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阎运撰《记端华肃顺事》，以白其冤，阎运固尝客肃顺所，有相当之交谊也。考二人之相与，盖自咸丰九年己未，时运年二十八岁。运卒后，其子代功所编述《湘绮府君年谱》卷一纪是年事云：
四月，会试榜发报罢，以京师人文渊薮，定计留京，寓居法源寺。于时名贤毕集，清流谋议，每有会宴，多以法源寺为归。时龙丈臣居户部尚书肃慎公宅，授其子读。李丈篁仙供职户部主事，为肃所重赏。肃公才识开朗，文宗信任之，声势ピ赫，震于一时，思欲延揽英雄，以收物望，一见府君，激赏之。八旗习俗，喜约异姓为兄弟，又欲为府君入赀为郎，府君固未许也。严先生正基闻之，惧府君得祸，手书诲以立身之道，且举柳柳州急于求进，卒因王叔文得罪，困顿以死，言之深切。府君得书感动，假事至济南，作《上征赋》及《济南途中秋兴》诸诗。尹丈杏农耕云赠诗有云：“行藏须早决，容易近中年。”尽叹府君之不遇也。
十一月，李丈篁仙因事入狱，府君闻之悲感，作幽愤诗，又为书致肃裕廷尚书，代叙其愤。
是肃顺延揽运，而运以严正基之言，未久即引去。肃顺之势方盛，炙手可热，正基已虞其将败，则缘政尚峻厉，怨家甚多，尤以戊午科场大狱，佐文宗申国法以救积弊，锐行诛谴，深为朝列所切齿耳。《年谱》同卷咸丰十年庚申云：
三月，复还京师，居法源寺。其时同人居京者，蔡舅与循、郭丈筠仙、龙丈臣、邓丈弥之，黔蜀则莫丈子、赵丈元卿、李丈眉生，€南则刘丈景韩兄弟，江南则尹丈杏农，江西则高丈伯足、许丈仙屏，迭为文酒之会。其后失意四散，子丈述杏农语为诗云：“吾军久摧颓，不尔非全倾。诙哉杏公语，沉痛不忍听。”盖胜游文会，未久而风流云散矣。
四月，曾文正公始授两江总督之命，进驻祁门。府君于八月出京，往祁门视曾……
十月，还长沙。
十一年辛酉云：
是岁七月，文宗显皇帝晏驾热河，郑怡诸王以宗姻受顾命，立皇太子，改元祺祥，请太后同省章奏。府君与曾书，言宜亲贤并用，以辅幼主，恭亲王宜当国，曾宜自请入觐，申明祖制，庶母后不得临朝，则朝委裘而天下治。曾素谨慎，自以功名大盛，恐蹈权臣干政之嫌，得书不报。厥后朝局纷更，遂致变乱，府君每太息痛恨于其言之不用也。
运于咸丰十年回京，或又与肃顺往还，所举迭为文酒之会之同人，不乏与肃顺相善者，肃顺轻满员，而雅重汉人名流也。未几有英法联军之役，继以政变旋作，肃顺坐叛逆被诛，于是同人星散。惟咸丰十年运在京亦为日不多，纵与肃顺气谊相投，非必有甚深之关系耳。民国三年，运应总统袁世凯之招，北上就职国史馆长，有《法源寺留春会宴集序》之作，文云：“法源寺者，故唐悯忠寺也。余以己未赁庑过夏，居及两年。其时夷患初兴，朝议和战，尹杏农主战，郭筠仙主和，而俱为清流，肃裕庭依违和战之间，而号为权臣，余为裕庭知赏，亦善尹郭，而号为肃党。然清议权谋，皆必有集，则多以法源为归。长夏宴游，悲歌薄醉，虽不同荆卿之饮燕市，要不同魏其之睨两宫。