平滇篇》、《平捻篇》、《平回上篇》、《平回下篇》、《戡定西域篇》、《水陆营制篇》，凡二十篇，以体裁论，颇较《湘军志》为完整。国荃光绪十五年己丑叙有云：“今海内安，湘中宿将存者什二三，惧其战迹之轶也，议为一书，与方略相表里，而执笔者传闻异词，乃丐东湖王鼎丞观察定安更为之。鼎丞久从愚兄弟游，谙湘军战事，其所述者，非其所目睹，则其所习闻。书既成，复与湘阴郭筠仙侍郎嵩焘暨下走商订得失。漏者补之，疑者阙之，不为苟同，亦不立异，盖其慎也。”定安自叙有云：“及壮，佐湘乡曾文正公戎幕，从今宫太保威毅伯游者二十余年，湘中魁人巨公什识八九，其它偏裨建勋伐者不可胜数，东南兵事，饫闻而熟睹之久矣。其后宦游天津，稍习淮军将帅，而湘阴左文襄公暨今陕甘总督茶陵谭公、新疆巡抚湘乡刘公，钞录西北战事，累数百卷，先后邮书见畀。最后从云贵总督新宁湘乡两刘公家得其章奏遗稿，于是又稍知滇黔越南轶事。自咸同以来，圣主之忧勤，生灵之涂炭，将帅之功罪，庙谟之深远，上稽方略，下采疆臣奏疏，粲然备具，而故老之流传，将裨幕僚之麈谭，苟得其实，必录焉。其或传闻异辞，疑信参半者，宁从阙疑，非真知灼见，不敢诬也。”又云：“蒙以不才废弃，居彝陵山中，湘中诸君子，书问相勉，而为此作。自光绪十三年三月讫四月，成第一至第五卷，又自十月讫腊月，成第六至第十一卷。明年五月，放棹南游，客新宁刘氏，湘人士敦促，自八月讫九月，成第十二至第十五卷；而余有江南燕齐之行。过长沙，与郭筠仙侍郎商榷得失，携其稿呈威毅伯曾公。又明年三月，余归东湖。六月，至金陵……乃续成五卷，自七月讫九月毕事。阅时几三载，凡历游五省，中间人事牵率，忽作忽辍，其执笔为文，九阅月耳。”国荃因不满《湘军志》而嘱定安改撰之缘起与夫定安撰《湘军记》之经过暨资料，于此可见大凡。盖以《湘军志》为底本，而加以修改与补充，阎运为创作，定安则因其旧而重为编撰（取材《湘军志》处固不鲜），创者每易疏漏，因者易于周密，此亦常理，而资料较富，叙次多较赡备（亦间有失考处），启超称以“翔实”，非无当也。特运之独往独来，少所瞻顾，振笔直书，断制自如，蔚成一家之言，自非定安所逮。而文章之雅健雄奇，使读者感浓厚之兴味，留深刻之印象，恶之者亦叹美不遑，而恚嫉所以益甚焉。世之嗜读《湘军志》者多《湘军记》者少，岂无故哉？（国荃叙《湘军记》，谓“至其叙事简瞻，论断精严，则仰龙门，俯瞰兰台，伯仲于陈志、欧史之间，可谓体大思精，事实而言文者矣。”亦甚赞其文字之工，虽涉过誉，定安要亦能文者，造诣可观，惟难与运抗衡耳。）
沃丘仲子（费行简）《近代名人小传》传运有云：“所为《湘军志》，是非之公，为唐后良史第一，而骄将恶其笔伐，有欲得而甘心者……”则以门人而赞扬本师，亦略同运所谓“此书信奇作，实亦多所伤，有取祸之道……非史官而言人长短，则人尤伤心矣”之旨也。信史之难，自古所叹，运此作，虽可议处甚多，而精气光怪，不可掩遏，实有不朽者存，是在读者之善于别择而已（民国二十五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