盖其时湘军方盛，曾胡犄角，天子忧勤，大臣补苴，犹喜金瓯之无缺也。俄而大沽失机，苏杭并陷，余同郭还湘，肃从西幸，京师被寇，龙髯莫攀，顾命八臣，俱从诛贬。自此东南渐定，号为中兴；余则息影山阿，不闻治乱。中间虽两至辇下，率无久留。垂暮之年，忽有游兴，越以甲寅三月，重谒金台。京国同人，既皆失职，其有事者，又异昔时，怀刺不知所投，认启不知所问。乃访旧迹，犹识寺门，遂请导师，代通鄙志，约以春尽之日，会于寺寮。丁香盛开，诤筵斯启，群英跫至，喜不遐遗，感往欣今，斐然有作，列其佳什，庶继兰亭，亦述所怀，以和友声云尔。”时年八十三矣。回顾五十余年前事，感慨系之，对于肃顺与己之关系，亦自道其梗概焉。至其咸丰十一年致书曾国藩，主张恭亲王奕当国，为国谋兼为肃顺谋，颇中利害。奕以皇叔而有能名，负重望，使肃顺辈礼下之，引与共事，垂帘之局，盖不易成。孝钦之能倾肃顺辈，正由厚结奕，使为己用耳。运怀此，不径向肃顺建议，而言诸曾国藩，亦见其与肃顺关系之非甚密切也。若夫说国藩以自请入觐，申明祖制，以阻太后之临朝，则殊迂阔而远于事情，国藩非卤莽之流，岂肯冒昧出此，自取咎戾耶？
李篁仙为运之友，“湘中五子”之一也，以部曹受肃顺之知遇，竟缘事被肃顺奏劾下狱，故运致书肃顺，代鸣不平。民国三年运为李氏遗诗作序，述所谓“湘中五子”并李氏受知于肃顺暨获咎情事有云：
余故少孤，为叔父所教育，九岁能文，而不喜制举程式，随例肄业城南书院。院长陈先生本钦，名儒也，专攻八比文，礼聘龙先生友夔助校课艺。龙先生熟精四书汇参之学，诸老翰林，如劳罗诸公，皆推服焉。或聚谈讲论，龙先生来，则莫敢先发言。而余与其长子臣交，及武冈二邓子，皆在城南讲舍，李君篁仙亦从其外兄丁果臣居院斋。篁仙早入学补廪生，臣亦举丙午乡试，下第还侍父，居内斋，皆谨饬，独余斥弛好大言，篁仙放诞自喜，余尤与相得，日夕过从，皆喜为诗篇，邓弥之尤工五言，每有作皆五言，不取唐宋歌行旧体，故号为学古。其时人不知古诗派别，见五言则号为汉魏，故篁仙以当时酬唱多者目标为“湘中五子”。后以告曾涤丈，罗罗山睡中闻之，惊问曰：“有《近思录》耶？”时道学未衰，故恶五子名云。然篁仙实先工科举学，八比试帖大卷皆甲于四子；由辛亥乡举应丙辰殿试，卷在进呈十本中，翰林资也。及朝考，误点注，乃置三等，用主事，分户部，以此傺，遂懒散不乐曹司趋走，然以才名见重徐侍郎树铭，因见赏于本部尚书肃顺，部事辄咨之。户部亟理财，设官银号凡五，各识以宇记，因曰五宇。官吏因缘亏空，肃尚书治之，设核对处，以篁仙会王郎中正谊办理。银号欠款，当缴银钱，而辇当十钱抵偿，主者不肯收，辇者委堂下径去。篁仙日趋公，数数见之，漫问曰：“此钱胡为露积庭下？将破坏矣！”吏具言缴款不收故，则曰：“不收，可令更将去。”吏辄应曰：“诺。”即呼辇者还其故号。及大治亏空，王郎中以徇纵当送狱待讯。尚书赵公思救之，从容曰：“下狱太重；即如李主事，亦当下狱耶！”意以肃善李，必可宽也。肃骤见抵，因发怒曰：“皆奏交刑部！”而篁仙入狱。案未结，有夷变，又纵出之。既和，复囚之。改元，不得赦。及诛肃顺，大治肃党，大臣坐罪者相望，篁仙乃以为肃所陷，赦复官。盖在部五年，而在狱两年。
观李氏之事，亦颇见肃顺之铁面无私，不事阿徇。李本被指目为肃党者，乃反于大治肃党时邀赦而复官，斯亦可云趣事。
醒醉生（汪康年）《庄谐选录》卷三云：“湖南李篁仙（名榕）、严六皆（名咸，溆浦人）、黄瀚仙、邓弥之、邓保之及王某，为肃门湖南六子，肃败，六子尚在都城。已而李以铸钱事被捕治，余五人始惧，相率仓皇南旋。”所谓王某，即指运。如所云，“肃门湖南六子”中，其四为“湘中五子”之李王二邓四子焉。其言肃败王尚在都城，闻李被捕治，五人乃相率而去云云，实误。尤舛者，谓李篁仙名榕，李榕固另有其人也。李篁仙，名寿蓉，湖南长沙人，官至安徽道员；李申甫，名榕，四川剑州（今剑阁县）人，尝为曾国藩幕客，官至湖南布政使。二李虽同时之人，岂可混而为一乎？
运辛未（同治十年）三月至京，应会试后，曾存问肃顺家，颇恋恋有故人意。《年谱》中未载其事，《湘绮楼日记》则于此略有所记，七月事也。摘录如次：
六日……海岸来，翰仙继至，同车入城，至二龙坑劈柴胡同，见豫庭二儿：一曰征善，出继故郑王端华；二曰承善，年十八，甚英发。园亭荒芜，竹树犹茂，台倾池平，为之怅然。
八日……故郑王子征善来。余本约豫庭子承善来（字智甫，又云禹阶。其弟同善，字禹襄，独与母出居于外，盖豫庭二妾不和也），而以无衣冠不能至。旗人仍习气，讲排场，不能变也。谈久之，无策可振之。宗室禁严如此，亦定制之未善耶！
是月十五日，运即出京，盖临行之前，加以存问，念旧有心，而有爱莫能助之感。忆曾闻人言：运此次至京，托名会试，实专为访问肃顺后嗣，厚予资助。殆不尽然。居京数月，将行始诣访，苟专为此事而北上，当不如是耳。《年谱》卷二是年云：
正月，府君居衡，已七年，专事撰述，无出游之意。常丈仪庵以为非习劳之义。去岁闻常丈病卒，追其感意，故复为北游。
三月三日至京师，寓黄丈晓岱宅。府君初不欲会试，适值试期，亦不欲示异，遂入试。
谓北游旨在习劳，适值试期，姑与试焉；试期早著功令，相值无乃太巧乎？《日记》四月四日，闻未获售，谓：“余来本不为试事，而勉赴试期。”以下颇作悔艾之语，似其时名心犹未能尽忘也。
《清史稿》运传，多用沃丘仲子（费行简，运门人也）《近代名人小传》传运语，其云“咸丰三年举人……初馆山东巡抚崇恩，入都就尚书肃顺聘。肃顺奉之若师保，军事多咨而后行。左宗棠之狱，运实解之”，本诸《小传》所云“咸丰癸丑举人，以贫就食四方，尝馆山东巡抚崇恩、大学士肃顺所。顺奏之若师保，军事多以咨之。左宗棠之狱，因以得解”也。肃顺纵激赏运，何至便“奉之若师保”？在费氏之作《小传》，推美本师，或过其质，犹可说也；正中甄采，自宜加慎。运系于咸丰七年丁巳中本省补行壬子（咸丰二年）乙卯（咸丰五年）并科举人。《年谱》卷一是年云：
时江西军务紧急，曾文正公督办军务，江南大营亦于去年失陷，金陵贼酋内乱，唯湖南稍得休息，朝议补行壬子乙卯两科乡试，放考官举行科场事。或以告府君宜及期应试者，府君见沿途寇盗充斥，度考官必不能至，辄漫应之。已而闻先祖妣言，乃驰至省城录科，遂入试。是岁领乡荐，中式第五名举人。座主为杨君泗荪、钱君桂森，房考官为鲍君聪。
其为是年中举，自无疑义。若咸丰三年癸丑，则并无乡试，运岂能为是年举人乎？（又，运似亦未尝馆崇恩；《年谱》卷一载其咸丰九年冬十年春间客山东巡抚文煜所，《湘绮楼丈集》中有《珍珠泉铭》，即作于十年春在山东巡抚署时，《年谱》亦及之。）未言曾馆崇恩，费氏殆以前后任而误记，《清史稿》均未考而援用耳（崇恩为文煜之前任）。肃顺于咸丰十年十二月以户部尚书协办大学士，运已先于八月往祁门，旋回湘，且肃顺迄被诛未晋正揆，《小传》言“馆大学士肃顺所”，亦稍未谛；《清史稿》作“就尚书肃顺聘”，较合。
至关于左宗棠之狱，肃顺从中为力，俾其得免罹祸，薛福成所谓“肃顺推眼楚贤”也。福成《庸庵笔记》卷一言此云：
……是时粤贼势甚张，而讨贼将帅之有功者，皆在湖南……惟肃顺知之已深，颇能倾心推服，平时与座客谈论，常心折曾文正公之识量，胡文忠公之才略。苏常既陷，何桂清以弃城获咎，文宗欲用胡公总督两江，肃顺曰：“胡林翼在湖北措注尽善，未可挪动，不如用曾国藩督两江，则上下游俱得人矣。”上曰：“善。”遂如其议，卒有成功。左文襄之在湖南巡抚幕府也，已革永州镇樊燮控之都察院，而官文恭公督湖广，复严劾之，廷旨敕下文恭密查，如左宗棠果有不法情事，可即就地正法。肃顺告其幕客湖口高心夔碧湄，心夔告衡阳王运壬秋，运告翰林院编修郭嵩焘筠仙。郭公固与左公同县，又素佩其经济，倾倒备至，闻之大惊，遣运往求救于肃顺。肃顺曰：“必俟内外臣工有疏保荐，余方能启齿。”郭公方与京卿潘公祖荫同值南书房，乃浼潘公疏荐文襄，而胡文忠公上《敬举贤才力图补救》一疏，亦荐文襄才可大用，有“名满天下，谤亦随之”之语。上果问肃顺曰：“方今天下多事，左宗棠果长军旅，自当弃瑕录用。”肃顺奏曰：“闻左宗棠在湖南巡抚骆秉章幕中，赞画军谋，迭著成效，骆秉章之功皆其功也。人才难得，自当爱惜。请再密寄官文，录中外保荐各疏，令其察酌情形办理。”从之。官公知朝廷意要用文襄，遂与僚属别商具奏结案，而文襄竟未对簿，俄而曾文正公奏荐，文襄以四品京堂襄办军务，勋望遂日隆焉。此说余闻之高碧湄，未知确否。碧湄与壬秋皆尝在肃顺家教其子者也。
所述闻诸高心夔（又字伯足）者若是，盖宗棠之狱得解，甚赖肃顺等，运亦颇有劳于其间；而曾国藩之督两江，亦出肃顺推荐。（运湘潭人，福成曰衡阳者，盖因自避家讳之故，而书其旧籍。）此外更有传说肃顺之荐国藩由于运向之推举者，运言其诬。《湘绮楼日记》光绪五年乙卯二月七日云：“季怀问曾涤丈督两江，为余荐之于肃裕庭；又言六云身价三千金，皆了无其事，何世人之好刻画无盐也！”时运充尊经书院院长，季怀即薛福成之弟福保，为川督丁宝桢幕客，同在成都。六云为运之妾（民国二十五年）。
四月，会试榜发报罢，以京师人文渊薮，定计留京，寓居法源寺。于时名贤毕集，清流谋议，每有会宴，多以法源寺为归。时龙丈臣居户部尚书肃慎公宅，授其子读。李丈篁仙供职户部主事，为肃所重赏。肃公才识开朗，文宗信任之，声势ピ赫，震于一时，思欲延揽英雄，以收物望，一见府君，激赏之。八旗习俗，喜约异姓为兄弟，又欲为府君入赀为郎，府君固未许也。严先生正基闻之，惧府君得祸，手书诲以立身之道，且举柳柳州急于求进，卒因王叔文得罪，困顿以死，言之深切。府君得书感动，假事至济南，作《上征赋》及《济南途中秋兴》诸诗。尹丈杏农耕云赠诗有云：“行藏须早决，容易近中年。”尽叹府君之不遇也。
十一月，李丈篁仙因事入狱，府君闻之悲感，作幽愤诗，又为书致肃裕廷尚书，代叙其愤。
是肃顺延揽运，而运以严正基之言，未久即引去。肃顺之势方盛，炙手可热，正基已虞其将败，则缘政尚峻厉，怨家甚多，尤以戊午科场大狱，佐文宗申国法以救积弊，锐行诛谴，深为朝列所切齿耳。《年谱》同卷咸丰十年庚申云：
三月，复还京师，居法源寺。其时同人居京者，蔡舅与循、郭丈筠仙、龙丈臣、邓丈弥之，黔蜀则莫丈子、赵丈元卿、李丈眉生，€南则刘丈景韩兄弟，江南则尹丈杏农，江西则高丈伯足、许丈仙屏，迭为文酒之会。其后失意四散，子丈述杏农语为诗云：“吾军久摧颓，不尔非全倾。诙哉杏公语，沉痛不忍听。”盖胜游文会，未久而风流云散矣。
四月，曾文正公始授两江总督之命，进驻祁门。府君于八月出京，往祁门视曾……
十月，还长沙。
十一年辛酉云：
是岁七月，文宗显皇帝晏驾热河，郑怡诸王以宗姻受顾命，立皇太子，改元祺祥，请太后同省章奏。府君与曾书，言宜亲贤并用，以辅幼主，恭亲王宜当国，曾宜自请入觐，申明祖制，庶母后不得临朝，则朝委裘而天下治。曾素谨慎，自以功名大盛，恐蹈权臣干政之嫌，得书不报。厥后朝局纷更，遂致变乱，府君每太息痛恨于其言之不用也。
运于咸丰十年回京，或又与肃顺往还，所举迭为文酒之会之同人，不乏与肃顺相善者，肃顺轻满员，而雅重汉人名流也。未几有英法联军之役，继以政变旋作，肃顺坐叛逆被诛，于是同人星散。惟咸丰十年运在京亦为日不多，纵与肃顺气谊相投，非必有甚深之关系耳。民国三年，运应总统袁世凯之招，北上就职国史馆长，有《法源寺留春会宴集序》之作，文云：“法源寺者，故唐悯忠寺也。余以己未赁庑过夏，居及两年。其时夷患初兴，朝议和战，尹杏农主战，郭筠仙主和，而俱为清流，肃裕庭依违和战之间，而号为权臣，余为裕庭知赏，亦善尹郭，而号为肃党。然清议权谋，皆必有集，则多以法源为归。长夏宴游，悲歌薄醉，虽不同荆卿之饮燕市，要不同魏其之睨两宫。盖其时湘军方盛，曾胡犄角，天子忧勤，大臣补苴，犹喜金瓯之无缺也。俄而大沽失机，苏杭并陷，余同郭还湘，肃从西幸，京师被寇，龙髯莫攀，顾命八臣，俱从诛贬。自此东南渐定，号为中兴；余则息影山阿，不闻治乱。中间虽两至辇下，率无久留。垂暮之年，忽有游兴，越以甲寅三月，重谒金台。京国同人，既皆失职，其有事者，又异昔时，怀刺不知所投，认启不知所问。乃访旧迹，犹识寺门，遂请导师，代通鄙志，约以春尽之日，会于寺寮。丁香盛开，诤筵斯启，群英跫至，喜不遐遗，感往欣今，斐然有作，列其佳什，庶继兰亭，亦述所怀，以和友声云尔。”时年八十三矣。回顾五十余年前事，感慨系之，对于肃顺与己之关系，亦自道其梗概焉。至其咸丰十一年致书曾国藩，主张恭亲王奕当国，为国谋兼为肃顺谋，颇中利害。奕以皇叔而有能名，负重望，使肃顺辈礼下之，引与共事，垂帘之局，盖不易成。孝钦之能倾肃顺辈，正由厚结奕，使为己用耳。运怀此，不径向肃顺建议，而言诸曾国藩，亦见其与肃顺关系之非甚密切也。若夫说国藩以自请入觐，申明祖制，以阻太后之临朝，则殊迂阔而远于事情，国藩非卤莽之流，岂肯冒昧出此，自取咎戾耶？
李篁仙为运之友，“湘中五子”之一也，以部曹受肃顺之知遇，竟缘事被肃顺奏劾下狱，故运致书肃顺，代鸣不平。民国三年运为李氏遗诗作序，述所谓“湘中五子”并李氏受知于肃顺暨获咎情事有云：
余故少孤，为叔父所教育，九岁能文，而不喜制举程式，随例肄业城南书院。院长陈先生本钦，名儒也，专攻八比文，礼聘龙先生友夔助校课艺。龙先生熟精四书汇参之学，诸老翰林，如劳罗诸公，皆推服焉。或聚谈讲论，龙先生来，则莫敢先发言。而余与其长子臣交，及武冈二邓子，皆在城南讲舍，李君篁仙亦从其外兄丁果臣居院斋。篁仙早入学补廪生，臣亦举丙午乡试，下第还侍父，居内斋，皆谨饬，独余斥弛好大言，篁仙放诞自喜，余尤与相得，日夕过从，皆喜为诗篇，邓弥之尤工五言，每有作皆五言，不取唐宋歌行旧体，故号为学古。其时人不知古诗派别，见五言则号为汉魏，故篁仙以当时酬唱多者目标为“湘中五子”。后以告曾涤丈，罗罗山睡中闻之，惊问曰：“有《近思录》耶？”时道学未衰，故恶五子名云。然篁仙实先工科举学，八比试帖大卷皆甲于四子；由辛亥乡举应丙辰殿试，卷在进呈十本中，翰林资也。及朝考，误点注，乃置三等，用主事，分户部，以此傺，遂懒散不乐曹司趋走，然以才名见重徐侍郎树铭，因见赏于本部尚书肃顺，部事辄咨之。户部亟理财，设官银号凡五，各识以宇记，因曰五宇。官吏因缘亏空，肃尚书治之，设核对处，以篁仙会王郎中正谊办理。银号欠款，当缴银钱，而辇当十钱抵偿，主者不肯收，辇者委堂下径去。篁仙日趋公，数数见之，漫问曰：“此钱胡为露积庭下？将破坏矣！”吏具言缴款不收故，则曰：“不收，可令更将去。”吏辄应曰：“诺。”即呼辇者还其故号。及大治亏空，王郎中以徇纵当送狱待讯。尚书赵公思救之，从容曰：“下狱太重；即如李主事，亦当下狱耶！”意以肃善李，必可宽也。肃骤见抵，因发怒曰：“皆奏交刑部！”而篁仙入狱。案未结，有夷变，又纵出之。既和，复囚之。改元，不得赦。及诛肃顺，大治肃党，大臣坐罪者相望，篁仙乃以为肃所陷，赦复官。盖在部五年，而在狱两年。
观李氏之事，亦颇见肃顺之铁面无私，不事阿徇。李本被指目为肃党者，乃反于大治肃党时邀赦而复官，斯亦可云趣事。
醒醉生（汪康年）《庄谐选录》卷三云：“湖南李篁仙（名榕）、严六皆（名咸，溆浦人）、黄瀚仙、邓弥之、邓保之及王某，为肃门湖南六子，肃败，六子尚在都城。已而李以铸钱事被捕治，余五人始惧，相率仓皇南旋。”所谓王某，即指运。如所云，“肃门湖南六子”中，其四为“湘中五子”之李王二邓四子焉。其言肃败王尚在都城，闻李被捕治，五人乃相率而去云云，实误。尤舛者，谓李篁仙名榕，李榕固另有其人也。李篁仙，名寿蓉，湖南长沙人，官至安徽道员；李申甫，名榕，四川剑州（今剑阁县）人，尝为曾国藩幕客，官至湖南布政使。二李虽同时之人，岂可混而为一乎？
运辛未（同治十年）三月至京，应会试后，曾存问肃顺家，颇恋恋有故人意。《年谱》中未载其事，《湘绮楼日记》则于此略有所记，七月事也。摘录如次：
六日……海岸来，翰仙继至，同车入城，至二龙坑劈柴胡同，见豫庭二儿：一曰征善，出继故郑王端华；二曰承善，年十八，甚英发。园亭荒芜，竹树犹茂，台倾池平，为之怅然。
八日……故郑王子征善来。余本约豫庭子承善来（字智甫，又云禹阶。其弟同善，字禹襄，独与母出居于外，盖豫庭二妾不和也），而以无衣冠不能至。旗人仍习气，讲排场，不能变也。谈久之，无策可振之。宗室禁严如此，亦定制之未善耶！
是月十五日，运即出京，盖临行之前，加以存问，念旧有心，而有爱莫能助之感。忆曾闻人言：运此次至京，托名会试，实专为访问肃顺后嗣，厚予资助。殆不尽然。居京数月，将行始诣访，苟专为此事而北上，当不如是耳。《年谱》卷二是年云：
正月，府君居衡，已七年，专事撰述，无出游之意。常丈仪庵以为非习劳之义。去岁闻常丈病卒，追其感意，故复为北游。
三月三日至京师，寓黄丈晓岱宅。府君初不欲会试，适值试期，亦不欲示异，遂入试。
谓北游旨在习劳，适值试期，姑与试焉；试期早著功令，相值无乃太巧乎？《日记》四月四日，闻未获售，谓：“余来本不为试事，而勉赴试期。”以下颇作悔艾之语，似其时名心犹未能尽忘也。
《清史稿》运传，多用沃丘仲子（费行简，运门人也）《近代名人小传》传运语，其云“咸丰三年举人……初馆山东巡抚崇恩，入都就尚书肃顺聘。肃顺奉之若师保，军事多咨而后行。左宗棠之狱，运实解之”，本诸《小传》所云“咸丰癸丑举人，以贫就食四方，尝馆山东巡抚崇恩、大学士肃顺所。顺奏之若师保，军事多以咨之。左宗棠之狱，因以得解”也。肃顺纵激赏运，何至便“奉之若师保”？在费氏之作《小传》，推美本师，或过其质，犹可说也；正中甄采，自宜加慎。运系于咸丰七年丁巳中本省补行壬子（咸丰二年）乙卯（咸丰五年）并科举人。《年谱》卷一是年云：
时江西军务紧急，曾文正公督办军务，江南大营亦于去年失陷，金陵贼酋内乱，唯湖南稍得休息，朝议补行壬子乙卯两科乡试，放考官举行科场事。或以告府君宜及期应试者，府君见沿途寇盗充斥，度考官必不能至，辄漫应之。已而闻先祖妣言，乃驰至省城录科，遂入试。是岁领乡荐，中式第五名举人。座主为杨君泗荪、钱君桂森，房考官为鲍君聪。
其为是年中举，自无疑义。若咸丰三年癸丑，则并无乡试，运岂能为是年举人乎？（又，运似亦未尝馆崇恩；《年谱》卷一载其咸丰九年冬十年春间客山东巡抚文煜所，《湘绮楼丈集》中有《珍珠泉铭》，即作于十年春在山东巡抚署时，《年谱》亦及之。）未言曾馆崇恩，费氏殆以前后任而误记，《清史稿》均未考而援用耳（崇恩为文煜之前任）。肃顺于咸丰十年十二月以户部尚书协办大学士，运已先于八月往祁门，旋回湘，且肃顺迄被诛未晋正揆，《小传》言“馆大学士肃顺所”，亦稍未谛；《清史稿》作“就尚书肃顺聘”，较合。
至关于左宗棠之狱，肃顺从中为力，俾其得免罹祸，薛福成所谓“肃顺推眼楚贤”也。福成《庸庵笔记》卷一言此云：
……是时粤贼势甚张，而讨贼将帅之有功者，皆在湖南……惟肃顺知之已深，颇能倾心推服，平时与座客谈论，常心折曾文正公之识量，胡文忠公之才略。苏常既陷，何桂清以弃城获咎，文宗欲用胡公总督两江，肃顺曰：“胡林翼在湖北措注尽善，未可挪动，不如用曾国藩督两江，则上下游俱得人矣。”上曰：“善。”遂如其议，卒有成功。左文襄之在湖南巡抚幕府也，已革永州镇樊燮控之都察院，而官文恭公督湖广，复严劾之，廷旨敕下文恭密查，如左宗棠果有不法情事，可即就地正法。肃顺告其幕客湖口高心夔碧湄，心夔告衡阳王运壬秋，运告翰林院编修郭嵩焘筠仙。郭公固与左公同县，又素佩其经济，倾倒备至，闻之大惊，遣运往求救于肃顺。肃顺曰：“必俟内外臣工有疏保荐，余方能启齿。”郭公方与京卿潘公祖荫同值南书房，乃浼潘公疏荐文襄，而胡文忠公上《敬举贤才力图补救》一疏，亦荐文襄才可大用，有“名满天下，谤亦随之”之语。上果问肃顺曰：“方今天下多事，左宗棠果长军旅，自当弃瑕录用。”肃顺奏曰：“闻左宗棠在湖南巡抚骆秉章幕中，赞画军谋，迭著成效，骆秉章之功皆其功也。人才难得，自当爱惜。请再密寄官文，录中外保荐各疏，令其察酌情形办理。”从之。官公知朝廷意要用文襄，遂与僚属别商具奏结案，而文襄竟未对簿，俄而曾文正公奏荐，文襄以四品京堂襄办军务，勋望遂日隆焉。此说余闻之高碧湄，未知确否。碧湄与壬秋皆尝在肃顺家教其子者也。
所述闻诸高心夔（又字伯足）者若是，盖宗棠之狱得解，甚赖肃顺等，运亦颇有劳于其间；而曾国藩之督两江，亦出肃顺推荐。（运湘潭人，福成曰衡阳者，盖因自避家讳之故，而书其旧籍。）此外更有传说肃顺之荐国藩由于运向之推举者，运言其诬。《湘绮楼日记》光绪五年乙卯二月七日云：“季怀问曾涤丈督两江，为余荐之于肃裕庭；又言六云身价三千金，皆了无其事，何世人之好刻画无盐也！”时运充尊经书院院长，季怀即薛福成之弟福保，为川督丁宝桢幕客，同在成都。六云为运之妾（民国二十五年）。